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是欧洲哲学的历史，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到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史。它可分为4个时期：

古希腊哲学亦称古希腊罗马哲学。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奴隶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在东方埃及和巴比伦的影响下，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西方哲学史在这里开始了它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古希腊哲学从神话传说中产生以后，首先集中于对宇宙本源的探讨，最早有米利都学派，以后有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爱利亚学派和原子论者，一般称之为自然哲学。最初的自然哲学家和以前的宗教家不同，他们很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但思想还打上了宗教神话的烙印，把人和自然、思维与存在看成是浑然一体的东西，他们中有的主张“物活论”，认为万物都和人一样是活的、有生命的。

米利都学派以物质性的“水”、“无限定”或“气”为本原，从质料和性质方面研究多样性事物的统一性。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本原，从形式和量的方面研究多样性事物的统一性。他们的思想中暗含着一个如何用不变的东西来解释变的东西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没有深究变与不变的关系问题。

赫拉克利特和爱利亚学派正好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发挥和发展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赫拉克利特强调变的方面，认为只有变才是真实的，没有永久不变的东西。他关于对立统一和斗争的思想，标志着他是西方哲学史上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奠基人。相反，爱利亚学派则强调不变的方面，认为世界上只有“存在”，没有“不存在”，只有“一”才是真实的，“多”则是虚幻的，因而只有不变才是真实的。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明确提出了思维与存在两个范畴，并首先提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对以后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变与不变的关系问题，后来的自然哲学家认为，赫拉克利特与爱利亚学派都各有片面性，必须既承认变又承认不变，只是要对这两者作出新的解释。后期的自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和德谟克利特等就肩负着这样的任务。他们认为，不变的东西不是一个，如水或火；而是许多个，如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见原子与虚空），变是这许多不变者的不同组合。

后期自然哲学家认为万物的基础不变，可是又不否认变，这就产生了变的原动力从何而来的问题。他们中间有的人认为原动力来自不变者之外，如阿那克萨戈拉认为这种原动力是“奴斯”。这种思想使早期自然哲学家的“物活论”思想开始遭到破坏，在一定意义下，有分离思维与存在的因素。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的兴趣由研究自然转移到研究人，智者的主要代表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就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自然哲学时期的各派学说都失之于独断。他们一般不相信有真正的存在和客观真理。普罗泰戈拉认为“衡量万物的尺度是人”，一切知识都同样的真，人所依从的准则就是自己，是非善恶都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他们的思想是相对主义。高尔吉亚认为一切都同样的假，他的思想属于怀疑论。智者们对当时的一切知识产生怀疑，这样的怀疑主义激发了人类对习俗、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的思考。

苏格拉底和智者一样，也是集中研究人的哲学家，他同样轻视对自然的研究，反对未经批评的独断，他一生都致力于对智者学派学者的观点进行反驳但他与智者相反，主张有客观真理、认识事物是可能的。“至善就是知识”，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就是从具体的道德行为中归纳引申出各种道德的普遍定义，而寻求定义的方法就是归纳演绎。他的论辩诘难的方法是辩证法的最早来源。欧几里得结合埃利亚学派实际存在是一个统一整体的论点和苏格拉底的知识等同于德性的论点创立了麦加学派；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构成了快乐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基础。

由于智者和苏格拉底着重于人的研究，古希腊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有了新的内容，关于认识的辩证法也得到了发展。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系统化时期，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总结了以前各派的哲学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他的“理念”主要来源于爱利亚学派的不变的本质、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以及毕达哥拉斯派的数的概念；他关于感官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以及感官事物的真理只是相对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赫拉克利特和普罗泰戈拉。柏拉图综合了这两方面的思想，又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柏拉图认为理念在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在个别之外，这就在本体论上分裂了思维与存在、普遍与个别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他既重视理念，又注重经验事实。亚里士多德把这两方面结合为一，创立了庞大的哲学体系。他批评柏拉图将理念看成是和个别事物分离的、独立存在的实体，认为理念或他所说的“形式”不能离开感官事物而存在，普遍不能离开个别而存在。亚里士多德要在理念和感官事物、普遍与个别之间建立起联系，认为这种联系的关键就是有目的的发展，发展是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化。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思想使辩证法特别是一与多的辩证关系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得到了系统化。但他关于“纯形式”与“纯质料”的学说（见形式和质料），却使他陷入了形而上学。

