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236年—290年5月16日），字安世，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中国西晋开国皇帝（266年2月8日—290年5月16日在位），晋宣帝司马懿之孙，晋文帝司马昭嫡长子，母为文明皇后王元姬。

魏青龙四年（236年），司马炎出生于汉魏时期的名门河内郡温县司马氏。他祖上的很多人在东汉担任过高级官吏。祖父司马懿历仕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世，官居太傅，并在“高平陵之变”后逐步执掌曹魏政权。司马懿病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司马昭更在咸熙元年（264年）三月得封晋王，彻底控制了朝政。而司马炎便是司马昭与妻子王元姬所生的长子。

嘉平（249年—254年）年间，司马炎获封北平亭侯，历任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多次迁官至中护军、假节。甘露五年（260年）五月，魏帝曹髦被杀，司马炎奉父命在东武阳县（治今山东莘县莘城镇南段屯村一带）迎接常道乡公曹奂入继帝位。事后得以升任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

司马炎虽据说有“发委地，手过膝（站着时头发拖到地上，手臂垂下时超过膝盖）”的“非人臣之相”，且在司马昭诸子中居于嫡长子的地位。但他的弟弟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性孝友，多材艺”，为人“清和平允”，更受司马昭的喜爱。司马昭曾表示，天下是兄长司马师打下来的，将来的王位自然应该归属司马攸。为了夺取世子名位，司马炎极力拉拢父亲身边的要臣，得到了山涛、贾充、何曾、裴秀等人的支持，并有羊琇等为自己出谋划策，终于在司马昭死前三个月，即咸熙元年（264年）的十月份正式被确立为晋王世子。在取得世子名位的同时，魏帝曹奂又在同年早些时候先后授予他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等职权，等同于“鲁公拜后之义（指像鲁公伯禽获得父亲周公辅佐君王的地位一般）”。

咸熙二年（265年）五月，曹奂为司马昭加殊礼，进封其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由此司马炎也成为晋王太子。同年八月，司马昭去世，司马炎继承父亲的相国职位和晋王爵位，总揽全国军政大权。

咸熙二年（265年）底，曹奂屈从臣下的压力，同意禅让帝位于晋王。这年十二月十七日（266年2月8日），司马炎在满朝文武的反复劝进之下，正式即皇帝位，更国号为晋，改元泰始（第二年为泰始二年）。次日，退位的曹奂被司马炎封为陈留王，从洛阳金墉城徙至邺城，曹魏亡国。这一年，司马炎不过三十岁。

司马炎称帝后，总结前代亡国的教训，认为曹魏政府束缚、防范宗室，导致皇帝孤立无援。为了屏卫皇室，司马炎继续推广五等爵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后又陆续增封，总计达五十七王，并允许诸王自选王国内的长吏。司马炎还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处的战略要地，用以拱卫首都洛阳。宗王出镇是司马炎加强宗室权势的重要措施，对以后西晋的政局影响极大。

为封赏支持自己的朝臣、士族，司马炎称帝之后，对他们很是照顾。其中，对于八位地位崇高的重臣，他模仿古代名称，杂采近代制度，同时设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名号，号称八公。此外，司马炎对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后受封的异姓公侯多至五百余人。按照规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标准是被封地区民户全部赋税的十分之一，后又扩至三分之一。

西晋立国之初，年富力强的司马炎雄心勃勃，意欲有所作为。从泰始元年（265年）至泰始二年（266年），他先后颁布过一些旨在移风易俗、革除前朝弊政的措施：

此外，在用人方面司马炎尽量不计旧怨，起用某些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如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帝废黜司马师的密谋，事情泄露后被流放而死。司马炎认为许奇有才，不顾别人反对，把他提升为祠部郎。以后，他还选用了一批原在蜀汉政府任职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谯周、文立等人以及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

泰始四年（268年）正月，司马炎批准颁行新律《泰始律》。该律成为了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法典（具体内容参见“为政举措-政治-创制晋律”部分）。在颁行新律的同时，司马炎却未能采纳杜预建议实行的考课制度“六年黜陟法”，以避免损害士族的利益，维护司马氏的统治。

泰始四年（268年）九月，司马炎成功解除了镇戍淮南、久著威名的大司马石苞的兵权，并准备进行较长远的战略安排。当时，江东的吴国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之下，早已危机四伏。这一有利形势为西晋灭吴统一全国提供了可能。司马炎决心加强对南线的军事部署，着手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泰始五年（269年），他命才识出众的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坐镇襄阳；把镇东将军卫瓘从徐州调往青州，改派叔父司马伷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

羊祜虽然不是司马氏的宗室，但却是司马师的内弟、西晋皇室的重要外戚。晋国初建，羊祜曾与荀勖共掌机密，后又为中领军。司马炎受禅后，他以尚书左仆射之职兼卫将军，仍是执兵之要，事兼内外。羊祜到襄阳后，努力安定民心，减轻赋税，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军事物资的储备，使晋吴对峙的局面不断向有利于西晋方面转化。

主词条：秦凉之变

汉魏之际，鲜卑拓跋族的一支由部落酋长秃发匹孤率领，从塞北迁到了河西，历史上把这支鲜卑人称作河西鲜卑。到西晋建立以后，司马炎担心势力不断增强的河西鲜卑不易驾驭，特地从雍、凉、梁三州中分出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和阴平六郡，组成秦州，把在西部颇有能名的胡烈委任为秦州刺史，以达到镇抚目的。

而河西鲜卑的反叛是因受到统治者歧视引起的。在灭亡蜀汉的战斗中，凉州兵立有大功。战后论功行赏，五千鲜卑健儿没有得到公平的赏赐，遂在其首领秃发树机能的带领下，于泰始六年（270年）六月起兵反晋，胡烈前往镇压，兵败身死。杀死胡烈后，秃发树机能又吓退坐镇长安的扶风王司马亮派来援救秦州的大军。

河西败报传来，司马炎非常震恐。他免去司马亮都督秦、凉州诸军事的职务，改派汝阴王司马骏接替他镇守关中。司马炎又任命尚书石鉴都督秦州诸军事，负责平定河西鲜卑动乱。石鉴到达秦州，强令与他有芥蒂的新任秦州刺史杜预出兵，遭到对方的拒绝。杜预向石鉴提出比较稳妥的攻战方案，石鉴不予采纳。他一面逮捕杜预，一面亲自带兵与秃发树机能交战，结果仍大败而归。

秃发树机能的兵力越战越强，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鼓舞纷纷举兵反晋。泰始七年（271年）四月，凉州的北地胡人起兵，与秃发树机能合谋袭击金城郡（今甘肃兰州西），将凉州刺史牵弘诱至青山击杀。秃发树机能后又杀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今甘肃山丹南）。

