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化党（朝鲜语：개화당）是朝鲜王朝末期所产生的一个秉持开化思想、以在朝鲜实现近代化改革、建设独立富强国家为目标的政治团体。其核心人物为金玉均、朴泳孝等激进开化派分子，涵盖了两班、中人、常民等朝鲜社会各阶层及官吏、僧侣、军人、商人、下人、宫人等不同职业的人士。开化党对外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楷模，表现出亲日态度，并且反感宗主国清朝的干涉，欲脱离中国而独立自主，故又被称为“日本党”或“独立党”。

“开化党”最开始并非朝鲜开化党人的自称，而是日本人对他们的称呼。“开化”一词作为“由野蛮进入文明的状态”的意思，简言之即文明化或近代化，是源于日本的舶来词汇。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文明开化”一词风靡日本社会，成为当时日本的主流思潮，由此便赋予了“开化”以文明化、近代化甚至欧美化的含义。这种“开化”模式的思维也扩展到日本人的对外认识上，比如当时日本就将琉球士族划分为所谓的“开化党”与“顽固党”。这种划分同样适用于朝鲜，在《江华条约》签订前夕的1874、75年，日本派往朝鲜交涉的官员森山茂与广津弘信就使用“开化党”和“锁攘党”的称呼。不过其所称的对象分别是闵妃集团和大院君集团，并非后来所说的开化党，但这证明了“开化党”一词是日本人的发明。

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朝鲜开港以后，代表文明化、近代化概念的“开化”一词随之传入朝鲜。韩国历史学家李光麟指出：“开国后我国许多知识分子曾赴日本考察，他们体会到在日本流行一时的开化一词的魅力，对这个概念产生共鸣，回国后逐渐加以使用。”早在《江华条约》谈判期间，朝鲜代表团的译官、开化党鼻祖吴庆锡在与日本人宫本小一、森山茂私下交流时曾说：“遇开化之人，为开化之谈，情意殊舒。”“开化”一词最早见于朝鲜文献是在1881年“绅士游览团”的一员朴定阳所撰写的报告书《日本闻见条件》中，其中介绍了日本的开化、守旧之论及文明开化论中急进、渐进之派。而朝鲜开化党是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建立的，当时“开化”这一词汇尚未在朝鲜普及，故在1879年时曾被日本人称为“韩国改革党”或“革命党”。1881年以后，“开化党”一词就开始被日本人频繁使用，如1881年5月6日《朝野新闻》报道“为了朝鲜开化党而被暗杀的李东仁”、5月7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朝鲜开化党员50名漫游日本”，5月20日《朝野新闻》在一则题为“朝鲜国朝士渡来研究日本”的报道中的留下了绅士游览团中的“开化党员”鱼允中与守旧党沈相学争论的一段逸闻，1882年4月《东京日日新闻》报道“朝鲜开化党首领金玉均来游日本”等等。至此“开化党”的称呼开始固定化，朝鲜开化党人也接受了这一称呼，如尹雄烈在1882年壬午兵变后逃亡日本、接受《朝野新闻》采访时以“开化党”自居，而其子尹致昊亦有过“吾开化党”的表述。

在朝鲜近代史上，支持近代化变革、具有开化思想的人士均泛称为“开化派”，但“开化派”并不等于“开化党”。开化派分为稳健开化派和激进开化派，前者以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为代表，主张效仿中国洋务运动路线（即“东道西器”路线），并维持中朝宗藩关系；后者则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为代表，要求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面变革，并追求脱清独立。而“开化党”则是以激进开化派分子为核心的团体。稳健开化派和激进开化派的区分在开始并不明显，甚至金允植、鱼允中等稳健开化派还加入了开化党，是金玉均的“同志”。所以中国的《申报》认为清军平定与善后壬午兵变是“得开化党之助”。但以壬午兵变为节点，稳健开化派就和激进开化派（即“开化党”）分道扬镳了，这点将在后文详述。另外，“开化党”这一称呼，是与“守旧党”相对应的；同时别称“独立党”或“日本党”，这是与“事大党”相对应的。但要把开化党尤其是甲申政变的对立面笼统说成是“事大党”或“守旧党”并不准确，实际上开化党反对的既不纯然是事大党，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守旧党，具体来说是闵妃集团，这一点也容后文阐述。开化党在英文史料中一般记为“Progressive Party”。

关于“开化党”的形成，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其组建的具体时间和经过，后世大多是透过朴泳孝、徐载弼、吴世昌（吴庆锡之子）等相关人士在多年后的回忆来推测的。大致来说，开化党形成的过程是与开化思想的诞生相伴随的，而说到开化思想的诞生则不能不提到吴庆锡、刘鸿基（刘大致）、朴珪寿三人。其中吴庆锡出身中人，自1853年来13次以译官身份出使中国，观察国际形势，并从中国带回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新书”，与同样是中人的密友刘鸿基相互研究切磋这些书籍，于是逐渐萌生了开化思想。他们二人频频叹息朝鲜国运如风前灯火，想搞一场大变革。一天刘鸿基对吴庆锡说：“我邦之改革，如何方得成就耶？”吴庆锡回答说：“先求同志于北村（汉城的两班贵族聚居区）之两班子弟中，以起革新之运气也。”渐渐他们就物色了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青年贵族，播下了开化思想的种子。

朴珪寿则是官至右议政的朝廷高官，他的祖父是实学大家朴趾源，是主张振兴工商和革新技术的“北学派”，朴珪寿继承了乃祖的北学思想，并在1861年和1872年两度出使中国时目睹了西势东渐的现状，也钻研《海国图志》等书籍，因此力主“自主开国论”，成为将北学思想嫁接到开化思想的关键人物。朴珪寿与吴庆锡之间有交往，但在当时保守派兴宣大院君当政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得不到伸张，于是转而着眼于培养下一代。在1869年时，朴珪寿调回汉城任职，他与吴庆锡、刘鸿基共同在汉城北村讲学，向一些两班子弟讲解朴趾源《燕岩集》等实学著作与《海国图志》等“新书”，传播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将开化思想植入这些年轻人的脑中。多年后朴泳孝回忆说：“新思想出自我亲戚朴珪寿家的舍廊，金玉均、洪英植、徐光范以及我的伯兄（朴泳教）都聚集于斋洞朴珪寿家的舍廊中……通过阅读《燕岩集》中攻击贵族的文章获取了平等思想”。因而吴庆锡、刘鸿基和朴珪寿可谓是开化党的鼻祖。但朴珪寿和吴庆锡相继在1877年和1879年去世，都没有活到开化党完全形成的时候，刘鸿基则成为后来开化党的幕后指导者。除了这三人以外，当时一名武弁出身的文人姜玮也被认为是早期的开化思想家，但他对开化党形成的作用不如这三人明显。

