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敬（はら たかし，1856年2月9日—1921年11月4日），号一山，日本政治家，日本第19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出生于岩手郡本宫村（今岩手县盛冈市）。历任递相、内相、首相。打破萨长藩阀政治，成为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组织日本第一次的政党内阁，在任内被暗杀。

1856年2月9日，出生于岩手县盛冈；

1876年，考入司法省法律学校；

1879年，被学校开除；

1885年，在巴黎公使馆工作；

1890年，任农商相陆奥宗光秘书；

1895年，任外务次官；

1897年，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

1898年，任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

1900年，加入政友会，任干事长。第四次伊藤内阁中任邮递相；

1902年，当选众院议员；

1906年，任第一次西园寺内阁内相；

1911年，任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内相；

1913年，任第一次山本内阁内相；

1914年，任第三次任政友会总裁；

1918年9月29日—1921年11月4日，任日本首相；

1921年11月4日，被暗杀，享年65岁。

原敬幼名健次郎，生于1856年2月9日，是盛冈城外本宫村南部藩士家臣原直记之孙，其父名原直治。健次郎十岁丧父，十二岁入藩校修文所学习三年。1871年，十六岁的健次郎赴东京，在共愤义塾学习英语。废藩置县后，他家境贫困，一面给同乡的前辈江幡梧楼当书童，一面刻苦读书，继而转入箕作麟祥的家塾，学习法语，并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

1875年，健次郎二十岁时再度前往东京，先在东京三叉学社学习英语、法语，后于1876年考入司法部法律学校，由于学校发生学生捣毁食堂事件，原敬等人作为学生代表上书司法大臣，使得校长难堪，于1879年初，被学校勒令退学。

同年春天，原敬被招聘为《邮便报知新闻》的政治记者，同时还兼任山梨县《峡中新报》的社论撰稿人，此时他以鹫山樵夫为笔名撰写了《政体变更论》、《勤王之说》、《露西亚国势论》等三十七篇论文，论证了国体和政体的区别，还连载了半年《海内周游日记》。在《邮便报知新闻》上发表的论文，可说是他整个生涯的思想缩图。

1882年1月，他退出“报知新闻社”，4月，加入帝政党创办的《大东日报》社，担任主笔，此时，他极力标榜国家主义，鼓吹主权在君之说。在自由民权运动十分高涨的情况下，他唯恐发生有损帝室的事件，主张要参加自由民权运动的人们要维护天皇的权威。他拥护“宪政”，但又宣称这“非独人民之希望，实则圣职之所在。”。宣扬所谓“欲拥护皇室，若不知以自由民权拥护之，其乃误用自由民权者，焉可择之哉！”他认为：维新的元勋只不过是擅长革命，但是缺乏建设的智慧，建设应委任懂得制法的才学之士，云云。 1883年11月，二十八岁的原敬与中井贞子结婚。婚后无子，五十岁时离婚。

1884年12月，朝鲜汉城“甲申事变”，日本政府派遣外交大臣井上馨为全权特使赴朝谈判。原敬以《大东日报》特派员的身份随行，深得井上馨之赏识，随及任命他为外务省秘书，使他得以在政界崭露头角。从此踏上了从平民到宰相的政治阶梯。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原敬被日本政府派往中国任驻天津领事。1885年7月，当蜂须贺任驻法公使时，他被任命为一等秘书，前往巴黎并代理公使独挡外交重任。驻法期间，原敬与驻奥公使西园寺公望关系甚密，进而结识了陆奥宗光、高桥是清等人。1889年，井上馨任农商大臣时，调原敬归国任农商部秘书。1890年5月，驻美全权公使陆奥宗光归国任山县有朋内阁的农商大臣，原敬任农商部参事官兼秘书。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时，原敬任外务部通商司长，继而晋升为外务次官，参与策划统治中国台湾的根本方针。1896年第二届松方正义内阁组成后，他主动请求调任朝鲜特命全权公使，九个月后，归国辞职，结束了其前后十五年的官吏生活。

