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允中（朝鲜语：어윤중，1848年—1896年），朝鲜王朝后期大臣，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字圣执，号一斋，本贯咸从（今平安南道甑山郡），出生于朝鲜京畿道广州。1869年科举及第，1881年作为“绅士游览团”的一员考察日本，同年又访问中国，1882年再度来华，任问议官。壬午兵变后回国，协助清军戡乱，不久后第三次来华，在《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上签字。1883年任西北经略使，负责中朝边界勘察。1894年参与金弘集亲日内阁，任度支部大臣，积极推动甲午更张中的经济改革措施。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逃亡回乡，在龙仁被仇人认出并杀死。谥号“忠肃”。

鱼允中本贯咸从鱼氏，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朝鲜宪宗十四年）出生于朝鲜京畿道广州，后来在忠清道报恩郡成长。他出身名门，是朝鲜景宗王妃宣懿王后的伯父鱼有凤的六世孙，但到曾祖父鱼在象一代就远离仕途而没落了。鱼允中9岁时丧母，16岁时丧父，家境非常贫寒。少年鱼允中早上忙农活，晚上则刻苦读书，终于到同治六年（1868年，朝鲜高宗五年）时在“七夕制”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荣获第一；次年又庭试文科丙科及第，正式进入政界，初授承政院假注书，后历任司谏院正言、弘文馆校理、梁山郡守等职。

光绪三年（1877年，高宗十四年），鱼允中出任全罗右道暗行御史，其间惩治贪官，颇有成绩，同时根据地方现状提出了包括革罢杂税、改革地税制度、改革漕运制度等12项改革方案，得到了高宗的重视。史载当时的暗行御史大多无所作为，只有鱼允中和李建昌“最有声”。鱼允中与闵妃宠臣闵泳翊过从甚密，号称闵泳翊门下的“八学士”之一，所以那时的他通常被认为是闵妃集团的一员。而且他与刘鸿基和金玉均等早期开化派情投意合，关系不错，因而又被视为开化党的一分子。

这时候，朝鲜已经签订了《江华条约》，被日本叩开了国门。鱼允中思考富强之策，准备游历外国。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四月，鱼允中作为“绅士游览团”的一员，前往日本考察政府部门之一的大藏省以及明治维新中的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与他同行的还有朴定阳、洪英植、尹致昊、俞吉濬、李商在等后来朝鲜的风云人物。鱼允中一行60余人在日本考察了3个月，参观各种近代设施机构与先进文物，对资本主义新文明有了初步体验。鱼允中先后会见了涩泽荣一、伊藤博文、福泽谕吉、三条实美、井上馨、岩仓具视等日本朝野人士及中国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参加了兴亚会活动，交流颇广。其中他对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尤为推崇，将其随员俞吉濬和柳定秀送到福泽谕吉所办的庆应义塾留学。又将随员尹致昊托付给另一名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

等到绅士游览团归国时，鱼允中却径自前往中国，希望考察一下正在进行洋务运动的中国，并根据对中日两国的观察结合朝鲜的现状，研究一条适合朝鲜的改革之路。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九月，鱼允中抵达中国上海，拜访了中国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等人，并观摩江南制造局等洋务企业；在上海停留12天以后北上天津，进入天津白河口时回想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庚申之变）的往事，感慨万千的他赋诗道：

遥看河口炮台新，西舶当年涨战尘。

十万貔貅竟无赖，行人尚说吉庚申。

到了天津以后，他就与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晤谈。鱼允中对李鸿章评价颇高，记录道：“李果伟人，动止凝重，仪干甚壮。”李鸿章也对鱼允中印象甚佳，后来曾对来华的朝鲜领选使金允植说：“鱼允中在津接晤两次，论外交等事甚详据”。一个月后，鱼允中又重返上海，其间曾与即将赴任中国驻日公使的黎庶昌交流，然后由上海搭船经日本返回朝鲜，同年十二月向国王高宗复命，结束了他为期8个月的中日之旅。