吴庆锡、刘鸿基和朴珪寿等人在汉城北村招徕两班子弟，灌输开化思想，为开化党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那么开化党又是何时何人所创建的呢？一说是1875年左右，这是根据金玉均在1885年流亡日本时所撰的《甲申日录》中记载宫女某氏（别称顾大嫂，据考证实名为李禹石）“自十年以趋附我党，时以密事通报者也”，又说“尹景纯多年亲近于吾党之中”，可见开化党存在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最晚在1875年就形成了。事实上金玉均在1874年二月二十四日被任命为弘文馆校理，同年十二月三日又左迁为副校理，其后8年间不曾有过职务变动，说明这段期间他没怎么参与朝政，很可能就是为组建与发展开化党而奔走。

另一说是1879年左右，主要是依据徐载弼的回忆，他讲述了他与一批年轻人在1879年时被金玉均带到汉城郊外的奉元寺去拜访和尚李东仁，李东仁给他们展示了一些外国照片和《万国史记》一书，并透露这些都是来自日本的，于是金玉均出钱让李东仁去日本一趟，仔细考察并带来更多新式文物。李东仁回国后，果然带来大量书籍与新式文物，金玉均、徐载弼等花了一年以上时间将其阅读完，从此便决定为朝鲜的开化而奋斗。徐载弼说：“这成为我们作为开化党最初出发的根本，换言之，在这名叫李东仁的僧侣的引导下，我们读了这些书，思想逐渐成熟，因而奉元寺堪称是我们开化党的温床。”也就是说1879年李东仁访日前后为开化党最初形成的时间。

总之，开化党的组建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1879年左右已完全形成。这年协助李东仁访日的日本和尚奥村圆心记录道：“革命党朴泳孝、金玉均等愤慨国家之衰运，欲大行刷新”，而李东仁本人在访日前夕曾对日本驻朝代理公使花房义质称金玉均为“予同志之巨擘”，并提及了吴庆锡、刘鸿基、姜玮、朴泳孝等“先辈”或“同志”，可知以金玉均、朴泳孝为首的开化派人士已经组建了一个“党”，并且表现出明确的群体意识，说明在1879年时开化党已初具轮廓。

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组建开化党时是如何吸引别人加入该党的呢？首先从开化党中的上层人士来看，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们都具有或赞成开化思想，而他们结合的具体方式则是透过同门关系、官场关系及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关系等。金玉均、朴泳孝、朴泳教、洪英植、徐光范、俞吉濬、金允植等人都曾在朴珪寿门下受学，接受开化思想，同门关系使他们联结在一起；徐载弼的舅舅金声根和徐光范的妻子都出身安东金氏，他们通过这层关系结识了同样出身安东金氏的金玉均，这是通过大邱（达城）徐氏与安东金氏这两个“三韩甲族”之间的联姻关系来联合的；闵泳翊（王妃闵妃之侄）、李载兢（领议政李最应之子），包括洪英植（领议政洪淳穆之子，对于他加入开化党的时间有争议，一说因同门关系而一开始就加入了，一说是壬午兵变尤其是访问美国归来后被金玉均拉入伙的），他们都是当朝权贵的公子，且已经开始在政界呼风唤雨，他们本身支持开化思想，而金玉均等人也通过官场关系极力结交他们，使他们成为开化党的头面人物，此外鱼允中、尹雄烈等有一定资历的壮年官僚也是在具有开化思想的条件下，通过官场关系而成为开化党的一员。尹致昊则既是尹雄烈的儿子，又是鱼允中的门人，由此加入了开化党。

除了两班贵族以外，开化党领导者还利用他们的人际关系鼓动各阶层、各职业人士加入开化党。如出身中人的刘鸿基是金玉均等人的指导者，而他又以佛教信仰为纽带将李东仁、卓挻埴等僧侣拉入开化党中。尹泳观、李圭完、林殷明、申重模、申应熙、郑兰教等人则是被金玉均、朴泳孝挑选为士官生徒赴日学习军事的，他们大多数是常民出身，后来又全部参与甲申政变。申重模之兄申福模亦是作为朴泳孝的心腹，曾到日本受过军事训练。朴齐絅、边树等中人出身者曾是金玉均、朴泳孝访日的随员。李喜贞、李寅钟是武官出身，义结金兰，双双投入金玉均门下。武官柳相五、柳赫鲁父子与金玉均、刘鸿基等关系密切，吴鉴与洪英植关系密切。全兴龙是朴泳孝的医监。尹景纯是卖菜的商人，很早就与金玉均往来，他的弟弟尹景完（尹启完）亦随其兄参与开化党。李昌奎是负商统领，吴昌模是下级武官，这二人是通过李喜贞等加入开化党的。南兴哲是洋物商，他曾随金玉均访问日本。徐载昌是徐载弼的弟弟。金奉均、李点乭、高兴宗、李允相、车弘植、崔英植、高永锡等人则是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家中的下人（傔从），大部分为雇佣的仆人，崔英植和高永锡二人是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婢，他们受主人影响加入开化党。顾大嫂（李禹石）、柳在贤（后背叛开化党）等宫女、宦官则应该是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出入宫禁时拉入伙的。此外还有许多开化党的中下层人士，因资料缺乏而无法了解和推定他们与开化党领导者有怎样的关系，但他们应该都是被开化党领导者物色而参与其中的。总而言之，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动员他们周边所有的人际关系，使各色人等汇集到开化党的名下，从而壮大了开化党的规模，为开化党的活动提供后备力量。

