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哲学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各种哲学流派的总称，一般指尼采之后的哲学。西方现代哲学的主题是人和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则偏重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两极。

“科学主义”偏重于自然，崇尚科学、经验、逻辑，科学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人对自然是认识关系，哲学研究认识方法的问题。因而，科学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逻辑、语言及科学方法等问题。

“人本主义”偏重于人，崇尚人的非理性和人的本能，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的本质的存在问题。特别是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研究个人，人的实质是绝对自由，人本主义强调人的因素，强调从个人的现实生活中去研究人性、人道、自由等问题。

随着19世纪上半期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进到了高度发展的阶段。自然科学发展。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思想等的提出，极大地推进了人们的认识发展进程。

面对社会的各种矛盾和自然界新的现象以及科学上的新发现，人们迫切需要理论的解释和哲学的概括。到了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学派已经解体，德国古典哲学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但是，这一古典哲学仍然被后来的哲学家们所继承、利用、改造。20世纪，哲学在世界各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哲学逐渐产生了其他的哲学派别，如实证主义、唯意志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等，这些哲学流派总称为现代哲学。这是哲学史中现代哲学发展的另一个侧面。

现代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对中国的现实思潮影响巨大、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基本特征：

（1）不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任务在与科学有关的范围和领域。人的经验、感觉就是世界的本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因此，获得知识的途径就是关注自我的感觉。

（2）拒斥形而上学，不讨论本体论

（3）否认人有认识经验以外实在事物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4）推崇人类知识的力量

现代哲学与传统的哲学相比，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验论与理性论（即唯理论）的长期论争中，经验论由盛而衰，理性论有抬头的迹象。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末期，在英美哲学界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是由A.孔德开始，由B.A.W.罗素发展起来的分析经验论（见分析哲学）。实用主义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他一些哲学流派也倾向于经验论。这一时期，理性论仅仅在新经院哲学（见新托马斯主义）中还有点影响。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6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运动，力图恢复理性论在现代哲学中的地位。而对经验论最沉重的打击，是来自心理学方面。蓬勃发展起来的认识心理学派，给理性论提供了反驳经验论的最有力证据。按照认知学，心灵完全不是一块白板,即使最简单的知觉也受认知作用的影响,决不是单纯接受来自外界的刺激。一个意象更是信息储存与检索的复杂操作，经验论者所设想的那种纯粹的经验或观察并不存在，人们在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中，认知的模式或范式起着决定的作用。

科学实在论根据新的物理实验结果对经验论所作的批评，也为理性论的复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经验论者不仅忽视了心灵或理性的作用，而且还否认或怀疑外物，即那些不可观察的理论对象的存在，并以可观察性作为实在性的标准。大多数科学实在论者反对经验论主张的这种观点，有些实在论者还提出了相反的看法，科学哲学中最后的裁判员不是理论，而是实验，不是我们怎样思想，而是我们如何行动。能够产生效果的理论对象，即使本身是不可观察的，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们是实在的。经验论和理性论在现代哲学中的易位，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明显地对经验论有利。然而现代科学并不支持经验论，由于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长期囿于经验论的传统，他们往往试图从经验论立场解释新的科学发现。随着现代科学中理性论再度被重视，导致它在现代哲学中的复兴。这样，结构、整体、范式等，便代替逻辑原子、感觉资料、观察语句而成为最流行的哲学概念。

在逻辑、伦理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等领域，普遍出现了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取代一元主义、决定论的倾向。哲学家不再信奉那种永恒不变、普遍有效、独一无二的规范、准则、标准或范式，承认道德规范、合理性标准、科学范式等都相对于文化和时代而发生变化，甚至逻辑规则也可以根据约定而有所不同。例如，R.卡尔纳普提出的容忍原则，就允许有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语言构架；M.福柯揭示了文化史上各种不同的认识型；T.S.库恩指出了科学史上各种不同的范式；P.K.费耶尔阿本德强调合理性标准随时代而改变。

这些哲学家对多元主义的趋向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的这是可以容忍的；有的承认这些是人类学和科学史上所揭露的事实；有的则表示热烈拥护。费耶尔阿本德指出，一个科学家不仅是理论的发明者，而且是事实、标准、合理性形式，乃至整个生活方式的发明者。

