阿瑟·詹姆斯·贝尔福，第一代贝尔福伯爵，KG，OM，PC，DL（英语：Arthur James Balfour，1st Earl of Balfour，1848年－1930年）英国首相中哲学家，索尔兹伯里侯爵首相的外甥和政治继承人，被同僚称为即使生活在马基雅弗利时代也能游刃有余的政治家。少年时代因爱人早逝而终身不婚，1902年至1905年出任首相，任内其政府因关税改革议题而陷入分裂，但他却跳出了政党圈子。一战中任海军大臣和外交大臣，后又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因为在爱尔兰事务大臣任内血腥镇压爱尔兰独立运动，被称为“血腥的贝尔福”。1917年11月2日颁布了《贝尔福宣言》，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家园的计划。1922年被封为第一代贝尔福伯爵。

巴尔福刚刚接替索尔兹伯里侯爵就任首相，他正在听年长的罗斯伯里伯爵的忠告；“千万不要忘记了，亚瑟，这座花园属于唐宁街10号，与11号毫不相关。”这就是罗斯伯里的特点，他竟会提出这样一个毫不相关的特权问题。可是，巴尔福在这样的时刻是不可能有心思考虑这个问题的。尽管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教养相同，然而，他两人却有不同的气质。年纪轻轻的巴尔福，经历比较充沛，也比较现实。

他是一个苏格兰贵族，生于1848年7月25日，他的父亲詹姆斯·梅特兰·巴尔福是一位富裕的地主，他的母亲是布兰奇·盖斯科因---塞西尔，因此，他是令人敬畏的保守党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外甥。巴尔福有一万英亩的地产，在福思湾的南岸，罗斯伯里的庄园以东几英里处。和罗斯伯里一样，他先上伊顿公学，然后再到剑桥大学，他在那里学习哲学和自然科学。他没精打采，萎靡不振的外表与他的美学兴趣结合起来使人觉得他是个柔弱的人，这样的人当时被称为“颓废派”。但另一方面，巴尔福热心于草地网球，后来又迷上了高尔夫球。实际上，人们对“漂亮的范尼”----这是他的绰号----普遍存在误解；时间很快就表明这一点：他柔中寓刚。

他被梅·利特尔顿的妩媚所吸引，也许他已爱上了她，就像她似乎爱上他一样。当这位姑娘于1875年死于伤寒后，他在伦敦街头徘徊了几个小时，请求将属于他母亲的一枚戒指放到她棺材里。在他的一生中，他都与梅的妹妹拉维尼娅以及她的丈夫一起纪念梅的去世。尽管后来他也结交了一些女性，而且与其中一位的关系无疑是十分热烈的，然后，他却从未表现出丝毫想结婚的愿望。

他是一个不寻常的家庭中的一员，他的哥哥尤斯塔斯是个相当有名的建筑师，因宴饮无度而死；他的弟弟弗兰克（巴尔福认为弗兰克是家族中最有才华的人）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1882年登山时丧生。另一个弟弟因为伪造支票而被放逐到澳大利亚。

作为议员之子（他父亲在他6岁时去世，留给他一笔价值400万英镑的财富的大部分），巴尔福自然应当成为一名议员；作为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外甥，他的选区应该是哈福德。1874年，他当选为议员，当时他26岁。他起初并不急于在议会发表演说，后来他终于发言了。但头几次讲话没有什么效果。他曾陪同他的舅舅索尔兹伯里出息柏林会议，在那里遇到俾斯麦，俾斯麦问他是否是《先人录》中所提及的伯利的巴尔福的后裔（他不是）。

他是被誉为“第四党”的四个年轻保守党议员（他们在伦道夫·丘吉尔勋爵领导下使政府感到头痛）最不活跃的一个。正如他的一位同时期的人所说，“他是第四党的一位好同志，但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获取更为持久的荣誉。”

当政治失去吸引力之时，他便以伦敦社交界的乐趣来聊以自慰，他结识了其中一些服饰华丽，才气横溢的绅士和淑女。当时，伦敦市有智之士云集之地，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他成为其舅父索尔兹伯里的私人秘书；他在次年出版《哲学质疑辩》一书，书的题目似乎传达了此人的本质：含糊其辞、怀疑一切----一个浅薄的涉猎者。然而，在巴尔福身上除了多疑外，还有其他的东西。“他在我看来有一副铁石心肠”（内维尔·张伯伦）。“要是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那种错综复杂的阴谋之中，他就无需研究马基雅维利了”（温斯顿·丘吉尔）。第一个评语是不公正的，第二个却不然。

