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烈（朝鲜语：송시열，1607年—1689年），朝鲜王朝中期政治家、哲学家，乳名圣赉，字英甫，号尤庵、华阳洞主、南涧老叟、桥山老父。他是金长生、金集的门人，早年曾为凤林大君李淏的师傅，丙子胡乱后十余年间拒绝出仕，隐居忠清道山林之中，成为西人“山党”的一员。李淏继位，是为孝宗，宋时烈一度入仕，不久辞职，孝宗末年又被起用为吏曹判书，被孝宗托付以北伐大计。孝宗死后，显宗继位，他通过在己亥礼讼中获胜而确立了自己在西人中的精神领袖地位，并曾一度官拜左议政。显宗末年，西人在甲寅礼讼中败北，南人上台，宋时烈被流放。庚申换局后回朝，任领中枢府事，不久致仕。后西人分裂为以他为首的老论和以尹拯为首的少论。己巳换局后，宋时烈因反对朝鲜肃宗急于将张禧嫔所生之子（后来的朝鲜景宗）定为“元子”而被流放并赐死。甲戌换局后平反，赠谥“文正”，朝鲜英祖将他配享文庙，朝鲜正祖将他配享孝宗庙庭。

宋时烈是宋甲祚的次子，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朝鲜宣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于忠清道沃川（后移居怀德）。据说他出生前夜，宋甲祚曾梦见孔子率领一群弟子来到自己家里。宋时烈幼时与宋浚吉一同发蒙。父亲宋甲祚作为西人党的一员，在中进士后单独拜谒于西宫（仁穆大妃被幽禁之处）而被禁锢，还乡后专注于读书教子，宋时烈就在父亲的教导下成长。天启七年（1627年，朝鲜仁祖五年）丁卯胡乱时，宋时烈的长兄宋时熹被金兵打死。翌年四月丧父，转而求学于沙溪金长生，金长生死后又求学于慎独斋金集。

崇祯六年（1633年，仁祖十一年），宋时烈参加小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生员，授敬陵参奉（朝鲜德宗陵守陵官）。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任凤林大君李淏的师傅，然而适逢仁烈王后去世，到崇祯九年（1636年，仁祖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卒哭以后，宋时烈方才与凤林大君相见，讲授儒家经典。然而经过了七个月，清军就入侵朝鲜，是为丙子胡乱，凤林大君等先逃到江华岛，宋时烈来不及追随大君，就追随仁祖入南汉山城。翌年二月，凤林大君在江华岛被俘，仁祖亦出城向清帝皇太极三跪九叩。宋时烈认为是奇耻大辱，于是隐居于忠清道黄涧冷泉里，不接受仁祖的任何任命。与此同时隐居的还有金尚宪、李惟泰、宋浚吉、金集等人，由于他们都隐居于忠清道（湖西）的山林之中，故被统称为“湖西山林”，也就是后来西人中的“山党”。

顺治元年（1644年，仁祖二十二年）六月，宋时烈听说明崇祯帝自缢，为之举哀，并说：“自古国君死社稷有几人哉？今我皇上之自靖，实可钦叹！”此后仍坚持用崇祯纪元。翌年，凤林大君从清朝回来，成为世子，仁祖召宋时烈来辅导新世子，宋时烈依然拒绝。直到顺治六年（1649年，仁祖二十六年）仁祖死后，凤林大君继位，是为孝宗，他才与金集、宋浚吉等应召进京，面见孝宗，并上《己丑封事》，提出“节哀以保躬”“讲礼以慎终”“勉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远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恢公道”“精选任以明体统”“振纪纲以励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正贡案以纾民力”“崇俭德以革奢侈”“择师傅以辅储贰”“修军政以攘夷”共十三条建议。十月，宋时烈出任司宪府掌令，后升司宪府执义。“山党”与以金堉为领袖的“汉党”不和，金集反对金堉所主张的大同法，于顺治七年（1650年，朝鲜孝宗元年）正月弃官隐居，宋时烈亦欲追随老师弃官，孝宗不许。二月，传来清朝将派六使敲打孝宗的消息，宋时烈、宋浚吉等为避祸而弃官隐居，孝宗批准。但此后由于汉党当权，宋时烈亦无意出仕，屡次推辞孝宗的各种任命。他仍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孝宗八年）呈上《丁酉封事》，强调“正君心”是内修外攘之根本。顺治十五年（1658年，孝宗九年）金堉死后，孝宗特旨任命他为吏曹判书，他多次辞职，孝宗不允，他才出任。

