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晋安平王司马孚后代。

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1019年11月17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六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七岁时，司马光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为家人陈说其大意。他好学不倦，“手不释书”，达到了“不知饮渴寒暑”的地步。童年时期，司马光还做出了“破瓮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参见“轶事典故-破翁救友”部分）。

司马光好学强识，既诚实聪明，又十分乖巧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受到许多当时的大臣、名士的赏识。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宝元元年（1038年），二十岁的司马光参加了会试，高中进士甲科。此后至嘉祐八年（1063年）四十五岁时，是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

及第之后，司马光被授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成为忘年之交。同年，司马光和张存的女儿结婚。

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司马池在苏州，为侍奉父亲，他求得朝廷改他签书苏州判官事。这时，司马光的母亲去世，他只得辞官回家服丧三年。在此期间，西北党项首领元昊称帝（宝元元年，1038年），建立西夏。随后宋夏战争爆发，宋军连连失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首》《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雎》《秦坑赵军》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在居丧三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庆历四年（1044年），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意气风发的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开封。

庆历七年（1047年），贝州王则起义爆发。这时司马光父亲的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六十六天，首领王则被杀，其余尽皆焚死。

皇祐元年（1049年），庞籍升任枢密使，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但没有得到朝廷许可。皇祐三年（1051年），再由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是年，任贡院属官。他在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1051年），宦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其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大臣夏竦死后，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

皇祐四年（1052年），司马光迁官殿中丞，除任史馆检讨，“修日历”，又改集贤殿校书，专任史官。

至和元年（1054年），庞籍被罢相，出知郓州（今山东郓城境内），召司马光为为郓州典学。不久，升任通判。第二年（1055年），庞籍改知并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随其赴任，改通判并州。

嘉祐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二、三状），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选择了沉默。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恩德，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各地司马光雕像”图册部分参考资料）

嘉祐三年（1058年），司马光入朝任开封府推官，获赐五品服；嘉祐六年（1061年），负责擢修“起居注”。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五状，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

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嘉祐七年（1062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下葬时赐卤簿。司马光认为董妃秩分低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表彰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针对仁宗晚年迟迟不立嗣子一事，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仁宗养子赵曙被立为皇太子。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嘉祐六年（1061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仁宗为民着想，尽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自己的特长。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指英宗与养母曹太后）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英宗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英宗“无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太后，一封给英宗。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

在边事上，司马光指斥生事的边臣，如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对西夏的使者傲慢无礼，司马光请加治高宜罪行。又如，赵滋在雄州专以猛悍治边，以对付辽人。司马光批评朝廷的政策，指出：“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治平元年（1064年），他又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司马光在边事上的主张，得到辽、夏的尊重。“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据说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治平二年（1065年）七月初六日，司马光被除授为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因对谏职彻底失望，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位龙图阁直学士。在同年的“濮议”中，他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一派，但英宗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支持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的意见，并将反对派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开封。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此举招致了司马光的坚决抵制，他与同僚纷纷自请同贬出京。

英宗在位四年间，司马光相当活跃，频繁上书论政事、论备边。而他在学术上重要的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治通鉴》的编修。

治平元年（1066年），司马光进献《历年图》五卷，其书“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年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后又编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迄秦二世三年（前207年）。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进呈英宗。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先后选择的有刘恕、刘放及范祖禹等为属官。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死，太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三月，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命其为御史中丞。十月，《历代君臣事迹》修成。因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故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该书制《序》，面授司马光，令他待书成之后写入；又赐给他自己在颍王府邸时的旧书两千四百零二卷。

神宗即位以后，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熙宁二年（1069年），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升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以自己“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司马光看到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而被罢官，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此后，他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

司马光在洛十五年，与周围朝廷的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徜徉园林之中。以政见来看，这些参与者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因此，洛阳耆英会被认为是这些人士的盛会。

另一方面，得到更多空闲的司马光得以专心修史。熙宁六年（1073年），司马光之子司马康被表授为“检阅《资治通鉴》文字”。是年，司马光获授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他进献所修《百官公卿表》十卷、《宗室世表》三卷。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被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神宗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神宗专属的睿思殿图章，因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该书撰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十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高太后当政。高太后很快便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使他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十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又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四月，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再次重复他的“为君当有三德”论，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高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他为门下侍郎（副宰相）。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高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高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并允许他免去朝觐，乘坐肩舆，每隔“三日一入省”。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高太后听闻讣讯后，悲痛不已，与宋哲宗前往其府邸祭奠，赐以一品礼服入殓，以及银、绢七千两（匹）；追赠他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哲宗亲自题赐其墓碑名为“忠清粹德”。朝廷又下诏令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丧，将司马光的灵柩归葬陕州。他的灵柩送往夏县时，开封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他们如同失去亲人一样悲哭。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拜相，议论司马光变更熙丰法度。同年七月，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追复太子太保。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又降为正议大夫。八月，禁止其子孙在京任官。翌年（1103年），再次追降为左光禄大夫，旋即除名，将司马光列为“元祐党人”之首，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

