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王内帝是古代汉字文化圈的在国内自称皇帝、对中原外交时自称国王的一种国家体制。此体制发轫于南越国，在于阗、西夏、大理、越南各朝代以及日本都使用过，北燕、渤海国、吴越（钱镠在位时）、南唐（958年—972年）、高丽（1275年前）虽然一般对内也称王，但存在类似的体制。

公元前214年，岭南百越之地纳入秦朝版图，不久后秦始皇去世，天下随即大乱，驻守岭南的秦朝官吏赵佗等图谋独立，便在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南越草创时尚未采用帝制，赵佗只称“南越武王”。汉高帝统一中原后，派陆贾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吕后临朝，汉与南越关系恶化，赵佗乃自称“南越武帝”，使用黄屋左纛，命令称“制”，与汉朝无异。汉文帝即位后派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责备赵佗自立为帝之事，赵佗上表谢罪，表示不再使用帝制。但史载“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可见南越国是最早采用外王内帝体制的国家。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掘的南越国第二代君主赵眜的陵墓中，出土了金印“文帝行玺”，可资证明。

到南越国第三代君主赵婴齐继位后，娶汉女邯郸樛氏为王后，并藏起先帝玉玺，在国内也自称国王。但据《太平寰宇记》记载，三国时吴王孙权曾派吕瑜发掘赵婴齐的陵墓，其中有皇帝信玺、皇帝行玺等金印，可知赵婴齐未必完全取消帝制。

五代时期，于阗国主李圣天（尉迟僧乌波）对国内及西域地区称帝建元，自称“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或“大圣大明天子”，对中原王朝则称臣纳贡，并受后晋册封为“大宝于阗国王”。

西夏君主在庆历和议后接受宋朝册封为夏国主，此外还接受辽、金册封为夏国王，但对内称皇帝（党项语称兀卒），使用庙号、年号。

大理国君主对内称皇帝（白语称骠信），使用自己的年号，与宋朝交往时称国王，宋太宗曾封大理皇帝为“云南八国都王”，宋徽宗则在政和七年（1117年）册封段正严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但总体而言大理与宋朝官方交往非常稀少。蒙古征服大理以后，大理末代皇帝段兴智被蒙哥汗封为摩诃罗嵯（梵语“大王”），才终于取消帝制。

939年，吴权称王，为越南独立建国之滥觞；968年，丁部领被尊为“大胜明皇帝”，翌年建年号为太平，越南（交趾）开始使用帝制，历代皆称帝建元。973年获中国宋朝册封为交趾郡王，1174年南宋升格李朝英宗李天祚为安南国王，元朝时称安南国世子（元朝承认的安南国王陈益稷及其子陈端午在中国武昌），明朝仍称安南国王，清嘉庆中改称越南国王，如此形成了典型的“外王内帝”体制。对此体制，阮朝人黎统所作《邦交录》中评论道：“我越从古区宇自别……谶云：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其不废事大之礼者，智也。”潘辉注则将此体制归纳为“内帝外臣”，他说：“我越奄有南土，通好中华，虽君民建国，自别规模，而内帝外臣，常膺封号，揆诸理势，诚所宜然，故其册封之礼，贡聘之仪，历代邦交，视为关著。”

以阮朝明命帝以后为例，越南称呼中国为“北朝”，越南君主与中国君主一样使用“天子”、“皇帝”的称号，接见除了中国以外的外国使节之时，皆使用“大南国大皇帝”的称号。然而，对清朝则使用“越南国王”的头衔并接受其册封，向北京派遣如清使，在中国皇帝面前行跪拜之礼。越南称呼对华外交为“邦交”而非朝鲜那样的“事大”，暗示着对等的外交关系。

越南采用此种体制，中国自然一清二楚。南宋时期，广西经略安抚使李曾伯就奉宋理宗圣旨，调查了安南私自使用年号的事实。元代的《文献通考》和《宋史》都记载安南“自帝其国”的事实，但将其起始置于李日尊（李圣宗）建国号大越之时。然而，中国默认了这种现状，正如元人马端临所言“累朝以其僻在海隅，不复与较也”，只有在明成祖以及明世宗征伐安南时将“外王内帝”作为黎季犛、莫登庸的罪状之一（“不奉朝廷正朔，僭改国名大虞，妄称尊号，纪元元圣，罪三也”、“莫登庸有大罪十……僭称太上皇帝，罪五；改元明德、大正，罪六”），其余时期都不过问。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得《越史略》一书，对于其中安南对内称帝之举以“吴楚僭王、春秋绝之”的态度而无视。到了晚清，随着中法越南交涉的开始，这点更为清朝知晓。两广总督刘坤一奏曰：“越南之于我朝本属羁縻之国，阅其历代记载，亦复帝制自为”。御史张佩纶认为“越南自绝于中国久矣”，“越自福映始封，国中僭号，称我为北朝”，因此“即灰灭亦何足惜？”这些认识也影响到了清政府对越南的政策，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法战争期间中国的“不败而败”。