从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死后约800年期间，希腊文化逐渐与罗马文化相结合。纯粹的希腊哲学渐成过去。

这800年的前期，主要哲学流派有伊壁鸠鲁学派（见伊壁鸠鲁和伊壁鸠鲁学派）、斯多阿学派和以皮浪为代表的怀疑论。除伊壁鸠鲁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唯物论外，他们都集中于伦理问题的讨论。这个时期对于某些具体科学的兴趣也出自伦理行为的需要。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阿学派的伦理思想以小苏格拉底学派为其前驱，怀疑论则源于智者的思想。三派关于伦理问题的争论导致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的折衷主义。大约从公元前 100年起，罗马哲学由对伦理的兴趣转向了宗教，新毕达哥拉派和新柏拉图学派都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哲学，而以A.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则更是一种十足的宗教哲学。在这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唯物主义者卢克莱修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唯物论；新柏拉图派的波菲利和普罗提诺概括了普遍与个别、一与多的关系问题。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史的诞生地，西方哲学史上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都可以在古希腊哲学中找到自己的起源。随着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古希腊哲学所阐发的各种思想又都有了新的发展和新的特点。

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天主教会是最大的封建统治者，它支配了中世纪的世俗权力和精神生活，哲学不过是用理性解释信仰的工具，成了神学的婢女。中世纪的科学也和哲学一样屈服于宗教的支配。这时人们所注意的中心不是世俗生活而是脱离世俗的天国。中世纪的主要哲学问题是神与人、天国与世俗的关系问题。

中世纪哲学主要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同基督教合流的产物，而在各个发展阶段中，这些成分所占的比重又各不相同。

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在时间上属于古代，但就其思想意识形态来说，则属于中世纪，它是基督教哲学的最初形态。奥古斯丁运用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确立了基督教哲学，他首先提出信仰第一，然后理解的原则，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奠定了基础。奥古斯丁以后的中世纪哲学分为三个时期：

一、早期中世纪哲学

5—11世纪初是中世纪哲学的早期。这时，人们对于古代哲学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片断和新柏拉图主义外，所知不多。这个时期，新柏拉图主义比基督教的成分更占优势。主要代表人物是波爱修和爱留根纳。波爱修是连接古代哲学与中世纪哲学的桥梁，他对古代的波菲利关于普遍与个别的问题作了自己的回答。他重视多样的个别事物的真实性，是中世纪唯名论的先驱（见唯名论与实在论）。爱留根纳是一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他主张“否定的神学”，与正统的基督教神学观相左。爱留根纳认为统一的普遍的整体是最真实的，反之，愈是多样性的东西则愈不全面因而也愈不真实。不过他认为多样性和最高统一体“上帝”之间有桥梁可通，这就是“理念”。爱留根纳的这种思想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是中世纪实在论的先驱。

二、中期中世纪哲学

11—14世纪初，是中世纪哲学的中期，即经院哲学的全盛期。在此期间，基督教势力强大，经院哲学以基督教的思想为主导。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著作经阿拉伯哲学家的介绍在西欧得到广泛传播。这样，经院哲学不仅有了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因素，还增加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因素，而且后一种因素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中逐渐增长。