开化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党派或政党（party），而是一个集团（group），这个集团既不同于朝鲜党争政治下的“朋党”或势道政治下闵妃集团这类统治阶级内的利益集团，也不同于“事大党”这类没有明显结党行为但具有某种共同特点的官员的统称。开化党是一个超越阶级、职业、身份、年龄甚至性别等界限的团体，有群体意识、目标与互动。前文已提及李东仁访日时已流露出群体意识，其他开化党人如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尹致昊等也曾有过“吾党”、“我党”的表述，互相引为“同志”，他们都是为了“开化”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展开一系列活动。但另一方面，这一团体又是十分松散的组织，没有明确的规范与分工，直到1884年11月以后为了发动政变才稍显严密。

开化党的主导势力大部分都出身名门或身居要职，如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李载兢、闵泳翊、徐光范、徐载弼、朴泳教、尹雄烈、尹致昊、金允植、鱼允中等。此外还有一些中人和僧侣活跃于开化党中，如刘鸿基（开化党幕后指导者）、边树、朴齐絅、李东仁、卓挻埴等。其中李东仁、李载兢死于1881年，卓挻埴死于1884年，金允植、鱼允中、闵泳翊在壬午兵变后相继脱离了开化党，尹雄烈、尹致昊、俞吉濬和刘鸿基出于主观或客观原因没有参与开化党发动的甲申政变。甲申政变平息后高宗曾表示：“枭獍妖孽，出于世胄贵显”，可见开化党领导者所具有高贵的社会地位。

开化党的下层人士的身份多为下级两班和常民，职业则有军人、商人、宫人、下人以及所谓的“壮士”等，有数十人之众。在涉入甲申政变的开化党人中，除了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5名领导者以外，两班有11人，中人5人，常民39人，不明身份者23人，而不明身份者据推测以常民居多。开化党下层人士的主观能动性不如主导势力，但具体事务则由他们承担，这在甲申政变中体现的特别明显。

开化党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开化思想”，这一思想本身便在不断发展中而尚未成形，故难以系统确切地描述开化党人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从开化党发展的轨迹来看，他们的开化思想是脱胎于实学中的北学思想的，而北学思想并未脱离儒家思想的范畴，故在开化党草创之初，开化党人虽期望国家富强，但其思想应该不会太偏离“东道西器”的程度。但是随着他们对日本的欣赏崇拜及频繁的对日交流，他们迅速以明治维新为榜样，决心走一条对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实现近代化的道路。壬午兵变后又加入了反清独立的思想。不过到甲申政变为止，他们的思想仍处于近代思想和传统思想之间的青黄不接的状态（详见词条开化思想）。

具体的例子就是开化党人对东方儒家思想和西方启蒙思想的态度。金玉均爱读佛书、厌恶儒学已是众所周知，洪英植亦“斥孔孟伦常之道，肆然无忌”，朴泳孝、徐载弼、徐光范、俞吉濬等人离经叛道的言论和举动更是传遍当时的朝鲜，时人对此感叹：“伦理灭矣，国有不亡者乎？”“若此辈（开化党）不遭亡不旋踵之祸，可谓天理全无矣！”但是开化党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团体，当时朝鲜也没有发育出资产阶级，开化党的领导者们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逆子”，所以他们难免儒家的烙印。这点在他们共同持有的忠君思想上体现的淋漓尽致。金玉均曾对日本人说：“大君主虽极英明聪断，以兹四百年积累之顽俗，猝无化矣，势不得有一番大更张，改革政府，然后君权可以尊、民生可以保矣……虽灭身抉腹，惟尊王室以报我君主之恩。”后来英国驻朝总领事阿须敦问他：“若当有变之时，公辈何以处身？”金玉均毫不犹豫地回答：“若有事，理当与国王同死而已。”朴泳孝在甲申政变后亦曾上疏表白开化党发动政变“实因于忠君爱国之心，而不因于篡逆乱国之意”。虽然当时尹致昊在日记中骂过高宗李熙是昏君，但总体来说开化党极力标榜忠君，也不反对君权。而在甲申政变以前，开化党人的文明开化观念完全从日本囫囵吞枣地学来，对西方启蒙思想了解很浅，也没有接受基督教的迹象，直到甲申政变失败后，开化党领导者才开始直接领教受西方思想熏陶，信仰基督新教的徐载弼后来更回国传播启蒙思想，但此时开化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了。

以上所说的“开化思想”只适用于开化党的领导者，而开化党中的下层人士的思想与动机显然不会达到这种高度。在朝鲜这样一个封建等级制度森严、阶层固化严重的社会里，他们作为受压迫的阶层，对“翻换世道”、社会改革的渴望不亚于开化党领导者，但他们又不可能真正理解开化思想。他们大概认为参与开化党是向上爬的一个捷径，所以他们对“开化”的理解是“吾辈于开化之世，事若成则当得好官矣”“今世常汉（对常民的俗称）皆为好官矣”。反映出他们朴素的思想观念。开化党的领导者亦时常对他们实施开化独立的思想教育，不过应该不会有本质上的升华。

开化党的目标显然是“开化”，但当时尚未有人阐明“开化”究竟为何物，直到甲申政变数年之后，从美国归来的俞吉濬才在《西游见闻》中首次系统论述“开化”理论，此时开化党已经分崩离析了。而开化党活动时所追求的“开化”目标在甲申政变时所颁政纲中被具体表现出来，总之就是要建设与日本并驾齐驱的文明富强的近代国家，正如金玉均对开化党同志所放出的豪言：“如果说日本是东方的英吉利，那么我国就是亚细亚的法兰西！”或是尹致昊所归纳的八字：“兴新改旧，恒图独立”。

