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凡是主张向清朝学习的思潮被叫做“北学”，其流派称“北学派”。“北学”来自《孟子·滕文公上》的记载——身为“南蛮”的楚国人陈良，由于“悦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学于中国（中原列国）”。

明朝灭亡后，明朝仍然被朝鲜视为“君父”之邦，是继承周、汉、唐、宋的正统中华王朝。朝鲜的两班知识分子在清朝统一中国后，依然仰慕汉族王朝，将满清蔑视为一无是处的夷狄，这种理念被称为“尊周大义“，是受到朝鲜孝宗以来历代国王所提倡的正统意识形态。

但是随着清朝的国力日益强盛，明朝灭亡100年后，“胡无百年之运”的迷信被打破，朝鲜王朝学界出现了对清朝敞开心扉、吸收其文化的新思潮。这种主张诞生于来华朝贡的燕行使团随员中，他们亲眼目睹了清朝远超朝鲜的先进文化和器物，使其原来被灌输于脑海的“尊周大义”受到冲击。回国后就发展出“北学”思潮，响应的知识分子逐渐增多。

这些朝鲜知识分子的逻辑是，满清固然出自夷狄，但是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和器物是明朝传承下来的“中华文物”，因此朝鲜吸收清朝文化没有任何问题。另外，清朝除了学术比朝鲜强，还拥有比朝鲜先进得多的器物，为了提高朝鲜的国力，“利用厚生”，必须向清朝学习，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论。尤其是过去的朝鲜实学思想大多集中于土地分配等传统改革上，而主张“北学”的人则进一步提出了通过提高技术来增加生产力和通过鼓励工商业来创造国家财富等新思路的改革方案。

从他们的属性来看，在政治方面，大部分出身居住在汉城和京畿地区的洛论系老论；在思想方面，大部分支持“人物性同论”（人类和动植物本性相同），倾向于主气论。其中也有人依然强调“尊周大义”，或者排斥西学，但大部分人都摆脱了这种传统思维，将清朝文物视为新的中华文物，并采取积极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姿态。

这些人被现代历史学家以“北学派”的名义归纳在一起。主要的“北学派”人物有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徐命膺、洪良浩、成海应、金正喜、丁若镛等，其中，最能体现“北学”特性的学者是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三人。洪大容通过访问北京，不仅与清朝学者交流，还与居住在清朝的西洋学者见面，接触了多种思想，特别是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和天文学，回国后提出了地转说，并提出“华夷一也”的观点，将中华相对化，为朝鲜人的世界观和中华观的改变提供了线索。《医山问答》是了解他的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朴趾源通过《热河日记》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北学”思想。朴齐家向国王正祖呈上《北学议》，强调通过开发农业技术来增加农业生产力、通过鼓励海外通商来增加国家财富、引进日常生活所需的技术，形成了朝鲜王朝后期“北学”思潮的高潮。

当时的国王正祖李祘也不像前代国王那样慨叹中原无“河清之报”——意指黄河之水尚未变清，中原仍由夷狄统治。正祖所关心的是清朝的城郭濠池、市肆、漕运制度，以及《四库全书》等文化编撰事业。而他最关心的是“利用厚生”之制，即如何利用技术，使民众富裕起来。“北学派”人物洪良浩于1783年3月从北京回国后，告诉正祖北京和沈阳一带使用水车灌溉的情况。正祖当即命令工匠造出10辆，分送朝鲜各地推行。不久洪良浩再次上书，系统介绍了清朝的车制、砖窑烧制、驴羊畜牧等，正祖也都悉心学习。得益于正祖对清朝文物制度和先进技术的开放态度，“北学运动”在18世纪后期的朝鲜蓬勃兴起。

18世纪后期昙花一现的北学思潮没能延续到19世纪就衰落了。直接原因是正祖死后政治环境发生了剧变，但更本质的原因是18世纪后期朝鲜学界的主流仍然倾向于“尊周大义”和小中华思想，而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学者一直属于边缘人物。因此，19世纪的“北学派”人物不再像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那样提出现实性的改革方案和积极吸收清朝文化，而是以考证学为中心强调哲学思维，远离现实问题。有观点认为，“北学”是朝鲜近代开化思想的源流之一，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判性的见解，认为“北学”和开化思想并无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