现代哲学在文化史、伦理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等方面，还普遍地带有相对主义的特点。一个多元主义者如果进一步主张同时或先后出现的不同标准、范式等等是不可通约或不可比较的，并且在它们之间并无正确、不正确之分，并无进步、退化或优劣之别，他就成了一个相对主义者。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的后期结构主义、解释学以及在英美的分析哲学中，相对主义并不罕见。

19世纪德国哲学家F.W.尼采可以被视为现代哲学中相对主义的最早典型。他认为一切推理都是合理的，一切“真理”都是源于某一占支配地位的“意志”的视界。

尼采早在19世纪末期就反对19世纪中期以来流行的实证主义，他针对实证主义者“有的只是事实”的口号说：“不，恰恰没有事实，有的只是解释”。

库恩和费耶尔阿本德则在20世纪60～70年代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他们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信奉的既是经验意义标准也是理论评价标准的观察证据提出质疑，认为没有任何中立的观察，只有充满理论或受理论污染的观察。在现代哲学中比较流行的有道德相对主义，还有文化相对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但相对主义并未占统治地位。有些多元主义者或历史主义者既反对固定不变的标准，也反对相对主义。

西方古代、近代的许多哲学家都对语言作过哲学考察，但他们并不认为这种考察是一切哲学思考的必要条件或预设。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的主要哲学流派如现象学、结构主义和解释学都十分注重语言的研究和阐明，只是着眼点有所不同。

分析哲学家往往认为科学问题是事实问题，科学研究一刻也离不开语言,而哲学问题本身就是语言问题,或者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他们所关注的主要在于分析形式化语言或日常语言，但其中又有不同的侧重点。一种是把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看作对各种不同语言或谈论的分析和阐明，如对宗教、伦理和科学的谈论等等。

这样，哲学谈论就是对谈论的谈论，是属于第二层次的、使用元语言的谈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只有在人工语言或形式化语言中，才能被明确区分出来。持这种看法的哲学家认为，日常语言有许多缺陷,无论分析那一种谈论,都必须或应当构造一个形式语言系统，代替那些实际上被使用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够阐明该谈论中出现的许多词、句的语义关系和逻辑关系。例如，在分析科学语言时，主要不是分析科学家实际使用的语言，而是分析那些经过合理重建的科学理论和观察报告等等。

另一些分析哲学家则致力于分析与日常语言中的哲学至关重要的词汇和语句，反对用人工语言代替日常语言。他们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毫无问题，毛病主要出在对日常语言的误解。正是由于不懂日常语言的用法或使用不当，造成了奇怪的、难以解决的哲学问题。因此，只要对日常语言进行细致分析，阐明有关词、句的意义和用法，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使哲学困惑得到“治疗”。

在语言问题上，主要流行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和解释学与主要流行于英美国家的分析哲学有所不同，这些学派比分析哲学更注重语言分析，它们不只是分析语言，而且把一切现象，包括社会现象、心理现象甚至自然现象，都当作一种代码或符号系统，或者当作一个文本加以分析和解释。

例如，法国结构主义者C.勒维-斯特劳斯就把神话和亲属关系看作具有象语言一般的结构。按照他的分析,神话并不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而是努力解决人的生存和社会组织问题的尝试。他把语言和通讯作为哲学的关键概念，认为人的本质特征是具有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解释学专门研究和解释人的行为、语言、社会制度等本质上有意向的现象，它把一个梦、一个神话故事和一条法律等等，都看作是具有语言的性质，并需加以解释的文本。

运动的先驱和创始是弗雷格。分析哲学是伴随着弗雷格建立现代一阶逻辑而兴起的。分析哲学运动另一位更知名的领袖是罗素，他的摹状词理论可以称得上是分析哲学运动在现代逻辑地基上的第一块砖，也是分析哲学之“分析”——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典范性理论，而罗素悖论的提出，则终结了世纪之交的那种逻辑万能的乐观理想，成为分析哲学运动中一根永远拔不掉的刺。