开化党与当时朝鲜内外部关系的基本情况是：壬午兵变以前，接近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集团，向日本传递秋波；壬午兵变以后，反对闵妃集团，拉拢大院君集团与事大党中的稳健开化派，彻底依赖日本，反对清朝。一般认为开化党与守旧党对立，或是与事大党对立，这都是片面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的政治势力分为闵妃集团和大院君集团两派，闵妃集团以骊兴闵氏外戚为核心，并有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老论派大族与之联合，自1873年从大院君手中夺权以后，构成了闵氏一族的势道政治，国王高宗亦受制于闵妃集团；大院君集团则以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中心，南人与北人官僚及“卫正斥邪”的儒生亦属于这一派。而自19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开化党异军突起，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壬午兵变以前，在这三股政治势力中，大院君集团无疑是典型的“守旧党”，曾在1881年掀起辛巳斥邪运动与李载先谋逆事件，后来更引发了壬午兵变，使守旧势力达到顶峰；而闵妃集团则一直主张开港，并对新生的开化党加以倚重，在1880年高宗决议采纳《朝鲜策略》、实施开化政策以后，开化党人李东仁、尹雄烈、闵泳翊、洪英植、鱼允中、金允植等开始活跃于开化的第一线，在建立统理机务衙门、创设别技军、派遣赴日绅士游览团与赴华领选使、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等开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都不乏开化党人的身影，因此闵妃集团可谓是开化党的同路人。至于“事大党”一说，在壬午兵变以前并不存在，而仅停留在封贡层面的“事大”可以说是这三股政治势力的共识。

但是壬午兵变打破了这一局面，一方面由于清朝对朝鲜的干涉，大院君作为兵变祸首而被抓到中国，标榜“卫正斥邪”的守旧党——大院君集团一蹶不振，这在客观上为开化党扫除了一个大障碍，使开化思想与观念迅速流行于朝鲜；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理念与对清态度的不同，稳健开化派从激进开化派分化并脱离了开化党，闵妃集团也不再扶持开化党，他们借助清朝力量恢复权势，并更倾向于清朝洋务运动式的改革，而亲清的稳健开化派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等也与闵妃集团合作，一道构成了所谓的“事大党”。开化党人虽试图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推动近代化改革，却遭压制而收效甚微。于是闵妃集团变为开化党的敌人，他们虽未否定开化，但开化党则对其嗤之以鼻，称其“名曰开化，实无开化之效”，并叹息“实开化党无几人，皆是顽固党，则开化之效，不知在于何日也？”也就是说当权的闵妃集团已被开化党定性为新的“顽固党”（守旧党），这也成为其发动甲申政变的动机。而对于真正的“守旧党”即大院君集团，开化党反而充满同情并加以笼络，开化党人曾高度评价道：“大院君，人杰也”，并称“虽然若非此公之虎威，则不能杜开化而保顽固；非此公，则他日亦难望变顽固而进开化也”。即他们认为大院君虽然在过去有阻碍开化的作用，但将来没有他也不能成就开化。后来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政纲第一条便是“大院君不日陪还事”，并在新政府中为大院君的子侄预留了职位。同时，开化党虽高喊“击灭事大党”，却对事大党中的稳健开化派仍给予尊重，在甲申政变时的新政府中也授予他们官职。但是大院君集团已无能为力，而稳健开化派又不买开化党的账，故导致了开化党的迅速败亡。总之，壬午兵变后开化党的敌人是闵妃外戚集团，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也是要联合大院君集团与稳健开化派来打倒闵妃集团，开化党在甲申政变时的人事调动以“凡见屈于诸闵者概举当官”为原则就充分反映了这点。有学者据此认为，甲申政变的性质并不是开化党要扫除守旧党或打倒事大党的近代化改革或革命，而是“独立党为了和外戚对抗，依靠日本势力，企图实行急进式的革新。他们虽然标榜革新，但其本质不过是要打倒外戚政权，建立以非外戚为中心的政权而已……大概在近代朝鲜历史上，政治上不得志的名门子弟拥立宗室的不平分子企图打倒外戚的事例并不鲜见，李载先之狱就是其中一例。也就是说，独立党和外戚的抗争是朝鲜特有的政权争夺。”

在开化党的对外关系上，亲近日本是其主要特征。自开化党于1879年派李东仁赴日以后，开化党要人便不断前往日本考察，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尹致昊、俞吉濬等在甲申政变前均有出使日本或赴日考察学习的经历，他们试图与日本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在政治上借助日本力量对抗国内反对派，经济上多次向日本借款，文化上输入日本式的近代文明，军事上接受日本式的军事训练。开化党下层也有很多赴日的，他们大多是作为随员或下人跟随主人去日本，有的还在开化党领导者的劝告或推荐下前往日本学习深造，如徐载弼以下李圭完、申应熙、郑兰教、申重模等10多名在日本户山陆军学校接受军事训练的士官生徒，此外徐载昌在日本学习养蚕，申重模在日本学习日语，申福模在日本学习军事，边树在日本学习化学，南兴哲在日本学习牛痘，等等。而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则对开化党表示欢迎并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由此开化党在国内的指导者为刘鸿基，在国外的导师当属福泽谕吉了。

当时福泽支持开化党是基于其“东洋盟主论”的理念，他认为东洋三国中日本最为优越，故应努力开导朝鲜文明开化，以抵御西洋的入侵。他说：“朝鲜之人民绝非野蛮，虽非无高尚之文思，然眼光尚未分明，如迷失方向者也。……若外来者，不可以威胁迫，不可以利侵占，唯正其人心之非，使之自发一途耳。”由于开化党“倾意依赖于日本”，故又得到了“日本党”的称号。但福泽谕吉反对这种提法，他指出甲申政变完全是“事大党”和“独立党”之间的倾轧，或者可谓守旧与改进之争。福泽认为，“支那党”之名是非常适合的说法，“支那政府干涉朝鲜之内政，喜欢其涉者即是‘支那党’”，而日本只是和朝鲜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 除此之外毫无其他关系，但朝鲜人看见希望维持本国独立的人就称其为“日本党”，其名甚至传到了日本，“原本在他国主张独立之人，我辈主要乃喜欢他们认可独立，百事有羡慕我日本之情，但此仅乃对方之事，非我国所了解。总之，在如今混乱之情况下，朝鲜有‘日本党’之名，世间或理解为如‘支那党’之‘支那’二字，产生日本人同朝鲜之内政、内事有关系等嫌疑也无法预料的”。可见这无非是福泽为了开脱自己同开化党、甲申政变的干系的说辞而已。