西方战事日趋紧张，司马炎深感忧虑。侍中任恺建议安排像贾充这样有威望有智谋的人亲自挂帅，战乱才能平息。司马炎随即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开赴西部战场。当时，贾充官任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是朝内最有权势的臣下。任恺等厌恶贾充的为人，推荐贾充西行，目的是使他远离朝廷。贾充不愿此行，求计于荀勖。荀勖劝他与太子司马衷结亲。于是贾充等人买通了皇后杨艳，又在司马炎面前大造舆论，终于使其答应了以贾充之女贾南风成为太子妃的亲事。碍于亲家的面子，司马炎就不再提及挂帅之事， 贾充得以免去西征之苦。当时朝中因任恺和贾充的斗争逐步分成了两派，形成朋党之争。司马炎试图令他们和好，二人表面上互相敬重，内心却对对方极度不满，“结怨愈深”。后来，贾充得到人献计，故意在司马炎面前称赞任恺，推荐任恺处理选官事务，使其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任恺事务繁忙，难以与司马炎见面。贾充及其党羽多番诬陷和中伤任恺，令他多次被免官，难膺高位。

咸宁三年（277年），河西局势更加恶化，猛将文鸯临危受命，一度率凉、秦、雍州三州之军大破秃发树机能，使河西鲜卑实力大损。但仅过一年，秃发树机能就命部将若罗拔能在武威大破晋军，凉州刺史杨欣战死。秃发树机能起兵九年，相继斩杀秦、凉二州四位刺史，威震天下，仆射李憙请发兵征讨，但朝议都以为出兵重事，鲜卑不足以忧虑。到咸宁五年（279年），秃发树机能乘胜攻陷凉州治所武威城。司马炎非常后悔，临朝哀叹说：“谁能为我讨伐这个叛胡？”在宫中宿卫的司马督马隆请命而往，当即被拜为武威太守、讨虏护军。在司马炎的支持下，马隆自选士兵、武器，仅率三千五百勇士西征。马隆率众渡过温水后，与秃发树机能部数万人对战，转行一千余里，最终在同年十二月的决战中斩杀秃发树机能，平定凉州。

主词条：晋灭吴之战

就在凉州发生动乱的同时，在南方主持荆州军事的羊祜也遇到强硬的对手：东吴西线军事的主帅已由吴国名将陆逊之子陆抗出任。陆抗上任不久，便攻破西陵（今湖北宜昌），将献城降晋的步阐击杀，并打败羊祜等率领的援军。羊祜知道灭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遂一面继续积蓄力量，一面以信义对东吴边界军民施加影响，等待时机。

泰始十年（274年），陆抗病死，东吴西线的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羊祜开始筹划南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案。咸宁二年（276年）十月，羊祜给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羊祜认为，西晋灭吴的条件比当时灭蜀的条件远为成熟，只要司马炎肯下决心，平吴是不成问题的。但羊祜的建议仅得到了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的支持，其余朝臣多有不同看法，尤其是贾充、荀勖、冯紞对伐吴坚决反对。他们以秦凉动乱尚未平定为理由，极力阻挠南进。羊祜再次上表陈述早日发兵的原因，然终未能获得司马炎的同意。

司马炎不能下定灭吴的决心，除因西部动乱外，还与他分封诸王以屏卫皇室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的因素有关。自泰始分封以来，司马炎没有认真要求诸王就国，多数宗王留官或留居洛阳，也有部分宗王出任都督。咸宁三年（277年）七月，司马炎接受卫将军杨珧等人的建议，才开始命令诸王就国（关于这部分内容，参见“为政举措-政治-大封宗室与诸王就国”部分）。

咸宁四年（278年）六月，羊祜病重，要求入朝面陈灭吴大计。司马炎允许他乘车上殿，不行参拜之礼，对于他的意见也表示愿意听取。后来，羊祜在病榻上要前来探病的张华转告司马炎说：吴主孙皓暴虐异常，如今出兵可以一举成功。如果孙皓死掉，吴国另立有为新主，我们再有雄师百万，也难渡长江天险了。羊祜的话，确实对司马炎震动很大。他要求羊祜卧护诸将，带病出征。羊祜表示，灭吴战争不一定非他指挥不可，他可以推荐一个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人选。当年十一月，羊祜病故。临终前他举杜预代替自己。

当杜预奉诏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到达襄阳后，以离间计诱使孙皓撤换了对晋军有威胁力的西陵总督张政。孙皓在临战之前的将帅移易，造成以后西线吴军的迅速崩溃。经过一段时间部署之后，咸宁五年（279年）八月，杜预向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司马炎答应次年准备出兵，但杜预反对说，东吴西部的兵力已调空，这是大举进攻的最好时机，如果给孙皓以喘息时机，很可能要功亏一篑。这时，在益州积极准备灭吴、大造舰船已有七年的益州刺史王濬也上书请战，请求司马炎切勿坐失良机。司马炎被他们说服，开始倾向及早伐吴。但是一到贾充等人搬出种种理由反对时，他又迟迟疑疑下不了决心。最后，在中书令张华的坚决支持下，司马炎终于同意立即对吴采取军事行动。这时，贾充等人听到消息又赶来争吵，惹得司马炎发起火来，他们才不敢再唱反调。

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司马炎命令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灭吴大局，掌管漕运粮饷。同时，他发布诏书，下令以二十万大军兵分六路，大举进攻吴国：

在主帅的人选上，司马炎出乎意料的选定了一向反对此次用兵的重臣贾充出任“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贾充担心伐吴不利，一再以年老、难堪大任为由上表推辞。司马炎威胁说：“君不行，吾便自出。”贾充只得承命。

太康元年（280年）年初，南下灭吴的晋军所向披靡。杜预攻克江陵，横扫沅、湘、交、广诸州，王浑渡过横江，胡奋拿下江安。王濬率领的水师连破吴人的横江铁索和水面铁锥，捣毁沿江险关隘口，先与胡奋、王戎等军陷落夏口、武昌，继而长驱东进，直指吴都建邺（今江苏南京）。与此同时，王浑的大军也到达了江北。孙皓派出的军队皆被晋军击败，丞相张悌等人战死。这年三月，王濬攻入石头城。孙皓无计可施，“面缚舆榇”，向晋军投降。至此，吴国灭亡，三国鼎立后的吴、晋两国对峙的局面结束，全国重归一统。

当孙皓投降的消息传到洛阳时，举朝庆贺。司马炎拿起酒杯，追念羊祜当年为经营平吴战争耗尽心血，不由得潸然泪下，说道：“这都是羊太傅的功绩啊！”南下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远离前线的主帅贾充却上表称东吴不易平定，要求司马炎班师回朝，还要求将张华腰斩。荀勖也随声附和。就在这时，平吴的捷报进京，贾充丑态毕露。司马炎丝毫没有责怪贾充的意思，反而极力宽抚。

平吴后，司马炎为稳定新征服地区的人心，封孙皓为归命侯，赏赐大量的衣物、车乘、钱谷，还安排了一些随降的吴国朝臣和大族为官。对于北渡的吴国将吏和百姓，他分别给予免除赋役十年或二十年的优待。

