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君改革，是指1864年到1873年期间，朝鲜的实际统治者—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包括重建景福宫、设置三军府、实行社仓制与户布制、裁撤书院等。

进入19世纪的朝鲜王朝，处于势道政治之下，外戚安东金氏、丰壤赵氏掌握朝政，国王形同傀儡，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腐败，官场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以卖官鬻爵为家常便饭，可谓纪纲解弛；社会和经济上，土地兼并盛行，在朝鲜哲宗年间，出现了“三政紊乱”的局面（所谓“三政”是指朝鲜王朝的三大财源——田税、还谷、军布），造成民不聊生，农村社会濒于崩溃，终于在1862年引起了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壬戌民乱），虽然安东金氏被迫设立“三政釐整厅”，但只出台了一些隔靴搔痒的措施便撤废，收效甚微；思想和文化上，朝鲜的意识形态非常混乱，儒教书院腐败不堪，天主教在地下飞速传播，崔济愚创立东学道；军事上，更是武备废弛，几乎没有抗击外敌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外部压力，给朝鲜造成很大震动，那就是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兵临北京，朝鲜上下得知此事后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西方势力下一步侵略朝鲜，而以朝鲜当时一盘散沙的烂摊子根本无力抵抗。

混迹民间的落魄王族李昰应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胸怀中兴朝鲜王朝的抱负，1864年，他与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联手将自己的儿子李熙（朝鲜高宗）拱上王位，自己则成为朝鲜王朝五百年来唯一在世的大院君，并执掌国政。他执政后，力图一番作为，祛除安东金氏势道政治的余毒，实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目标的全方位改革，以期达到富国强兵之效，内使全州李氏的江山稳如磐石，外使朝鲜王朝能够抵御西方入侵，这就是历史上的“大院君改革”。

景福宫是朝鲜王朝定鼎汉阳之初就兴建的正宫（法宫），象征着朝鲜王朝的巍巍王权。景福宫毁于壬辰倭乱，之后王室一般以昌德宫为正宫，而景福宫废墟则被闲置了二百多年。大院君执政后，便决心重建景福宫，而在重建景福宫之前，他先下令修葺议政府衙门。1865年三月，在议政府的古井里，发掘了一块被称为“东方老人秘诀”的石刻，上刻：

“癸未甲元，新王虽登，国嗣又绝，可不惧哉，景福宫殿，更为创建，宝座移定，圣子神孙，继继承承，国祚更延，人民富盛，看此不告，东国逆贼”。

大院君将此作为重建景福宫的天意（实为大院君派其家医金斗河所埋）。于是，在当年四月初二日，以垂帘听政的赵大妃旨意，下令重建景福宫，并设置“营建都监”，以负责此工程。

景福宫奠基的当天，大院君还动员汉城市民，举行盛大的游艺庆典，“鼓舞讴歌，声闻于天”。在营建景福宫时，大院君也组织舞童举着彩旗、吹着笛子和喇叭等乐器，载歌载舞，试图减轻民工的抱怨与劳苦。

景福宫重建工程斥资巨万，以朝鲜政府的财政根本无力负担。赵大妃带头捐出了11万两内帑金，剩下的款项采取向宗亲及全国官民摊派“愿纳钱”的方式来解决。到1868年，景福宫工程竣工，宗亲捐献35万多两，官民捐献749万多两，合计785万4720两，也就是说，重建景福宫花了800万两。所谓“愿纳钱”名为自愿，实为强制，引发民怨沸腾，人们称之为“怨纳钱”。

大院君除了征收现款，还从民间搜刮木材、石材、铁等原料，他派人“敛民间鼎釜犁铧之破者，逐户上下，定其斤两”。1866年三月初六日，景福宫工地积木场发生火灾，几乎烧毁所有木材，大院君并未因此停止工厂，而是下令从江原道和咸镜道的深山中，砍伐巨木运往汉城，甚至强行砍伐为民间所信仰的城隍庙以及两班贵族祖坟的巨木。大院君向民众说：“若木石之神为祟，吾自当之，无烦民虑！”又对两班贵族解释：“将建王居，欲用君家墓木，君之先祖有灵，亦必首肯。”