鱼允中无疑是绅士游览团中思考最深入、见解最独到的一位，他通过对中日的游历，大大开拓眼界，主张通商、竞争、变革，其终极追求则是朝鲜的富强。鱼允中认为：“通万国而后富强可论，不然徒虚言而已。”他复命时向高宗报告了日本和中国的情况，指出中国“渐欲修举实政”、“且劝商业”，并认为朝鲜对外国也须“以商务应之”。他在考察过程中形成强烈的危机意识，使他意识到必须通过竞争来求富强，他在与黎庶昌谈及游览日本的感想时说：“邻国之强，非我之福，从可力求富强乃已。”并表现出对琉球问题的关心。回国后，当高宗问及日本是否对朝鲜“有他意”时，鱼允中重复其观点说：“对其无他意与否，在我不在彼。我得富强之道而行之，彼不敢有他意；不然而彼强我弱，难保无他事矣。邻国之强，非我国之福也。”他还强调：“春秋战国即小战国也，今日即大战国也，皆以智力争雄”。从他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在赞叹日本的同时是对其抱有警惕之心的，更重要的是他在危机意识下所表现出的弱肉强食的竞争思想。鱼允中还强烈主张变革朝鲜旧俗，他比较了朝鲜和日本的民族性格，认为朝鲜在儒教浸淫下，“以沉潜柔懦为贤，无一人勇敢作气者”，而“日本之能有作为者，以其人素尚武事，人之习于勇果故也，可以为鉴”，因此他疾呼“是可先变（朝鲜）风俗，使之痛革前俗而后可耳”。他对传统儒学加以批判，还提出“先革科举，则图功名进取者，皆奔走争往外国，学得才艺而归。若不废科举，取人之路人才不兴，而皆安于旧，不求学术之精进矣”。而且他对比了中日两国，得出结论“日本人不计事之利钝，断然行之，故虽有所失，能立国体；清人狃于旧习，荏苒度日。以此观之，天下犹以不顾利害而行之者为得计”。这些思想都可谓是具有突破性的真知灼见。鱼允中曾将他游历中日的经历写成《中东记》一册，可惜此书已经亡佚，只留下了被认为是《中东记》草稿的《随闻录》。

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二月，鱼允中再度被高宗派往中国，负责商讨与中国建立全面通商关系、改革朝贡制度（即废止年贡、谢恩、陈奏等事大使节，改以派使常驻北京）的问题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谈判工作。当时美国代表薛斐尔已经前赴朝鲜，所以鱼允中没有参与朝美谈判；而清政府拒绝派使驻京，但同意与朝鲜展开通商谈判，于是鱼允中抵达中国天津以后，出任问议官，致力于与清廷的通商谈判，同时协助率团考察洋务的领选使金允植的公务。

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朝鲜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壬午兵变，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京军哗变，赶走了闵妃，拥立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上台执政。清朝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听说这件事以后，急忙询问金允植和鱼允中关于朝鲜国内的状况。鱼允中认为作为守旧巨头的大院君上台，将会开历史倒车，再加上日本的趁机干涉，势必给朝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他在与清朝官员周馥的笔谈中一再诋毁大院君，并指出大院君是兵变的“祸首”，又称“（中国）若于今日不亟亟调处，日人必大发报复，生民涂炭，宗社将覆”，与金允植一道极力呼吁中国出兵平定壬午兵变。而后鱼允中随清朝官员马建忠等乘坐中国军舰回到朝鲜，积极配合清军刺探情报、平定兵变，同时也参与了大院君逮捕计划的谋议。镇压壬午兵变以后，鱼允中又重返中国，继续担当中朝通商谈判任务，最后缔结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至此，鱼允中在政治立场上倒向中国，成为“事大党”的骨干人物。

在鱼允中签订完《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归国后，便参与机务，高宗按照他的提议建立“减省厅”，由他主管。鱼允中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裁撤各种冗员冗费，得罪了利益集团，于是他在光绪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被外放为西北经略使，负责朝鲜北部对华边境贸易工作和朝鲜越界垦民问题，与中国签订了《中江贸易章程》和《会宁通商章程》。在其过程中，鱼允中声称土门江与图们江为不同的两条江，进而向清朝索要图们江以北的土地，演变为中朝长期的边界纠纷，所以鱼允中可以说是愈演愈烈的间岛问题的始作俑者。次年他调回中央，任协办军国事务。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要发动政变时，曾希望得到鱼允中的合作，但鱼允中料其不能成事，遂在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十月初六偷偷溜出汉城，躲入乡下。十一天后甲申政变爆发，很快便被袁世凯率领之驻朝清军镇压下去，鱼允中在政变平息后又重返汉城。

甲申政变后，鱼允中被任命为宣惠厅提调、户曹参判、刑曹参判、承政院左承旨、吏曹参判、工曹参判等官职。此时的他由于刚直不阿，并且被视为亲清派，已经走到亲俄的闵妃集团的对立面。光绪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七月，他与金允植被弹劾私自埋藏开化党人朴泳孝之父朴元阳的尸体，后在袁世凯力保之下无事。但鱼允中已自知难以在官场容身，遂在同年十二月辞去吏曹参判之职，此后长期游离于朝鲜政界之外。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三月，鱼允中复职并被委以重任，就是去解散在全罗道集会的东学道徒。

