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是对中国新疆和中亚等地的总称。因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玉门关和阳关以西，而得名。

1.对玉门关 、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

《汉书·西域传序》：“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馀，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后汉书·班超传》：“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 ，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 西域 。”

南朝 宋 谢惠连《雪赋》：“臣闻雪宫建于东国，雪山峙于西域。”

清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四：“时林文忠公已由西域赐环，文宗特诏起之田间。”

2. 指西方，西天。

汉 牟融《论》：“夫佛之所以夷迹于中岳，曜奇于西域者，盖有至趣。”

清 恽敬《文昌宫碑阴录》：“后世佛氏日昌，所祀神皆托之西域及所谓四天下焉。”

3. 指传说中西王母所居的地方。

唐 吴筠《步虚词》：“倏歘造西域 ，嬉游金母家。”

西域国家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以北准噶尔盆地的边缘，利用从高地上溶化的水在绿洲上生活，此外塔里木河与罗布泊是西域地区的主要农业、生活水源。因而该区域的国家兴旺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据部分考古学家的判断，楼兰即是由于河流改道与罗布泊的迁移而灭亡的主要原因。(李江凤，《丝绸之路前夕和气候变化》，1992年；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历史地理学》P125)

同时西域地区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国家的兴衰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自11世纪以来东亚全境气候逐渐变冷，当地气候也受到强大影响，经过该地的商贸往来更乐意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来进行，令西域贸易逐渐减少，各国也因此衰落。

根据考证，公元前17世纪西域地区已出现基本的国家形态，并大夏（今阿富汗）一带的商人进行青金石贸易。此外，于阗(tiān阳声)国（今中国新疆和田县附近）出产的和田玉也在商朝帝王武丁的坟茔中所发掘，说明当地在前13世纪就已经有人定居。

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西域地区开始逐渐繁荣，西域各国利用地处东西方交往要道的地里优势逐渐发展，在西汉管辖下各国的经济文化得到极大发展。

西域一带在可考历史中于前5世纪左右形成国家，并开始独立发展。《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已有30余国分布在西域地区，故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在张骞打通西域之前，匈奴一直是支配西域各国的势力。至汉代，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所管辖范围则已不只36国，《汉书·西域传》亦记载在前6年~5年中西域分裂为50余国。东汉末年，西域各国相互之间不断兼并，至晋朝初年形成了鄯善、车师等几个大国并起的局面。南北朝时期，西域局势再度变化，新兴的高昌国相继击败西域诸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地跨新疆大部的强国，除少数国家外西域诸国国土西迁，为中亚地区带来了繁荣的文化。

都护府位置

西域都护府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的轮台县。野云沟乡和策大雅乡结合部距库尔勒市113公里，距轮台县城58公里，东经85 °04'，北纬42°00'，海拔高度990米。

都护府设置

汉武帝以前，西域小国林立，天山以北的一些小国受到匈奴的控制和奴役。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汉击败匈奴在此设西域都护府， 名为乌垒城（前名轮台国）是当时汉朝管理西域三十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当时西域都护由汉皇亲自任命，3年1替（也有延长和缩短的）从未间断，据《汉书》记载：西汉历任都护18人，其中立传可考的历史上著名的有郑吉、郑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健、李崇、但钦等10人。当时轮台国是个城郭之国。都护府直接对其统辖，轮台王曾多次受皇帝亲召幸朝。汉朝另设置戍已校尉、戍部候等行政、军事、机构，对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封以王、侯、将、相、大夫、都尉等官职，他们均受西域都护府的管辖。

西域三十六国

西域从汉武帝刘彻时起属于汉朝。西域三十六国是：婼羌、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秆、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难兜、大宛、桃槐、休循、捐毒(今乌恰县)、莎车、疏勒、尉头、姑墨(今阿克苏县)、温宿(今乌什县)、龟兹(今库车县)、尉犁、危须、焉耆、姑师(车师)、墨山、劫、狐胡、渠犁、乌垒。三十六国中，一部分是游牧部落，另一部分是城郭之国。