1897年9月，受大阪《每日新闻》社的聘请，任该社编辑总务及社长职务。他利用报纸为武器，攻击宪政党内阁。1900年6月，接受伊藤博文的邀请，任政友会的干事长，这便成为他以后作为伊藤博文和西园寺公望继承人的晋身之阶。同年12月，第四届伊藤内阁组成，在东京发生了市会议员渎职事件之后，原敬接替星亨的邮电大臣职务。翌年6月辞职，11月，在北滨银行任总经理。

1918年9月原敬内阁成立，这是日本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虽然当时国民的选举权受纳税额限制，但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由在国民代表组成的众议院中拥有席位的政党领导人组阁，担任政府最高责任者。原敬领导的政友会是当时众议院中相对第一大党，他担任首相标志着由多数国民支持的政党组阁的政党内阁制实现了，从此出现了所谓政党内阁。如果仅就政党内阁来说，在原敬内阁之前1898年成立的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内阁（所谓“隈板内阁”）也是以宪政会为支持基础的，但由于内部意见分歧而毫无建树，仅四个月便垮台了。而且大隈重信首相虽为宪政党党首，但不是众院议员，加之他拥有爵位，所以原敬内阁才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党内阁。

如果仅从由党人担任阁僚这一点上看，1900年10月成立的第四次伊藤内阁也可以称为政党内阁。那届内阁中除陆军、海军、外务三位大臣以外的阁员全部是政友会党员，伊藤是政友会总裁。但伊藤与大隈一样是拥有爵位的元勋，不象原敬那样是众议员。原敬是第一个在众院拥有议席的首相。名义上首相是由天皇降旨任命的，但作为政府之长的首相能从以国民为基础的议会中登场亮相，意义重大。日本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君临国民、高高在上的政府第一次被建立在国民基础之上的政府所代替。原敬成为首相的意义不单纯在于实现了政党内阁，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原敬内阁在内外政策上有系统的政策构想，并按此实施。政党政治下运营政权的基本特点就在于提出政策主张，争取获得国民支持。从这个观点出发，原敬积极从官界和财界内发展有才能的人加入政友会，以期提高制定政策能力，使政友会有质的发展。以往的政党打着自由民权运动的旗号，多为豪言壮语派和演说派，缺乏近代政党所必需的制定政策能力和经济运营方面的优秀人材。对于以政党政治取代藩阀政治为目标的原敬来说，当务之急是培养有国策担当能力的政党和人材。原敬内阁提出的“四大政策纲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政友会打出的政策构想。

为什么原敬的政党内阁能够取代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执国政之牛耳的藩阀官僚政权呢？背景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民主主义高涨，形成国民要求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时代大趋势。寺内内阁由于米骚动和出兵西伯利亚而遭到批判，走投无路的寺内正毅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去首相职务，将继任首相人选问题全部委托给素有“首相制造者”之称的山县有朋。山县推举元老之一的西园寺公望为首相，但西园寺称疾固辞，并说服了山县，推荐原敬出任首相。原敬立即开始接近事实上掌握着首相任命权的山县有朋，就当时政局交换意见。山县虽然支持寺内内阁，但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在很多问题上对第一大党政友会采取了合作的姿态。原敬坚信藩阀官僚内阁已走到尽头，政党内阁取而代之的时代已经到来。从表面上看原敬接近山县是为讨其欢心，实际上原敬是在为移交政权做周密的准备工作。

山县经过不断与原敬交换意见，逐渐对他的人品、实力给予很高评价。据《原敬日记》记载，山县曾对西园寺谈称：“原敬和我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不过原敬要争取政党中大多数赞同，并要改良政党，我反对他这种作法。分歧仅此一点而已。”山县认识到在藩阀官僚势力中没有能顺应时代的人物，最终接受了西园寺的意见，同意由原敬担任首相。当时的时局令山县担心，国内米骚动和要求实现普选制的民众运动以及民主主义思潮高涨。国际上则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发生激烈变化，美国开始抬头，俄国爆发革命，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冷彻的山县不得不认识到藩阀官僚政治家已无法担当应对时代的重任。