在对平吴功臣进行封赏的时候，司马炎遇到了难题：王濬和王浑为争功而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按说，王濬平吴有首功，应该重赏。但王浑在朝中的势力庞大，其子王济又是司马炎的女婿，于是在封赏中占了上风，被晋封为京陵公，王濬却只被封为襄阳县侯。时人大多都为王濬功高赏薄鸣不平，司马炎为平息众怒，又晋升王濬为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

主词条：太康之治

平吴之后，司马炎一面在全国划定州县，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下辖的军队，一面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占田和课田、户调的制度。

司马炎称帝之初，鉴于曹魏末期为政严刻，风俗颓废，生活豪奢，乃“矫以仁俭”，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免逋债宿负，诏郡国守相巡行属县，并能容纳直言。还重视法律，亲自向百姓讲解贾充等人上所刊修律令，并亲身听讼录囚。到平吴之后，全国统一，天下安定，司马炎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生活愈加腐化。在皇帝纵情淫乐的示范下，臣下们也敢胡作非为，何曾、王济、王恺、石崇等争相以展示财富为乐。西晋统治阶层的奢侈荒淫称著于史。

不过，由于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太康年间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太康三年（282年），国家统计的户籍总数为三百七十七万户，比平吴之初增加一百余万户，其中既包括搜括而出的隐漏浮逃人户，也包括大量的增殖人口。史称这一时期为“太康之治”。

太康三年（282年）年底，司马炎把官居侍中、司空职务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调至青州担任都督。在司马昭生前，司马攸曾是与司马炎争夺晋王世子的对手。到这时，他又成了司马炎要将皇位传给太子的障碍。

原来，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近于白痴的低能儿，曾闹出了“何不食肉糜”的笑话。对于太子的庸劣，一些朝臣颇以为忧。尚书令卫瓘假借酒醉，提醒司马炎注意，太子不堪为嗣。尚书张华博学多识，名重一时，司马炎对他也很器重。司马炎曾偶然问起他对继承人问题的看法，张华如实回答说：“如论才干、德望和亲缘关系，没有比齐王更合适的人了。”朝臣们的这些意见，使司马炎十分反感。他故意把一件公文拿到东宫交由司马衷处理。太子妃贾南风不甘心权力易手，忙托人代作答案，并由太子亲手眷写清楚，然后再交给皇帝。司马炎以此作为证据来堵卫瓘的嘴。他还把张华调离朝廷，打发到幽州任职。

与此同时，司马攸也在努力争取继承皇位的资格。按照规定，王国吏属的衣食皆由国家供给，司马攸却上表称租秩足用，不必由御府开支。他还把租税收入分给部属和士卒，遇到水旱灾荒，又用粮食赈贷王国的饥民，到丰年归还时只收原数额的十分之八。对于军国大计，无论是上表，还是当面议论，司马攸都做得十分得体，因此得到许多朝臣的拥戴。

咸宁二年（276年），司马炎一度病重，朝野人士都属意司马攸继位，河南尹夏侯和甚至公开劝同时为司马衷、司马攸岳父的贾充说：“立人当立德。”贾充默认不答。与司马攸交恶的荀勖、冯紞心知司马炎想传位于子，于是劝司马炎遣司马攸就国，离开中央。司马炎心中赞同，遂转授夏侯和为光禄勋，夺去贾充的兵权，但对司马攸、贾充仍加官晋爵，以示尊崇。荀勖、冯紞乘机挑拨说：“群臣皆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很难嗣位。陛下如果不信，可以让齐王外出，必然举朝反对。”果然，司马炎调司马攸去青州的诏书一下，许多大臣纷纷上表谏阻。司马炎又气又恼，贬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女婿：王济和甄德。次年正月，他又将几个上表的博士，收付廷尉科罪，多亏尚书夏侯骏等人出面辩驳，才免去他们一死。

太康四年（283年）三月，司马炎催促司马攸立即启程。司马攸愤怒成疾，乞求宽限日期。司马炎派去御医察看病情。御医谎称齐王无病，于是司马炎再次下诏催促。弄得司马攸只好带病辞行，结果加重病情，呕血而亡。司马炎这才知道齐王不是装病。他用惩办几个御医的办法，以塞罪责。司马炎极力排斥司马攸，用自欺欺人的办法巩固司马衷的地位，这就为其死后，司马衷无力控制政局，引起天下大乱而埋下了祸根（有说法认为司马炎立司马衷，是为了将来传位给被他誉为“当兴我家”、与司马懿相像的皇孙司马遹）。

此外，司马炎曾于泰始三年（267年）十月、泰始六年（270年）正月及十月三次亲临辟雍行礼，并连续打破古例，先是数度让皇太子司马衷行皇帝礼“临辟雍”，并亲自参加原本属于士族的大礼“乡饮酒礼”。后世研究者认为，司马炎的这一举措，是为求取门阀士族的认同，让他们在自己身后辅佐、支持司马衷。

太康末年，由于极意声色，司马炎的身体已经完全垮掉了。到太康十年（289年）年底，他的病势转重，不能起床。控制朝政的外戚杨骏、皇后杨芷（杨艳去世后的继后）父女利用侍疾于病床前的机会，掌控局势，禁止百官与司马炎见面。杨氏父女害怕司马炎重用其叔汝南王司马亮，影响他们擅权，遂极力鼓动病重的司马炎答应把司马亮调至豫州。

太熙元年（290年）三月，司马炎气息奄奄，整日处于昏迷状态。当时西晋的开国功臣大都已去世，朝臣惶恐不安，无计可施。杨骏乘机将其左右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当司马炎偶尔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杨骏弄鬼，杨骏所用之人不当，严肃地对杨骏说：“怎么能这样做呢！”下令尚未成行的司马亮参与辅政。但是诏书被杨骏扣押，不为外人所知。过了两天，司马炎病危，杨皇后奏请让杨骏辅政，司马炎点了点头。于是杨皇后便召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口头传达司马炎的旨意，让他们作遗诏。遗诏写成后，杨芷亲自呈给司马炎看，司马炎“亲视而无言”。两天后的四月二十日（5月16日），司马炎在洛阳含章殿驾崩，享年五十五岁。临终前，他还在打听：“汝南王来了没有？”他死后，被葬在峻阳陵（今河南偃师南蔡庄村北）。谥号武皇帝，庙号世祖。

司马炎死后，太子司马衷即位，即晋惠帝。杨骏得以总揽朝政。但是不过一年，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将杨骏杀死。此后，几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纷纷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动乱之中，终于演成了破坏性极大的“八王之乱”。建兴四年（316年），前赵皇帝刘聪派兵攻破长安，俘获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这时距司马炎之死，还不到三十年。