西汉时各城国人口如下：龟兹8.1317万人，焉耆3.21万人，姑墨2.45万人，扜弥2.004万人，于阗1.93万人，疏勒1.8647万人，莎车1.6373万人，鄯善1.41万人，尉犁、温宿、车师前国在5000人以上，危须、皮山、精绝、乌秅、渠勒、戌卢、且末、小宛在1000人以上，单桓194人。20个城国共有3.3756万户，27.1554万人，约占西汉西域总人口的83.6%。

塔里木盆地南缘、西缘属于雅利安人。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北部诸国属于吐火罗人。西域三十六国于公元前后分裂成55国。东汉初，鄯善、于阗、车师曾分别兼并附近的一些小国。

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以后，进行了干预，被兼并的小国又纷纷恢复独立。东汉时，于阗从西汉时的0.33万户1.93万人增至3.2万户、8.3万人，焉耆从0.4万户、3.21万人增至1.5万户、5.2万人，疏勒亦从0.151万户增至2.1万户。当时于阗、焉耆、疏勒是西域三大强国。

都护城遗址

在此有两处古城遗址：一处是乡政府东面一公里的一座小方城池，被水流冲刷过，城垣仅存1米，夯土干打垒建筑，建筑材料为黄沙土、防潮层，拉筋建筑材料为胡杨树枝，每0.33米为一叠层，周长约百米，城内散布着青灰色陶片，有白色的刻画点云纹和水波纹，城东有一城楼，南有城门。另一处古城遗址在乡政府东面10公里公路北侧，当地人称白土墩，估计是烽燧，1928年，中国著名的史地专家黄文弼先生在上述两处遗址上发掘出一些存贮粮食的陶罐，认为是西域都护府设立时期士卒在这里屯守的用物。黄文弼先生还在野云沟乡东北300米处发现了另一处较大的遗址，可惜现已辟为农田，他在所著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写道：“野云沟村南约半里，有一高阜，面为深沙堆集，上生芦苇，间有红陶片”。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中原骚乱，匈奴乘机占领西域，各族人民不堪匈奴敛税重苛的虐待，向东汉光武帝请求3次，18国国王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真诚誓言。请求重新归属大汉，刘秀在立足未稳之时，十分不情愿地将西域都护府迁往龟兹乾城（今新和县境内）。

汉西域军政长官

西汉时，都护为加于其他官号上的职称，多以骑都尉领其职，秩比二千石；东汉时为单任官职。武帝、昭帝时常在渠犁、轮台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供应往来使者。

宣帝地节二年（前68），遣侍郎郑吉屯田渠犁，与匈奴争车师，有功，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至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使郑吉发兵迎之，“北道”亦通，遂以郑吉为骑都尉，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因总领南北两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始于此。

西汉时，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与渠犁田官相近，屯田都尉属都护。都护开幕府。属官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两人。都护职在统领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锡尔河中游地带）等行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乌孙与汉结姻，故尤亲倚都护。自郑吉至王莽时，连置都护不绝，前后凡十八人，姓名见于史册的有十人。宣帝时有郑吉，元帝时有韩宣、甘延寿，成帝时有段会宗、韩立、廉褒、郭舜，平帝时有孙建、但钦，新莽时有李崇。至新莽末（公元23年左右），西域乱，李崇没于龟兹。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西域十八国请复置都护，光武帝不许。

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龟兹叛，共攻杀陈睦，遂罢都护。

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其址未详）。十四年，班超还洛阳，继任者有任尚、段禧。

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乱，征禧还。至延光二年（123），以班勇（班超之子）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行都护之职。

西汉宣帝第二年（公元前68年）派侍郎郑吉屯田渠黎（今新疆尉黎一带），与匈奴争夺东师，使护卫鄯善以西“南道”诸国安全。至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逐日归降汉朝，郑吉派兵迎之，宣帝又命郑吉监护车师西北方（北道）各国的安全，因总领两道，遂号都护，此后“都护”就成为西汉驻西域的最高长官的正式官名。西域都护官秩二千石，相当内地郡守，其下设副校尉、丞、司马等属吏。西域都护的设置，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和经济文化交流，标志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同时，因其在当地实行屯田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域农业生产的发展。王莽时期撤除，东汉或设或撤，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撤除。

