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殷植（朝鲜语：박은식，1859年—1925年），男，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儒学家、教育家、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独立运动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第2代总统。字圣七，号谦谷、白岩、太白狂奴、无耻生，本贯密阳朴氏，出生于朝鲜黄海道黄州。他曾任《皇城新闻》和《大韩每日申报》的主笔，在国家危亡的情况下，大力鼓吹民族主义和儒教改新，倡导阳明学。日韩合并后亡命中国，投身韩国独立运动，死于上海。著有《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等著作。

朴殷植出身密阳朴氏，1859年10月25日（旧历咸丰九年己未九月三十日）生于朝鲜黄海道黄州的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朴殷植天资聪明，才气超群，自幼攻读儒家经典，短短几年里博览群书，无所不通，又能文善诗，世人无不赞叹，被称为神童，他与安重根的父亲安泰勋也颇有交情。他的父亲希望他考中科举，光宗耀祖，但朴殷植发现专以应付应举而只注重词章所致的知识狭隘性之弊端后，便广泛阅读道学、 政治等多方面的书籍，而无心科举与仕途。1876年，少年朴殷植离家外出，游学四方，临行前留下一句话：“除了科举，难道没有经世之学？”

1880年，朴殷植读到实学大家丁若镛的著作后，深受启发。1882年，他在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目击“壬午兵变”，感慨万分，便试图向国王高宗上疏“时务策”，但未成功。1885年，朴殷植遵奉母命，参加科举考试，在乡试中及第，在平壤做了崇仁殿参奉、东明王陵参奉等一些小官。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朴殷植身在中日两军的主战场——平壤，得以目睹战局，感慨良多。他对平壤战役评论道：

平壤之役，余所目睹，不待两军交绥，而已危莫敖必败，何者？始清兵渡江，我民争箪壶迎馈，而乃肆盗掠，大失民望，惟左（左宝贵）军稍整，而叶（叶志超）之自牙山遁归者，散乱无纪；卫（卫汝贵）军之抢盗忒甚，虽将帅日斩之而弗止。以此之众，虽孙子将之，无能为役也。于时我人屡向清帅陈防守之宜，以为敌来有三路：一自京城（汉城）直路越洞仙岭，一沿西海（黄海）入三和、镇南浦，一由元山逾阳德、加仓，宜亟派兵扼守各地，不然孤城易陷重围，言之者殆唇焦舌敝，而诸将皆傲然不省，果败于北路之日兵矣。

自1894年以后，朴殷植目睹时局动荡，遂辞去官职，迁往江原道原州隐居。然而他并未长久消沉下去，1898年，在独立协会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朴殷植亦受其感召，决定投身到救亡启蒙运动中去。他来到汉城，加入了独立协会，活跃于万民共同会，并与张志渊一起成为《皇城新闻》的主编。在1900年后，他又出任经学院讲师及汉城师范学校学官等职，从事教育活动。通过在《皇城新闻》的工作及教育活动，朴殷植深刻体会到国势的艰难，亦为韩国民众的启蒙做出巨大的贡献。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出兵控制了大韩帝国政府并强迫其签订《日韩议定书》，将韩国置于日本的羽翼下。对日本的侵略感到愤怒的朴殷植以《皇城新闻》为武器，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大力宣扬独立精神和爱国思想，被驻韩日军视为眼中钉，在1905年一度遭到拘禁。其后他又任《大韩每日申报》的主编，继续用笔杆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1905年11月《乙巳条约》签订，韩国沦为日本保护国，张志渊愤笔写下“是日也放声大哭”一文，批判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因而《皇城新闻》被迫停刊。1906年复刊以后，张志渊没有回来，朴殷植为了维护《皇城新闻》，重新担任其主编，而对于《大韩每日申报》则是主要以客座身份发表一些评论而已。

除了新闻工作以外，朴殷植还积极投身1906年后兴起的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参与和创建了大量启蒙团体，发表许多启蒙文章，为韩国民众的启蒙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他在1906年3月参与了大韩自强会，在其机关报纸《大韩自强会月报》上发表了《大韩精神》、《能否自强之问答》等文章。1906年10月组织了“西友学会”，并创刊颇负盛名的《西友》杂志。1907年4月加入安昌浩、李东辉、李会荣等创建的“新民会”，其后在1908年1月将他的“西友学会”和“汉北兴学会”合并为“西北学会”，成为当时韩国影响力最大的启蒙组织之一，朴殷植不仅领导这个组织，还是其机关报纸《西北学会月报》的主笔。在这期间朴殷植的思想亦发生变化，他不仅更加支持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还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儒教，而企图以王阳明的心学来改造儒教，以适应时代需要，发表了《儒教求新论》。他还在1908年创办了西北学会所属的西北协成学校，并任该校校长。