西晋代魏，同曹魏代汉一样，以王朝禅代的方式和平地进行，曹魏时的显贵大都成为新朝的开国元勋。为防止功臣之间为官职高下而引起纷争，司马炎杂糅上古及汉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设置品级极高的太宰（安平王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义阳王司马望）、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大司马（石苞）、大将军（陈骞）等职，号称“八公同辰，攀云附翼”，成为历史上鲜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

另外，汉魏以来权力日益上升的尚书机构，在西晋时取得了朝廷大政的决策权。尚书台（省）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主掌，西晋初尚书台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屯田六位尚书，后又改置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六尚书分掌三十五曹，各曹以郎中负具体责任。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职权上，都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真宰相，有时皇帝还特置录尚书一职以委任权宠，全极处理尚书台事务，太常等九卿及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命令行事。中书省、门下省的职权也得到增强。这样，三省基本上取代汉代的三公九卿，成为中央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

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巩固门阀制度

曹丕代汉时，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施了九品中正制。由于负责品定人物的各级中正官逐渐为大族名士所控制，这一制度逐渐成为士族操纵选举的有力工具。司马炎受禅后，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这时，品定人物已不按才能，家世是选官论品的唯一标准。各级中正在定品之前，只看对象的籍贯和门第。先世官位的大小反映了门第的高低，其中尤为重视的是“当代轩冕”，所以西晋朝廷的重要官职，几乎为功臣勋贵及其子弟所垄断，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太康五年（284年），尚书左仆射刘毅因九品中正制是“权时之制”，不但“未见得人”，反而有八种弊病。于是他上书要求废止该制。在奏疏中，刘毅指出，九品中正制使中正可以任意弄虚作伪，营私舞弊。“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效，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它使朝廷的吏治腐败，“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由于中正公然接受贿赂，上下其手，所以“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绩于官而获高叙”，真正有才能的人反倒被埋没，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也。得上品的官僚贵族子弟极易步入仕途，而且升迁迅速，他们一入仕，即可担任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职闲位重的官职，这些官职也由此被称为清官、清职。司马炎在位之初虽多次下诏征用寒素，试图加强皇权对官员选拔的干预，改变寒门下品升进无路的状况，但终难扭转现实。

太康元年（280年），司马炎在灭吴之后颁定的户调之式中给予在政治上已享有实际权利的士人以经济上占有人口并免除徭役的特权（参见“为政举措-经济”部分）。这样，汉魏以来政治经济势力不断上升的世家大族终于形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个特权阶层，士族门阀制度因而确立，门阀士族遂成为东晋南朝政治中一种最为活跃的政治势力。

维护勋贵、士族利益，安抚南方士族

泰始四年（268年），司马炎命令杜预草拟官吏黜陟的办法。杜预建议在各部门设置主持考课的官吏，逐年对考课对象进行评定，然后根据他们在六年任期中成绩的优劣予以升降。他特别强调，对不称职的人不能过分宽容。杜预制定的考课办法虽然比较合理，但因可能触及功臣勋贵和士族的利益（西晋政权是司马氏与其他士族的联合专政），最终还是被司马炎否定了。只要这些功臣勋贵和士族不直接威胁他的统治，司马炎对他们一律取放纵包庇的态度。上一年，已故立进县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已故尚书仆射武陔等达官贵人强占官田，受到司隶校尉李憙的弹劾。司马炎避贵施贱，只追究了刘友的责任，而对山涛等人一概赦免不问。如果认真实施杜预制定的考课法，必然触犯许多士族的利益，就会出现司马炎所不愿看到的一些结果。

此外，在三国时期，北方与南方各自建立政权，南北士人对立，形成心理上的隔阂和相互仇视。西晋统一之后，原属吴国的南人大多沉滞乡里，仕进艰难，司马炎面临着如何缓和消弥吴国士族和地方豪强大族的抵触情绪这一难题。为此，他逐步调整治吴政策，采取多种方法笼络江南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的矛盾：

由于司马炎对南方士族的安抚以及在仕途上不断放宽对南士的任用，使得太康末年形成了一个南人北上求仕的高潮，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西晋统治者同吴地士人的紧张关系，也为永嘉之乱后晋室南移、立国江东创造了条件。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政策在实际上作用有限，南人仕进仍很艰难，且东南儒学之风亦有所衰退。

司马炎在位时期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就是编修了《晋律》（即《泰始律》）。《泰始律》从咸熙元年（264年）开始编修到泰始四年（268年）完成，前后共费时两年半。修律的名义主持人是贾充，著名的学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与了制定工作。与新律同时完成的，还有张斐、杜预为泰始律所作的注解一部。全部律文共有“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加上四十篇全文，“凡律令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 卷，故事三十卷”。司马炎非常重视《泰始律》的颁行。他让尚书郎裴楷执读，亲临殿堂为臣下讲解，并接受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等人的建议，将新律有关死罪的条目眷抄出来，张贴在各地的亭、传给百姓看。

《泰始律》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法典。它对汉魏旧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造整理，使其更加简约完备，成为巩固统治的有力工具，并深刻影响了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它的体例比较严谨，虽然律文的篇目比旧律大为增加，但其条目却比旧律省减了两千有余，确实克服了旧律错杂重出的弊病，有简便易行的优点。《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 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另外，《泰始律》比汉魏旧律远为完善准确。它首次把作为规章制度的“令”与刑法典的“律”正式区分开来，并注意到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界限，对加减刑、累犯加重和数罪并罚等制度也十分强调。

司马炎鉴于魏宗室衰微，帝室孤弱，终致灭亡的教训，于是大封皇族为藩王，以对抗士族。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他刚即帝位，又改革分封制。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司马炎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司马炎叔祖安平郡王司马孚则超越制度，食邑户数多达4万户。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同时封王者达27人。

泰始元年（265年）分封以后，因宗室诸王均留居京城洛阳，未到封国，制度规定的王国军队仍未建立。咸宁三年（277年）七月，司马炎接受卫将军杨珧等人的建议，命令诸王就国。同时，他再次制定分封食邑制度。司马宗室诸王封国仍分大国、次国、下国三等（当时以平原、汝南、琅邪、扶风、齐为大国，梁、赵、乐安、燕、安平、义阳为次国，其余封国为小国）。三等王国皆置中尉统领王国军队，大国诸王除嫡长子世代继承王爵外，其他儿子均各以土推恩受封为公；功臣封公者，封国制度如小国王，也以中尉领兵，郡侯封国内也可以置一千一百人人的军队。于是诸王多回到自己的封国中，其因职未归封国者，大国置守土一百人，次国八十人，下国六十人。司马氏创业的勋臣贵戚均加封进爵，为郡公、郡侯。其中食邑在一万户以上的为大国，五千户以上的为次国，不满五千户的为小国。