经院哲学的特征是奉基督教教义为无上权威，但要用理性去加以解释，解释的方法极其烦琐，成了一种纯粹抽象的逻辑推理。

经院哲学集中于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这是由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重普遍概念与重个别事物的思想分歧发展而来的。实在论以安瑟尔谟为代表，受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主张只有普遍是真实的，普遍先于个别而独立存在；唯名论以罗瑟林为代表，受亚里士多德的以个别事物为第一实体的思想影响，主张只有个别的东西有实在性，个别先于普遍，普遍不过是名称。实在论认为，普遍的教会实在，而个别的教会是从属的；基督教的普遍教义是实在，而个别人的信仰是从属的；原罪是实在，而个别人的罪恶是从属的；天堂是实在，而世俗是影子，是从属的，等等。唯名论则相反。因此，正统的教会人士都崇奉实在论而轻视唯名论。12—13世纪，唯名论已不盛行，与唯名论有联系的柏拉图哲学也几乎成了异端，正统派的权威是实在论者、新柏拉图主义者。

不过，由于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泛神论思想与正统的基督教教义相抵触，教会早已视之为异端，加上到了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大量从阿拉伯文以至希腊原文译成拉丁文，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大为增长，教会遂转而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与教义相结合的方面。于是被基督教教义改造过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成了官方哲学。托马斯·阿奎那是这种官方哲学的最高权威。他明确主张哲学服务于神学，反对阿拉伯先进哲学家提出的“二重真理”说；他区分了理性和信仰，但又力图加以调和；他认为启示高于理性，哲学以理性解释上帝，不能与宗教信仰相矛盾。对于普遍与个别的问题，托马斯·阿奎那采取了温和的实在论立场。

三、晚期中世纪哲学

14—15世纪中，是中世纪哲学的末期。由于罗马教会的衰微、自然科学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哲学中重经验事实的本来面目逐步被认识，人们厌弃教会曲解了亚里士多德，于是正统的经院哲学日趋没落，哲学日益脱离神学。在这个时期以前，12世纪的阿拉伯著名哲学家伊本·路西德已提出了反对正统经院哲学的思想。他崇敬亚里士多德，甚至具有比亚里士多德更多的唯物主义思想。他提倡“二重真理”说，否认真主干预世界，主张自然事物受因果必然性支配。13世纪，伊本·路西德的学说盛行，形成了所谓“阿威罗伊主义”的思潮，其最大代表是在巴黎大学任教的布拉邦的西格尔。此外，在这个时期中，唯名论和渊源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异端思想也重新盛行，个人自由的思想抬头。这个时期的唯名论代表人物是培根、司各特、奥康的威廉，神秘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神学家埃克哈特（1260—1327）。

近代哲学是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哲学。

西欧封建社会的后期，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发明和重大的地理发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激发了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加快了新旧思想交替的进程；同时，也由于中世纪哲学内部经院哲学脱离实际的烦琐的推演方法、理性与信仰的逐渐分离，等等，经院哲学便日趋崩溃，西方哲学史即由中世纪哲学转入了近代哲学。近代哲学分为三个时期：

一、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由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期，即15—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从空幻的彼岸世界回到了现实的此岸，从清净的僧院走到了纷扰的尘世，从而发展了自然，也发现了人自身。追求科学知识，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这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精神面貌。自然和人成了当时思想界所研究的中心课题。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而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它研究古代文化和各种哲学流派，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反封建、反神学的新文化运动。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柏拉图派的希腊人普莱索、贝沙里扬和意大利人M.费奇诺（1433—1499），亚里士多德派的彭波那齐等。

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库萨的尼古拉、特莱西奥和布鲁诺。这些自然哲学家在15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用自己的唯物主义反对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用经验观察的科学方法反对经院哲学的推演方法，用辩证法的思想反对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不过，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刚刚开始，对自然的研究往往与魔术、炼金术、占星术纠缠在一起，新科学尚未完全获得独立。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哲学家尼古拉和布鲁诺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了如何把握对立统一的途径问题。尼古拉从当时自然科学的材料出发，在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对立面一致的原理。他把多样性的统一归结为对立面的统一，认为只有对立的统一才是最高的真理。他还明确主张，要把握对立面的一致，需要经过三个相辅相成的阶段，即“感性”、“知性”和“理性”的阶段。