西域战争

西汉初，这里有三十六个小国，后又分为五十余国。西域诸国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绝大部分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塔里 木盆地周边。塔里木盆地南缘有且末、小宛、精绝、扞弥、于阗、皮山、莎车等国，被称为“南道诸国”；在盆地的北缘有危须、焉耆、尉犁、乌垒、龟兹、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国，被称为“北道诸国”；在盆地西南、葱岭一带有蒲犁、无雷等国；在盆地的东端有楼兰，后称鄯善。

这些国家语言不一，习俗各异，互不统属，人口少则几百，多则数万，一般为几千人到两三万人，龟兹人口最多，才8 万人。它们多以城郭为中心，居民多从事农 牧业，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单纯从事畜牧业，以畜产品等与邻国交换粮食 等农产品。有些国家生产力水平有相当发展，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楼兰人就懂得制造铁兵器。 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域。盆地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来居住着塞种人。

西汉文帝时，原来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被匈奴逼迫，西迁至此，挤走了塞种人。其后，原居住于河西一 带的乌孙，为了摆脱匈奴的羁绊，也向西迁徙到此，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 这块土地。大部分月氏人被迫再往西迁到妫水（今阿姆河）以北地区，称大月氏，少部分留下来，称小月氏。乌孙有63 万人（包括留居此地的塞种人和 月氏人），他们与匈奴同俗，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准噶尔盆地以南的天山缺口，由姑师控制。姑师后来分为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前国一带土地肥沃，农业相当发达。

从玉门关到西域，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条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楼兰（鄯 善），折向西南，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可至中亚的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另一条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可至中亚的大宛、康居、奄焉等国。西汉文帝初，匈奴的势力扩展到西域地区，在这里设置了“僮仆都尉”一职，对西域诸国进行监视，向它们征收繁重的赋税，并把西域作为进攻西汉王朝西北部的战略基地，对西汉构成极大的威胁。汉武帝对匈奴进行战争时，为了截断匈奴右臂，曾于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派汉中人张骞赴西域联络大月氏，欲利用大月氏与匈奴的矛盾，与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张骞虽因大月氏不愿东返而未能完成此行的任务。但他在西行途中，传播了西汉的国威，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资料，使西汉政府增加了对西域的了解，沟通了西汉与西域各族之间的联系。漠北战役之后，匈奴败退漠北，河西走廊也为西汉所控制，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打开，但是匈奴在西域仍保存着相当的势力，严重威胁着汉与西域的交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出使西域，欲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与西汉共同对付匈奴，仍未达到目的。但张骞派出的各位副使，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夏等国。这些国家与乌孙都派出使者入汉答谢，使西汉与西域诸国的联系更加密切。从此，西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每年来往的使臣，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每批数百人到百余人不等。这些使臣既担负着政治使命，同时也携带着许多西 汉物产，与西域诸国进行经济交流。匈奴统治者极不情愿看到西汉政府和西域各国之间联系的加强，他们或派出军队，或利用他们所控制的一些西域国家，劫掠汉使，遮断道路，竭力破坏汉与西域的联系。为了确保西域通道，西汉政府在西域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

历史意义

（1）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残酷统治，转向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汉王朝，从而加强了与内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无疑是有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

（2）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西域诸地自此成为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组成部分。它是先秦时期以后中原地区同西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

自此天山南北各地进入中央王朝有序的管理之下，汉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以及专理西域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高级官员，册封当地首领，颁发印绶，让其管理地方日常事务。1953年，新和县一处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的铜印就是当时汉朝授给归附的羌人首领官印。西域都护府组织和统领西域各地对匈奴侵袭的抗击，还在天山南北实行屯田，以减轻当地各民族的经济负担，解决驻军和来往使者商旅的食宿问题，莎车、车师和焉耆等地都是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又修筑城堡，建立烽燧(suì)，进一步拓展丝绸之路；西域都护府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密切了西域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西域各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进一步加快。