1887年，在他在议会中呆了13年以后，他的舅舅任命他为爱尔兰总督，当时爱尔兰正在经历其周期性混乱阶段之一。最初，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对让这个“客厅里的装饰品”来设法处理他们本地的恐怖主义感到好笑。但不久，他们就开始抱怨“残忍的巴尔福”的所作所为了。他严厉的，而且有效的解决了犯罪问题；他提出了改善经济状况的措施。他敢作敢为，毫无恐惧之心，在这之前，很少有人听说过他；他就名声大振了。他认为爱尔兰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英国人心肠太软。”他知道了一项强制和仁慈并用的政策，有好多年，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似乎已被他扼杀了。他在爱尔兰工作结束以后，便前往德国拜罗伊特参加那里的音乐节。

在下院中，他逐渐成为一位令人胆怯的、技巧娴熟的辩论家。他以十分怀疑的态度看待当代政治中的各种趋向：“民主”、即全民参政，正在造就这样一种人：他们是政治家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他们是职业政治家，他们无可避免的政治活动视为促进其职业利益的一种方法。上院的威望正在下降（下院也一样），它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减缓时代潮流的冲击了。毫无疑问，要取消上院将是极为容易的，可是，要用一杆较受尊重、因而也较为有效的机构取代它，却是人们智力所不能及的。（这个时代任然可以这么说。）由于巴尔福有这样的思想，他不大可能向民众发出强有力的呼吁，他们刚刚获得选举权，而且准备用这种权利实现对他们来说似乎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当然，也是自私的目的。他认为，多数人的专制到头来将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暴政。

诸如此类的哲学思想对选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索尔兹伯里政府的后几年中，他们已被约瑟夫·张伯伦狂热的帝国主义观点和正在逐步蚕食自由党反对派左翼的、激进派半社会主义纲领弄得晕头转向。从当时的情况看，巴尔福可能会越来越脱离自己的党，脱离整个国家。可是，与此同时，他无论是在下院和政府中，还是在野期间（1892-1895），他都是索尔兹伯里的副手。他仍保持对科学的兴趣，甚至对高度理论性的科学亦如此；因此，在1895年，尽管他还不是一位“信仰者”，但是却成为“心里研究学会”的主席。在他的生活中，这是使政治家们觉得难以理解的特点之一。

当索尔兹伯里在1895年以多数上台时，巴尔福刚刚发表了一部哲学著作，书名为《信仰之基础》。当时他是下院领袖。不久，人们认为他过于懒散，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他在教育法案问题上遇到困难，这项法案受到教派争执的威胁。后来，因为在殖民地问题上与德国的关系也遇到麻烦。殖民大臣张伯伦认为，于德国结盟是可能的；而索尔兹伯里对德皇威廉二世极不信任。1899年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后，索尔兹伯里的健康每况愈下；1902年他离任后，巴尔福接替了他。那个时候，爱德华七世已登上王位。

贝尔福与这位新国王的关系是脆弱的。爱德华思想懒散，左右多轻浮之辈。张伯伦极力主张通过关税来保护贸易，而贝尔福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讲究实际，这也在政府中造成麻烦。问题的实质是，英国已失去它自工业革命以来所享有的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一批主张自由贸易的托利党人的出现是政治复杂化了，就象十年前自由党统一派所干的那样。这时，贝尔福的最大成就就是创建一个在他这个首相领导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因此，他负责协调整个大英帝国的防务。就是因为他对防务的关注，他在职的时间超过了任期，以确保军队用新式的重18磅的枪支武装起来。1905年，他一已领导下院达10年之久，在这期间，约瑟夫·张伯伦把“帝国优惠关税”问题提到议程的最前面来。贝尔福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暧昧的，他的领导是犹豫不决的，“他对自己的观点讳莫如深，”“精英会”成员之一的哈里·卡斯特说，托利党内部的不满情绪在整长。贝尔福认识到是他该走的时候了。那年12月他辞职，接着进行选举，保守党政府被击败；在保守党统治近20年以后，这并不令人意外。最有意义的是，53名工党成员已成为下院议员。奥斯丁·张伯伦认为，“事情的发展将以自由党的分裂而告终。”

对贝尔福来说，直接的后果是，他丢失了在曼彻斯特的席位。可是，他那时主要兴趣是“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他会见了当时曼彻斯特大学的一名示教者魏茨曼博士，魏茨曼博士使他相信，“应当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他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这是我理解的。”同时，他认为，必须制止大批犹太人涌进英国的现象。

1908年，自由党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去世后，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接替了他的位子。他采取的头几项行动之一就是召唤贝尔福参加“帝国国防委员会”的讨论。1914年，他正是成为该委员会成员。但是，在这之间，他的党派在斗争中仅起者次要作用，尽管他在1906年作为英国伦敦商业区的代表回到了下院。他不再坚信“关税改革”，而关税改革对他的遭受失败的党来说，已成为一项日益重要的事业。没有它，党的纲领将会成为什么样呢？他的副手博纳·劳的忠诚是靠不住的；贝尔福必须下台的呼声也变刺耳起来。