二、中期近代哲学

17—18世纪末，是近代哲学的中期。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出现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现实世界成了可以由人类把握的对象，哲学的兴趣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等问题上。真正的近代哲学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近代自然科学日益脱离神学而繁荣昌盛。1600年前后的 100年左右，出现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许多科学上的伟人，17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这时，科学的标准不再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说或基督教的教义，而是自然本身；科学的方法也不再象过渡时期那样，掺杂很多神秘的巫术，而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的演绎法。与此相适应，在哲学上，从前被认为是由神灵统治的世界，之后则被认为是由因果必然性支配的世界，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宇宙观一时占了统治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下半叶康德的时代。

近代科学的方法肇端于伽利略，他同时也为近代哲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伽利略方法的特点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进行归纳和数学的演绎。他与培根同时，都很重视归纳法，但培根轻视演绎法，而伽利略则将归纳法与演绎法同时并举。归纳法与数学演绎法的分歧，在哲学认识论上表现为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经验论认为哲学的研究方法只是以实验、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知识只限于感官经验中的东西。经验论者轻视或否认超经验的玄学问题。唯理论则依据数学演绎法，认为思维独立于感官经验，思维可以把握超经验的东西。唯理论者注重玄学问题的研究。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从两个相反的角度去求得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经验论者重感觉中个别的东西，重多样性，其思想源于中世纪的唯名论；唯理论者重思想中普遍的概念，重统一性，其思想源于中世纪的实在论。经验论的代表人物是培根、霍布斯、洛克、乔治·贝克莱和大卫·休谟，唯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

培根是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第一个代表，他把经验当做统一思维与存在的关键，在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思维的主体“人”应该主动干扰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他为近代哲学中统一思维与存在的要求和思维趋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的“二重真理”说，在当时条件下起了打击神学的进步作用。

笛卡尔是近代唯理论的第一个代表。他排斥一切外在权威，把人的思维当作哲学的开端。他的“天赋观念”说，主张单凭思维中的普遍性概念即可把握最高真理;他的怀疑一切的主张，就是清除成见，完全运用思维以达到客观真理。笛卡尔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是把人的理性认识当作统一存在与思维的关键。他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所谓最可靠的原理，把思维和存在直接地统一起来。在本体论方面，笛卡尔是割裂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者，为了解释二者的结合问题，他抬出了上帝，认为在上帝那里，思维与存在是统一的。他也是一个机械论者，认为动物不过是一架机器。

斯宾诺莎是唯物主义者和唯理论者。他的认识论、几何学的方法以及机械的自然观都直接来源于笛卡尔。他关于思维与存在不过是唯一实体的两种属性的学说，是对笛卡尔二元论的批评和发展。他认为多样性的个别事物不过是唯一实体的变形，只有实体有独立自存性，个别事物只有通过唯一实体才能得到认识和说明。

洛克发展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他尖锐地驳斥了笛卡尔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说，提出了自己的白板说，不过他也强调人们能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普遍性的概念。洛克是温和的唯名论者，认为感觉中的个别东西是第一位的。洛克还保留了笛卡尔割裂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的思想因素。

莱布尼茨是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者，他站在笛卡尔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反对洛克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他说洛克的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关系密切，他自己的体系和柏拉图接近。他也重视普遍性概念，是“天赋观念”说的拥护者，不过与笛卡尔略有区别。在本体论方面，他表述了普遍与个别、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的看法，认为万物的实体是“单子”，“单子”虽然彼此不能相互作用，但由于“前定和谐”而联系在一个统一体即神之中。“前定和谐”说是对笛卡尔的二元论和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的继承和发展。这里虽然包含着一和多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但这种统一的原则处于多样性的“单子”之外，和斯宾诺莎的普遍性、统一性与个别性、多样性的原则很不相同。