1910年8月22日《日韩合并条约》缔结，朝鲜半岛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朝鲜总督府在朝鲜实行高压的“武断统治”，各社会团体被解散，朴殷植开办的学校也被迫关闭。不仅如此，日本殖民当局还关闭言论出版机关，禁止发行朝鲜历史书籍，朴殷植对此痛心不已，觉得收集历史资料，编纂国史，是维持“吾族之国魂”的唯一方法。因此，他开始注意搜集历史，并编写了《韩末秘录》，成为后来的著作《韩国痛史》的底稿。

1911年4月，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朴殷植离开朝鲜，流亡到中国奉天省桓仁县，同年撰写了《东明圣王实记》、《渤海太祖建国志》、《大东古代史》、《梦拜金太祖》等鼓吹民族主义的历史著作。同年，他周游中国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香港等地，访求韩国爱国志士和中国知名人士，共商抗日独立运动之策。他与申圭植、洪命熹等人一起组织同济社，任总裁，积极从事独立运动。1913年，朴殷植去上海，在上海法租界创办博达学院，培养在华朝鲜青年。1914年，在香港受任《香江》杂志编辑，“批评其袁世凯专政，遂见废”，他又在上海撰写了《安重根传》 和 《韩国痛史》 等著作。同年，应好友康有为之邀，担任 《国是日报》 主编。该报停办后，为有效地推进独立运动，组织了新韩革命团，并为该团起草了趣旨书，被选为监督。其后又与申圭植组织了大同辅国团，被选为团长。

1918年，朴殷植侨居俄国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创办《韩族公报》；刊物因财政问题中断发行后，继续从事国史研究，完成韩译《渤海史》和《金史》，又创作《李儁传》。1919年“三一运动”之际，年过花甲的他在俄国海参崴组织“大韩国民老人同盟团”，不到数月其成员发展到数千人，后来向日本总督斋藤实扔炸弹的姜宇奎就是老人团成员。同年8月，朴殷植离开俄国，重返中国上海，并参加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任独立新闻社社长，参加临时政府史料编纂会，编写了《韩日关系史料》四卷，又写了《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反对日本侵略，号召国民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1924年，朴殷植在上海就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兼代理总统，1925年当选为第二代大总统。朴殷植的出任可谓是临危受命，因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数年便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其交通部和内政部在朝鲜设置的各种联络机构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破坏，同时亦不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先后于1919年巴黎和会和1921年华盛顿会议被拒之门外。内部派系斗争十分激烈，属于“文治派”的总统李承晚长期滞留美国，寻求美国的“保护”，而属于“武断派”的国务总理李东辉则辞职赴苏俄，此外临时政府的资金严重匮乏，既无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支持，中国和美洲和韩侨的捐款杯水车薪，唯一数目较多的苏联援款又尽数归于李东辉，因此甚至连政府成员的生活都无着落。由于上述诸多困难，导致临时政府的证据十分不稳，从1919年到1924年间，先后有李东辉、李东宁、申圭植、卢伯麟、李东宁组阁，走马灯似的更换内阁总理。到1924年12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陷入最困难的时期。

在这种状况下，具有很高威望的朴殷植被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推举为国务总理兼代总统，1925年3月23日当选大总统。翌日朴殷植发表就职宣言。此时朴殷植已经66岁高龄，但为了民族独立毅然挑起了领导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重任。朴殷植执政时间从1924年12月到1925年7月，在这其间主要有两件大事，第一是1925年3月23日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通过了对前总统李承晚的弹劾案，第二是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通过了朴殷植提出的宪法修正案，即第二次修正之《大韩民国临时宪法》，新宪法规定政府首脑由总统制改为国务领制。不久之后，朴殷植就因病情突然恶化而于1925年7月8日辞去职务，并推荐李相龙为首任国务领。

1925年11月1日，朴殷植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中国上海。他在临终之际还担心民族的未来和独立运动，给同胞留下遗嘱，其要旨是：“第一，要进行独立运动，就必须号召全民族共同参加；第二，独立运动是最高运动，为了独立运动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和方略；第三，独立运动是关系我们整个民族的共同事业，同志之间不应有爱憎、亲疏之别。”1925年11月4日，朴殷植的遗骸被安葬在中国上海静安寺路公共墓地600号。68年后，即1993年8月5日，大韩民国将朴殷植的遗骸（与其他四位临时政府要人的遗骸一起）迁返韩国举行“国葬”，重新安葬在国立墓地的临时政府爱国志士墓域。

朴殷植生前写的主要书籍《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安重根传》、《谦谷文稿》等和他为《西友》、《西北学会月报》等杂志写的文章于1975年被编纂为《朴殷植全书》（共3卷）。