由于诸王贪恋京师的奢华生活，都把就国看作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史称“皆涕泣而去”。这些懦弱无能的宗王在以后的政治事变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司马炎所预想的巩固司马氏政权的初衷并未实现。在命令在京诸王就国的同时，司马炎对于诸王中担任都督的，“各徙其国使（都督之地与封国）相近”。由于这一部分宗王位高权重，既能持节掌握一方军政，又能操纵左右中央的朝权，野心不断膨胀。他们结纳封国内的士族人士，引用难以仕进的寒族士人，形成一个个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并凭借其王国军队争取自己的利益，遂在司马炎死后酿成了“八王之乱”。

太康元年（280年），在灭吴之后，司马炎将全国的版图划成为十九个州，州之下共设郡、国一百七十三个。政府所统领的在籍人口为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同年，司马炎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下辖的军队。规定，刺史只作监司，罢去其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兵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守治民。司马炎说，这是对汉末州刺史既统政事，又掌军权的弊病进行改革，用意在于维护“天下为一”，防止重新出现“四海分崩”的局面。在州郡去兵的同时，他规定大郡设置武吏一百人，小郡设置武吏五十人，以维持地方治安。但在当时，这一举措就遭到了尚书右仆射山涛、交州刺史陶璜的反对。到八王之乱后，州郡根本无力控制局面。后人更是批评废除州郡武备的措施，对“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结果的出现，负有一定的关系。

平吴之后，司马炎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占田和课田、户调的制度。其颁布的法令首先对人口年龄进行了分组：男女十六岁至六十岁为正丁；十三岁至十五岁、六十一岁至六十五岁为次丁；十二岁以下为小，六十六岁以上为老。然后规定：丁男一人占田七十亩，丁女占田三十亩。每个丁男要缴给国家五十亩税，计四斛；丁女缴二十亩税；次丁男缴二十五亩税，次丁女免税。边远郡县只交户调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不课田，每户交三斛，再远的交五斗，名为“义米”；极远的交钱二十八文叫作“算钱”。户调则为赛布一匹，远地可减至一丈。上述规定只是个平均数，实际征收时还要按照贫富分为九等，根据户等收税，即所谓“九品相通”。

司马炎实施这一制度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限定最高占田数目，以阻止私人大量兼并土地。二是通过规定课田的最低限额，占田农民根据固定的课田数而交纳固定的课田租税，又使国家的租税收入得以保证。但这一制度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当时，占田数是农民向政府办理土地登记时的最高限额，至于农民是否能够占有规定的足额土地，政府并不过问，而政府却要求农民必须按足额的课田提供田租。西晋的田租比曹魏时期的亩税额加重一倍，户调则增加了二分之一。这就使得一部分农民因不堪政府剥削，而流入私门，成为豪强士族的依附民。

在颁行上述制度的同时，司马炎又规定了官僚士族按官品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的种种特权：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按官品递减五顷，直到九品官占田为十顷；并按官品的高低荫及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六品官以上占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占二人，第九品占一人；第一第二品官占佃客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九品一户。“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这些被荫占的人口，只附属于大户私人的家籍，不在政府注籍，也不担负国家的租税赋役，只同主人保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着主人的剥削和奴役。

这一规定保证官僚士族得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占田和荫客尚未达到规定数额的人可以借此补足，既是政府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官僚士族荫占人口的权力，也是对官僚士族任意侵占人口和土地的限制，它反映了西晋政府同士族地主之间的激烈争夺。但是士族官僚们并不把司马炎的限令放在眼里，在合法占有之外，还往往通过兼并和私自侵夺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如重臣王戎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强弩将军庞宗有田二百余顷；历任方镇的石崇有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余人，田宅无数，仅某一处的田庄就占地十顷；宗室司马睦霸占官府稻田，在封国招诱逃亡人口，私占人口高达七百余户。

司马炎即位后，继续推行屯田制。如羊祜镇守襄阳时，分其所统领部队的一半进行屯田800多顷，一年后，收获的粮食够军队十年吃用，大享其利。为增加屯田劳动力，司马炎还免去邺城奚官奴婢的身份，使他们变为屯田兵，在新城屯田种稻。

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安置流民，增加租税收入，发展农业生产，为灭吴、平定江南准备充足的物质条件，“朝廷励精于稼穑”。为此，司马炎于即位初连续下诏，劝课农桑。为奖励劝农不倦的郡县长吏、守相、他还赐他们每人一匹马。接着又下诏各级地方官，要求他们“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司马炎还亲耕藉田，积极鼓励发展农业。泰始四年（268年），司马炎还设立“常平仓”，以稳定粮价，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他也曾下诏责令郡县官吏，要“省徭务本”，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对那些劝农开荒、勤恤百姓而作出贡献的地方官，司马炎则大加奖励。如汲郡太守王宏“抚百姓如家”，督劝该郡开荒五千余顷，虽遇荒年而该郡无匮乏，于是司马炎对其予以表彰，赐谷千斛，并布告天下，树为榜样。为加强劝农工作，司马炎还专门指派司徒石苞“（申）明劝课”，制定“殿最之制”，每年考核一次，以劝农成绩的好坏作为奖罚、升降官职的标准。此外，西晋政府还增加了管理农业的官员。尽管司马炎的劝农政策未能全面彻底贯彻执行，但还是起到了招抚流亡、劝农乐业的积极作用。

司马炎在位期间，开凿和修复的新旧渠道水利工程遍及各地，如：杜预镇守荆州，修复西汉邵信臣所建的钳卢陂、六门堰，引滍、淯等河水灌溉原田一万余顷；淮南国相刘颂修复芍陂，“百姓歌其平惠”。司马炎还组织人力扩充整修潞河车箱渠，灌溉土地一万余顷，惠及四五个县。为防患水涝，他还责令修治兖、豫二州的旧陂旧堨及私家小陂。水利工 程的修建，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而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些灌溉工具被广泛应用，如杜预发明的“人排新器”。同时，以水力发动的农产品加工机械水碓、连机碓也遍及各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极大促进了西晋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此外，为了增殖人口，增加社会劳动力，司马炎于泰始九年（273年）规定， 民女年满十七岁，若其父母仍未让出嫁，则由当地官员为之择偶。为了分化吴人势力、开发北方荒地，灭吴后，司马炎鼓励吴人北上，并规定凡北上的原吴国百姓和百工均可享受免除二十年徭役的待遇。同时，对遭受灾害的地区和遭鲜卑侵扰的北边地区还实行减免赋税等政策。以上这些措施，有助于促进西晋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太康元年（280年），全国共有人口1616.3863万人，有2459840户，每户人数6.57人。而据《隋书·地理志》，太康统一后编户有260余万户，一说此为太康二年（281年）的统计结果。而到太康三年（282年），全国人口达377万，较之太康元年增加了130多万户，出现了“太康繁荣”的景象。统计人口的高速增长，与司马炎统治时期相对和平的局面和司马炎恢复经济的积极举措有关，也跟废除屯田使得之前的非编户人口成为编户的政策调整有关。