巴克莱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者。他从洛克哲学所包含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存在就是被感知精神实体和被感知的知觉“观念”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为了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极力攻击普遍性的抽象概念特别是关于物质的抽象概念。他主张极端的唯名论，不同意洛克的“概念论”，认为抽象概念既无客观实在性，也不能存在于人心中。

休谟也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者。他比巴克莱走得更远，不但在实际上取消了物质实体，而且根据巴克莱提出的同样理由，取消了精神实体。他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有知觉，经验由知觉构成，知觉以外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因此，一切玄学问题都不可能成立。休谟以自己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完全否定了统一性和普遍性的东西，把多样性和个别性当成了最高原则。这样，17—18世纪英国哲学中重个别性的原则，就由洛克的“概念论”经巴克莱的极端唯名论到休谟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发展到了顶峰。

17—18世纪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包含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宗教的斗争，但只是到18世纪的法国哲学，才出现公开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拉美特里公开宣布，唯物主义是唯一的真理；狄德罗还拒绝承认上帝的存在。18世纪法国哲学不是一些纯理论性的东西，而是同政治伦理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8世纪法国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是当时法国哲学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前机械唯物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其思想来源，一是笛卡尔的唯物主义思想成分，一是洛克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法国唯物主义者明确主张只有物质实体，认为思维不过是物质的属性，这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上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都取消了洛克的“内省”经验，认为经验的唯一来源是感觉，他们一般是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者。他们用因果必然性解释一切，完全排斥偶然性，把运动归结为机械运动，认为“人也不过是一架机器”。

三、德国古典哲学

自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近代哲学进入了它的晚期。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辩证法和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的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自己的最高阶段。上一个时期盛行的伽利略的数学方法和牛顿的形而上学方法被进化发展的观点所取代。这个时期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运用辩证法总结前人的思想，特别是总结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创立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

自“文艺复兴”以后，人权问题固然从神权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但17—18世纪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宇宙观，又把人们的精神束缚于自然界因果必然性之下，个人的自由意志被抹杀了，存在与思维没有得到统一。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置身学院，在抽象的哲学范围内，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再一次为维护人类精神的独立自主而斗争。他们给哲学规定的任务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统一起来。他们一致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性的，精神、自我、主体在他们的哲学中都占中心地位，所不同者只是这种精神性的东西被把握的程度如何以及如何加以规定和说明。他们都承认哲学所追求的最高真理是多样性的统一或对立面的统一，统一性更根本，所不同者只是这种最高统一体能否由思想认识来把握以及对这种统一体作如何理解。他们都认为唯理论与经验论各有片面性，企图在肯定思想概念更根本的基础上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所不同者只是结合的方式与程度不同。

康德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认识论的问题。他继承和发展了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认识过程的三分法，用“感性”、“知性”、“理性”三个环节构成了他的整个认识论体系。他结合休谟和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思想，主张知识既要有感觉经验的内容，又要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形式。他认为，作为感觉经验外部来源的“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对知识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人类普遍意识的“自我”的“综合作用”。“自我”靠自己的“综合作用”把多样性的东西统一于普遍性、必然性之下，从而构成科学知识。就康德极力说明思维中普遍性、必然性的客观意义而言，他是企图在现象界内使思维与存在统一起来。但他认为，人心的综合决不满足于此种统一，人心还具有比“知性”更高的“理性”阶段，“理性”要求超出有条件的知识、经验的范围之外，以达到无条件的最高统一体即理念。

康德认为，“知性”的概念范畴总是非此即彼的，只能应用于多样性的事物，若用它们去规定超经验的最高统一体──世界整体，则必然出现“二律背反”。康德这套思想对破除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旧玄学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方法，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它促使黑格尔达到了具体真理是亦此亦彼、对立统一的结论。