分析哲学运动的灵魂人物是维特根斯坦。他的两部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分别开创了分析哲学的两大基本研究向度：人工语言研究向度和日常语言研究向度。

分析哲学第一个比较成型的流派是罗素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前期维特根斯坦在思想基调上也应属于这个流派，尽管他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任何流派。

分析哲学前期比较成熟的流派是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其后继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流派特性最为明显，其领导者是以石里克为核心的维也纳小组，中国的洪谦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石里克意外死亡后，维也纳小组自动解体，希特勒上台后，以维也纳小组的另一位领袖卡尔纳普为首的诸多哲学家流亡美国。经过卡尔纳普等在美国的努力，逻辑实证主义及更广泛的逻辑经验主义一跃成为美国的主流哲学，并且随着美国成为现代世界的罗马帝国，该流派也随之成为英语世界乃至现代世界的主流哲学，一如说起主流经济学就是指萨缪尔森主义一样。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和这个流派不断交融，又形成许多错综复杂的哲学派别。逻辑实证主义的最大的一个论敌是波谱的证伪主义。波普也参与了维也纳小组的活动，因此最初曾被视为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成员之一，知道后来卡尔纳普等才明白，波普其实可以说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内部论敌。但波普的问题语境和逻辑实证主义是一致的，因此可以看成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别支。波普在论证其证伪主义时常用科学史的材料，由此又开创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流派科学哲学，包括提出范式理论的库恩和提出无政府主义方法论的费耶阿本德等哲学家。分析哲学后期出现了人工语言分析向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出现了日常语言学派。它既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动，同时也同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在美国的大熔炉里不断融合。

现象学运动的无可争议的创始人是胡塞尔。在1900年这个世纪之交的年份，出版了三部重要的世纪性著作，分别是：罗素的《数学原理》（与怀特海合作），是分析哲学运动的基石之一；弗洛伊德的《释梦》，是西马哲学运动的理论基石之一；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开创了整个现象学运动。

胡塞尔的现象学是最狭义的现象学，包括本质现象学、先验现象学、发生现象学、生活世界现象学等形态。其中最为基础的是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并且只有这个方法为后继哲学家们接受蔓延出整个现象学运动。

胡塞尔的后继者同时也是叛逆者，包括提出哲学人类学的舍勒和存在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现象学运动中的海德格尔如同分析哲学运动的维特根斯坦，也有前期和后期的转向。前期海德格尔直接启发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犹如分析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也是20世纪中期显赫一时的强势哲学。前期海德格尔还直接启发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解释学自70年代以后由于其同英语哲学的良好对话前景而一度十分兴盛。

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是卢卡奇、葛兰西等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家们。马克思主义运动最成气候的是法兰克福学派，通常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就是指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其他派别如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自身都没有形成哲学运动，而分别从属于分析哲学运动、现象学运动和结构主义运动。成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只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是创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霍克海默，其历代领袖大都有师承关系，包括：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的特色是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和以性分析为主要内容的弗洛伊德主义结合了起来，同时放弃了马克思从经济上批判资本社会的做法，而从更广义的文化上来进行社会批判。

该派由于强烈的社会关注使其在战后席卷欧洲的的青年造反运动中出尽风头，马尔库塞也一度成为青年造反运动的精神领袖。哈贝马斯恐怕算得上当今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大师级哲学家了。虽然他晚期的理论路向发生变化，与法兰克福的正统理论有了很大差距，但他对现代性的辩护，对交往理性的论证，仍然以其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潜在地发挥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力。

结构主义运动的创始人是索绪尔。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了结构主义的一般方法。列维—施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神话学和人类学从而使这一方法发扬光大，拉康把结构主义应用与精神分析，罗兰巴特把结构主义用于文学文本分析，福柯把结构主义用与思想史分析，以上四人在法国思想界一度被称为结构主义四巨头。但福柯并不认可这一定位，随后他即显示了与结构主义的背离之处，从而开启了结构主义的反动——解构主义，后者以德里达为集大成。可以补上福柯之缺的应该是后来有名气的阿尔都塞，他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知名。解构主义从方法上论证了消解/解构的方法，由此可以视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理论。