景福宫工程在大院君的鞭策下，不到三年就基本竣工，但修建工程的民夫怨声载道，传出歌谣《景福宫打令》，据说《阿里郎》也是此时出现的。大院君不惜倾举国之力以重建景福宫，正是为了树立他本人以及朝鲜王室的权威，从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制。

1868年七月初二日，王室从昌德宫移御景福宫。但各种工程还未结束，大院君还对破旧的汉城各衙署以及城门翻修一新，直到1872年营建都监撤销为止，大院君倒台前，还在景福宫内又修了一座乾清宫。

大院君重建景福宫，还带动了地方的大兴土木，时人记载“景福宫役既竣，遂大起土木，京中百司廨宇一新，官吏承望风旨，竞相营葺，穷乡遐陬城郭亭台焕然照耀”。

朝鲜王朝后期，实际运营国政的机构是备边司，造成“政府（议政府）徒拥虚号，六曹皆失其政”的局面，安东金氏更是通过备边司来展开势道政治。

大院君执政后，为了打击安东金氏的势力，首先从削弱备边司的权限入手，将备边司的大权逐渐分散到议政府和六曹手中，到1865年终于撤废备边司，以公事色之名并入议政府。

为了掌握兵权，大院君在撤废备边司的同时，分离行政权与军事权，行政权归议政府，军事权方面，则恢复了朝鲜王朝初期的军事机构——三军府，以掌管之，将自己的人马安排其中。

大院君还整理典章制度，陆续编修《大典会通》、《两铨便考》、《六典条例》等书籍，从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制。

大院君当政后，牢牢将人事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史载“从前势途（势道），虽一人主之，亦多旁蹊，子侄姻党，往往能自树，故互相管摄，以补其不逮，惟恐其颠蹶也。至云岘时，独揽权柄，虽一荫阶、一边将，云岘不知，不能差也。每当政批，预自注拟填窠以进，则上依而点之”。

大院君的人事政策，主要有四个特征：

首先，他采取排斥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的方针，尤其是安东金氏。但这些势道家族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难以一朝祛除，大院君不得不暂时保留他们的官位，逐步清除他们的势力。起初甚至还利用安东金氏的金炳学、金炳国、金炳冀等，来服务于他的改革。到1872年，金炳学兄弟以母丧为由辞职，大院君遂任用洪淳穆（大院君老师金正喜的侄女婿）及南人韩启源、北人姜㳣为三政丞，并将六曹判书和承政院都承旨安排为自己的亲信。至此，安东金氏的势力才被完全逐出朝廷。不过在一年后，大院君政权就垮台了。

其次，标榜“四色平等”，重用南人、北人。所谓四色，是指朝鲜王朝后期的四种朋党——老论、少论、南人、北人，而南人、北人失权已久，在大院君执政前朝廷构成以老论为主、少论为辅，势道家族安东金氏、丰壤赵氏就都是老论。而大院君的祖先与南人过从甚密，以致在朝鲜肃宗年间发生“三福之变”，所以大院君本人以南人自居，对仁祖反正以来就失权的北人也予以援引，以牵制掌权的老论和少论。大院君上台后，将与老论及其前身西人党对立而成为政治牺牲品的北人韩孝纯（光海君时参与“废母”）、南人睦来善、李玄逸（肃宗时因甲戌换局而被罢官）等恢复官爵，同时大举起用南人、北人，如出身南人的柳厚祚、韩启源，出身北人的任百经、姜㳣相继拜相，对外则起用南人郑显德为东莱府使、北人金世镐为庆尚监司，执行其拒日政策。史载“翰（艺文馆）、阁（奎章阁）、监（八道监司）、留（四都留守）清要之职，一时云蒸，大抵多南、北”。南人、北人构成了支持大院君的主要势力。