拉开政党政治大幕的原敬是大正民主主义的象征，也是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和渐进主义者，既心怀民主主义又是一个保守的人。原敬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将来民主主义发展是件可怕的事情，对此我与官僚势力有相同的担忧。所不同之处在于官僚势力想阻断这种潮流，而我是想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进行疏导，使之不致引起大乱。”面对民主主义潮流希望避免急进化，而以渐进方式进行，这就是保守政治家原敬的政治立场。同是现实主义政治家的山县有朋对原敬这种主张也表示了肯定态度。一位与原敬关系密切的记者曾对就任首相后的原敬说：“山县的眼光还是挺敏锐的。”原敬回答说：“米骚动时我们的党还年轻，煽动事态严重化。官僚内阁毫无对应能力，但山县却很好地化解了事态。”

原敬内阁受到国民欢迎，不仅是舆论，就连在野党宪政会和国民党也对政党内阁的诞生表示欢欣鼓舞。这种好评源于原敬的“平民首相”形象和国民对政党内阁取代藩阀官僚政治的期待。原敬冷静地看待了这种欢迎气氛，他说过：“国民的期待感太高了。期待我在短时间内做很多事。”充分表明了他的心境。组阁不久的11月11日，持续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原敬亲自说服西园寺担任日本政府全权代表出席战后媾和会议。派遣西原寺和牧野伸显等亲英美派出席和会表明原敬认为在战后国际社会中与英美特别是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对日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在日记中写道：“日美英三国进行合作对国家的将来极为有利。反之，如果日本与美国关系疏远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在原敬内阁成立前一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使山县有朋和军部策划的通过日俄合作对抗英美，进而在大陆扩大势力的外交战略从根本上破灭。原敬上台后，为了应对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新变化采取了与英美进行协调的外交路线。为了避免日本在国际上受孤立，山县也不得不对原敬外交抱有期待。原敬与山县之间的力学关系不知不觉发生了逆转。

原敬对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首先表现在调整对华政策上。原敬认为日本以武力对中国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从而引起日本与欧美各国间的摩擦，招致日本在国际上受到孤立。他反对大隈内阁对华提出二十一条也是出于认为这样做会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损害日中友好关系，西方列强还会猜疑日本对中国怀有野心，使日本在国际上倍受孤立。在不干涉内政的方针下，原敬把日中友好做为对华基本政策。当时中国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对立，原敬确定了由中国南北政府达成妥协建立统一政府，日本将和这个统一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基本政策。原敬内阁成立后，立即禁止向中国北方政府借款和出口武器。基于这种构想，原敬内阁决定通过美国提议的新对华贷款团向中国提供贷款。原敬内阁的基本对华政策是以与美英协调为前提，本着不干涉内政的精神而确立的，意味着日本以军事力量把中国置于势力范围之内，将其作为铁、煤等资源供给地和日本制品出口市场的大陆政策发生巨大转换。虽然原敬坚持确保日本在满蒙（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利益，但毕竟他还是想通过经济活动加强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

现实并没有象原敬想像的那样发展。在巴黎和会上，如何处理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权益问题成为焦点。日本主张有继承这些权益的权力，中国则要求归还山东，双方发生对立。日本以不参加国际联盟相要挟，逼迫欧美列强承认了日本对山东的特权。中国表示强烈抗议，1919年5月，在全中国范围内爆发了要求归还山东主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即“五·四”运动）。抵制日货等反日运动高涨，中日关系恶化。同时，要求民族自决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朝鲜半岛也爆发出来。同年三月朝鲜爆发了要求从日本殖民地下解放出来的三·一运动。原敬内阁为了与中国改善关系，开始出现归还山东权益的动向。（最终实现返还是在1923年华盛顿裁军会议上由原敬的继任者高桥是清实现的）。