对于宗主国清朝，一般认为开化党是要反清独立，不过这一目标是壬午兵变后才浮出水面的。之前清朝虽为宗主国，但势力未进入朝鲜，且对朝鲜开化产生关键影响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及后来的《朝鲜策略》、《易言》等书无不来自清朝，所以开化党人不但没表现出反清言行，而且不排除对清朝有好感。开化党领袖金玉均在1882年上半年第一次东渡日本时，还主动接触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和驻长崎领事余瓗，与其探讨世界大势。但是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日本被福泽谕吉洗脑，壬午兵变后又亲眼目睹清朝对朝鲜的粗暴干涉，遂产生了强烈的反清情绪，疾呼“打倒清国”。壬午兵变后朴泳孝、金玉均、徐光范、闵泳翊等开化党人奉命出使日本，表面上他们仍与清朝保持交流，金玉均甚至邀请黎庶昌为其新作《治道略论》撰写评论与跋文，还请求清朝出面斡旋朝鲜与更多西方国家建交，但另一面他们却向驻日英、美、俄等国公使痛骂清朝的干涉，并恳请他们直接与朝鲜建交，不要经由清朝。

壬午兵变平息、《济物浦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均在汉城驻军，其中清军达3000人，日军仅200人。开化党见清人横行霸道于朝鲜国土，肆意干涉朝鲜内政，反清独立思想日益根深蒂固。金玉均在1883年夏第三次渡日时，每周都有一次与留学生的见面会，他在会上教育开化党的留学生说：“西洋各国皆是独立国也，无论某国独立，然后可以和亲，而朝鲜独为中国属国，深可耻也。朝鲜亦于何时可为独立，而与西洋诸国同列乎？”另外朴泳孝亦曾训诫开化党人说：“汝为朝鲜人当有知觉矣！朝鲜乘此时可为独立国。”尹致昊也有类似言论。由此“文明开化”与“反清独立”成为开化党人相辅相成的奋斗目标。然而，当时开化党的言论只是单纯想要脱离清朝，并没有或来不及上升到批判事大主义、鼓吹民族主义的地步，清朝在甲申政变前似乎也没对开化党引起足够重视。

开化党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形成到壬午兵变，第二阶段是壬午兵变后到策划政变，第三阶段是策划政变到甲申政变。此后开化党便瓦解了。

开化党形成以后，据说曾在戊寅年（1878年）谋议第一次具体的改革计划，但由于某位重要同志的死亡而作罢，此后他们把视线转向国外。首先开化党是在1879年委托开化僧李东仁考察日本，开化党之所以把对外考察的对象首选日本，应是受到其鼻祖吴庆锡在参与《江华条约》谈判后告诫“一定要去日本开眼界”的影响，而李东仁早已在釜山与日本人有交往，是开化党中唯一一个在日本有人脉关系的，他从釜山回汉城后将新事物展示给金玉均、朴泳孝、徐载弼等开化党人看，使开化党对日本的兴趣更加强烈，所以委派他去最为合适。李东仁渡日初步奠定了开化党亲日的性格，李东仁动身前曾作为开化党的代言人向日本驻朝代理公使花房义质交代了开化党的基本情况，他将日本称为朝鲜的“兄弟”，欢迎日本来朝鲜通商，提出了朝日全面合作的主张，包括朝日共同开发朝鲜半岛的矿山和田野、开化党负责劝汉城六矣廛与日本交易、向日本借款、并派10多名同志赴日全面学习新文明等内容。李东仁到日本后，学习日语，参加兴亚会，并通过庆应义塾学生兼东本愿寺僧侣寺田福寿结识了福泽谕吉，实现福泽与开化党的首次接触。李东仁还带来大量新式文物与书籍，在次年回国后给开化党人看。徐载弼回忆说：“李东仁果然带回了许多书籍、照片、火柴等等（当时我们是第一次看到火柴的，因此当我们看到火柴杆划出火花时，都为之吓了一跳，并心里想，这真是鬼神之造化，日人确实有能使鬼神的才华）。他带来的书有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等……我们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读完这些书，尽管那些书全是用日本语书写的，但因为我们大概懂得汉文，故只看里面的汉字也差不多能读懂其意思。在读完那些书籍之后，我们仿佛感到真正领悟到了世界的大势，而且在心里萌发了我国也象其他国家那样应当确立人民之权利的想法。”可知李东仁渡日对开化党发展的重大意义。

1880年，高宗和闵妃接受第二次修信使带来的《朝鲜策略》之建议，决议对外开放，并实施开化政策，这成为开化党发展的首次机遇。但同时大院君集团兴风作浪，掀起辛巳斥邪运动，极力阻挠开港与开化政策，甚至策划拥立大院君庶长子李载先取代高宗。在闵妃集团与大院君集团殊死斗争的风口浪尖中，新生的开化党也受到冲击，开化党的两名重要人物——李东仁和李载兢在1881年3月相继蹊跷死亡，其中李载兢是领议政李最应（兴寅君）的儿子，也是高宗的堂弟，他是被金玉均等推为当时开化党的“党魁”的，盛传他死于毒杀。他们的死亡无疑是开化党的损失，多被怀疑是大院君集团所害。不过，高宗和把持朝政的闵妃集团力挺开化，因此顶住了大院君集团的压力，镇压辛巳斥邪运动，粉碎李载先政变计划，处死和放逐许多守旧党，开化党也就渡过了第一次难关。随后开化政策顺利实施，继建立统理机务衙门后，开化党人闵泳翊、尹雄烈创设别技军，洪英植、鱼允中参与绅士游览团赴日考察，金允植率团出使中国学习洋务，并谈判《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大有如日方升之气象。不过开化党与闵妃集团实为同床异梦，开化党从一开始就不满当权的闵妃集团，早在李东仁访日之际，便称：“国王（高宗）、王妃（闵妃）、领议政（李最应）、王妃之兄（闵谦镐）四人合议便成势道，因此政府之事不过百事因循而已。”即便是1880年闵妃集团实施开化政策、起用开化党人以后，开化党与闵妃集团仍存在隔阂，1882年春，花房义质曾对一名向他抱怨当权者的开化党人说：“回顾去年，有李太师（李裕元）之谪，有李载先之死，有洪在鹤之斩，仆外人过见之，有开化党得力擅势之形。希闻此怨望执政者之言，仆未能解也。”壬午兵变以后，开化党与闵妃集团之间终究因利益不同而转为敌对关系了。