第三，是大举提拔全州李氏（包括近支宗亲和远支“璿派人”）。安东金氏势道政治时期，不仅宗亲不得干政，还受到许多限制，乃至迫害。大院君则反其道而行之，所重用的李宜翼、李世辅、李景夏、李邦玄等都出身全州李氏。为了选拔宗亲中有能力的人才，大院君在科举考试中，专门设立“宗亲科”，作为宗亲入仕的绿色通道。大院君为了宗亲的和睦团结，还大修璿源系谱（相当于中国的玉牒），对死亡已久的绝嗣宗亲（如肃宗朝的“三福”）过继后嗣，将已破败不堪的宗亲府衙门修葺一新，在那里召开“花树宴”，有六、七万全州李氏成员赴宴，大院君得意地说：“我为国家得十万精兵！”。

第四，是不分党派、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尽管大院君采取了重用南人、北人和宗亲的政策。但不意味着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其他人等。相反，有不少老论、少论中的贤才也被他委以重任，如金炳学、洪淳穆、朴珪寿、申櫶等。他甚至还破天荒地起用了被朝鲜王朝禁锢四百多年的前朝高丽的王族后裔。此外，大院君还提拔了许多身份低下的“闾巷奇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千河张安”，不过也不无滥用之嫌。史载“云岘取人，必俊爽捷给、使气大言者，许其可用，凡儒雅老成者则唾弃之，是以饮博无赖之徒百蹊媒进，髻美者、善击缶者、能诙谐者多得好官”。另一方面，对于无才之人，即便近亲也不重用，如其兄李最应、其子李载冕、女婿赵庆镐、妻舅闵升镐等，就没有因大院君的关系而飞黄腾达，所以他们对大院君颇有怨言。

安东金氏势道政治时期，朝政极其腐败。大院君上台后，严惩贪官，整顿吏治。他规定：贪污1000石以上者枭首示众，1000石以下者流配荒岛。1867年，大院君严禁新上任的各道监司（观察使）向王室和权门“进上”、“献纳”当地土产的潜规则，并当即罢免了向他本人行贿的报恩郡守李东淳。即便是他的亲信贪污，他也决不宽贷，如其亲信蔡东述担任凤山郡守时有贪污行径，依法在汉城市中心的钟路公开执行杖刑，令地方官不得不为之收敛，吏治也有所澄清。

大院君为了确保景福宫的重建、各项改革的进行和国防建设的强化，便大举扩张财政。除了为重建景福宫而向官民摊派的“愿纳钱”之外，还巧立名目，向官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大院君下令向农民征收一种新的土地税“结头钱”，每一结土地征收100文钱。此外，按丁口征收的被称为“肾囊钱”，按田亩征收的杂税被称为“水用钱”，甚至在汉城四大门对出入者征收“门税钱”。此外，还有辛未洋扰后为强化江华岛（沁都）国防建设而征收的“沁都炮粮米”。

为了从官民手中获得更多的钱财，大院君在1866年，铸造并发行“当百钱”，虽然规定该钱的价值为原有货币的一百倍，但实际价值不足时价的二十分之一，致使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大院君虽然不得不在1869年停止当百钱的流通，但又大量输入中国铜钱（清钱）。清钱的实际价值，虽然只相当于朝鲜货币常平通宝的三分之一，但大院君强制以清钱与常平通宝相同的面额流通，其结果又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倒是满足了大院君财政扩张的需求。

大院君在社会经济上的当务之急，是整饬“三政紊乱”的局面。首先是田政（田税），他下令丈量和清理土地，查出未登记在土地账簿上的土地，并对两班非法土地兼并进行调查，令户曹对一切免税的田亩、渔场和芦田实施征税。虽然大院君还力图对有免税特权的宫房田（王室成员所拥有的土地）征税，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大院君对田政的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于是又转向对“还政”和“军政”开刀。

三政之一的所谓“还政”，是指还谷制度，这项制度规定：政府在灾年或青黄不接的季节贷给农民粮食或种子，到丰年或秋收季节连本带利偿还的赈恤制度。但在安东金氏势道政治时期，这项制度的初衷已被扭曲，沦为盘剥农民的高利贷。