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是现代哲学的重要代表和思潮。

把握这三者的共同的基本架构，可以帮助了解现代哲学的本质特点。现代哲学，无论是分析哲学、现象学还是存在主义，都是渊源于康德的揭示。在康德那里，认识的建构既来自于经验质料，亦相关于我们的心灵方式。心灵方式是我们的心灵所自身带有的，具有它的先验方式和自身规定；经验质料则为我们的心灵方式所整列，形成了不同于客观之物自身的认识建构。这样，在我们的心灵方式和认识建构的外部的客观之物即为自在之物，这种自在之物的原型如何是我们的认识建构所不能显现的。由此，自在之物在康德那里，始终是我们的认识建构的界限所在，并由此引出了现象界和自在之物的两个世界，即认识的世界和自在的世界。

康德的揭示以其深深的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哲学家，他们极为赞赏康德的主体先验架构，但都不满意康德的认识建构的界限和自在之物的不可认知，以及现象世界和自在世界的划分，期望通过某种方式，对主体的先验方式进行新的调整、破解和确立，从而直达自在之物，达到心灵方式与自在之物，现象与本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直观统一，获得没有任何前提的真正普遍必然的知识基础，现代西方哲学从总体上来说，正是在这种重新肯定形而上学的基点上展开的。

分析哲学的领军人物维特根斯坦断言，从今以后，哲学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而不是与往的继续。它将使人类思想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可以和伽利略以及他同代人创立力学的转折相提并论。于是哲学就是分析，这个新的方法的基本点是：

1、分析哲学家的惯用方法是把哲学问题变换为语言学的或语法学的术语。在分析哲学看来，思想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因此，变换语言形式是讨论哲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只有通过研究语言形式，才能讨论概念和实在的问题。

2、在分析哲学家们看来，传统哲学的似是而非问题，包括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形而上学起源于我们使用语言的实际方式对我们的思想的不幸影响，也就是说，哲学问题在本质上就是语言问题。

3、尽管分析哲学家们，如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艾耶尔、威斯登，等等，对语言如何造成对思想的不幸影响，以及如何解决语言混乱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案和动机，但他们都共同地企图通过语言分析的方法，使全部似是而非的哲学问题的本质得到揭示，它们的无意义性得到显现，从而使思想按照正确的语言方案，通达真确的命题和事实。

4、哲学的本质和原则就是语言的界限和游戏。这是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的思想核心。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我们不能超出语言的界限，思想我们不能思想的东西，说我们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语言游戏的逻辑结构，推论出世界的结构，实在的结构，以及历史的结构。在维特根斯坦身上，我们既看到了康德的渊源，又看到了黑格尔的影子。康德提出了“认识的界限”，以及认识的知性的和理性的先验方式，维特根斯坦则提出了语言的界限和语言游戏的规则；康德把心灵规律赋予了自然，维特根斯坦则把语言规律赋予了哲学。黑格尔把康德的心灵规律转换为世界逻辑，维特根斯坦则把语言规律转换为了世界和实在的结构。分析哲学与康德有着很深的渊源，诚如分析哲学家罗素所说，“在剑桥，我读了康德、黑格尔，也读了布雷德雷先生的《逻辑》，他们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从以上诸点中，可看出，分析哲学究其根本，是试图以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即语言分析的方法重建哲学，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哲学，赋予哲学新的本质和任务，即，通过语言分析，解决我们在语言使用上的混乱，消除思想对语言界限的背反，澄清全部似是而非的哲学问题，包括种种哲学悖论，形而上学的重要胡说，等等，从而使我们的思想在语言分析这个新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上得到归真。

分析哲学揭示了语言对思想的重大影响，以及语言与思想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别是语言对世界，对实在的关联。这里就包含了一种革命性的东西，就是以语言和语言使用方式的创新，营造新的思想、建构新的世界和实在。当代，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的发展，人们使用的语言和语言方式的变化，例如，网络语言，网络论坛、网络博客、短消息，人肉搜索等等的出现，新的语言和语言使用方式的变化正在缓慢地、广泛地、持久地、决然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这种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给我们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重大的革命性的影响和变迁。