（3）西域都护府这一管理形式以及相关政策，也因为有效地保证了西域各地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而成为后代中央王朝统治者仿效的范例。

如十六国时期的吕光在统一西域后，曾仿效汉代，设置西域大都护，行使主权。唐代，在边区各族先后统辖在一个政府下之后，也分别设置了都护府。唐东北有“安东都护府”；北边有“安北”、“单于”等都护府；西北有“安西”、“北庭”等都护府；西南有“保宁”、“支南”都护府；南边有安南都护府。这都借鉴于汉代，适应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形成和巩固的需要，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唐代初年，唐朝军队在消灭回纥、突厥势力时，将触角伸向西域，除高昌不服统治被消灭以外，西域各国均臣服唐朝政府。不久西域统治交由安西都护府及北庭都护府进行处理，在西域设立了完备的行政体系，将西域划归陇右道，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西域地区的主要城市，唐玄宗开元年间曾设立碛西节度使，统辖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自此新疆地区成为唐朝的一部分。安史之乱后，唐朝无力控制西域，西域再次出现半独立政权。

分布表

1206年，蒙古族杰出领袖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被尊奉为“成吉思汗”（“拥有四海的君主”）。不久，成吉思汗率军进入新疆，把他征服的地方分封给次子察哈台，建立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哈台汗国。四大汗国中，元帝国即元朝居于宗主国地位，元朝皇帝被尊为“大汗”。与此同时，唐朝后期（9世纪中期）起从蒙古高原西迁到今天新疆地区的回鹘人的一支高昌回鹘，除了已经与当地原住民（属于白色人种）以及部分吐番人、契丹人融合，并于10世纪起改信伊斯兰教并译为“畏兀儿”之外，如今又吸收了蒙、汉、藏等民族成份，逐渐发展为近代维吾尔族。14世纪初期，察哈台汗国开始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包括喀什、吐鲁番一带；西部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统治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今天的新疆绝大部分地区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

明朝建立后，西域即今新疆仍然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1514－1678年），直到清朝初年才被由瓦剌演变而来的漠西蒙古所灭。所以，明朝时期，西域地区并没有直接归明朝中央政权管辖，但却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的一支统治之下。

清代，漠西蒙古成为新疆重要势力，准格尔部在康雍乾三朝与清军进行了长期的军事冲突，最终在乾隆朝彻底平定，中央王朝重新在新疆建立统治。乾隆朝相继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并迎回东归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此后直至清末，一直对新疆进行着稳定的统治。但随着清朝实力的衰落与西方列强的兴起，最终丢失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50万平方公里领土，一度全疆陷落于中亚的浩罕王国。幸亏左宗棠率领湘军收复新疆，并于1884年设立新疆省。

文字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这个标尺，剑桥大学丹尼尔（G.Daniel）教授在1968年提出，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发“六大文明”。其中，旧大陆有四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印度；新大陆有两个：墨西哥和秘鲁。[2]所谓“西域文明”，则指世界四大古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之间产生的文明。

西域三十六国最初使用汉文。本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Stein）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雅古城，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相继发现西汉王莽年间的汉简。

东汉末年，小乘佛教从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传入西域。在犍陀罗佛教影响下，佉卢文表达的犍陀罗语成为塔里木盆地佛教经堂用语。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德兰斯（J.L.DutreuildeRhins）在和田收集的佉卢文《法句经》残卷，以及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的佉卢文佛经，有助于说明这一点。除了宗教用语外，于阗、鄯善、疏勒和龟兹等西域诸国，还把佉卢文当作官方文字。斯坦因在和田、尼雅、楼兰等地发现大批佉卢文世俗文书，主要为公元3－4世纪鄯善王国文书档案。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勒科克（A.vonLeCoq）在苏巴什古城和克孜尔千佛洞还发现佉卢文题记和账本，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