朴殷植不仅是儒学家，早期的他还是正统的朱子学者。然而自1894年以降，随着国势岌岌可危，朴殷植开始对朱子学乃至儒教产生怀疑，并逐渐走向批判的态度。他看不惯韩国儒林“曰湖曰洛，曰理曰气，有一言半句不合，则同涂分歧，同室操戈”的丑恶风气，在1909年用国汉文（谚文和汉文混用）撰写了《儒教求新论》，在这篇文章里，朴殷植揭露和批判儒教的固陋、保守以及烦琐的弊病：“一曰儒教派之精神，专以帝王为中心，缺乏普及人民社会之精神；一曰辙环列国、不思易天下之主义，匪我求童蒙，是守童蒙求我之主义；一曰我韩国儒家，不要简易直切之法门，专尚支离汗漫之工夫”，因此他企图用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来改造儒教，建立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人民的”、“世界的”、“平易”的、“实践”的新儒教。在他看来，当今学问之道是阳明学，它是“简单切要之法门”，具有“省察法”和“果敢力”，富于“气节与事业之特著的功效”。他接受中国王阳明和康有为的思想，又接受法国启蒙思想和英国实证主义，其哲学思想基本上属于唯心主义，但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他指出：“心是一身之宰，万事之本，......天运循环，有往必复，人事推迁，穷则思通。”又说：“盖凡物之理，久则老，老则生弊，故天下之良法美观，行之既久，其本质渐渝”。在认识论上，他主张“知识万能”，认为民族盛衰、国家存亡取决于知识的明昧。但他忽视实践的重要性。

朴殷植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代表性的历史著作有《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大东民族史》、《檀祖》等。他的历史观是属于民族主义的，或者叫“国魂史观”，与其哲学思想息息相通。他在1914年写《韩国痛史》时已经提出“国魂”和“国魄”之说。他认为一个国家主要由国魂和国魄两样东西组成，“盖国教、国学、国语、国文、国史，魂之属也；钱谷、卒乘、城池、船舰、器械，魄之属也” “魂之为物，不随魄而生死” ，所以国魂比国魄更重要，魄亡魂不亡，国家仍有望。1919年他写《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时，更是将“国魂”史观发挥到极致，成为该书的核心思想。他在《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的绪言中这样写道： “有国魂之不灭者存焉，则纵被并于一时而终乃分离独立者，亦世界国史之多见者也。”他的所谓国魂就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一种精神；而在韩国，生成历史特别久长，所以国魂不可能灭，国家更不可能灭，在他的书中以国魂史观为指导思想，进一步强调了民族应有的尊严和抗争强暴的精神。

1915年问世的《韩国痛史》和1920年问世的《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是朴殷植最重要的两部历史著作，都用汉文写成并在中国出版，分别由中国知名人士康有为和程潜作序。其中《韩国痛史》则以年代顺序写上至朝鲜哲宗末年，下至日韩合并的40多年间的历史，其中多数事件为朴殷植亲身经历或目睹，资料翔实，是研究朝鲜近代史的重要史料，而其对日本侵略的揭露与鞭挞也是本书的一个闪光点，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恐慌。为了抵制《韩国痛史》的影响，朝鲜总督府在1916年组织了“朝鲜半岛史编纂委员会”，按日本的意思编写《朝鲜史》，日本人在《朝鲜史编修事业概要》中特地提到：“朝鲜人民与其他殖民地愚昧的民族不同……自古以来，他们存有大量史书，且有不少新的著作，例如在国外的朝鲜人的著作《韩国痛史》……这些书籍不顾事实的真相，胡乱编造谎言，对人心的腐蚀是无法估量的……与其禁止这些书籍，不如编写一部正确的史书取而代之，此即编写《朝鲜史》的主要理由。”而《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则以1919年“三一运动”为中心，叙述了近代以来韩国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可歌可泣的血泪史，对日本暴行的揭露更加具体深刻。朴殷植可以说是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先驱者之一。

朴殷植晚年在崇拜檀君等韩国神话人物的大倧教的影响下，其民族主义史观也有过度之处，为此他曾写了《东明圣王实记》、《渤海太祖建国志》、《明临答夫传》、《盖苏文传》、《梦拜金太祖》、《大东古代史论》等著作，提出了很多荒诞不经的观点。比如他在《梦拜金太祖》中将金国对宋朝的侵略视为朝鲜族的历史“荣光”，希望藉此激发朝鲜人的斗志，征服天下。他说：“万一韩民族继续制造李舜臣铁舰，扩张海军力量，研究许灌的煤炭说明，发达器械力量，韩国国旗可腾飞于欧美诸洲。”这些言论即表现其历史观中过度的一面。

在政治上，朴殷植鼓吹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共和政体。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不成熟，他的活动局限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宣传科学知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他称赞俄国共产党首举红旗，推翻专制，宣布各族的自由、自治，是改造世界之最先动机。朴殷植的哲学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揭露朱子学的弊病，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