原敬对英美协调的外交路线还表现在以撤兵来解决前内阁留下的负面遗产—出兵西伯利亚问题上。众所周知，原敬一直反对寺内内阁出兵西伯利亚。原敬曾反驳寺内内阁本野一郎外相的出兵论称：“向他国派兵还说不是为了战争目的，这种论调是行不通的。”对寺内他也提出“尽早收场”劝告。原敬之所以反对出兵西伯利来是出于担心招致美国对日本不信任，使日本孤立化的考虑。原敬在寺内内阁外交调查会上指出：“（关于出兵西伯利亚问题）在此要特别提起注意的是日美关系，日美关系直接影响我国未来命运，如果日美关系疏远，究其原因就是美国怀疑我国在西伯利亚和中国怀有侵略野心，因此我们应该努力避免使其疑虑加深，这样才符合我国利益。”

当时政府内部因恐惧俄国革命主张以镇压革命为借口出兵的人不在少数，原敬在这种潮流之中对俄国革命有着冷静的认识和分析。他认为“虽然不赞同俄国过激派的所作所为，但作为国家不能以他们为敌”，“过激派势力遍及全俄国，与之相对抗的稳健派事实上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的政策招致过激派反感则不是好策略”。现实主义政治家原敬终究还是立足于现实考虑问题，而不是从意识形态作出判断。此后，出兵西伯利亚问题由于美国为救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向日本提出在限定人员和地域前提下共同出兵的请求而发生变化。寺内等政府首脑及参谋本部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主张以自卫为借口向西伯利亚派遣大量军队。原敬主张只向美国提出的限制范围内派兵，但在参谋本部的主导下还是增加了对西伯利亚派兵的数量，至原敬担任首相的1918年9月，出兵总人数达7万2、3千人，招致美国的强烈抗议。原敬组阁后立即决定从西伯利亚撤军，把留守部队削减至2万6千人。1920年1月美国单方面宣布撤军，原敬也在3月作出撤军的内阁决议。但是在同年5月发生了所谓“庙街事件”，当地游击队对日军的进攻发动反击，日本守备队士兵和大量居留民被杀。日本出兵占领了北桦太，要求俄国谢罪并赔偿，西伯利亚撤兵遭到挫折。实现完全从西伯利亚撤兵是在原敬死后，1923年10月的加藤友三郎内阁时期。

