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圭卨（朝鲜语：한규설，1856年—1930年），字舜佑，号江石。本贯清州韩氏。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朝鲜王朝后期大臣，官至参政大臣，因坚决反对同日本签订乙巳保护条约而闻名。

韩圭卨本贯清州韩氏，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朝鲜哲宗七年）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是府使韩承烈之子。其家世代习武，韩圭卨在光绪二年（1876年，朝鲜高宗十三年）武科及第，28岁时擢为晋州兵使，随后又在中央和地方担任多个武职。当时韩圭卨的哥哥韩圭稷身居要职，深得朝鲜高宗和闵妃的宠幸，但是韩圭稷在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的“甲申政变”中被开化党的刺客暗杀，韩圭卨既而取代了他哥哥的地位，开始得宠。光绪十一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韩圭卨被特擢为禁军别将，后被任命为右捕将，光绪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与闵泳翊分别任亲军左右营使，兼管内务府军务司。其后又兼任商理局总办、机器局总办、壮卫使、刑曹判书、汉城府判尹等职务，是当时朝鲜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当时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对韩圭卨评价较高，认为他在闵妃集团中“品行稍修”“其才识十倍于乃兄（韩圭稷）”，韩圭卨亦与袁世凯往来密切，充当着袁世凯与宫中的沟通人的角色。不过也有韩圭卨“为人狭隘无能，比其兄尤无可观”的相反评价。

韩圭卨虽然属于闵妃集团的官僚，但对于开化势力抱同情态度。光绪十二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底，留学多年的开化党人俞吉濬从美国回到朝鲜，却被当局抓捕，韩圭卨时任右捕将，他利用职权将俞吉濬转移到汉城白鹭洞翠云亭的自家私第中软禁，借以保全俞吉濬的性命。俞吉濬得以在这7年软禁时光中写下著名的《西游见闻》，传播开化思想。故韩圭卨多被认为是一个好人。

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韩圭卨由壮卫使调任统御使，同年六月，日本以挑起甲午中日战争为契机出兵控制朝鲜政府，推翻闵妃集团把持的政权。韩圭卨作为闵妃集团的重要人物而被朝鲜亲日政权罢免。此后他隐居两年，建阳二年（1896年）俄馆播迁后，亲日政权倒台，韩圭卨得以复出。同年4月被任命为法部大臣，后又兼任高等裁判所所长，负责处理司法事务。

大韩帝国建立后，韩圭卨历任中枢院议官、中枢院议长、法部大臣等职。光武二年（1898年）独立协会运动期间，韩圭卨对独立协会持同情态度，曾作为官员代表出席独立协会召开的万民共同会。但是高宗皇帝后来对独立协会进行武力镇压，韩圭卨也于当年12月21日遭解除法部大臣的官职，改任闲职宫内府特进官。

被冷落数年后，韩圭卨又于光武八年（1904年）3月被任命为议政府赞政，重新登上政坛。而他这次重出的背景则是日俄战争爆发、日本透过《日韩议定书》控制韩国，高宗皇帝自然不甘心受日本控制，于是将韩圭卨、闵泳焕等退居二线多年的反日大臣调任要职，以抵消朝中亲日派的势力。在韩圭卨及闵泳焕的主导下，高宗还秘密派遣前独立协会会员李承晚向美国求援，争取摆脱日本的控制。

光武九年（1905年）8月，韩圭卨被任命为议政府参政大臣。参政大臣是议政府的二把手，地位仅次于议政大臣，而大韩帝国时期，高宗皇帝为强化君主专制，往往不任命议政大臣，因此参政大臣实际上相当于总理大臣的职位。此时日本已经打败俄国，开始着手对韩国实施吞并。他们对于韩圭卨政权自然十分不满。在日本的压力下，韩圭卨政府中的内部大臣尹用求被撤换为李址镕、外部大臣闵泳焕被撤换为朴齐纯，农商工部大臣赵同熙被撤换为权重显，李址镕等三人都是亲日派，日本借以对参政韩圭卨进行牵制。

光武九年（1905年）11月，日本特使伊藤博文来韩，准备强迫韩国政府缔结保护条约，剥夺韩国的外交权，使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韩圭卨听说后，坚决表示反对。高宗皇帝也拒绝缔约，但李完用等亲日派已经被日本收买，竭力促成保护条约的缔结。11月16日，伊藤博文招来除外部大臣朴齐纯以外的韩国政府各部大臣，来他下榻的孙泽宾馆（贞洞俱乐部）谈话，威逼利诱他们赞成缔约。伊藤博文称各位大臣为“诸君”，并亲自握住韩圭卨的手，千方百计劝说他同意缔约。韩圭卨作为韩国政府首脑，面对伊藤博文软硬兼施，仍然坚持原则。他说：“希望在形式上保留一点余地。我们韩国当前已经气息奄奄，等于濒临死亡。仅存的一缕余命，完全就在于外交关系的自主。因此，倘将外交委任给贵国，将会陷于命脉断绝的逆境。”因此坚持反对缔约。