大乘佛教兴起之后，尤其在印度笈多王朝时代，印度文化全面复兴。印度佛教徒纷纷改用婆罗谜文和梵语作为佛教经堂用语，并且对西域佛教产生重大影响。公元5世纪初，法显从长安到印度求法，途经塔里木盆地南部鄯善、于阗等地。他在游记中介绍说“从此（指鄯善国，今新疆东南部）西行，所经诸国皆如是。惟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法显说的“天竺书”指婆罗谜文，而“天竺语”则指梵语。斯坦因在新疆米兰佛寺发现笈多体婆罗谜文，就属于这个时期。

汉代西域三十六国的土著居民，主要由讲吐火罗语、塞语（斯基泰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构成。西域最初流行的三种——汉文、佉卢文和婆罗谜文，对西域人来说，皆为外来文字。如果以文字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志，那么西域文明的产生不早于公元4世纪。最早尝试用婆罗谜文拼写于本民族语言的西域人，是塔里木盆地西南的于阗人。他们大约在公元4世纪开始用婆罗谜文拼写于阗塞语，从而创造了于阗文。随后，丝绸之路北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也用婆罗谜文拼写本民族语言——龟兹语（TokharianB）和焉耆语（TokharianA），大约在公元7世纪创造了龟兹文和焉耆文。

840年，维吾尔——回鹘人从蒙古高原西迁中亚，并在吐鲁番等地建立高昌回鹘王国。回鹘人本来使用突厥鲁尼文，到吐鲁番后逐渐改用中亚粟特文拼写本民族语言，大约在公元9世纪创造了回鹘文。回鹘文对中国北方民族影响巨大，蒙古文就来自回鹘文，而满文又来自蒙古文。作为元帝国五族共和的象征，回鹘文与梵文、藏文、八思巴式蒙文、西夏文和汉文一道，刻写在元顺帝年间所建居庸关过街塔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埃德尔（M.Erdal）和格隆克（M.Gronke）刊布了新疆莎车发现的一批黑汗王朝文书，包括7件阿拉伯文契约，5件阿拉伯文突厥语文书，7件回鹘文突厥语文书，年代在公元11－12世纪。13－15世纪称雄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也用阿拉伯文拼写突厥语，通称察合台文。如今这种文字成了现代维吾尔文的标准字体，并与汉语拼音、回鹘式蒙文、藏文、壮语拼音一起，印刷在人民币上。

西域的“战国”时代

东西汉交替之际，中原战乱频仍，无论是篡汉的王莽，还是挟武力重安汉室的光武帝刘秀，都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到经营西域上。西域进入了“战国”时期。乘着这个短期的外来势力“真空”状态，西域先是由莎车①王贤称雄，不久就为两强——于阗、鄯善——分立所取代。这时那个原为汉、匈奴两极所挤压摧折的西域小国鄯善（楼兰），获得一个机遇，降伏了南道的城邦小宛、戎庐、且末、精绝，一直把国界向西南拓展到今民丰县的尼雅河。

在莎车王利用汉朝放弃西域的机遇，自称“大都护”，而为其制服的西域各国，又尊称他为“单于”。大都护是西汉在西域所设最高军政长官——类似于总督。单于是匈奴王的称号，而贤一个人居然兼而有之。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贤给鄯善王安写了一封信，要求他阻绝汉朝进出西域之道。安不但不听从，还杀了莎车使节。于是莎车王发兵攻鄯善。安率军迎战，兵败，逃亡于山中。莎车军队杀掠楼兰千余人，便引军西还。鄯善王收拾残众，还归战后的国都，面对破败家园上书汉朝，表示愿意派质子入侍，并请求汉朝重新于西域设都护。汉光武帝此时的精力主要放在中原政务上，便予以回绝。

班超重构西域政治格局

正是由于另一个与张骞齐名的杰出人士——班超，东汉势力才再次进入西域。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班超为假司马出塞，将兵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首战于蒲类海（即今巴里坤湖）。窦固很赏识班超的胆识才能，便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鄯善。

班超是汉代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的兄弟。历史上有名的“投笔从戎”、“封侯相”、“生入玉门关”等典故，都是据他的经历概括而成。如果说，张骞是奠定了西汉时期与西域政治关系的第一人，那么班超则是东汉时经营西域的设计师。班超前后在西域长达30年，而他独立处置的第一件事，就是率36名壮士出使天山以南的鄯善。