西北边务

自汉末以来，西北匈奴、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势力张大。有鉴于此，司马炎在位期间，首先着力加强西北军政建设：置护西戎校尉于长安，例兼雍州刺史，管理关中氐、羌、杂胡事务；置护匈奴中郎将，驻晋阳，管理匈奴、杂胡及北部鲜卑等族事务；置护羌校尉， 驻姑臧，管理陇西、河西地区羌族、杂胡、鲜卑等族事务。又设晋昌郡，归凉州刺史管辖。此外，置西戎校尉、护羌中郎将、护戎中郎将等，对西北各少数民族进行有效管理。对于镇守关中、陇右这一中原政权防御西北少数民族的核心区域的将帅人选，司马炎很是重视，先后用宗室司马泰、司马骏驻守关中，以抵御陇西鲜卑与羌人的骚扰。泰始五年（269年），新设秦州，并以重将胡烈任刺史，以威制“羌戎”。当胡烈兵败而死后，司马炎一度让权臣贾充出镇长安，想以其镇守边疆。此事虽未得实行，但也体现了他用重臣镇服西北少数民族的想法。在派兵抵御鲜卑、匈奴、氐、羌等族进攻的同时，司马炎还比较重视政治抚纳，如假授氐人首领杨飞龙为平西将军。当时羌人在边立功者，也能受到封侯的奖赏。

西晋立国以来，沿袭曹魏旧制，在西域设置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仍分驻高昌、海头，负责军事、屯田和监护西域各城郭政权。其组织机构严密，能快速通达晋廷政令。咸宁初年，戊己校尉马循曾先后击破邻近鲜卑部落的反乱。同时，西晋朝廷与西域各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焉耆、龟兹、大宛、鄯善、康居等国相继遣使入朝进贡，晋也对西域诸国多加封号。其中大宛统治者蓝庾在太康六年（285年）被司马炎册封为王。蓝庾死后，其继承人摩之遣使进贡汗血马。20世纪初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兹龟（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木简，显示了五国与晋的从属关系。晋维持与西域良好关系，并实行有效的管理，拓通了中亚的商路，并促进了西北各族的往来。

北部及东北边务

晋北部及东北边疆，居住着鲜卑、夫馀、挹娄、高句丽等诸多民族。其中以鲜卑势力最强，北有拓跋鲜卑，东北有慕容鲜卑、宇文鲜卑以及段部鲜卑。为维持北部边疆安宁，司马炎与拓跋鲜卑首领拓跋力微和好，并善待其在洛阳作质子的长子沙漠汗。后沙漠汗请求归国，司马炎以厚礼相赠，征北大将军卫瓘担心沙漠汗回国后成为晋之祸患，疏请留下他。司马炎不愿失信于拓跋部，没有同意。卫瓘遂以离间计诱使拓跋力微杀死沙漠汗，使拓跋部内部分离，一时难以形成对西晋的压力。而慕容鲜卑部在魏晋之际力量逐渐壮大，其首领慕容廆频繁袭扰北疆，屡次被晋军击败，得不偿失，遂于太康十年（289年）遣使降服于晋，被拜为鲜卑都督。

针对东北边疆形势，司马炎沿曹魏之制，置幽州都督区以戍边，选派卫瓘、张华、唐彬等能臣干吏进行镇抚，维持了边疆的稳定。此外，晋于襄平置护东夷校尉府，管理东夷各族事宜；又设护乌桓校尉，常以幽州刺史兼任。

西晋在东北地区的有效行政，积极防御，极大地稳定了东北边境，并加强了与东北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仅在司马炎统治时期，肃慎等东夷各国就多次来朝贡献。

南方各民族事务

汉魏以来，西南少数民族活跃，大姓当治。魏灭蜀之战后，蜀汉的南中地区在大姓霍弋的统率下投降。时执魏政的司马炎基本沿袭蜀汉政策，仍以霍弋、霍龚父子为庲降都督，使“夷晋安之”。其后，晋又以蜀汉旧制，在南中置四郡，废庲降都督，属益州刺史管辖。泰始七年（271年），为加紧对南中的控制，司马炎将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四郡划出，建立宁州，其余三郡划属益州，仍行郡县制。但因南中豪族反对，司马炎又于太康三年（282年）罢宁州，诸郡回归益州。太康五年（284年），为加强对原宁州地区的统治，晋廷置南夷校尉，以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逐步将大姓所握有的权力收归朝廷。

荆州“境域之内，含带蛮、蜑”，地域辽阔。晋占荆州之初，即设南蛮校尉，由荆州刺史兼任，管理荆州“蛮”。如晋初的荆州刺史、南蛮校尉杜预一面击破“山夷”，设置军营“分据要害之地”，一面积极发展当地经济，开凿航道，使“荆蛮”得以安居乐业。随着生产与交通的发展，处于平原的“荆蛮”也就逐渐和当地汉民融为一体。

晋灭吴后，得岭南的交州、广州十七郡，仍任命原吴交州刺史陶璜为刺史。后来晋廷推行裁减州郡兵的政策，陶璜因交州局势复杂，请求不裁州郡兵，又要求免百姓采珠之税。司马炎均予同意。

总的来说，司马炎面对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军政结合的措施，使南北各方的民族危机得以缓解，维护边境的安稳。但由于周边民族势力强大及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使大量的民族问题仍然存在。

魏晋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陆续迁徙到内地，史称“五胡内迁”。在魏末晋初，各族归附者竟达“八百七十余万口”。司马炎统治时期，以匈奴为主的少数民族内迁又形成一个高潮。这些内迁的“五胡”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或东北、西北一带，特别是在关中、并州等地，逐渐形成胡汉杂居的局面。其形势如江统在《徙戎论》中所言：“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西北诸郡，皆为戎居”。

为管理入塞的少数民族，司马炎在沿袭汉魏制度基础上，有所更新：在对待内迁匈奴的问题上，司马炎继承发展了曹魏的“五部分治制”，既保留其原来的部落组织，“立其中贵者为帅”，又“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移入关中的氐族，由于其势较弱，故得以保留部落组织，受部落豪帅的支配，但同时也要受郡县管辖。

对于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贵族，司马炎注重安抚。如南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刘渊，在洛阳为侍子，汉化程度较高，与太原王氏出身的重臣王浑交好。大臣李憙曾举荐刘渊统军平定秦凉之乱，司马炎虽没有采纳，但后来亦未听从齐王司马攸之言除掉刘渊。刘豹死后，司马炎任命为刘渊匈奴左部帅（后改北部都尉）。此外，西晋君臣还对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如刘宣、刘聪、慕容廆、李特等加以羁縻，以期缓和民族矛盾。大批内迁的少数民族深受汉文化影响，促进了民族融合。