大院君执政后，先下令整顿还谷制度，到1867年，更以社仓制取代还谷制。所谓社仓制，是效仿中国宋朝朱子社仓之法，“每户表钱二缗，官给之为其本，而民纳米一斛，储之村闾，掌之以民，而不落吏手，春散秋敛，一如还谷之日”。其特点有二：一是乡村自治，不由吏胥之手；二是以大小贫富为标准来分配谷物于各村，然后在各村内又平均分配于村民，不再区别两班、常民。大院君将社仓制推行于除平安道、咸镜道、江原道外的五道中，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确保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朝鲜王朝时期，两班和常民最大的区别在于两班不用服兵役，而常民需缴纳布匹以代兵役，称为“军布”，而且“军布”征收愈发紊乱，衍生出“黄口签丁”、“白骨征布”、“邻征”、“族征”等各种弊端，成为良民的沉重负担。为了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自朝鲜孝宗以后，就有实行让两班也缴纳军布的户布制的议论，但因两班阶层的反对而未能实施。

大院君执政后，一面整顿“军布”积弊，一面实行洞布制，即以洞为单位缴纳布匹，但对于增加财政收入而言，作用不大。到1870年，大院君决定实施户布制，以户为单位缴纳布匹，让两班也跟常民一样缴纳军布。虽然不少两班贵族以维护纲常名分为由，反对此法，但大院君还是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将其贯彻，并在1871年，定户布制为“万年法式”，不过让两班以其奴婢名义出布，以示妥协。

大院君当政时，下令杜绝地方官“浦口收税”之举，减轻商人的负担，又对调节京乡市场货物集散、左右行情物价以牟取暴利的“都贾”严加管束。

此外，还对义州（对华）与东莱（对日）的贸易进行严密监管，确保关税的顺利征收。

19世纪，天主教在朝鲜颇为流行，尽管有过几次“邪狱”镇压，但反而不断发展，到大院君执政时，天主教徒已达23000余人，并有12名法国传教士在朝鲜地下传教，连大院君的妻子骊兴府大夫人都是天主教徒。

大院君起初也对天主教未表现出反感，甚至与著名天主教徒南钟三（北人）、洪凤周（南人）商量联法抗俄。但之后不久，在其他朝臣的压力下，加上他本人还是固有儒学理念，于1866年便对天主教徒大开杀戒，并杀死了9名法国传教士，是为“丙寅邪狱”。

由于在其后的丙寅洋扰、奥佩尔特事件（西方人盗掘南延君坟墓的事件）、辛未洋扰中天主教徒充当“东奸”，成为洋人入侵的内应，所以，大院君加大了对天主教徒的肃清力度，从1866年到1872年，杀死了不下8000名天主教徒。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兵临北京的消息传入朝鲜，引发朝鲜上下的恐慌，庆州人崔济愚在这种背景下便创立了东学道，试图对抗西方的文化侵略。崔济愚的传道行动引发了大院君的警惕，大院君刚执政，就下令逮捕崔济愚，在1864年以左道诬民之罪将他斩首，东学道被迫转入地下传播。

在大院君看来，包括东学道在内的朝鲜本土民间信仰比天主教更可怕，他在丙寅洋扰时曾说“若有怪术六丁六甲唤鬼唤神，设或逐贼（指法军），日后之弊，甚于邪学（指天主教）”。讽刺的是，三十年后的甲午农民战争时期，大院君竟与东学道结成同盟，互相利用，反对闵妃集团。

大院君时期，虽标榜“卫正斥邪”、“春秋大义”，并兴建学校，但对儒教书院却厉行裁撤。

自1547年周世鹏建白云洞书院（绍修书院）以来，书院在朝鲜发展了300多年，逐渐从读书讲学的场所蜕变为武断乡曲、欺压百姓的法外之地，也成为避役者的巢窟，一些大的书院甚至能以“儒通”、“清议”等形式影响，乃至干预朝政。

朝鲜英祖时，曾关闭过300所书院，朝鲜哲宗时，也曾禁止私设书院，但书院数量有增无减，到大院君执政时达到600所左右。大院君势必除掉这个王权的绊脚石，也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起见。

于是，在大院君上台不久后（1865年），就拿奉祀老论开山祖宋时烈的华阳洞书院开刀，将其撤废，同时关闭了附于该书院的祭祀明神宗的万东庙。

儒生们请愿收回成命，大院君毫不客气地予以镇压，并表示：

“苟有害于斯民者，虽孔子复生，吾不恕之，况书院乃祀本邦之先儒，而所在为盗薮乎！”

