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即今山西太原，是山西省太原市的古称。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北方大都会。

晋阳作为地名，作为一座古城的名字，最早见载于《春秋》定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97年。是孔老夫子以“春秋笔法”，将它书之于史册的。

战国末年，秦国在汾河中游设置太原郡，取“大而加甚谓之太”，“高而平坦谓之原”之意。

公元534年至577年，晋阳不仅发展成为一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都市，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对后来大唐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春秋末，晋国大卿赵简子家臣董安于在太原盆地北端晋水北岸，悬瓮山东侧修筑晋阳城，周六里。以后迭为太原郡、并州治所。

西晋扩建。

北齐于汾水东岸增筑新城，旋在旧城增设龙山县。

隋开皇十年（590年），在汾河之东新置太原县。

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将汾河西的晋阳城和汾河东的太原城均实行扩建。

武则天主政时在汾河上筑有连城，贯通东西二城，城周42里，规模达到鼎盛，成为北方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

五代为北汉都城。

宋初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灭北汉，占领太原、晋阳二县，纵火烧毁晋阳城。同年废弃太原、晋阳二县，于汾河之东筑平晋城（今境域小店区城西村一带），置平晋县，将晋阳城内余民尽迁新城。

明洪武四年（1371年）徙平晋县治于汾河之西古晋阳南关（今晋源镇），洪武七年（1374年）废平晋，改称太原县。清仍为太原县。

民国36年（1947年）9月，改太原县为晋源县。

1970年3月，太原市南郊区正式成立。

1997年，撤销南郊区，改设小店区、晋源区。

太原县，古晋阳也。明洪武四年（1371），平晋县城（今太原市小店区一带）水毁，县治迁移到古晋阳城南关村。明洪武八年（1375），朝廷核准设立太原县。

明洪武年初设县时，县城内道路及县署、文庙、武庙、城隍庙等规制性建筑，就开始动工兴建了。明嘉靖《太原县志》记载：“景泰元年（1450），知县刘敏因旧基始筑城，周围七里，高三丈，壕深一丈。”而景泰之前，以四座城门为象征的凤凰城规划设计，可能尚未制定，即使有也不敢公之于众。唐玄宗李隆基在诗文中多次赞美晋阳，“井邑龙斯跃，城池凤翔余”“龙跃晋水，凤翔太原”。山西抚台、藩司以下官员，对晋阳这个龙兴之地，应该是有忌讳的。景泰帝为政宽和，且忧外敌，是太原县凤凰城规划实施的政治保障。县城选址在晋阳城遗址南关村，是当时较好的城池选择地。

太原县城为凤凰城规划设计理念，寓意像一只展翅高飞的凤凰，东、西门为凤之双翼；南门为凤尾，北门及瓮城，为凤凰的颈和凤首，瓮城中有两眼水井，为凤之双目。凤凰颈北首东，意寓丹凤朝阳，吉祥如意。县城内规划了9街18巷，主要道路有东、西、南、北4条大街，为中国传统的棋盘式道路格局。城中央十字街高高隆起，以为凤凰胸部，因推车载物过十字街吃力，当地人称“好汉坡”。

明代建造太原县城与清代修葺太原县城，其重点不同。明代筑城、固城，主要任务是抵御外患；清代主要任务是修葺，完善县城功能。从文化层面来讲，明太原县城赓续了晋阳文脉；从城池层面来说，它建在古晋阳城南关，连接着古晋阳的人脉、地脉、水脉，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太原县城是晋阳古城的延续，坐落在古晋阳大地上的凤凰城——明太原县城，必将凤翔太原，和鸣九天。

姬 虞，唐叔虞，姬姓，名虞，字子于，又称晋唐叔虞。是周武王第三子、周成王之弟。周成王少年时对他的弟弟叔虞有过封国的承诺，日后太史和周公都要求成王履行承诺，遂封唐叔于唐国，为“桐叶封弟”的典故。