班超是东汉出使鄯善的第一个使节。一开始，鄯善王广对久盼而至的汉使招待非常周到，但不久之后，突然变得十分怠慢。班超之所以能在西域反复变幻的政局中从容处之30年，并全身而返，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他的敏感——对潜在的敌意、阴谋、即将来临的灾难，具有非同寻常的直觉。他立时觉察出鄯善王态度的变化不是礼数不周，也不是一时疏忽。他召集属下，说：“你们感觉到鄯善王广对我们的轻慢了吗？这必然是因为匈奴也派了使者来到鄯善，他一时还没拿定主意取一个什么立场。果敢的人能够见微知著，更何况其心迹已彰！”于是，班超召见了驿馆接待他们的楼兰侍者，故意诈他，问：“匈奴的使者来这儿好几天了，他们住在哪儿了？”侍者以为班超已经洞悉隐情，只得说出真相。班超立即把侍者关押起来，召集了他带来的全部36名壮士。在一番豪饮之后，班超慨然宣称：“各位随我出使绝域，为的是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匈奴使者才来了几天，鄯善王对我们就不予理睬了。假如他把我们抓起来转交给匈奴，那么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对此，我们该怎么办呢？”部属都说：“眼下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都舍命听从您的指挥！”于是班超说出了自己的应变之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只有乘夜以火攻匈奴使团的驻地。他们不知我们的底细，一定惊恐万状，措手不及，这样就能一举歼灭他们。制服了匈奴使团，必使鄯善胆破心惊，才能扭转厄运。”有人建议：“这样大的事，该和从事郭恂商议一下再动手。”班超激愤地说：“成败在此一战！郭从事是文官，听到这个计划必定手足无措以致泄密！我们死也死得冤枉！这不是壮士的作为。”

天黑之后，他们直奔匈奴人的驻地。正赶上刮起大风，班超让10名壮士拿着军鼓埋伏于驿馆后边，约好：一见火起就击鼓狂呼。其余人手执兵刃潜于大门两侧。班超在上风头放了一把火。火起，鼓噪震天，匈奴使节一片惊乱，不知出了什么事。班超亲手格杀了3个出逃的匈奴人，部下又杀死了30多个匈奴人，剩下100多都烧死在驿馆里。待到第二天，班超才通知了从事郭恂，并带着匈奴人的首级去见鄯善王广，使鄯善举国震怖。又经班超反复劝慰，晓以利害，鄯善王只得承认这一既成事实，背叛匈奴，归附汉朝，再次向朝廷派出质子。稳定了鄯善局势，班超便再次为汉朝打开了通向西域的大门。此后，班超之子班勇又建议派西域长史率500人屯驻楼兰，终于东汉之世，西域的政治格局都依班超当年的举措为依归，把楼兰/鄯善放到首要位置，作为进出西域的门户。

中原势力从西域淡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中关于楼兰/鄯善的记载比较简略零散。仅知鄯善成为西域三十六国中的重要国家，长期雄踞南道，但一直力图与中原王朝保持良好关系。前凉时期，鄯善王元孟向凉王张骏献女，号为“美人”，为其建“宾遐观”作为住所，并在鄯善国中的楼兰城（即海头）设西域长史府。但在中原没有强有力的统一王朝时，很难把鄯善和整个西域都纳入势力范围。所以，尽管有资料证实，自汉以后鄯善仍然是西域一个富有活力、影响颇广的国家，但许多丰富生动的内容都失载于正史。

由于以后的正史中有关楼兰的记载比较简略零乱，一些曾路经其地的人所留下的有关游记内容 ，就显得颇为重要。好在由于楼兰的地理位置，几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路经其地进出西域的人。