费希特原来主张斯宾诺莎的机械的因果决定论，后来受康德的影响，认识到因果必然性只是现象，自我不是必然性的奴仆而是独立自由的主体。他为了更彻底地伸张人的独立自主性，便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打破康德的二元论，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皆“自我”所创造。“自我”不是个人的我，而是普遍的我，是道德的自由的我。“自我”、“非我”二者的统一（见自我与非我），是一切事物进展的历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是按因果必然性联系起来的，而是趋向于道德自我，为完成道德自我的目的而存在。由此，费希特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自我）与存在（非我）统一说。

谢林从费希特哲学出发，又深受斯宾诺莎哲学和当时文学上浪漫派的思想影响，创立了自己的同一哲学，把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推向客观唯心主义。谢林不同意费希特把自然（非我）看作自我的产物。他认为自然和精神、存在和思维、客体和主体，表面相反，实则同一，都是同一个“绝对”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绝对”是浑然一体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万事万物的根源。谢林继承了费希特变化发展的观点，认为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是正、反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他还用目的论的发展观代替17—18世纪的机械观。不过，谢林认为自我意识发展的最高阶段是艺术，而不是费希特所说的道德，只有艺术的直观或称理智的直观，才能把握活生生的、精神性的“绝对同一”。

黑格尔是集德国唯心主义之大成的哲学家。他创立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第一个系统地、自觉地阐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以前辩证法高级形态的最大代表。

黑格尔认为，多样性的东西，彼此分离对立的东西，都不是最真实的，只有普遍性、统一性才是最真实的。不过，这种普遍不是脱离特殊的抽象普遍，而是包含特殊在内的普遍，叫做具体普遍或个体；这种统一不是脱离矛盾、对立的抽象统一，而是包含它们在内的统一，叫做对立统一或具体同一。具体普遍、对立统一是黑格尔全部辩证法的核心。另一方面，黑格尔作为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又认为只有精神性的东西才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单纯物质性的东西不可能有普遍性、统一性，因而也没有真实的存在。脱离精神无真实性和脱离统一无真实性，这两条原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最真实的无所不包的整体既是“绝对精神”，又是对立的统一。

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特别是费希特、谢林的正反合的思想，把“绝对精神”这一最高统一体展开为逻辑、自然、精神三大阶段，也就是从思维到存在又到二者统一的过程，从而完成了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说。在他看来，逻辑理念不脱离自然和人类精神，思维不脱离存在，但逻辑理念是自然和人类精神的灵魂和根本，思维是存在的灵魂和根本，而自然则不过是逻辑理念的外部表现。至于人类精神乃是自然发展中所预想的目标的完成，是逻辑理念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又是最具体的、最现实的，也是最高的阶段。因而，关于人类精神的学问是最高的学问。精神的特点是自由，在这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没有异己的东西限制自己。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就是趋向于这种统一和自由的过程，这就是人类精神出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之所在。不过他根据具体同一体的思想，认为自由必须与必然相结合，个人必须与社会整体相结合。

关于人类精神是否能把握以及如何把握最高统一体的问题，黑格尔既不同意康德的不可知论，也不同意谢林等神秘主义者所谓凭直观就可以一蹴而就地把握的观点。他认为最高统一体可以凭思维加以认识，而且必须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他把这条道路不仅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阶段，而且又把它们细分为一些较小的阶段。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第一次把人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法作了系统的、详细的阐述。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他机智地驳斥了康德割裂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生动地讽刺了黑格尔所谓逻辑理念“外化”为自然的学说，指出了黑格尔的客体或存在的非物质性及虚假性。他还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说，进而分析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一般唯心主义的根源。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实在的；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肉体与灵魂的统一；自然、现实是可以被人认识的，思维从存在而来，思维可以达到存在。费尔巴哈以灵魂与肉体相统一的人为出发点，建立了形而上学形态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和以这种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说，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所喧嚷的抽象自我或“绝对精神”中，转移到了有血有肉的人和现实世界。而且，他不再把人看成是一架机器。这就是他比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高明之处。不过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等人一样，也离开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物质生产关系来谈人，这样的人仍然是抽象的。