刘恒（前202—前157），汉文帝刘恒为汉高祖刘邦第四子，即位前在晋阳担任代王十七载，其子刘启（汉景帝）也出生在晋阳，即位后励精图治，轻徭薄赋，使汉朝进入强盛安定的时期。汉文帝与其子汉景帝统治时期被合称为“文景之治”。

高欢（496—547），一名贺六浑。他以晋阳为基地，东征西讨，在晋阳虎踞十五载，遥控东魏政权，晋阳时有“霸府”之名。其子高洋建立北齐，追尊其为太祖献武帝（后被改尊为高祖神武帝）

李世民（599—649），谥号唐太宗，唐朝第二位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明君，即位后虚心纳谏，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的盛世，其父李渊未称帝前在晋阳任职，李世民从小在晋阳生活，人称“太原公子”。

狄仁杰（630年－700年），字怀英，并州晋阳人。唐朝时期宰相，杰出政治家。历任并州法曹、大理寺丞、侍御史、度支郎中，迁宁州刺史、检校工部侍郎、江南巡抚使、尚书右丞、豫复二州刺史、洛州司马等职，皆以不畏权贵、造福生民著称。

王之涣（688～742）， 或作王之奂，字季凌，原籍晋阳人，徙居绛郡（今山西新绛县）。出身于太原王家，为当时望族。王之涣为唐代著名诗人，其诗以描写边塞风光著称，意境阔大，感情豪放。代表作有《凉州词》《登鹳雀楼》

王昌龄（698—756），字少伯，唐代并州晋阳人。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代表作有《从军行七首》《出塞》《闺怨》等。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王翰 字子羽，唐并州晋阳人。少年时才华横溢，恃才傲物，性格豪放不羁。王翰为唐朝著名诗人，他的诗多壮丽之词，以《凉州词》二首为最佳。《全唐诗》收录其诗14首，《全唐文》存其文2篇。

王琼（1459—1532），字德华，号晋溪，他是明朝中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曾任户部、兵部、吏部3部尚书。葬于蒙山脚下，后诏建专祠于晋溪园西，名“王琼祠”。

晋阳古城东西长约4500米，方位为北偏东18°，面积约28平方公里。1962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晋阳古城遗址发现数段城墙和三座小城遗址。还发现建筑基础、砖瓦、琉璃构件和石刻造像。在古城附近发现有一些重要的古墓葬。在城址的西部地区还发现有天龙山石窟、蒙山大佛、童子寺等六朝、隋唐时期的石窟遗存。在古城营村内还保存有创建于隋唐、明代重修的惠明寺塔和金代创建、明清重修的九龙庙等建筑。

晋阳古城较完整地保存了唐、五代时期城市的面貌。遗址出土的石刻造像为研究当时的文化艺术提供了资料。其城址遗址中，至今还保存着完整的城区遗址、宗教祭祀区遗址、墓葬区遗址，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可以完整展示唐代都城布局的大型文化遗址。

宋太宗赵光义，一把火毁掉了辉煌了1500年的历史名城。其后千年，晋阳古城遗址上少有大规模建设，致使焚毁之时的古城——唐、五代时期的城市遗址得以完整保存。这种特殊的遗址埋藏现象，在全国同一时期遗址中十分罕见。

太原有着2500年的建城史，而晋阳古城就是见证者。其历史价值非同凡响，素有“一座晋阳城，半部中国史”之称。

人文地理 独具优势

晋阳的价值，源于其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

公元前497年晋阳城肇建，作为古代中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从赵国初都、北朝霸府到盛唐北都、五代雄镇，从三家分晋、文帝治代、匈奴内附到李唐肇基，是中原王朝安危所系的战略屏障。左有太行之险，右有大河之固，北逼强胡，南卫京师。既有中原北门之寄，以一城而系天下安危，又处农耕游牧之间，兼两域而融文明精华。是北方草原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交融的大舞台，为中华多元一体的民族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霸府别都 实为中心