哲学是绝对自明、普遍有效的本质认识。为此，现象学非常不满意康德关于经验直观只能是感性直观的偏见，从理论上找出一种解决的方法，扩大直观的范围，寻找到精神直观和本质直观，从而达到真正的理性生活和知识之绝对基础（胡塞尔），以及人的生命本身和心灵的自我更新（舍勒）。

如何才能达到精神直观或本质直观，并获得知识的绝对基础呢？现象学大师的基本思路是：

1、扩大直观的范围。以舍勒的见解来看，就是要重新审视我们对经验的理解和界定。经验并不是康德所理解的那么狭窄，只是感性的经验，经验不仅包含感性的经验，还包含理性（精神）的经验，这样，不仅可以通过感性的经验达到事物的个体直观，更可以通过理性的经验达到事物的本质直观。这种本质直观也就是精神直观和范畴直观。感性直观，比较好理解，在我们面前有一张桌子，它的形状、大小、颜色、硬度等等都可以为我们的感性经验所直观。而本质直观就很难理解，什么是本质呢，如对于这张桌子来说，它的形状、大小、颜色、硬度对于我们来说都很直观，可是这张桌子的本质是什么呢？又如何为我们的精神所经验直观呢？对此，舍勒的见解并没有作出纯然明证的解答。

2、进行现象学还原。用胡塞尔的办法，就是通过悬搁、加括号、终止判断、存而不论，把握纯然明证的、直接被给予的事实本身。在胡塞尔那里，无论是康德的“自在之物”，经验的“个别之物”，理性的“本质之物”，主体的“本身之物”的存在，都是观念的实在，都是意识活动的构造。我们可以通过意识还原、本质还原、先验还原等步骤，对自在之物、个别之物、本质之物、主体之物一一悬搁、终止、存而不论和加括号，最终把纯意识活动这个存在之存在的绝对基础，以及这个绝对基础的纯然明证裸露出来，从而完成哲学的任务。

首先我们进入到海德格尔的心灵世界。

对于存在问题，海德格尔有着他自己的非常独到的见解。当我们讨论存在问题时，一般总是把存在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和规定，而海德格尔则独具慧眼地从存在问题的发问上切入，提出了存在问题首先是这个问题发问本身的活动和所是。在海德格尔看来，一切存在都源自于发问，如世界、历史、自然、生命、空间等等，都源自于发问，才得以显现和建构。因此，只有抓住存在问题的发问本身，按照它的“我是我所是”进行通达，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存在，以及存在的展示方式和概念方式。因此，存在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原始于发问本身，正是这个发问本身的活动，内在地和外在地展开了存在。这个发问本身的存在，海格德尔称之为“此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就是以“此在”为基石，通过此在规定、此在话语、此在操心、此在意愿、此在作为等一系列新颖的、深奥的、晦涩的概念运用和编织，使存在的展现和本质在“此在”中得到一一领悟，并最终走向“人，诗意地栖居”这个人的存在的至高境界。

海德格尔对康德深有研究，并写了两部有关康德哲学的专著。海德格尔认为，尽管康德已把时空规划到了主体方面，但是康德并没有进一步探寻时空自身存在的结构和功能，既耽搁了存在问题，又耽误了“此在”这个存在论基础的清理和发掘。当然，这个艰难的哲学任务已由海格德尔自己“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下来。

对于萨特的见解来说，一个虚空、干净、本来就存在着的意识是第一性的。因此，存在的基石就是意识，而意识的本身是虚无，并因其虚无而具有它的自由本质。从虚无到对某物的意识，意识以其不断流动的自由本质的作为，建立了自为的内在结构和人为的外在结构，从而使事物有了本质、规律和必然性。在萨特那里，意识的虚无自由本质，决定了存在的意义和所是。同海德格尔把存在归结到人的存在一样，萨特亦把存在归结到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海德格尔那里是“诗意地栖居”，在萨特那里则是“永远的自由选择”。自由通过自由选择的行动与存在一起显现，并不隐藏在任何东西的后面。

在萨特那里，存在的本质归根到底就是意识的虚无和自由。

以上对现代哲学的渊源、问题和价值作了些有剪裁性的探讨和评析。总的来说：

1、现代西哲学，沿着笛卡尔和康德所开创的方向，从语言分析，纯意识活动和存在问题上，对主体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掘和清理，对我们了解和把握主体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深度。