顺治十六年（1659年，孝宗十年）三月十一日，孝宗单独召见宋时烈于昌德宫熙政堂，就北伐满清的问题展开秘密讨论，是为“幄对说话”。孝宗想任用宋时烈主持北伐大计，但两人表现出明显的分歧，宋时烈大谈“格、致、诚、正”才是当务之急，强调“养民足食”；而孝宗则一心“养兵”，将“养兵”与“养民”的协调搁置一边，将来再议，因此君臣二人看似鱼水相得，实则同床异梦。据说宋时烈曾私下找到领议政郑太和，大谈北伐之事，希望套出郑太和的反对意见，以此为借口来逃避孝宗的托付，但郑太和并未上当，而是顺其口径支持北伐，宋时烈想法落空，悻悻而退。

“幄对说话”两个月后，孝宗即去世，宋时烈为孝宗撰写志文。此后围绕慈懿大妃（庄烈王后）如何为孝宗服丧的问题，引发西人和南人之间的“己亥礼讼”。宋时烈认为既然有昭显世子存在，那么孝宗就是“体而不正”（虽然继承王统，但不是嫡长子），应视为庶子，主张慈懿大妃为孝宗行期年服，而以许穆、尹鑴、尹善道为首的南人党则表示反对，认为应将孝宗视为嫡长子，大妃行齐衰三年丧。这场礼讼以西人胜利告终，但宋时烈也辞职隐居怀德，康熙五年（1666年，显宗七年）卜居于清州华阳洞。朝鲜显宗在康熙七年（1668年，显宗九年）以后屡次任命宋时烈为右议政和左议政，但宋时烈屡屡上疏辞职，期间只是以判中枢府事的身份短暂入侍朝中。然而他作为“山林”领袖，又为西人赢得己亥礼讼立下汗马功劳，故一直在朝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与同门尹宣举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引发了他与尹宣举之子尹拯（也是宋时烈曾经的弟子）之间的“怀尼之争”。

康熙十三年（1674年，显宗十五年），仁宣王后去世，西人和南人之间又围绕慈懿大妃的服丧问题发生“甲寅礼讼”，争论核心仍然是孝宗的地位问题，此次显宗裁决南人胜利，从此西人势力一落千丈。同年显宗亦死，朝鲜肃宗继位，南人对西人的攻击也变本加厉，南人郭世楗上疏弹劾宋时烈“坏礼乱统之罪”，宋时烈先被罢官，翌年流放庆尚道长鬐，围篱安置。康熙十八年（1679年，肃宗五年）四月移配巨济岛，翌年五月移配忠清道清风。行至陕川时发生庚申换局，南人倒台，西人上台，宋时烈获得赦免，回到怀德，不久恢复领中枢府事的官职，进京入侍，被西人推尊为“大老”。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回到华阳洞隐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肃宗九年）三月上疏致仕，任奉朝贺。在此期间，西人内部围绕如何处置南人的问题发生分裂，宋时烈站在强硬立场，支持外戚金锡胄、金益勋不择手段打击陷害失势的南人，而朴世采等则反对，而宋时烈与尹拯之间的“怀尼之争”也日渐发酵，随着宋时烈弟子崔慎上疏攻击尹拯而成为蔓延到朝堂上的公案。西人由此分裂为老论和少论，宋时烈是老论领袖，朴世采、尹拯则是少论领袖。