“霸府”指的是大丞相府，在东魏时期，管理国家的大丞相府位于晋阳。这个冠以“霸”字的大丞相府，实际上说明了晋阳才是东魏真正的权力中心。到了北齐时期，首都依旧设在邺城，而晋阳则被称为“别都”。这个“别”字，与通常所说的“陪都”有着天壤之别。“别”意味着“另一个”。通过这两个概念，可以清晰地看出，东魏、北齐的权力中心实际上在晋阳。

北齐时期，改并州大行台为并州尚书省，并增设兵曹，武备抗衡天下，号称别都。由此可见，晋阳才是北齐真正的首都。北齐的宗室国戚、勋贵权臣大多长期居住在晋阳。高欢的原配、对北齐政治尤其是皇位继承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娄太后，也基本上居住在晋阳。

晋阳城内宫殿的壮丽程度甚至超过了邺都。北齐五帝中，除了文宣帝高洋在东魏禅让后在邺即位外，其余皇位传接仪式几乎都在晋阳完成。外国使节来朝，也是先到晋阳，商讨完军国大事后，才前往邺城履行正式手续。

城市建设 规模宏大

　北朝时期，晋阳城建设达到空前规模。东魏、北齐两个政权在晋阳营建大丞相府、晋阳宫、大明宫，兴建十二院，晋阳宫陆续建有宣光殿、建始殿、嘉福殿、仁寿殿、德阳堂、宣德殿、圣寿殿、修文殿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宫殿群。武成帝高湛“诏子琮监造大明宫”。后主高纬“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晋阳城空前壮丽。时人称其为“金城汤池，天府之国”。

　　晋祠在这一阶段也有大量的建设。据姚最《序行记》载：“高洋天保中，(在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自洋以下，皆游集焉。”

文化艺术 引领时代

　　在北朝时期，晋阳城以其独特的政治地位为城市的繁荣与文化的兴盛提供了沃土。在此环境下，不仅孕育了一个生活奢侈的贵族阶层，还催生了一个紧密依附于这些权贵的文化圈子。这个圈子崇尚华丽，他们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也逐渐影响了整个北齐社会的风气，使得崇尚华丽、追求精致的社会风气蔚然成风。

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文物部门在太原地区陆续发掘清理的北齐大型墓葬已有19座之多。墓主大多身份特殊，地位显赫，位列宰辅三公，是北齐政权的核心人物。太原地区除没有发现北齐皇室成员墓冢外，其余各级官员的墓葬均有出土。

　　这些墓葬发现中，其壁画更是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北齐实物画作的空白。

奠基盛唐 功不可没

　　隋末李渊、李世民晋阳起兵，建立大唐盛世，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在晋阳发生并非偶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伴随李氏一同进入关中的，不单是一支实力强劲的军事力量，更为关键的是北朝晋阳的诸多俊杰，例如祁县的王珪以及温大雅、温彦博、温大有三兄弟，文水的木材巨商、武则天之父武士彠等，皆投身其麾下。唐初的十多位名相中，与晋阳有着深厚渊源的就占据大半。

　　晋阳对于隋唐最大贡献在于：经过东魏、北齐近半个世纪的经营，其自身由一个军事重镇蜕变升级为一座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中心大城市，并形成了一个代表先进文化的人文环境，这在当时的中国处于领先地位。

　　这一点，很多历史学家和文化大家都有过论断。

　　史家黄永年曾指出：“东魏北齐之经济优越于西魏北周，以致文化上也远胜于西魏北周……杨隋、李唐两朝的先人，本均是西魏府兵上层领导人物，而取得政权之后，却不囿于宇文泰所建立的比较落后的制度而采用先进的北魏、北齐以及梁、陈两源的制度。这固不能否认此两朝开国者的明智，但更可说明先进的文化确有其强大的吸引力，非任何势力之能阻挠。”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曾云：“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北)周。其中以魏、齐为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