1909年，当劳合·乔治提出他的预算案后，全国舆论转变了。自由党人在补缺选举中连连失败。那项预算案旨在通过增加对富人，特别是对地主的赋税来收回失去了人心。这项预算案遭到了贝尔福领导的保守党人激烈的反对。预算案在下院中是通过了，但能否在上院通过呢？上院否决了它。接着举行了一次大选，两党当选人数差不多相等，这样，权利就落入工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手里。1910年5月，国王去世后，一种新的因素又被带进这一局势当中。

首要问题关系到上院的权利，1910年进行了第二次大选，进一步肯定了大选的决断---或者说是非决断。上院议员面临着自由党的在一种威胁，即册封更多的新贵族来确保议会法案的通过，限制上院的权利。贝尔福认为，应该接受这一议案。由于对这场斗争感到厌恶，他在1911年11月辞去了党的领导职务，而安德鲁·博纳·劳绝非贝尔福的朋友。这时，他的政治生涯应该结束了。可是，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更壮丽的前程就在前头：不是作为党的领袖，当然，也不是作为首相，而是作为他所预见的那场战争而变的十分必要的，新的政治集团中的一位重要政治家。

由于战争越来越近，各种过去看来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被迅速地搁置到一边。因此，“爱尔兰自治法案”在1914年7月被无限期地推迟。一年后，贝尔福在一届联合政府中担任英国海军大臣；他要对撤离加利波利以及后来关于日德兰海战的第一个公报负责。该公报根据海军部所知道的情况对战况做了很坦率的报告；实际上，情况并不那么糟，于是，人们指责贝尔福制造了大量不必要的失望情绪。在联合政府领导权所引起的危机上，他认为，阿斯奎斯应该离职并代之以劳合·乔治，而劳合·乔治认为，贝尔福应该退出英国海军部。1916年12月，贝尔福成为劳合·乔治政府中的外交大臣。

四个月后，他启程去华盛顿，华盛顿是一个作为英国盟友而参战的国家的首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对他的到来已有所准备，他受到美国驻英大使沃尔特·佩奇发回的一份介绍。据佩奇将，贝尔福是位“高嗓门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我越研究他，就越感到他的魅力，对他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他的美国之行被视为是极大的成功。从这时候，他便安定下来，以老一辈的政治家的身份发挥作用，而按其气质和能力，他也非常适合担任这种角色的。他的生活过的即舒服又有益。

1922年，他被册封为伯爵，同年又被授予嘉德勋章。他在1917年11月发表了“贝尔福声明”，声明建议犹太人应当在巴勒斯坦有一个民族家园，这是他对世界政治的巨大贡献，此举使他在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中成为英雄，那时，这些人（在纳粹迫害之前）只不过是世界犹太人中的一部分。这对贝尔福来说是种奇怪的事态发展，不过，人们可以从他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领袖查姆·韦兹曼博士的友谊中找到部分原因，也可以从抚育贝尔福成长的、令他敬畏的母亲那里找到部分原因。他的母亲是苏格兰教会和圣公会低教派的信徒。

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就像为他作传的肯尼思·杨说的那样，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犹太人是个具有高度天赋的民族，但另一方面，他对犹太人在一个非犹太人社会中享有的地位又感到不安。他谴责反犹太主义，但又限制移民入境。他开始认识到，犹太人必须得有个“民族家园”；韦兹曼使他确信，只有巴勒斯坦可行。结果就是那项声明。民族家园意味着什么呢？巴尔福向内阁解释道：英国、美国或其他国家将对其实施某种形式的保护，将向他们提供充分的方便条件去实现自救；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日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

他于1930年3月19日去世，终年82岁。他去世时还为金钱而焦虑，因为他曾投资于一项用泥碳做工业燃料的项目，结果连老本都赔进去了。他惧怕贫穷之心被夸大了。不过，他建在惠廷厄姆的图书馆却不得不卖掉。他死的有如一位哲学家那样安详：“在我还没有实际经历的情况下，根据我自救的判断，我认为我对死亡毫无畏惧之心。”他是位有神论者，一位信仰个人崇拜的有神论者。

1917年11月2日，时任英国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发表《贝尔福宣言》，宣布英国内阁支持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

《贝尔福宣言》是英国的中东政策和以色列建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文件。

《贝尔福宣言》最初以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致英国犹太人领袖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第二代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一封信形式出现。

《贝尔福宣言》手稿

贝尔福托罗斯查尔德将此信转给一个私人的锡安主义机构“锡安主义联盟”（Zionist Federation）。

《贝尔福宣言》正式宣布了英国内阁在同年10月31日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支持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条件是不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权利。