原敬就任首相后，10月应东京商工会议所邀请发表施政演说，（1）提出改善教育。特别是扩充高等教育机关；（2）整备交通机关。完善、扩充铁道、海运、邮电、电报电话等交通通信网络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3）充实国防。防止外来侵略，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从国家防卫视点出发完善军备；（4）控制米价等物价政策。这就是所谓政友会主张的“四大政策纲领”。此外，原敬还实现了其长年主张的陪审制度、修改选举制度（将获得选举权的纳税额由10日元下调为3日元）等。每一项政策都是在其强有力的领导下实施的。原敬大力扩充高等教育机关，是因为他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竞争已由军事力量转移到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时代，为此必须培养大量受过高等教育，有专门知识的人材。他在组阁不久后的1918年12月，在已有的国立大学之外正式承认庆应、早稻田等专门学校为大学，并增设高等学校，将一些学校升格为专科大学，以此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机构。还果断地作出向私立大学提供政府补助金的划时代的教育改革政策。政友会长年以来一直推动完善、扩充铁路、通信、道路、港湾，原敬特别以完善扩充铁路网以中心展开工作。原敬没有对后藤新平和陆军为运输兵力而提出的铁路宽轨化要求让步，主张应优先在全国普及铁路，并在国会提出包括新建地方铁路线在内的庞大的新线铺设计划。这个计划在贵族会遭到反对一度成为废案，但在原敬死后的高桥是清内阁期间得以成立。在全国铺设铁路网相当于通过道路建设振兴地方经济，也为扩大政友会势力作出很大贡献。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建设计划明显落后。为此原敬内阁制定了道路法、城市规划法，开始对都市进行正规建设。第二是在振兴产业方面。原敬内阁设立了临时财政经济调查会，根据该会议提出的建议实施各项政策。钢铁、造船、化学等产业受到重视，政府试图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实现产业高度构造化。原敬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倡导充实第四国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经历的首次大规模屠杀的战争，飞机、坦克、潜水艇、毒气等新型武器被大量使用。它也是一场科技战、综合国力战。原敬非常重视飞机的作用，提出有必要在陆海军之外单独设立空军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原敬在主张充实国防力的同时提出应防止过度依赖军事力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国防政策不应有侵略方针……，军国主义为世界所不容”，“此次战争的教训在于，仅靠兵力数目无法达到目的，必须发展、充实国力”，“（今后在发展军备方面）如果没有国民的同情和支持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原敬根据向公众承诺的“充实国防”方针，打出以建立“八·八舰队”（战列舰8只、巡洋舰8只）为代表的武器机械化、近代化、完备航空兵等大规模增强军备计划。面对巨额财政负担，原敬果断地改革所得税和法人税税制。支撑日本经济的大战景气在1920年3月15日以股价暴跌为标志而终结，随之而来的是战后经济大恐慌，日本经济陷入慢性衰退。由于经济形势激变，政府不得不对军扩计划进行根本性修改。原敬对美国提出的裁军方案表示欢迎，表示将参加华盛顿裁军会议。这一方面是出于他坚持日美协调外交路线的考虑，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日本的财政状况。原敬认为军备终究是相对性的，如果能控制在低水平就不要超越它，大规模的扩军是无益的。美国总统哈汀呼吁召开裁军会议无异于给了原敬一个很好的台阶。对于军事力量的作用，原敬始终认为“政治应高于军事”。为了抑制逐渐膨胀的军阀势力，他试图废止参谋本部和殖民地长官武官专任制，允许文官担任。关于第二点，原敬的意图是想要把对殖民地的统治地从力统治改为文官统治，起因是1919年在朝鲜爆发的“三·一运动”（朝鲜民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运动）。当时日本政府出动军队进行了残酷镇压，造成大量死伤。以此为机会，原敬主张在朝鲜不仅要实行文官统治，而且当地的教育制度也应和日本本土一样，即在朝鲜推行“内地同化”政策。

对于军部的存在原敬在日记中写道：“参谋本部总是强调统帅权，其前途危险……。参谋本部的军人们……动辄抬出皇室对政界施压，其谬甚也”，“参谋本部直属天皇，独立于政府之外，不论什么事都反复强调统帅权问题，这还不足以令人忧虑吗？值此之际，将此弊端一扫而光才是为国家皇室着想之策。”表现出他对军部借统帅权之名为所欲为抱有危机感和强烈的警惕。

当时的陆军大臣田中义一给了原敬很大帮助。围绕西伯利亚撤兵等问题，田中与抡着统帅权大棒的参谋本部（上原勇作总长）的对立加深。大藏相高桥是清出于对军部势力抬头的担忧向原敬提出废止参谋本部的建议。但是原敬以“若行此策，内阁须有坚定的统一意见和有排除万难之决心”为由将高桥的建议书压下没有公开。高桥在之后几年间屡次出任大藏大臣，努力抑制军费澎胀，用自己的身体抵抗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结果在“二·二六事件”（1936年）中被暗杀。