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开化党核心力量在当时尚未参与政务，他们“宦途未扬，究心泰西之学，抵掌谈富强之策”，在潜心研读完各种书籍和见闻以后，也萌生了亲自去日本体验近代文明的想法。他们经过朝鲜高宗的批准，于1882年1月（辛巳十二月）动身东渡日本。其中朴泳孝因事未能成行。他们不仅考察了日本的各种新式文物与设施，还与日本朝野人士展开广泛交流，得到其热情支援。金玉均透过已入学庆应义塾的开化党人俞吉濬的介绍而会晤了福泽谕吉，并在福泽的引荐下认识了井上馨、后藤象二郎、大隈重信、伊藤博文、涩泽荣一等日本政经界巨头。福泽谕吉教导金玉均等人说日本作为世界的文明国，保有完全的主权，而朝鲜虽有两千年以上的文明，却甘于做清国的属邦，金玉均等人接受福泽的教诲，渐渐明白独立自主的真谛，并憧憬朝鲜像日本那样短时间内跻身文明国的行列。经过对日本数月的考察和福泽谕吉的思想改造之后，金玉均对日本充满好感，他认为：“日本对朝鲜的根本概念并非开战、侵略、征韩，只有提携、合作，据此洞察其乃在排除支那之压制。日本国民又尊重亲爱信谊，友爱正义，乃确信其国家与国民为援护朝鲜打开现状之唯一友邦，谋以为同志，并向国王奏言，坚信以此可尽祖国之改造。”这种露骨的亲日态度已埋下了开化党分裂的种子，而旋即爆发的壬午兵变则使开化党的分裂提前来临。

1882年7月大院君集团利用壬午兵变将闵妃集团赶下台，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也仓皇回国。壬午兵变是开化党发展史的一个转折点，首先的影响表现在朝鲜国内的开化党受到冲击，参与开化政策的开化党人尹雄烈、闵泳翊等都在壬午兵变中遭到起义军民的追杀而逃之夭夭。而在国外的开化党人则有两拨，一拨是出使中国的金允植、鱼允中，一拨是在日本考察和留学的金玉均、徐光范、尹致昊、俞吉濬等人。当时金玉均、徐光范及其随从正在马关准备回国，期间得知了壬午兵变的消息；尹致昊、俞吉濬在东京留学，他俩听说壬午兵变的消息后，立刻上书日本政府，请求出兵推翻大院君政权，并随即南下马关与金玉均、徐光范磋商局势。他们磋商的内容不得而知，但可推测出是借日本之力打倒大院君集团的事宜。金玉均在听说壬午兵变的消息后有希望幻灭之感，但他又自慰道：“摄政国父虽顽梗，然其政治正大；国王殿下聪明而乏果断，必以死说国父。”幻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挽回局势。

在中国的金允植、鱼允中直到壬午兵变时还引金玉均等人为“同志之友”，并曾与之“忧叹国事”“约共扶国”。金玉均对鱼允中起初充满敬仰，他状元及第的主考官就是鱼允中，在访日时也随身携带鱼允中所撰的见闻录《中东记》作为指南。但金允植、鱼允中出使中国，倾向洋务运动，而金玉均等则因访问日本而崇尚明治维新，两者理念逐渐分道扬镳，以壬午兵变为契机，使他们正式决裂。金允植、鱼允中闻知壬午兵变的消息后，力请清廷出兵，并作清军的向导，还参与了清朝逮捕大院君的谋议。正值此际，金玉均、徐光范也随花房义质回朝鲜，撞上了正在为清军服务的鱼允中，并从“同志”鱼允中口中探知了将要抓捕大院君去中国的机密。金玉均痛批这是“欲救一时之急而将国权卖与清奴者也，不如另外招募有志之士，以图作为，继则讲求立国之策”，于是金玉均欲前往汉城与朴泳孝等谋议挽回大局，朴泳孝听说金玉均回国后也试图去仁川与金玉均谋议，两者在途中失之交臂。而大院君也想将“里通外国”的开化党金玉均抓起来，金玉均则四处藏身，期间就发生了大院君被清军逮捕并押往中国的事件。金玉均听说后悲愤欲绝，认为朝鲜主权已失，于是“决心以死恢复本国的自主权”。他与鱼允中也绝交了。金允植、鱼允中脱离开化党后形成了亲清的稳健开化派，而闵妃集团也与开化党渐行渐远，1884年6月原属开化党的闵妃集团巨头闵泳翊从美国归来，金玉均、徐光范、尹致昊等开化党人还前往仁川接风洗尘，结果发现他的思想已改变，不再是“同志”了。稳健开化派与闵妃集团合流，形成了所谓的“事大党”，与激进开化派组成的开化党相互对立。