晋廷以接受统治的程度将少数民族划分为“远夷”和“近夷”两种。远夷“不课田”，以“户”“人”为单位向政府缴纳“义米”与“算钱”，较汉人负担为轻；“近夷”虽同于汉人编户齐民，但负担也较汉人为轻。另外，汉族地主强迫少数民族为他们充当田客，甚至掠为奴婢，政府则常征调少数民族的骑兵，为他们作战。泰始、太康年间，大臣傅玄、郭钦等人都提出“徙戎”建议，即把内迁的少数民族徙回原地。由于这一建议既很难办到，又要使统治者丧失大量的劳动力和兵力来源，所以司马炎没有采纳。而针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行为，司马炎在上台伊始，即下诏禁止豪强募客，限制佃客数。但晋人对少数民族仍然存在着歧视与偏见，官吏对他们的欺压、剥削不止，民族矛盾仍是日益尖锐。司马炎死后不久，阶级、民族矛盾爆发，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纷扰割据之中。

主词条：秦凉之变、晋灭吴之战

具体内容参见“人物生平-一统全国”部分

司马炎对风俗习惯、文化道德方面的建设很是重视 。即位之初，他便派侍中侯史光与皇甫陶、荀廙“持节循省风俗”。大臣荀顗等又奉诏制定《晋礼》及音乐，裴秀则负责“创制朝仪，广陈刑政”，以此构建不同于曹魏的礼乐制度和规定。司马炎还经常下诏，重申“以德诏爵，以庸制禄”的原则，并让郡国长官经常巡行属县，“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举荐“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之人，以倡导新的社会风尚和官德，恢复名教下伦理道德秩序，完成对人们思想意识、舆论风俗的控制。

主词条：太康文学

在文学上，司马炎统治时期出现“太康文学”，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其中，左思门第不高，早年坎坷，但其《齐都赋》受到人们好评。因其妹左芬被司马炎召进宫。左思移居洛阳，后决心写出《三都赋》（三都即邺、成都、建业），但感到自己资料缺乏，便请求朝廷提出担任秘书郎，获得准许。《三都赋》问世后起初不受重视，经皇甫谧、卫权、张华等人的推荐，引发轰动，留下了“洛阳纸贵”的典故。左芬也擅长文学创作，得到司马炎的礼遇，常奉诏撰写文章。

此外，司马炎在位期间，《汲冢书》出土（具体时间有咸宁五年、太康元年、太康二年等说法），其中包括著名的《竹书纪年》。司马炎将之收藏在秘府，并命人加以整理、隶定，受命及主动参与整理的包括时任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著作郎束皙等。

西晋初年，在科学技术领域也有杰出人物。地理学家裴秀创作《禹贡地域图》，并在该图集的序中提出了“制图六体”原则。“制图六体”主要讲求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的准确性，大大提高了制图的精确度，基本上符合近代绘图规范，并迄今仍是测绘平面地图所必须遵循的科学原则。这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医学家皇甫谧，多次受司马炎征召，但始终以患病为由推脱，司马炎多次尊重了他的意愿；一次，皇甫谧向司马炎借书，司马炎索性赠送一车书给他。皇甫谧著有《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

裴秀：“中抚军（司马炎）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何曾：

刘毅：“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邹湛：“世谈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犹不多同。昔冯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颇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欢。然以此相校，圣德乃过之矣。”

陆云：“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

曹毗：“于穆武皇，允龚钦明。应期登禅，龙飞紫庭。百揆时序，听断以情。殊域既宾，伪吴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击壤，路垂颂声。”

干宝：“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变难继起。宗子无维城之助，师尹无具瞻之贵，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

习凿齿：“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

谢灵运：“世祖受命，祯祥屡臻，苛慝不作，万国欣戴。远至迩安，德足以彰，天启其运，民乐其功矣。反古之道，当以美事为先。今五等罔刑，井田王制，凡诸礼律，未能定正，而采择嫔媛，不拘华门者。昔武王伐纣，归倾宫之女，不以助纣为虐。而世祖平皓，纳吴妓五千，是同皓之弊。妇人之封，六国乱政。如追赠外曾祖母，违古之道。凡此非事，并见前书，诚有点于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

房玄龄等在《晋书·武帝纪》中作总评道：“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临朝宽裕，法度有恒。……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爰至未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寝疾弥留，至于大渐，佐命元勋，皆已先没，群臣惶惑，计无所从。会帝小差，有诏以汝南王亮辅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数人佐之，杨骏秘而不宣。帝复寻至迷乱，杨后辄为诏以骏辅政，促亮进发。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意欲见之，有所付托。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笃。中朝之乱，实始于斯矣。”

李世民在《晋书·武帝纪》中以“制”的形式评论道：“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濬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是犹将适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觅路，所趣逾远，所尚转难，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难乎！况以新集易动之基，而久安难拔之虑，故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杨骏豺狼，苞祸心以专辅。及乎宫车晚出，谅闇未周，藩翰变亲以成疏，连兵竞灭其本；栋梁回忠而起伪，拥众各举其威。曾未数年，网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被发之乡。弃所大以资人，掩其小而自托，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且知子者贤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

在唐初“公子”（被多数史学家认为是李世民）与虞世南的问答中，“公子”问：“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内，可谓晋之明主乎？”虞世南答道：“晋武帝平一天下，谁曰不然，至于创业垂统，其道则阙矣。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经之以仁义，纬之以文武，深根固蒂，贻厥子孙，一言一行，以为轨范，垂之万代，为不可易。武帝平吴之後，怠于政事，蔽惑邪佞，留心内宠，用冯紞之谗言，拒和峤之正谏，智士永叹，有识寒心。以此国风，传之庸子，遂使坟土未乾，四海鼎沸，衣冠殄灭，县宇星分，何曾之言，于是信矣。其去明主，不亦远乎？”

徐惠：“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

刘仁轨：“晋代平吴，史籍具载。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谘询。王濬之徒，折冲万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贾充、王浑之辈，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武帝报云：‘平吴之计，出自朕意，张华同朕见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乱如此。平吴之后，犹欲苦绳王濬，赖武帝拥护，始得保全。不逢武帝圣明，王濬不存首领。”

沈佺期：“汉文宜惜露台费，晋武须焚前殿裘。”

高适：“晋武轻后事，惠皇终已昏。”

周昙：“汉贪金帛鬻公卿，财赡羸军冀国宁。 晋武鬻官私室富，是知犹不及桓灵。”

司马光《资治通鉴》：

苏辙：“武帝之为人，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虽贤人满朝，而贾充、荀勖之流以为腹心，使吴尚在，相持而不敢肆，虽为贤君可也。吴亡之后，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去武备，崇藩国，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

邓林：“秋风铜爵曲池平，吴主宫娃满掖庭。凭仗皇孙聪慧早，不知祸在夕阳亭。”

陈普：“宫中掷戟又飞刀，谢玖兢兢命若毛。 岂是君王轻社稷，天教炽业谢芳髦。”

胡三省：“（就司马炎优容王濬一事评论道）晋武之量，弘于隋文（杨坚）。”

孙承恩：“帝资弘裕，明达好谋。纂述先志，混一九州。礼优三恪，忠厚之道。贻谋弗臧，识者所少。”