从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哲学史进入了现代哲学的发展时期。

随着19世纪上半期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这时，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也日益暴露，特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思想等的提出，极大地推进了人们的认识发展进程。

面对社会的各种矛盾和自然界新的现象以及科学上的新发现，人们迫切需要理论的解释和哲学的概括。到了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学派已经解体，德国古典哲学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但是，这一古典哲学仍然被后来的哲学家们所继承、利用、改造和发展。

19世纪30—60年代形成了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主要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在以往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世纪40年代和后半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以及它在欧洲的传播和发展时期。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迅速的发展（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渐产生了其他的哲学派别，如实证主义、唯意志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等，这些哲学流派总称为“现代西方哲学”。这是西方哲学史中现代哲学发展的另一个侧面。

西方哲学史是哲学与科学息息相关、与宗教相互渗透而又相互对立的历史。

在哲学产生以前，人们通过宗教信仰和神话，以形象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哲学的诞生意味着人们开始通过抽象的思维，用概念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世界观。

古希腊哲学是在摆脱宗教信仰和神话束缚的过程中诞生的，它从一开始便与科学结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当时，人们只是从总的方面观察自然界，而没有对自然界进行解剖和分析，自然科学的这种情况反映在哲学上，就使古希腊哲学具有朴素辩证法的性质。

古希腊哲学虽然从主要方面摆脱了宗教信仰和神话的束缚，但也有渗透神话的因素，古希腊哲学中流行的“物活论”思想便是这种渗透的表现；毕达哥拉学派相信灵魂轮回，就受了奥尔弗斯教义的影响。苏格拉底也曾明确宣称自己为神所引导。柏拉图分裂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思想，则是奥尔弗斯教徒关于灵魂来源于天，肉体来源于地的教义的哲学表述，他的许多重要哲学思想也往往不是用纯粹的思想、概念而是用神话的方式来表达的。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哲学思想就是把神看作是一切活动的目的因。斯多阿学派把德行生活看成是灵魂与上帝的关系，甚至原子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封建统治者对基督教教会的利用，西方哲学便又溶化于宗教之中。中世纪哲学几乎完全受基督教教会的支配，科学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如果说，在古希腊时期，特别是它的早期，哲学与科学尚未明确区分开来，那么在中世纪，哲学则是与宗教神学合为一体。中世纪在哲学上的最大争论是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这同宗教上关于普遍教会与地方教会、普遍教义与个人信仰、原罪与个人罪恶何者实在何者从属之争，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在这种渗透中，哲学从属于宗教。

不过，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并非根本否认理性和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它在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曾在一定限度内起了维护理性和思维的作用，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这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在西方哲学史及其各个发展时期中却有独特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哲学史是从思维与存在浑然一体观，经过把两者看成分离对立的观点，逐步走向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对立统一观点的发展史。

古希腊哲学是素朴的，尚未注意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巴门尼德第一次提出了“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其他哲学家中流行的“物活论”观点，也没有把思维与存在区分开来。柏拉图的“理念论”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破坏了“物活论”，在一定意义下分离了思维与存在。但他所讲的这两个世界都是人以外的外部世界，他把理念世界理解为外部世界中的普遍性和统一性的方面，把感性世界理解为其中的个别性和多样性的方面,却没有把它们理解为以人的主体为一方，外部世界为另一方的主客关系。柏拉图和极大多数古希腊哲学家一样，他们所探讨的哲学问题，从主要方面说，是本体论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还没有把人作为一个与客体相对立、相联系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来研究，而是静观世界。比较特殊的是智者，他们从本体论的研究转向人的研究。“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命题，是近代人本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在他们看来，人只能认识现象，现象就是一切。他们还没有提出现象背后的彼岸世界问题。智者作为古希腊哲学家，其思想同样具有素朴的性质，他们还没有象近代哲学那样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思想，也不知道近代哲学意义下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中世纪主要表现为人的灵魂与肉体、精神方面与自然方面、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分裂和对立。人的灵魂和精神在天国和宗教生活中与神合一，构成思维的一方；反之，人的肉体和自然方面以及外部世界则构成存在的一方，与神处于对立的地位。神的统治不仅把尘世看作应被克服的障碍，而且也窒息了人的精神和主体性。在这个意义说，中世纪哲学的主要问题是神与人的关系问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获得它完全的意义。近代哲学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把思维着的人，逐步深入地理解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近代哲学意义下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下，近代哲学便突出了认识论的问题，突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如果说在古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静观的；在中世纪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避世的；那么，在近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的基本倾向则是能动的。