原敬执政两年后，他向国民承诺的政策开始走上轨道。原敬向西园寺和山县有朋表明希望下野的意思。原敬之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处理了内政外交方面的诸多课题主要源于他的领导力。他的领导能力首先表现在对政友会的掌握上。他领导的政友会在1920年5月举行的引入小选举区制后首次众院选举中获得279个席位（总数464席），占绝对多数，取得压倒性胜利。而藩阀官僚组成的小党派在这次选举中受到毁灭性打击。原敬在众议院取得压倒性多数的同时还向山县派系藩阀官僚的据点贵族院打进楔子（所谓分断两院政策），成功取得贵族院对内阁的支持与合作。原敬在议会中的政权基础坚如磐石，其领导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原敬成功地以政党政治取代了藩阀政治。他之所以对藩阀政治怀有如此强烈的对抗心理，根源在于其出生在东北诸藩阀之一的南部藩，该藩在幕府末期戊辰战争中一直与萨长政府军战斗到最后。原敬在晚年写俳句时以“一山”为号，其意在于对当年萨长政府军轻蔑地将南部藩形容为“白河以北一山百文”表示反击，表现出从逆境中成长起的原敬的反抗心理。当年南部藩相对“官军”而言身负“贼军”恶名，原敬即出生于担任南部藩家老的家族中。明治维新时期他十三岁，从幼年期到少年期再到青年期，原敬一直是在失败者忍受生活辛酸的气氛之中成长起来的。原敬豪放坚毅、不服输、依靠自己、自立性强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形成的。由于交不起学费，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只得作为天主教神父的仆人学习法语，并接受了洗礼。他参加过公费海军学校考试，没有通过。虽然之后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司法省法学学校，但由于参与学校骚动而遭开除处分。之后原敬投身新闻界，又相继在外务省、农商省工作过，并有在中国、巴黎等海外工作的经历。所幸的是原敬在这期间得到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的知遇之恩，在海外的经历也对他在国际关系和对国际形势的见识方面大有益处。原敬经过十五年的官僚生涯得以崭露头角，成为他日后进入政界的资本。他曾给担任农商相和外相时发挥了老道政治手腕的陆奥宗光作秘书，这决定了原敬的一生。陆奥是一个古板的人，但对原敬的骨气非常赏识，提拔他担任外务次官等要职，原敬对此也非常感谢。两个人都出生于反对萨长藩的地方（陆奥出生于纪州藩），都对自己的才干怀有自信，并且性格刚烈。正如外界评论的：“不论公事私事，两人鲜有分歧”。陆奥去世后，原敬也离开官界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第二年成为社长。

1900年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创建立宪政友会，原敬在他们的劝说下加入该党。伊藤在天津工作期间与原敬熟识，非常欣赏他的能力，因此让原敬担任党的重要职务—干事长。第四次伊藤内阁期间，由于星亨辞职，原敬接替他出任邮递相，成为首位出生于东北地区的大臣。原敬在伊藤和西园寺两代党总裁时期一直是政友会的实力人物。由于西园寺总裁缺乏领导力，所以原敬被委以党运营的重任。他与桂太郎就政权移交问题讨价还价，同时作为内相以废除郡县制为目标，试图通过引入小选举区制扩大政友会在众议院的势力（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贵族院被否决），因此他被称为“实力派政治家”、“现实主义政治家”。原敬的现实主义还表现在他不拒绝和藩阀势力接近并达成妥协，这些作法为政友会逼近政权发挥了作用。

对于原敬这些作法也存在诸如“今天主义”、“虽有政治家天分，但无经世家之抱负经纶”的评价，批判他虽能对眼前的问题临机应变、巧妙处理，是一个务实型政治家，但不是一个高举自己理想、拥有主义和信念的经世济民者。然而实际上他并非没有理想和信念、只会就事论事的政治家。原敬的思想轨迹都反映在可称之为言行录的日记当中，表现出原敬是日本政治家中十分罕见的怀有国家构想的人，而且之后回过头看这些构想，发现它们是正确和有先见之明的。原敬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将是民主主义时代，但不能通过群众运动使其过激，应使政党政治确立下来。在对外政策上，原敬制定了与美国友好协调，与中国友好亲善的路线。不幸的是原敬被暗杀身亡，生前没能看到他的国家构想得以实现。在他的继任者政友会高桥是清首相任下缔结了华盛顿裁军协议。之后，在昭和初期民政党浜口雄幸首相任下缔结了伦敦裁军协议。直到1931年发生“满洲事变”为止，原敬制定的国际协调的和平外交路线和政党政治一直是国家的基本政策。