11月17日下午3时，韩圭卨在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的要求下在庆运宫（今德寿宫）漱玉轩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晚上8时，韩圭卨在会议上慷慨陈词，誓死反对缔约。众大臣在韩圭卨的感召下，纷纷表示反对，而李完用等亲日派虽然早已从了日本要求，但也不得不表示反对缔约。于是韩国政府会议否决的日本的缔约要求。高宗皇帝李熙却要求不要立刻与日本翻脸，指示大臣们和日本继续协商下去。林权助见韩国政府采取拖延态度，事态不妙，急忙请伊藤博文及日军驻韩司令官长谷川好道率大军入宫干涉。伊藤博文闯进漱玉轩后，要求谒见高宗，但高宗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出席，要韩圭卨等政府八大臣与日本人周旋。伊藤博文入宫后，强迫韩圭卨开会决议条约，韩圭卨不肯同意，随后他来不及戴上礼帽就起身离开会场，欲奔向高宗所住的“至密之地”（内廷寝殿），却被日本人给抓回来了。韩圭卨再次拒绝了伊藤的要求，与伊藤争吵起来，悲愤地说：“吾志已决，何论祸福！”“此身可杀，此心不可屈！”伊藤恼羞成怒，下令将韩圭卨带走。于是一群日本兵挟持韩圭卨，将他强制拖到漱玉轩别室中拘禁起来，而伊藤博文自己则“主持”起会议。

韩圭卨被拖走时，长谷川好道和林权助也跟着来到别室，长谷川将剑举在韩圭卨头上，要求他同意缔约。但韩圭卨仍然反对缔约。随后长谷川和林权助回到漱玉轩，韩国政府诸大臣都以为韩圭卨已死，彻底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随后李完用等5人表示赞成缔约，伊藤博文便以韩国政府中多数同意为由通过了保护条约。最终由日本公使林权助和韩国外部大臣朴齐纯签订了《乙巳条约》（又称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至此，韩国沦为了日本的保护国，也就是事实上的殖民地。

韩圭卨听说条约订立的消息后，放声痛哭。就在《乙巳条约》签订当天，韩圭卨被扣上“宫禁咫尺，举止失当”的罪名而被判处3年流放徒刑。但在高宗的暗中保护下，韩圭卨被“特免惩戒”。由于在当时韩圭卨誓死抗争的内幕并未流传出去，只知道他对条约持“否”的意见，所以一些不明真相的韩国人甚至还批评他没有尽力，在《乙巳条约》签订后，韩国著名记者张志渊在《皇城新闻》上发表的著名文章“是日也放声大哭”中写道：“名为参政大臣者，政府之首揆也，但以‘否’字塞责，而图要名之资，既不能如金清阴（金尚宪）之裂书而哭，又不能如郑桐溪（郑蕴）之以刃剚腹，偃然生存于斯世，何面目更对我强硬之皇上陛下，何面目更对我二千万同胞乎？”不过后来张志渊在读了韩圭卨手记以后又说：

“……公（指韩圭卨）之受任，不幸值大势终决之局，艰危万状，宁毋出。既临危，义不可去之，惟以性命争，固其分也。故人或以不死疑之，固宜也，如不疑是无责也，毋责慊而弃之也，公岂至于斯耶？仆亦曩尝以人疑疑之，盖凡异于公而责之职也，然当时禁密夜深，兵刃以围之，人莫与闻，但凭涂听而已，未详其真状之何居。今而阅此，然后始觉公心迹所在而死不能得也。呜呼！向使具寮诸人咸可而讳之，必藉人之口实，而欺其要盟，无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也。幸由公而得发其情，传播世界，俾知有韩参政一人能抗力不屈，而使人不敢于借口，此异日金石之证案也。然则不死，非公之愧，而反有以幸也，仆于是犂然释疑……”

获得赦免的韩圭卨在光武十年（1906年）12月被任命为中枢院议长，但自此以后他已经远离政坛，也无法阻止日本对韩国的吞并了。

隆熙四年（1910年），日本强迫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灭亡，朝鲜半岛正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0月7日，日本封前大韩帝国皇族及大臣70多人为日本贵族。韩圭卨被授予男爵爵位，但他拒绝接受。此后他主要从事教育活动，大正九年（1920年，纯宗十三年）与李商在发起“朝鲜教育会”，后又发起“民立大学期成会”。韩圭卨自《乙巳条约》缔结以后20多间绝口不提当年事，自称“未冷尸”，直到去世前一年才接受《东亚日报》采访，详细披露了《乙巳条约》缔结时的情况。昭和五年（1930年）11月8日，在韩末政界叱咤风云的韩圭卨离开人世。他的宅邸被完整地保存在韩国首尔的长桥洞。

韩圭卨是朝鲜王朝末期政坛上一个比较正派、开明的人物，尤以反对《乙巳条约》而流芳后世。1894年清朝将领聂士成形容韩圭卨“有儒将气”，1896年日本驻朝公使原敬称韩圭卨为“才子”，韩国统监府方面评价他“硬骨而自信厚，在职中没有不正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