全文除去抬头和落款只有三句，英文一共125个词。但其对中东历史的影响却很深远。该宣言的内容后来被包含在色佛尔条约中。

参加该宣言谈判的犹太方面主要人士之一是哈伊姆·魏茨曼。贝尔福于1906年第一次见到魏茨曼时，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贝尔福问魏茨曼，为什么锡安主义的中心议题是巴勒斯坦而不是别处。魏茨曼说，其他地方都是假的偶像，又说：“贝尔福先生，这就像拿走您的伦敦，换成巴黎一样，您会同意吗？”贝尔福反驳：“魏茨曼博士，可伦敦已经是我们的了。”魏茨曼回答：“那倒是。不过在伦敦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了”。

19世纪末，欧洲出现大规模反犹太主义浪潮。同时犹太人中也兴起了锡安主义运动，提倡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国家。1897年，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一次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大会把目的地定在以色列故国即巴勒斯坦。

锡安主义者向世界各大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呼吁支持。俄国因为积极迫害犹太人，成为他们的敌视对象。当时，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近年来犹太人在那里的生活较为安定和受保护--英国首相之一的本杰明·迪斯雷利本人就是犹太裔。因此锡安主义者们把英国当成重要的潜在合作伙伴。英国的化学家哈伊姆·魏茨曼利用他的高层关系，积极游说英国政府支持锡安主义运动。

同时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僵持状态。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意识到锡安主义者在各国的广泛影响，都希望得到该运动的帮助。但是德国方面碍于巴勒斯坦地区隶属盟友奥托曼帝国的领地，未便许诺过多。

1916年底，以戴维·劳合·乔治为首相的英政府新内阁上任。乔治和他的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都同情锡安主义运动。劳合·乔治在大战之前曾担任锡安主义者的法律咨询，后来在做军需大臣的时候又结识了在皇家海军实验室工作的哈伊姆·魏茨曼。

1917年期间，英国政府内部就是否和如何正视支持锡安主义者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漫长而激烈的辩论；参与辩论的有支持和反对锡安主义的犹太人。

从英国方面看，《贝尔福宣言》有多个目的：促使世界犹太人从经济上支援协约国一方；打消德国争取锡安主义帮助的计划；抑制犹太人占很大比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使之不与德国议和；离间同盟国政府和其治下的犹太群体。

亚瑟·贝尔福颁布的《贝尔福宣言》是世界主要国家正式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宣言。出生在匈牙利的英国作家Arthur Koestler将此概括为“一国正式对第二国许愿第三国的土地”。

Israel Cohen说：“贝尔福具有无可挑战的不朽地位……贝尔福宣言为犹太人的历史，开展了一个新的纪元。”

该宣言得到协约国诸政府的确认，成为1920年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巴勒斯坦的主要依据。

锡安主义者将此理解为英国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正式支持。从此，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急剧增加；并且开始无视宣言中“不得伤害其他本地民族利益”的条款，排挤本地的阿拉伯人。

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宣言中用“民族家园”（national home）代替“国家”（state）。这个模糊的定义对后来的以巴冲突历史负有一定的责任。也有观点认为，贝尔福宣言中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双方的允诺，本质上就是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向巴勒斯坦大量移民而不损害本地居民的利益。历史学家Mayir Verete认为，即使这时候没有犹太建国运动，英国人也会自己发明一个出来。

英国政府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1897年8月，以T.赫茨尔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之家”的复国纲领。英国对巴勒斯坦垂涎已久，决定利用犹太复国主义，攫取巴勒斯坦，进而控制中东地区。

晚年的贝尔福

1917年11月2日，亚瑟·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L.W.罗思柴尔德。信中说：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应明确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宣言中的“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实即犹太国。

贝尔福宣言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和中东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宣言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协约国主要国家的赞成。

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府支持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最早的政策性文件。

亚瑟·贝尔福(1848-1930)代表英王陛下政府以通知的形式致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副主席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思柴尔德勋爵，宣称只要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团体的公民利益和宗教权或其他国家犹太人民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不受到损害，英国则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这一宣言得到所有协约国政府的确认，成为1920年圣雷莫会议上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巴勒斯坦的主要依据。

《宣言》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提供了依据，也埋下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纠纷和冲突的祸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派出大量华工支援协约国事业，其中有3,000-4,000人（包括水手）死亡，死亡率达2%以上。华工的流血牺牲、华工对一战的贡献并未得到肯定。

在巴黎和会上，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指责中国对一战毫无贡献，为战争“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显然无视华工的贡献，无视华工血染欧洲的事实。

更令人寒心的是，英国在一战后把华工视为“妨碍地方安定”的替罪羊，迅速把他们遣送回国。英国在1919年秋开始遣散华工，翌年4月6日完成。法国的遣送工作也在1922年3月结束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