原敬作为政党政治家，从干事长到总裁再到首相，经过了18年。地位造就人，原敬就是一个典型。在入党之初，他满身棱角，与周围人缺乏协调。担任总裁后他变得温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对别人的意见侧耳倾听，非常有包容力。原敬在筹集选举和党运营所必须的政治资金方面很有才能。选举之际，如果党员申请1万日元资金，他会发给1万5千日元；申请2万日元，他会援助3万日元，而且他还为党员的利益与权力进行斡旋。每年岁末，原敬总是呆在东京家中，因为他知道党员中有一些人难渡年关，所以在家中开门等他们来求助。原敬每次和别人激烈辩论或批评某人之后，必定将他送至大门口，并嘱咐一些“当心别感冒”、“注意回去的路上有个大坑”的话。原敬在政友会中有很高的声望和统率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政治能力和手腕以及见识，同时也因为他对党员情谊深厚，在金钱方面为党员着想，人格魅力让党员心悦诚服。连原敬的反对派也承认他是个清廉寡欲的人，生活简朴。但是政友会主张的扩建铁路纲计划产生的各种利益使政治丑闻不断。在一连串的事件中，有很多政友会党员被牵扯进去，其中不乏原敬的老朋友，因此来自在野党的责难越来越强。但是原敬仍然为党员和老朋友们进行辩护。答辩时他的声音象金属一样低沉，经常把在野党驳倒，而且态度激愤，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实力派政治家”、“ 桀傲不逊”的印象，被指责为依靠在议会占压倒多数强行运营。面对在野党对政友会的攻击，政友会也揭露出在野党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的金钱问题，使议会陷入停滞状态，国民对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不信任感增加。在原敬死后，这种不信任更加严重，可以说是政党政治自掘坟墓，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原敬作为政友会总裁责任重大。

1921年11月4日下午7点多，原敬在东京车站前被中冈艮一暗杀。这是自1885年内阁制建立以来首位被暗杀的现职首相。原敬被暗杀是因为社会对政界一连串贪污事件以及对原敬处理措施的不满。但是事件并非突发事件，背后存在着与所谓“宫中某大事件”、皇太子出访问题等相关联的右翼势力背景。所谓某重大事件是指被内定为皇太子（后来的昭和天皇）妃的久迩宫公主良子被检查出其母家族有色盲遗传史，元老山县有朋要求解除婚约，久迩宫家表示反对。右翼势力对此心怀不满，双方对立加深。结果此事以不改变内定而收场。由于当局对有关此事的报道进行控制，没有在新闻界引起引人注目的骚动，然而事件使皇室问题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山县被称为“国贼”，政治势力受到打击，一年后即因病去逝。原敬虽然同情山县赞同取消婚约，但极力保持着静观立场。为此，部分反对派要求追究原敬作为首相的责任。

还有一个宫中问题即皇太子出国访问问题。当时大正天皇病情恶化，宫中存在反对皇太子此时出国访问的意见，但原敬认为皇太子有必要扩展见识和教养，积极主张皇太子出国访问。历时半年的出访对皇太子的思想形成给与了很大影响，皇太子回国后在赐给原敬的话中称：“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有了鲜明认识，达到学习目的，余心甚喜”，对原敬力排反对意见积极推进出访计划的见识给予了高度评价。为此原敬被右翼盯上，早就有右翼要暗杀原敬的传闻。但是原敬在生前写下的遗书中对忠告表示感谢，表现出“暗杀就暗杀吧”的满不在乎的心情。原敬之死对内外造成冲击，海外媒体十分罕见地予以报道，表示痛惜。原敬永眠在他热爱的故乡—盛冈，根据他的遗言，墓碑上只刻着“原敬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