就在西人内部纷争之际，南人背景的嫔妃张禧嫔在后宫崛起，生下了王子，而出身西人的王妃闵氏（仁显王后）及贵人金氏（宁嫔金氏）都无宠且无育。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肃宗十四年）冬，肃宗欲定张禧嫔之子为“元子”（嫡长子），引发西人反对，肃宗趁机罢免西人，引发己巳换局。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肃宗十五年）二月，宋时烈援引中国宋神宗迟迟不立宋哲宗为储的事例，请求延期定号元子，结果被流放济州岛，后被抓回汉城审问。六月八日在途中的全罗道井邑接到赐死之命，宋时烈给身边的弟子权尚夏的遗言有“学问则当主朱子，事业则以孝庙所欲为之志为主。我国小学力弱，虽不能有所为，常以‘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八字存诸胸中，同志之人传授不失可也”。其后喝下毒药而死，享年八十三岁。甲戌换局后平反，赠谥“文正”。朝鲜英祖将他配享文庙，追赠领议政；朝鲜正祖更抬举他为继承儒家道统的“宋子”，刊行《宋子大全》，并御定《两贤传心录》（“两贤”即朱熹与宋时烈），将他配享于孝宗庙庭。

在理气关系的解释上，宋时烈引入“形”这一概念，并借助“形”来说明了理气关系。他说：“形而上形而下，退溪（李滉）、沙溪（金长生）二先生所释，殊不甚安。故常以为当以形字为主而处，道字器字于形之上下，以形、道、器三件物事所释，井井无难矣。二先生则以形与道为二，而形与器为一似与孔子本旨不合矣。盖道则理也，器则气也。理气妙合而凝，以生万物之形，故《中庸》首章注，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是皆以理、气、形三字，分别言之矣。既以理、气、形三字分别言，则当以道为形之上，器为形之下矣。”

宋时烈在强调形与道的区别的同时，亦强调形与器的分别。目的在于使理气二者统一于形。在四端七情理气之发 问题上，则在坚守李珥“气发理乘”说前提下，进一步贯彻了“七包四”的思想。认为七情中合乎理，中节者为四端，可为道心；未合乎理，不中节者皆有人心之危，易流于人欲。并指出，人心流于人欲根源在于“私欲”，“盖人心者，非直谓人欲也。其流易入于人欲，若流于人欲，则便为私邪。私之一字，百事之病。”

宋时烈毕生读朱熹著作，处处以朱熹的言行为根据，“言必称朱子”。并模仿朱熹上宋孝宗的《己酉拟上封事》和《戊申封事》而给朝鲜孝宗上《己丑封事》和《丁酉封事》。朱熹的正统观对他影响很大，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朝鲜特色的“尊周义理论”。所谓尊周即尊明，出自尊崇周天子的《春秋》大义。宋时烈强调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如同君臣父子，且在壬辰倭乱中对朝鲜有再造之恩，“我邦之一草一木，生民之一毛一发，莫非皇恩之所及也”，故朝鲜应始终如一地忠诚于明朝。康熙十年（1671年，显宗十二年），宋时烈的门人闵鼎重出使清朝，在北京购得明崇祯帝御笔“非礼不动”四字，宋时烈得到崇祯御笔以后非常高兴，于三年后将“非礼不动”四字摹刻在华阳洞瞻星台下的峭壁上，并感叹道“有君如是，而天下竟至于沦丧，岂非当时臣子之罪哉！”被赐死前遗命弟子权尚夏为明神宗和崇祯帝立庙奉祀，也就是后来的万东庙。

与尊周（尊明）相应的是排斥中国历史上的“夷狄”王朝，从现实来说就是满清。这也是出自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宋时烈提出“复仇雪耻”论，即复清灭南明之仇、雪丁丑下城之耻。宋时烈从春秋大义出发，认为“夷狄而不得入于中国，禽兽而不得伦于人类为第一义，为明复仇为第二义”。他觉得当时朝鲜所处的形势与南宋相似，所以他“学宗考亭（指朱熹），义秉《春秋》”，强调华夷之辨，提倡尊华攘夷，试图以春秋大义来重整“至痛在心”的朝鲜人心，从而达到稳定政局，重建政治和社会秩序。

宋时烈的诗文先被整理为《尤庵集》，后来经朝鲜正祖御定，刊行为《宋子大全》236卷（目录2卷、正文215卷、附录19卷），后又增补《宋书拾遗》9卷、《宋书续拾遗》3卷、《宋子大全随箚》1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