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东学道掀起了“教祖伸冤”运动，并于同年三月在报恩郡俗离山举行大规模集会，揭开“斥倭洋倡义”的大旗。当时鱼允中就在报恩郡家中，因此高宗任命他为两湖宣抚使，就地解决东学道徒的集会问题。鱼允中接到任命后，派人密探东学道内情，得知教主崔时亨并无聚众暴乱之意，且东学道粮食不足，加之连日大雨，已有多人生病，难以坚持下去。四月初一，鱼允中偕报恩郡守李圭白等众官亲赴东学道徒聚会之处，传达国王的教旨，并当众宣布今后地方官如有非法杀害东学道徒没收财产等事，将处以严罚。次日崔时亨便带头解散了。对于剩余不肯离去的东学道徒，朝鲜政府则派洪启薰率兵武力镇压，总算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将这次群体性事件摆平。在任宣抚使期间，鱼允中因得罪权贵，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八月被流放到到庆尚道延日。次年二月释放归乡。

尽管鱼允中努力化解了危机，然而东学道还是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发动武装起义，即甲午农民战争。高宗再次想到任用鱼允中，遂拜他为承政院承旨与汉城府右尹。鱼允中赴京就任时，清日两军已对峙于朝鲜，日本宣称为了朝鲜的独立和改革而来，实行改革是鱼允中的夙愿，而此时他认为“文物礼仪百般之事仿之中华，三纲五伦人道之教之尧舜，过去之中国乃我之恩国也、主邦也，焉能不崇尚乎？唯今日之清人不可信凭”，开始转向亲日。同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武力推翻了闵妃集团政府，扶植金弘集组成的亲日政权，随后发动甲午中日战争，驱逐了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又指示朝鲜亲日政权实行“甲午更张”。鱼允中先被提拔为宣惠厅堂上，而后加入军国机务处，参与改革。七月十五日新官制公布后，鱼允中成为亲日政权的度支大臣。鱼允中本来就以财经见长，他在绅士游览团期间考察的是日本财政部门大藏省，在壬午兵变后又主导“减省厅”，甲午更张再次给了鱼允中发挥才能的机会，他的改革措施包括财政统归度支部，实行一元化管理；废除苛捐杂税，征税必须依据法律；实行新的货币制度，鼓励工商业等等，为朝鲜经济的近代化立下汗马功劳。

鱼允中虽然参与亲日内阁，但也非一味亲日。当时朝鲜财政极其困难，日本公使井上馨便提出贷款给朝鲜300万日元，但井上馨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条件，即规定日元为朝鲜的法定货币、禁止发行朝鲜货币，这严重威胁到朝鲜的经济安全，所以鱼允中对此强烈抗议，宣称即使忍饥挨饿也不能接受这样的借款。最后日方作出妥协，撤出其无理要求，鱼允中遂于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三月初五同日本签订了《乙未借款条约》。随后鱼允中卷入金弘集派和朴泳孝派的倾轧中，他因赵羲渊事件触怒高宗，于当年六月被罢职，改由沈相薰任度支大臣。后来朴泳孝派倒台，鱼允中又在七月被任命为中枢院议长。

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八月二十日，日本人入侵景福宫，暗杀了闵妃，史称“乙未事变”。乙未事变后，重新组建了金弘集的亲日政权。沈相薰抗议日本暴行，因而辞职，鱼允中再度出任度支大臣。但好景不长，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高宗逃到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高宗躲进俄国公使馆以后，宣布亲日内阁大臣全部罢免，并下令将金弘集等五人作为弑杀闵妃的“逆贼”而加以逮捕。鱼允中虽不在“逆贼”之列，但他害怕受株连，因而准备逃亡回家乡报恩郡避难。结果在2月17日走到京畿道龙仁、正在客店吃饭时，被仇人郑元老、林录吉、安宽铉发现，这三人的田地曾经被鱼允中判给他人，故对他非常怨恨，看见他落难在逃，便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悄悄找来附近村民，说鱼允中是被通缉的逆贼大臣，动员他们去打鱼允中。鱼允中看见郑元老等人以后仓皇逃走，但是郑元老率领大批村民追上，并将鱼允中活活群殴打死了，据说鱼允中死的地方叫“鱼死里”。由于鱼允中早先多次忤逆高宗，因此高宗也出了口恶气，郑元老等人竟然被“特旨”免除死刑，改为流放全罗道楸子岛。一直到纯宗隆熙四年（1910年）6月29日，鱼允中才被平反，并赐谥号为“忠肃”。

鱼允中与开化党领袖金玉均关系非常密切，鱼允中甚至可以说是青年金玉均所崇拜的偶像。金玉均状元及第时就是他做的主考官。鱼允中游历中日回国后，就拜访好友刘大致（刘鸿基），将其所撰的《中东记》赠与他，即将东游日本的金玉均又从刘大致手中得到《中东记》，认真研读，受到很深的启发。金玉均在日本期间仍随身携带《中东记》一书。但壬午兵变后，鱼允中力主中国出兵逮捕大院君，金玉均指责这是“欲救一时之急而将国权卖与清奴者也”，与鱼允中发生争吵，据说还与他绝交了。但到甲申政变前，金玉均仍欲拉拢鱼允中，可见二人关系并未完全破裂。