张居正：“（就‘焚裘示俭’之事评论）盖人主之好尚，乃天下观法所系，不可不慎也。晋武禅位之初，承魏氏奢侈之后，欲矫以节俭，故不焚于他所，而焚于殿前，要令众庶共见之耳。然其意不出于至诚，故未久即变，孽后乱政，五王僭侈，而晋室南迁矣。”

王夫之《读通鉴论》：

李慈铭：“晋武帝纯孝性成，三代以下不多得。”

蔡东藩：

郭沫若：“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士族门阀集团，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贪婪、荒淫、奢侈和残暴的腐朽性。晋武帝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卖官鬻爵，贪得无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张傧生：“武帝以平通之才，当开国之运，优柔寡断，贻误实多。然平心论之，固不失为守成令主。”

王仲荦：“从皇帝司马炎起，就卖官鬻爵，……所以西晋初期的繁荣，正如县花一现，瞬息即行萎谢。”

韩国磐：“而他本人（司马炎）却贪财好利，追求逸豫和荒淫的生活。……晋武帝君臣都是优游逸乐，豪华相尚，互相倾轧，争权夺利。”

朱绍侯：“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就是一个荒淫君主。”

朱子彦：

司马炎嗜好围棋，常在宫中与中书令张华、侍中王济下棋。据《晋书·杜预传》记载，杜预捧讨吴奏章入宫时，司马炎正与张华下棋。杜预递奏章，陈利害，而司马炎仍埋头于棋局，不做定论。棋盘对面的张华见状，起身拱手呈词：“陛下圣明神武，政治清明深得人心，国家富有兵力强大，号令一出莫不敢从。而吴国国主荒淫无度，滥杀贤能之才。两相对比，灭吴根本不需要费多大力啊。”司马炎当即拍板，定下伐吴的计划。

主词条：焚裘示俭

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太医司马程据献上一件“雉头裘”（用野鸡头上的毛织成的毛衣），司马炎命令把这件衣服在殿前烧掉，并宣示全国，从今以后不许再贡献用特殊技法制作的奇装异服。此事被收录进明代的《帝鉴图说》中，作为后世帝王学习的事例。

吴国灭亡后，末帝孙皓与其他投降的吴人入朝觐见司马炎。孙皓上大殿向司马炎叩头，司马炎说：“朕设此座位来等待卿，已经有很久了。”孙皓反驳道：“臣在南方，也设下此座以等待陛下。”还有一次，司马炎问孙皓说：“听说南方的人喜欢做《尔汝歌》，你能作一首吗？”孙皓正在喝酒，乘机举着酒杯劝司马炎喝酒说：“从前和你是近邻，现在给你做小臣。献给你一杯酒，祝你寿长享万春。”司马炎听后，非常后悔让他作诗（用“尔汝”称呼对方是失礼的，更何况君臣之间。司马炎让降臣以“尔汝”称呼自己，是自取羞辱），但也没有进一步怪罪。

司马炎曾在南郊祭天。祭礼完毕后，他喟然感叹，问司隶校尉刘毅说：“卿以为朕可与汉代哪个皇帝相比？”刘毅回答说：“可与汉桓帝、汉灵帝相比。”司马炎说：“朕虽不及古人之德，尚能克己为政。又平定吴会，统一天下，比作桓灵，是否贬抑过甚。”刘毅回答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由此说来，还是不如桓灵。”司马炎大笑说：“桓灵之世，听不到这些话，今天有直臣，所以和桓灵是不同的。”散骑常侍邹湛进言说：“世人谈论将陛下比作汉文帝，人心还多有不同者。昔日冯唐答汉文帝，说文帝不能用廉颇、李牧，而文帝发怒，如今刘毅直言冒犯而陛下欢愉。以此相比，陛下的圣德超过文帝了。”司马炎说：“朕平定天下而不封禅，焚烧雉头裘，行布衣之礼。卿当初不加评论，今天为这个小事，为何这样褒扬过甚？”邹湛说：“臣听闻猛兽在田野，凡人都能持矛戈出而击之；蜂蝎刺于怀袖，勇夫也会为之惊骇，这是因为出于意外的缘故。君臣有天然的尊卑之别，言语自然有逆顺之差。刘毅开始说那些话时，臣等莫不惊骇变色。陛下发举世罕有之诏，出于常人思虑之外，臣等喜庆赞扬，不也是适宜的吗？”

司马炎在位时，后宫妃嫔众多。尤其是在平吴之后，他收纳吴帝孙皓宫中的数千名宫女，使内宫的嫔妃人数近万。因此，每天晚上到底要临幸哪个妃子，就成为了让司马炎十分头疼的问题。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坐着羊车，让羊在宫苑里随意行走，羊车停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宠幸嫔妃。于是有个宫人便把竹枝插在门上，把盐水洒在地上，羊因为喜欢盐水的味道，停下舔食，于是羊车就停在她的宫门口。后人常以这一命为“羊车望幸”的故事表示嫔妃渴求得帝王的宠幸；以羊车降临表示宫人得幸，以不见羊车表示宫怨。

泰始九年（273年）七月，司马炎广泛选择良家女子来充实内宫，自己从中挑选漂亮的女子用红色的丝绢系在其手臂上，表示入选。当时将军胡奋（胡奋自少以白衣随司马懿出征辽东）的女儿胡芳在入选之后，下殿后号哭，左右的人制止说：“陛下听到哭声不吉利。”胡芳说：“死都不怕，还怕陛下吗！”司马炎闻言，派洛阳县令司马肇册封胡芳为贵嫔。胡芳入宫之后，在众多宠妃中最受司马炎喜爱，几乎有专房之宠，其侍奉和服饰等待遇仅次于皇后。司马炎曾经和胡芳玩摴蒱，在争夺箭的过程中，胡芳抓伤了司马炎的手指。司马炎非常生气，讽刺道：“果然是将种！”胡芳回答说：“北伐公孙，西抗诸葛（指司马懿平定辽东公孙渊、抵御蜀汉诸葛亮的战功），不是将种，还能是什么（意指司马氏也属将门）？”司马炎听后，甚有惭色。

对司马炎“羊车游宴”、广纳后宫的行为，有研究者视之为“拉拢门阀士族，为皇太子即位铺平道路之举”。如日本学者安田二郎指出：“（此举）不过是仿效吴国孙皓在此之前所实施的强化权力政策，即为了辅翼不慧的下届新帝，扩大‘外戚’阵营所采取的一种政治联姻的扩大形式。”

司马炎共有二十六个儿子，有名者十八人，其余八子早殇无名，母家不显，又无封国、追谥，故史书失载。

司马炎死后葬于峻阳陵，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首阳山镇南蔡庄村北。该陵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墓葬坐落于村北坡地，经考古钻探共发现墓葬23座，形制统一。据考证，此处为西晋皇陵区。

司马炎出场于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九至第一百二十回，其形象与正史大体相同。

《晋书》卷1~3

《资治通鉴》卷7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