近代哲学对人的能动性的态度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把人权从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人的能动性；但18世纪的哲学又把人看成是机器，使人完全受制于自然界的因果必然性；只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那里，人的能动性才再一次得到解放。

近代哲学家们不仅认识到思维与存在即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且还力求克服这种对立，并使之达到统一。F.培根曾公开主张人应主动征服自然，使自然服务于人类。唯理论者企图以人的理性认识作为统一思维与存在的桥梁。经验论者企图通过人的感性认识达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他们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分割开来，所讲的统一仍然是形而上学的统一。康德区分现象界与物自体，割裂了思维与存在，但他只是认为物自体不能凭知性范畴、凭认识去把握，却可以凭信仰去把握，特别是他强调自我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在他所谓的现象界达到了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黑格尔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建立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费尔巴哈建立了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近代哲学中，他们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认识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最高峰。

西方哲学史是对一与多，包括普遍与个别、统一性与多样性、不变与变之间关系认识的发展史。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相互斗争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从本体论角度发展到认识论角度，逐渐克服了将二者割裂的形而上学，走向了将二者统一起来的辩证观点。

古希腊哲学关于本原究竟是水还是气或者是火等等的讨论，实际上都是要在个别的、多样的、变动不居的东西中寻找普遍的、统一性的、不变的东西。柏拉图的“理念论”所说的感性事物就是指个别的、多样性的、变动不居的东西，理念就是指这些东西的型式，即普遍的、统一的、不变的东西。他把二者割裂开来，认为后者在前者之外，先于前者而存在，他是重普遍轻个别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说”，他比较重视个别，认为理念不在感性事物之外，而在感性事物之中，普遍不在个别之外，而在个别之中。但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时常陷入混乱和困境。

古希腊哲学家主要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普遍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曾从本体论的角度把古希腊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讨论加以概括而提出 3个问题：

①有没有普遍的实体？

②如果有，它是有形体的还是没有形体的？

③普遍的实体是在个别的东西之中还是在它们之外？

中世纪早期哲学家波爱修第一个正面回答了波菲利的问题。中世纪的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可以说是重普遍与重个别之争。不过中世纪哲学是既从本体论的角度也从认识论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的，这两派各有片面性，他们从不同方面把普遍与个别作了形而上学的割裂。

近代哲学着重从认识的角度讨论了一与多关系问题，总的趋势是要求把二者结合起来。近代哲学中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包含有一与多关系问题的讨论。经验论者重多，洛克以个别为实在，巴克莱和休谟是极端重视个别、否认普遍的哲学家；唯理论者重一，其中斯宾诺莎尤其突出，他只崇尚唯一的实体，把多样性的事物看成是唯一实体的变形，把实体看成是铁板一块的东西。康德看到唯理论与经验论各有片面性，企图结合普遍与个别而构成科学知识，但他并没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理念是理性所追求的无限统一体，但他割裂了无限和有限，使最高统一体脱离了有限的多样性事物。只有黑格尔才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系统地阐发了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他不但达到了多样性的统一，还达到了对立面的统一。黑格尔对一与多关系的论述，达到了近代哲学史上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