鱼允中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受命宣抚报恩郡的东学道集会，在呈给朝廷的报告（状启）中称东学道为“民党”，这反映了他受西方影响较深。这个称谓在当时的朝鲜引起不小的轰动，史载“允中前后状启，指东学不曰‘匪徒’，而曰‘民党’，有若泰西之民权者，然识者咎其失言”。

鱼允中为人非常刚直不阿，是当时有名的直臣。他在光绪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主管减省厅，负责裁撤冗官冗费，“戚畹掖庭往往借特旨，才减旋复，徒滋纷扰，然允中执之弥坚，不恤怨讟，其毁之者号曰‘田直阁‘，谓鱼字去头截尾则田字也，百事可减，而姓独不可减画乎？”不久后，在权贵们的要求下，减省厅被撤废。

到了甲午更张时，鱼允中不仅继续得罪权贵，还经常顶撞高宗和闵妃，所以大臣们都因鱼允中“刚愎自用，实难与之共事。同时国王和王妃亦曾公开地说不喜欢鱼允中”。史载“鱼允中久管财赋，上有私求辄抑之”，还有一次闵妃要求进献虾鲊，也被鱼允中拒绝。所以高宗和闵妃都讨厌他。鱼允中还曾痛骂清朝慈禧太后，称“老婢必亡清国！”实际上是在影射闵妃。

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六月，高宗企图罢免军部大臣赵羲渊，金弘集等内阁大臣力争赵羲渊无罪，不可罢免，高宗为此勃然大怒，甚至当着众臣摔玉玺。众臣吓得不敢说话，只有鱼允中慢慢起立说道：“圣人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陛下待臣等如此，臣等将何以事陛下乎？愿霁雷霆之威，俯伸公议。”高宗对鱼允中更加不爽，最后将赵羲渊、金弘集、鱼允中都罢了官。

鱼允中生前积极主张改革，并将改革措施付诸实践，同时为人刚正，因此颇得好评。他的同僚金允植对鱼允中之死评论道：“惊呼惋怛，令人气短，所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者也。”并赋诗哀悼：“天降斯人大任才，有才无命嗟何哉。拯民如溺犹遭谤，忧国忘身反见猜。盗贼亦知仲由信，朝廷须待李纲来。忽惊灧澦风樯折，邦国凄凉万事灰。”黄玹则对鱼允中评价道：“允中强项执拗，任怨敢行，愤误亦多。而孜孜奉公，时辈莫及，故与金弘集俱称救时之才。及其死，咸叹开化之无人。”金泽荣评价道：“允中清俭刚毅，遇事风生，时人皆推为救时之才。然性少粗戆，矜自傲物，故及于祸。”朴殷植在他的著作《韩国痛史》中对鱼允中这样评价说：“允中素以刚果任事，不避艰棘，为骨鲠之臣。而至是枉死，人多悲之。”与亲日内阁对立的尹致昊也说：“他（鱼允中）是逆贼内阁中唯一一个我为他的死感到真心难过的”。

隆熙四年（1910年）鱼允中被平反时，纯宗李坧下诏说：“故度支部大臣鱼允中，器识宏深，志气坚确。以万往之姿，有激扬之风，屡典财赋，整理宿弊，经略边界，讲究国防，实为新政之蓍龟，支厦之栋梁也。未展蕴抱，遽归泉涂，今焉追惟，曷胜伤衋？尚未有褒恤之典，特赠正一品辅国奎章阁大提学。”并受到了皇帝派官吏前去祭奠的礼遇。

传统观点将鱼允中归入主张“东道西器”、推崇洋务运动的稳健开化派，并且是亲清事大派。但韩国学者许东贤质疑这一观点，他研究指出鱼允中的目标是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建立近代国民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只不过反对金玉均等开化党人的冒进手段而已。他还认为鱼允中之所以与中国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并不是因为鱼允中想要依赖清朝，而是朝鲜没有强大的实力作后盾，所以被迫屈服，而鱼允中的真实想法则是与中国实现对等关系。

鱼允中遗著有《东莱御史书启》、《随闻录》、《财政闻见》、《西征记》、《简牍要抄》、《从政年表》等，被收录进“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鱼允中全集》（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中。其中《从政年表》记录了鱼允中自1868年七夕制及第到1893年安抚东学道集会这25年间的政界经历，史料价值最高，因此在1958年与金允植的《阴晴史》被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合辑为“韩国史料丛书”第六部而刊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