法显抵达佛国鄯善

后秦弘始元年（339），年近六十的和尚法显从长安首途，西行求法。他是行纪完整保存至今的少数西行者。据《隋书·经籍志》，隋朝时尚存有关法显及西行经过的著作3种，即《佛国记》、《法显传》、《法显行传》，而南朝人僧祐《出三藏记集》又著录《佛游天竺记》一卷。流传至今的法显行纪到底是上述4种书籍中的哪一种，换句话说其正名究竟是什么，学界意见尚不统一，我们在行文中暂且称之为《法显传》也只是一个变通的作法。不过，这毕竟不影响它的价值与意义。

据《法显传》可以看得出来，直到上路时，法显及其一行对旅途情况仍颇乐观。当他们离开敦煌继续西行，才开始领略到此行之艰苦。出敦煌不远，就进入干热多风的白龙堆沙漠。《法显传》中以颇为传神的笔触记下白龙堆的观感：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

最后一句的意思是说：沿途全无正式的道路，凡遇有死人骸骨处，便知是曾经为人走过的古道。

他们一行经过17天艰苦行程，才到达鄯善国都。那时的鄯善已经较多地接受了内地的习俗，只是在着装上“以毡褐为异”。显然，鄯善国土地的瘠薄崎岖、物产不丰，给法显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他更关注的，是鄯善国王信奉佛法，全国竟有僧人4000多，全是修小乘学的，寺院及一般百姓“尽行天竺法”。为此，法显一行在鄯善留居了一个月。此外，法显还记述：鄯善国内出家人都习用“天竺书天竺语”，但世俗百姓则用胡语。可惜，法显没有指明这一胡语的名称，只是附注说，西域各国“国国胡语不同”。有关鄯善所用的独特语言，直到本世纪初——1500年以后——经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尼雅古城的发掘，才为世人所知悉。

根据法显的见闻，我们可以对当时——4世纪前期——鄯善的国力做个大致的评估。据《汉书》，在汉时楼兰/鄯善王国有14100人，有胜兵（可服兵役的男丁）2912人。如果上述数字大致可靠，那么可知当时鄯善国的居民男女比例失调，男多于女，否则不可能每4。8个鄯善国民就有一个胜兵（士兵）。即便每4个成年男丁中有一人出家为僧，那么在法显抵达时鄯善王国的人口也应有大约8万人（76800人）。位居地广人稀、物产不丰的边陲，鄯善国在300余年间人口增加五六倍，主要靠兼并土地居民、扩大版图。这就证明，那时的鄯善仍是西域大国。

过客宋云

然而，到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敦煌人宋云和僧人惠生奉后魏太后之命往西域取经，路经此地时留下了惊鸿一瞥。据说鄯善“其城自立王”，但那时已为崛起于青海的部族吐谷浑吞并，并由吐谷浑国主的次子宁西将军镇守，“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据此，在法显路经时，鄯善国力正在极盛的顶点。到宋云路经，其地变易宗主、居民，而古国鄯善则已散尽遗民。宋云的西行记原本早就失传了，但是片段内容还保存在《洛阳伽蓝记》之中。

在法显与宋云之间的三个世纪，是楼兰/鄯善王国走向消亡的过程。这正是中国西北民族兴替的时期。

唐僧玄奘和真实的“西游记”

西行求法并留下经行记的僧人，最著名的是唐初的玄奘。以其西行取经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小说《西游记》，使玄奘（即唐僧、唐三藏）妇孺皆知。而印度当代史学家曾指出，如果没有记载玄奘西行的《大唐西域记》流传至今，就没办法重建和研究印度中古史。玄奘不像法显，从陆上去，从海上还，他来去都是路经西域的。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离境西行，贞观十八年（644），负经东归。路经楼兰/鄯善故地，是他在西域的最后一段行程。《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这样记述楼兰王国故地见闻：

（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到尼壤城，“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却不见居民。

行四百余里，至覩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

东行六百余里，到且末。“城郭岿然，人烟断绝”。

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不但未见居民，连其地也成为“故国”。

所谓“尼壤”，就是尼雅，故地在新疆民丰。“覩货逻故国”，“覩货逻”即吐火罗，故地当在安迪尔河附近。“纳缚波故国”，“纳缚波”，即纳布、纳钵，一般认为是“新”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