同时，大院君继续撤废其他书院，到1871年只保留47所赐额书院（国王亲自题写匾额的书院），其余书院全部裁撤，没收其土地和奴婢。

日朝关系正常化及清朝一统天下后，朝鲜在无边防之忧的情况下，军备日益废弛。到大院君执政时，据说中央常备军只有16000余人，且“半属老弱又不习铳炮”，武器也大多朽钝。所以，大院君的亲信金炳学在1866年感叹道“武备之解弛、海防之疏虞，莫近日若”。

1866年的舍门将军号事件和丙寅洋扰给大院君敲响了警钟，从这时起，大修军事武备，强化国防建设，以应付西势东渐的变局。

丙寅洋扰后，大院君在朝鲜八道增兵备战，强化军镇，广设炮台，尤其是在江华岛设置镇抚营，以留守兼任，定为正二品之高级衙门，以3000名左右的兵力配置于其下，用于防守汉城的门户。

大院君大力训练“炮军”（使用火器的军队），也自行研制新式武器，将其委任给申櫶等人，在汉江试验新式战船，按《海国图志》设计水雷炮、磨盘炮车、双炮等武器。此外，还用29层棉布制作防弹背心。

大院君也注重从中国和日本引进新式武器或方法，比如从中国购置数千斤大炮及书籍《海炮图说》和《则克录》、从日本学习制作小铳的方法（但拒绝日本德川幕府提出的日本向朝鲜直接出口武器的提议）。

正是因为大院君强化国防建设的努力，所以“年年点检武备，极其犀利”。

1871年，大院君改革服饰，“小其笠，窄其袖”，规定袖宽不得超过九寸，长不得超过手指，朝靴改为军靴样式，以便培养尚武之风。

大院君改革确实取得一定成效，金允植在为大院君撰写的墓志铭中形容“十年之间，令行禁止，内外肃然奉公”，并非虚言。财政情况也大为好转，国库迅速由拮据转向充实，“此时富力，足支十年之用”。但其思想专制和文化高压政策，致使出现了“云岘当国，甲子（1864）至癸酉（1873）十年之间，邦内震恐。小民咋舌相戒，不敢谈朝廷事，常如鬼扑临门”的状况。由于大院君大兴土木和加强军备，向农民索要太多，咸镜道稳城、全罗道光阳、庆尚道宁海、黄海道海州、庆尚道安东等地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北部农民不堪天灾和剥削，从1869年起大批逃亡中国东北，形成了最早的一批中国朝鲜族。

不过，一部分士大夫和儒生（尤其是老论背景）对大院君极为不满，崔益铉就是其中一个。他在1868年，就请禁止发行当百钱，1873年，上疏大院君治下的朝鲜“政变旧章”、“彝伦斁丧”，接着又上疏抨击道：

“皇庙（万东庙）之撤，君臣之伦斁矣；书院之罢，师生之义绝矣；鬼神出后（指大院君为死亡已久的绝嗣宗亲如“三福”过继后嗣）。父子之亲紊矣；国贼伸雪（指大院君为南人、北人“逆臣”韩孝纯、睦来善、李玄逸等平反），忠逆之分混矣；胡钱（清钱）之用，华夷之别乱矣。惟此数三条件，打成一片，天理民彝固已荡然而无复存矣。加之以土木、愿纳之类相为表里，而为殃民祸国之资斧者，几年于兹矣。此非变先王之旧章，斁天下之彜伦而何哉？”

他主要是站在儒臣的立场，从道德论、名分论的角度，批评大院君的政策。

壬午兵变后，高宗所下罪己纶音中以国王名义所反省的大院君之失政为：

“大兴土木，勒敛民财，使贫富俱困，是予之罪也；屡改钱币，多杀无辜，是予之罪也；毁撤祠院，忠贤不祀，是予之罪也”。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金允植以词臣身份代撰的。

大院君的儿媳妇闵妃也对公公不满，窥伺权力已久，看到崔益铉之上疏时喜出望外，便鼓动高宗宣布“亲政”，将大院君赶下台，起用闵升镐等外戚当权，对大院君的政策则“毋论善否，一并矫革”，大院君改革算是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