壬午兵变虽造成了稳健开化派脱离开化党及闵妃集团不再支持开化党的后果，却也使开化党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壬午兵变被镇压，大院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国王高宗昭告朝鲜八道百姓，宣布“予将洗心涤虑，惩前毖后。政令之从前不便于民者，悉令除之；择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讲究实效，思与一国更始。尔等亦宜各懋乃绩，告以嘉谟，言虽不合，必无苛责之理， 庶几补缀前过，共守丕基，则宗社之幸也”。随后几个月的时间内，朝廷便接到了大量具有开化思想的上疏，这些上疏虽非开化党人所写，但反映出“开化”已成为朝鲜知识界的共识。在国王的亲自倡导下，开化势力增强，从而形成了推进改革的社会氛围，“开化”一词也为人津津乐道，成为当时朝鲜社会的流行语。开化党借着这个机遇迅速扩大势力，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人开始活跃于朝鲜政坛，并被高宗委以重任。在《济物浦条约》签订后，高宗以朴泳孝为“谢罪兼修信使”，出使日本，金玉均、徐光范、闵泳翊等开化党人随行，其间他们创制了太极旗，表达了独立自主的愿望。他们不仅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热情接待与大力扶持，还以日本为舞台展开广泛的外交活动。当然，他们也少不了与福泽谕吉等人的接触。金玉均写道：“时日本政府方注意于朝鲜，视为独立国，待公使（朴泳孝）颇殷殷，余察其实心实事，仍与朴君议，遂倾意依赖于日本”。金玉均一行还在日本政府的斡旋下筹措借款，最后在无政府委任状的条件下，以釜山关税和端川金矿为担保，由横滨正金银行贷给17万日元，以5万元支付赔款，12万元用于创办开化事业。金玉均在朴泳孝使团回国后还留在日本，想要更多借款，但日本政府告诉他必须有委任状才行，于是就在1883年3月返回朝鲜。

开化党既有日本做外援，也不断尝试接近国王高宗，作为进行改革的倚靠。朝鲜高宗起初也对他们予以重用，后来朝鲜政府下发的官方文件《甲申变乱事实》中承认：“逆党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曾经游历日本……我大君主以其薄有才辩，略通外国之情，宠之以显官，待之以亲信”，便证明了这一点。开化党人出使日本归国后，朴泳孝被任命为汉城府判尹，后来迫于守旧党压力而辞职，不久高宗又起用他为广州府留守，并奉命在南汉山城训练新式军队；金玉均回国后被提拔为承政院右副承旨，既而任外衙门（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参议；洪英植任外衙门协办，相当于二把手；徐光范任奎章阁待教、弘文馆副修撰，1884年从美国归国后升任内衙门参议。他们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尝试改革，如朴泳孝在汉城设立治道局、警巡局，筹划《汉城旬报》，在广州训练新式军队，与另一开化党人尹雄烈在北青训练的新军南北呼应。

但是，闵妃集团显然很不乐意看到开化党不断发展，于是他们怂恿高宗于1883年4月调任金玉均为东南诸岛开拓使兼管捕鲸事，1883年10月免去朴泳孝广州府留守的官职，使其赋闲在家，同时收编了他训练的军队。在此期间闵妃集团的权臣闵台镐与外籍顾问穆麟德主张发行当五钱，引发通货膨胀，金玉均表示反对，并称自己有委任状便可从日本借来300万元，以缓解财政危机。高宗乃颁给他外债募集委任状，金玉均于1883年6月携委任状第三次渡日。金玉均在日本滞留了10个多月，四处活动以求借款，但日本政府却食言自肥，导致金玉均一无所获，连借10万或20万都没办法。他的老师福泽谕吉连发《朝鲜政略之急在于挪用我国资金给它》、《挪用日本之资金给朝鲜无风险》、《挪用资本给朝鲜对我国甚是有利》三篇文章，呼吁日本政府贷款给朝鲜，但无济于事。日本拒绝借钱给金玉均的原因，是由于那时日本正与闵妃集团政府交涉通商问题，为了能在未来的协定中保留更多特权，日本企图讨好闵妃集团，而不愿给予开化党更多支持。1884年5月金玉均归国时无奈地对福泽谕吉吐露：“没有资金，什么事也无从着手。如今空手归国的话，平素就嫉视我、欲置我于死地的闵族一派事大党必逞其非难中伤，策划陷我于绝境。姑且不论玉均自身，我独立党的同志会蒙受沉重打击，改革的计划也会化为乌有，朝鲜除了永远做支那的属国外别无他途。我党与事大党终究不能两立，所以在不得已的场合下说不定会达致最后的决心。”就这样，开化党在内有闵妃集团排挤、外无日本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决定孤注一掷，靠发动政变来夺取政权了。

开化党活动的第三阶段的主题无疑是发动政变。壬午兵变后稳健开化派从开化党中分离，闵妃集团不再支持开化党，开化党虽然借助提倡开化改革的社会氛围而活跃了一阵子，但终究不容于当权的闵妃集团，因此开化党很早就有起事夺权的想法了。据开化党人俞吉濬记载：“……余以游学将向北美之合众国，与洪公英植会金公于日本之东京，议定改革大计，金公在国外，主募住兵人；洪公在国内，主劝撤都下（清日）二国兵，约五年后举事。余一书生，不能有所赞划，只许参听任究，察万国情形……”。由此可见，在1883年8月间闵泳翊、洪英植、徐光范所率之报聘使访问美国途中滞留日本时，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就开始酝酿政变，不过还在从长计议中，并未决定短期内发动政变。当时正值金玉均第三次渡日、艰难交涉借款期间，他后来透露曾在这段期间委托开化党僧侣卓挻埴从西方人那里买来炸药，同时他还向后藤象二郎、福泽谕吉上了一道《朝鲜改革意见书》，表示改革朝鲜之道有二：“一是得君密敕而和平行事也，一是密赖君意而以力从事也”，并强调如果采取后者的话则不得不雇佣日本人，请后藤和福泽与自己“共图大计”、“共生共死”，显然这里金玉均是倾向“以力从事”的。但那时候开化党人各奔东西，有的在朝鲜，有的在日本，有的在美国，所以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政变计划。