另一方面，法国人起初发现越南“外王内帝”的现象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如法国驻华公使白罗尼在读到清朝《京报》上登载的越南朝贡的内容后，发现嗣德帝对清朝自称国王，便报告外交部长瓦定敦说：“我们难以接受嗣德帝曾经在公开而隆重的文告中自称为正式皇帝的称号，这个称号，他在同我们签订两项条约时曾经使用过，他有了这个头衔就应该同宗主国的中国皇帝相同，而我们知道他实际上仍是附属于中国的藩王而已。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我们以皇帝、最高亲王的身份来对待他，在他身旁，我们还要派驻一个公使团。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可以不顾一切，接受中国的封赐，宁愿充任一个二等亲王。而这个爵位从1849年以来．他不但没有公开、严正地表示反对，相反他却继续在接受下去，难道没有比这种事情更加奇怪的吗？”不过在越南法属时期，法国不但没有干涉越南称帝之举，反而册封阮朝君主为皇帝。

隋朝以前，日本（倭国）的君主自称“おおきみ”，训为大王，曾经对中国称臣纳贡并受册封，如汉委奴国王、卑弥呼被封为亲魏倭王及南朝册封倭五王。隋朝时，日本致隋朝的国书中有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很不爽地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唐朝时，日本君主对国内及与渤海、新罗交往时自称天皇，与唐交往时则被称为倭王或日本国王。在14世纪以后的勘合贸易中，使用“日本国王”称呼的人并非天皇，而是实际掌握政权的室町幕府足利将军，此称呼沿用至德川家光时改称“日本国大君”。

十六国中的北燕在北魏的压力之下与刘宋交往，在宋文帝刘义隆时以黄龙国之名“每岁遣使献方物”，冯弘更是在435年被刘宋册封为燕王，宋人亦认为北燕“受我正朔”。但北燕一直对内自称天王、自建年号，死后被追谥为皇帝，对高句丽也以皇帝自居。

大祚荣初建渤海国时自称震国王，后被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但在国内采用帝制。六顶山古墓群出土的贞惠、贞孝二公主墓志铭中，称呼父亲大钦茂（渤海文王）为“皇上”，此为臣下对皇帝的称谓。渤海诸王亦自建年号，另外其君主配偶亦被称为“皇后”。

唐朝末年，钱镠在浙江地区保境安民，被封为吴王。朱温篡唐后，钱镠拒绝罗隐的称帝北伐建议，而是接受后梁册封为吴越王，923年晋升吴越国王，后又接受后唐册封。尽管他没有称帝，但一切仪制采取帝制，建元天宝、宝大、宝正，并册封新罗、渤海诸国。932年钱镠临终前嘱咐“子孙善事中国”，他的儿子钱元瓘（钱传瓘）继位后遵照父王遗命，取消了年号及帝制，但仍保留庙号。

937年李昪（徐知诰）代吴立齐，后以继承李唐自居，称皇帝。958年周世宗挥师南下，南唐不敌，中主李璟自去帝号与年号，但其余仍为帝制。971年李璟之子李煜（李从嘉）继位，请求宋太祖特许给父王复帝制，上庙号元宗，翌年取消一切帝制，自称江南国主。

公元918年，泰封大将王建（高丽太祖）在诸将的拥护下推翻弓裔，自称为王，定国号为“高丽”。933年，王建被后唐册封为高丽国王，此后大部分高丽国王均受中原王朝（后唐、后晋、后周、北宋、辽朝、金朝、元朝、明朝）册封（定宗、德宗、顺宗、献宗、高宗、昌王、恭让王则没有接受册封的记录）。高丽国王虽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却长期采用类似中原王朝的皇室制度。高丽国王自称“朕”，国王的命令称为“诏”、“制”、“圣旨”（高丽成宗时曾一度改诏为教）；国王的继承人被称为“太子”； 国王的母亲被称为“太后”，首都被称为“皇城”、“皇都”，高丽国王被尊称为“陛下”、“皇上”、“海东天子”等，配偶有时亦尊称“皇后”，高丽光宗还有被直接称为“皇帝”的记录，甚至太祖和光宗曾自建年号。在仪制方面，高丽国王穿皇帝专用的柘黄袍，并筑圜丘坛以祭祀昊天上帝。从显陵出土的高丽太祖王建铜像来看，其头戴二十四梁通天冠，用的是唐代皇帝之制。高丽王朝中期的1140年高丽仁宗定禘礼祭服为九旒七章，高丽毅宗时定冕服为九旒十二玉。其官制也“窃仿中朝”。不过，高丽国王虽然私下僭用大量帝制，但始终不敢公开使用帝号。1134年，妙清等指使右正言黄周瞻上疏请求高丽仁宗公开称帝建元，但没被接受。

1275年高丽向蒙元称臣后，高丽忠烈王从元大都返回开城即位，不再自称“朕”而改称“孤”或“寡人”，“陛下”改为“殿下”，“皇上“改为“主上”，“太子”改为“世子”，“圣旨”改为“宣旨”，“诏书”改为“教书”，“赦”改为“宥”；将尚书省和中书省改为佥议府，枢密院改为密直司，御史台改为检察司，吏部和礼部改为典理司，刑部改为典法司，侍中改为中赞，平章事改为赞成事，高丽的庙号制度从高丽忠烈王死后废止，祭天等活动也不再进行。元朝时期的高丽大臣崔瀣反映了这一情况：“陪臣私谓王曰圣上、曰皇上，上引尧舜，下譬汉唐，而王或自称朕、予一人，命令曰诏、制，肆宥境内曰大赦天下，署置官属皆仿天朝，若此等类，大涉僭逾，实骇观听。其在中国，固待以度外，何嫌之有也？逮附皇元，视同一家，如省、院、台、部等号早去，而俗安旧习，兹病尚在。大德间，朝廷遣平章阔里吉思公釐正，然后涣然一革，无敢有蹈袭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