2、这种对主体的发掘和清理工作并不会由此结束，哲学的运动仍将会以新的主体方式的揭示，对我们的主体进行永恒的发掘和清理，获得新的哲学创立。

3、我们的主体及其主体方式并不是纯自身阐发和建构的，它是在人类历史长期的主客观化合活动中逐步生成和发展出来的，并随主客观化合的实践和历史的不断活动而获得它的不断更新的新的性状。因此，哲学需从主客观化合的建构上，改变西方现代哲学注重主体，扬弃客体的偏执，把我们的主体；我们的心灵方式，意识活动和此在；概念和实在的建构，放到主客观化合的基础上来思考。

4、现代哲学仍然有着它的价值意义或者说革命性的意义，这种价值意义或革命性的意义在于：它主张人的主体对世界、自然、生命、历史、文化的概念建构和实在建构，要求恢复人的主体性状的本真，进行主体性状的自我更新。

德国哲学家。他继承了康德对于现象和物自体之间的区分。不同于他同代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取消物自体的做法，他坚持物自体，并认为它可以通过直观而被认识，将其确定为意志。意志独立于时间、空间，所有理性、知识都从属于它。人们只有在审美的沉思时逃离其中。

叔本华将它著名的极端悲观主义和此学说联系在一起，认为意志的支配最终只能导致虚无和痛苦。他对心灵屈从于器官、欲望和冲动的压抑、扭曲的理解预言了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他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后期的散文式论述对后来哲学著作的诗意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代表作为：

《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叔本华首先对充足理由律的本质作出了描述，他说在他之前这条定律的被不明其理的人们滥用了，从而常常使人陷入谬误和混乱。在他看来，充足理由律的两种基本性质被混淆了，一是将它用于判断，即判断为真的理由，其次是将它用于对象的变化，即事物变化的原因，这两者实质上是不同的。事实上，叔本华认为充足理由律有四种不同的意义，即一切表象都可以从四个层次上进行解释，从而将这四种意义比喻为“四重根”。

《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的主旨是作为表象但最终作为意志的世界，而不是将两者并列的。在这本书中，叔本华试图解决康德哲学遗留下的难题。和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取消物自体的做法不同，叔本华保留了物自体，并将其定义为意志。所以这整部书都是为了阐述这一思想的，他从写下这本书到去世为止坚信自己已经解决了世界之谜。

著名德国哲学家。他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受到了叔本华的深刻影响。是他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然而他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却没有反应，直到下一个世纪——20世纪，才激起深远的调门各异的回声。后来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以各自的形式回应尼采的哲学思想。

他被视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相对主义的最早典型。他认为一切推理都是合理的，一切“真理”都是源于某一占支配地位的“意志”的视界。

尼采早在19世纪末期就反对19世纪中期以来流行的实证主义，他针对实证主义者“有的只是事实”的口号说：“不，恰恰没有事实，有的只是解释”。

其代表作为：

《悲剧的诞生》，尼采的第一本书，与启蒙时期传统中认为古希腊文明属于高贵、单纯、优雅、而宏伟的看法不同的是，尼采将古希腊文明描述为两种独特派系的不断斗争—阿波罗派与狄俄倪索斯派。阿波罗属于原则上的个人主义，带着其优雅、冷静、以及对于外表美观的重视，人得以立刻将其自身与朴实的自然界区隔开来。而狄俄倪索斯则代表了酒醉、非理性、以及无人性，尼采在这里也显示了他受到叔本华提出的非理性成分主导人类创造力的概念所影响。尼采描述了在苏格拉底之后阿波罗派如何支配了西方文明的思想，并且提出德国浪漫主义（尤其以理察·瓦格纳为代表）作为复兴戴奥尼索斯派的可能方式，以挽救欧洲的文化。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阐述了著名的“同一性的永恒轮回”的思想。这是他的两个主要思想体系中的一个。而另一个“趋向权力的意志”的构思，由于他的身心崩溃而半途夭折。著名的“超人”理想和“末人”形象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