到大观年间，司马光又被追复为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得以配享哲宗庙廷。绍兴十八年（1148年），绘像于景灵宫。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咸淳三年（1267年），从祀于孔庙。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主词条：《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其书局在开封时已奉诏成立，到司马光来洛阳后，又随之迁到洛阳。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除了主编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全书的“是非予夺之际”，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一出君实笔削”，不假他人之手。而《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如《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他指出，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发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资治通鉴》问世以来，注释、补订、续作、改作者连续不断，形成了“通鉴学”。就注释补订而言，有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严衍的《资治通鉴补》等；就续作而言，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资治通鉴》《宋元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后编》《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等。就改作而言，由《资治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新体裁，为中国史学独创一格，形成了纪事本末体系列和纲目体系列著作。

主词条：元祐更化

宣仁高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尽管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他执政后，仍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

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司马光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不以文学自矜，他评价自己“至于属文，实非所长”。但他学问博大精深，把做学问与作文章结合起来，虽无意为文而文自工。司马光“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认为华而不实的诗无用，他所称赏的不是辞藻堆砌的诗，而是平淡闲远，抒发真性情、真自我的诗歌。

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颇有成就。在理学上，他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有重要的地位。同二程的观点相比，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朱熹将其与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

司马光留存下来的书法作品不多，他的字瘦劲方正，一笔一画都写得十分规矩，即使是长篇大幅，也毫不马虎。如此端劲的书风，与他忠直严谨的个性也是相似的。

司马光是以正书和隶书为主要书体的，且正多于隶。其正书的特点是：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在横划的入笔出锋处，时常带有隶意蚕头凤尾的意图和造型，明显融入了隶书传统。而隶书的特点则是：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线条以直弧相参，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其隶法之外兼带楷意，无一般唐隶多见的肥满之弊，有怒而不威的风致。

司马光之书法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他具有对书画和金石的学识与鉴赏之能，并根据个人胸臆，博采众家之长，融秦篆之圆劲、汉隶之凝重、晋人之蕴藉、唐楷之刚健于一炉，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和风格，这在宋人书法中无疑是自成一家、独树一帜。黄庭坚《论书》曾评价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宋高宗也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赵顼：

吕公著：“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阔。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

文彦博：

邵雍：

程颢曾“道君实之语”，“自谓如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

程颐：

苏轼：“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平！’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

邓润甫：“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

陈师锡：“元丰之末，中外汹汹矣。宣仁圣后再安天下，委国而治者，司马光、吕公著尔。”

黄庭坚：

安民：“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

崔鶠：“司马光复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于泰山。”

邵伯温：“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陈瓘：

赵逵：“司马温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财，吾虽不肖，庶几慕之。”

朱熹一方面肯定司马光，说：“温公可谓智仁勇。他那治国救世处，是甚次第！其规模稍大，又有学问。其人严而正。”并在门生问“温公当路，却亦如荆公，不通商量”时，解释道：“温公亦只是见得前日不是，己又已病，急欲救世耳。”但在《朱子语类》中，朱熹及其子弟也曾直接批评司马光道：“诸先生皆以为司马公许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鉴；及到入朝，却做得许多不好事”，“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温公之说，前后自不相照应，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

张轼：“司马温公改新法，或劝其防后患，公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更不论一己利害。虽圣人，不过如此说。近于‘终条理者’矣。”

叶适：“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

刘宰：“温公之学，始于不妄语，而成于脚踏实地。学者明乎是，则暗室不可欺，妻妾不可罔。”

王称：“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岂可以强得哉，湛然无欲，而推之以至诚，斯天下归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计以定，以义事英宗，而大伦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于洛也，若与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则泽被天下，此无他诚而已，诚之至也，可使动天地、感鬼神，而况于人乎？故其生也，中国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罢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岂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

吕中：

王应麟：“欧阳子（欧阳修）之论笃矣，而‘不以天参人’之说，或议其失。司马公之学粹矣，而‘王霸无异道’之说，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难！”

脱脱、阿鲁图等《宋史》：“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一旦起而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开言路，进贤才。凡新法之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张之，不数月之间，刬革略尽。海内之民，如寒极而春，旱极而雨，如解倒悬，如脱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与咨嗟叹息，欢欣鼓舞，甚若更生，一变而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