等到1884年5月金玉均空手回国，处境日益险恶，被迫“暂退田舍，以弛其祸，以图展后之策”，1884年6月闵泳翊、洪英植、徐光范、边树等开化党人从美国回国，同年7月徐载弼等士官生徒从日本回国，至此开化党人全部集合于朝鲜，有了谋议政变的条件。而各种压力则加深了开化党人的危机意识。闵泳翊从美国回来后，就脱离了开化党，转而维护闵妃集团的利益，成为事大党的头目；而在1884年9月还被称为“吾开化党一干事重位”的宦官柳在贤到10月就背叛了开化党，通过向高宗进谗言而使来京受阅的开化党武装力量——尹雄烈所训练的新军调回北青，使开化党的计划蒙受一大挫折。而开化党人对闵妃集团的腐败无能、清朝的干涉压制更感到痛心疾首，他们认为“主弱臣佞，以因循姑息为万全之策，以振作进步为亡国之计，上下汲汲于朝暮之利”，“顾今国事罔涯，奸臣弄权，财用罄竭，名曰开化，实无开化之效”。1884年6月发生清朝惩办李范晋的事件，使开化党人更加意识到推翻现政府的必要。李范晋案发生两天后的6月23日，金玉均复归外衙门任协办，发现朝廷官员对此案集体失声，不禁同开化党人“相与恨叹陈氏（清朝商务委员陈树棠）之妄悖，及我国政府之无意于保民之意”。他们慨叹道：“各国人不惜其身得以开化，朝鲜独不能焉，甚可恨也！”因此，开化党人感到形势逼人，不能再等下去，必须立即发动政变，打倒事大守旧的闵妃集团（开化党虽然认为闵妃集团事大守旧，但客观地讲闵妃集团并不算真正的亲清派，而闵妃集团推行的是东道西器的开化政策，严格来说也不算纯粹的守旧派），然后宣布独立，实现开化。

促使开化党人下决心发动政变的不仅是以上种种危机意识，还存在有利的外部条件。首先，中法战争爆发，清朝调回了壬午兵变以来驻扎朝鲜的3000士兵中之一半，而且清朝在朝鲜的威信也由于战况的不利而下降。另外朝鲜国内发生了《汉城旬报》事件和李范晋案，以及清朝商民涌入朝鲜损害本土商人的利益，使人们滋生反清情绪。1884年9月21日，金玉均对美国驻朝公使福特说：“清佛（法）方争，我国独立机会盍在此时？”说明最迟在这时，开化党已决意将政变夺权的想法付诸实施了。更重要的有利条件是日本态度的变化，前文提到金玉均赴日借款失败，使一贯亲日的他对日本产生疑虑。但其后日本见清朝陷入了中法战争的泥潭，于是蠢蠢欲动，日法同盟说甚嚣尘上。而对朝鲜，日本则希望借此局势驱逐清朝势力，将朝鲜半岛收入自己的范围之内，开化党再次成为他们的利用对象。1884年10月30日，休假10个多月的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归任朝鲜，他一改过去对开化党的冷淡态度，开始与开化党频繁接触，并劝开化党人利用中法战争的机会夺权，金玉均虽也知道“日本政府变幻政略，如儿戏之事”，但又觉得“独立我国，变革旧习，非借手日本外无策”，同时他判断竹添进一郎原本只是一个书生，不是什么强硬派，他归任后如此支持开化党政变，背后肯定有日本政府撑腰，所以开化党接受了日本的援助。此外，前《汉城旬报》编辑井上角五郎和他的老师福泽谕吉等人也为开化党购买日本刀、炸药和步枪等武器，并以走私方式输入。日本的支援坚定了开化党发动政变的决心。

主词条：甲申政变

金玉均成立了一支名为“忠义契”的政变敢死队，又集中了开化党的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包括4名日本“壮士”，着手准备政变，1884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确定了举事时间和方案。日本也积极配合，驻朝日军在11月11日深夜举行了实战演习，甚至惊动了高宗，以致在次日清晨召来金玉均盘问。开化党准备就绪并经过多次谋议后，在1884年12月4日以洪英植开办邮政局为契机发动了“甲申政变”。他们挟持王室，引来日军，砍伤闵泳翊，杀死6名闵妃集团大臣及宦官柳在贤，然后成立新政府，发布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纲。开化党原打算拉拢事大党中的稳健开化派，但稳健开化派的金允植等人拒绝合作，反而请求驻朝清军出动镇压开化党。12月6日，袁世凯率驻朝清军及亲清朝鲜军进攻开化党及日军，救出高宗，平息了甲申政变，开化党的“三日天下”结束了。

开化党在经历“三日天下”的短暂辉煌之后，迅即遭到土崩瓦解的命运。洪英植、朴泳教及7名士官生徒死于政变，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柳赫鲁、李圭完、边树、郑兰教、申应熙等9名开化党人亡命日本。紧接着，闵妃集团展开了对开化党的大肃清行动，在甲申政变后便逮捕了李喜贞等12名开化党人并将其处死，随后到1886年陆续处决了100多名开化党人及其家属。一些未参与政变的开化党人也被牵连，如尹雄烈、尹致昊父子采取谨慎态度而未涉入，后尹致昊逃到中国，尹雄烈被流放；开化党指导者刘鸿基在政变后失踪；俞吉濬在政变时尚留学美国，听说政变消息后回国，闵妃集团本欲将其处死，但在韩圭卨的保护下幸免于难，此外申箕善、李道宰等对开化党友好的朝臣也遭流放。由此开化党人几乎被赶尽杀绝，流亡日本的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虽欲东山再起，但与他一起亡命的8人中除了柳赫鲁以外都远渡美国了。福泽谕吉听说闵妃集团屠戮开化党人及其家属的消息后，怒斥这是“人间婆娑世界之地狱出现在朝鲜京城”，他说：“但凡有一国存在，这个国家的人产生独立精神乃自然之势，想留也留不住。故此次趁机将独立党人杀得精光，也只是杀尽了人，却不能杀尽其精神。可以明确的是数年之内又可能出现第二个独立党，只要朝鲜存在，此党就不会消失。此次拼命地残杀只不过是无益之劳。”

甲申政变后，开化党被视为犯上作乱、卖国求荣的“逆党”、“倭奴”而遭到朝鲜上下的抨击，“开化”一词也迅速由流行语变为敏感词。尹致昊感慨道：“想到国事，更无余望，至于开化、独立等，复无无动舌者”“前则人民虽不好外交，而有不分是非多有讥开化党者，而尚有说开化之为利者，听者亦不敢太折之；自经（甲申政）变，朝野俱曰所谓开化党者，暗没忠义，连结外人，卖国背宗云，岂有着目开化者而心怀此等意思者耶？”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党人相继回国，主导甲午更张及独立协会等改革运动，但此时他们已不再以开化党之名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