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1048年5月25日～1085年4月1日），初名赵仲针，北宋第六位皇帝。宋英宗赵曙长子，生母为宣仁圣烈皇后高滔滔。

庆历八年四月戊寅日（1048年5月25日），赵顼在濮安懿王宫邸睦亲宅出生。是宋英宗赵曙和宣仁圣烈皇后高氏所生长子。八月，宋仁宗赐名为赵仲针，不久被授为率府副率，后三次升迁至右千牛卫将军。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赵顼与其父赵曙一起入居庆宁宫，当时他曾经梦到有一位神人捧着他登天。农历三月，宋仁宗逝世，赵顼父赵曙即位，授赵顼为安州观察使，封光国公。是年五月，赵顼受经于东宫。据记载，赵顼相貌不凡，举止皆与常人不一。而且天性好学，每次请教学问都一直到日落而忘记了进膳，宋英宗赵曙见了他如此好学常常派遣内侍去阻止他。赵顼每次正衣冠与行礼都非常注意，即使是最炎热的时节，也未尝用扇。侍讲王陶进入宫内，赵顼率弟弟赵颢向他参拜，可见对师傅的尊重。九月，又加封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淮阳郡王，改名为赵顼。

宋神宗幼时，便“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立志“雪数世之耻” ，到十多岁时，神宗就“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 。父亲英宗即位时，神宗十六岁，这期间王安石的改革理论在社会上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加之在颍邸任职的韩维、孙永等人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其日常讲论之间，神宗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对王安石更加关注。

治平元年（1064年），赵顼进封颍王。治平三年（1066年）三月，纳故相向敏中的孙女为夫人。十月，宋英宗病重，赵顼按照宋仁宗时期的旧制，请求两日一到迩英阁讲读，以安朝廷百官之心。十二月，赵顼被立为皇太子。宋神宗在东宫读书时，就十分崇尚法家学说。在法家之中，他尤其喜欢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法家学说对神宗确有很大的影响。在后来谈论治国之道时，宋神宗常常提起一些古代锐意变法的法家人物，“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于齐，商鞅之于秦，吴起之于楚，皆使政令必行”。法家学说中改革进取的精神与“法”、“术”、“势”相结合的加强君主专制的思想，对宋神宗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次年改元熙宁，宣告大赦天下。并派遣冯行己向辽朝告哀。又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高氏为皇太后，命宰相韩琦为山陵使。同月，以韩琦为司空兼侍中，曾公亮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进封英国公，文彦博为尚书左仆射、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富弼改授为武宁军节度使、进封郑国公，曹佾改授为昭庆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张昪改授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宗谔授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授为集庆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欧阳修、赵概并加尚书左丞，仍为参知政事之职，陈升之为户部侍郎，吕公弼为刑部侍郎，允弼、允良并加守太保，册封其弟东阳郡王赵颢为昌王，鄠国公赵頵进封乐安郡王。

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年）的时候，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参见词条：王安石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同时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变法措施大概分为三个部分：即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随后新法逐渐出台。

新法刚一出台，便招来朝野间一片指责和谩骂，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进行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责，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三不足的口号，赵顼对王安石表示支持，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做法。在两派争议当中，赵顼先后罢退了一批对变法持否定意见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锣、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

熙宁三年（1070年），擢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让其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赵顼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赵顼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熙宁新法虽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维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 “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熙宁九年（1076年）春天，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求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已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没有回朝。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主词条：元丰改制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失去了王安石，赵顼本就很伤心，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赵顼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未再进行大的变动。

北宋中期冗官成灾，不但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官员急增，而且造成官职不符，大批官僚无所事事却身居要职；办事效率低下，得过且过之风盛行。这种官僚体制，当然既无益于朝政，更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因此，宋神宗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心对官僚体制进行改革。

首先对中央机构进行整改，使“台、省、守、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适当合并机构，裁减官员，使官员名实相符，有职有权。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统管中央行政。中书省主管宣布皇帝命令，批复臣僚奏议，决定重要官员的任免，下设吏房等八房办事机构。门下省主管审议中书省所定事宜。尚书省是执行机关，设宰相，分六部，行使实际权力。但兵部只管保甲、民兵等事，实际兵权仍为皇帝和枢密院掌管。这样，宋初以来中央机构虚职多而实职少的弊端，得以扭转，原来“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厘本务”的怪现象消除了。

其次，宋神宗统一了全国官员的薪金，原来只领薪金的虚官，改为相应的阶，以阶级领薪金，以便于对官员的考核和使用，使“卿士大夫涖官居职，知使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发挥官员的积极性。

宋神宗的元丰改制，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机构体制改革，精简官员，因而他徒有良好的愿望，却不可能达到巩固改革成果的目的。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病情恶化。大臣们乱成一团，王珪等人开始劝赵顼早日立储。赵顼此时已经有不祥的预感，无奈地点头同意了。神宗六子赵佣，改名为“煦”，被立为太子，国家大事由皇太后暂为处理。赵顼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赵顼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同年三月戊戌日（4月1日），年仅38岁的神宗赵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他耗尽一生心血的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暂时废除，不过，哲宗亲政后又陆续恢复，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仍在继续执行。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077年）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078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1080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元丰元年（1078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

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

元丰五年（1082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熙宁变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七亿亩耕地，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

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编纂《通鉴》提供客观的条件。赵宋王朝建立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文化事业的发达，加之宋王朝实行“右文”政策。雕版印刷术的普及，造纸术的进一步改进，对文化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初期，先后编成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部书，就是宋代“右文”政策结出的硕果，又是宋代文化发展的标志。龙图阁和天章阁分别是度藏太宗、真宗著作的地方，也藏有不少典籍。仅崇文院藏书，据仁宗时修成的《崇文总目》记载，就有书籍30669卷，可谓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这就从资料上为书局编书提供了保证。书局迁到洛阳后，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赐予司马光，并为《通鉴》作序。

今湖南西部及其边临地区为宋代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原设羁縻州数十，北部称北江，南部称南江，合称两江，由荆湖北路的辰州（今湖南沅陵）管辖。

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王安石派新法主将章惇以察访荆湖北路常平等事为名开发两江地区。同年十一月首先开发荆湖南路的梅山地区（今新化、安化、武冈地区），设新化县，次年又于临近地区设安化县（今安化东南）。熙宁七年开发南江，设沅州（今芷江）及卢阳县（州治，今芷江），后又设黔阳县（今洪江市西北黔城）。熙宁九年，北江也得到开发，以后又在湘西陆续设置县、镇、寨，湘西地区逐渐得到开发。

王韶曾上书称：“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设洮河安抚司，以王韶为长官。次年五月又设通远军（今甘肃陇西），王韶兼任知军，经略河湟地区，得到王安石的全力支持。八月，占领武胜军，改名镇洮军。十月，升为熙州（今临洮），并设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司，王韶为长官兼知熙州，本路所辖州、军，其时河、岷、洮三州尚未占有。次年三月占河州（今临夏市），军行近两月，千八百里，又占宕（今宕昌）、岷（今岷县）、叠（今迭部）、洮（今临潭）等州，宋复设河、岷、洮州，其余改为城、寨。熙河路辖区终于全部占有，对西夏起到了抑制作用。

详见：宋越熙宁战争

交趾位于今越南北方地区，自仁宗末期以来，就时时侵扰宋朝边境。

熙宁八年（越南大宁四年，1075年）九月，交趾军攻占宋古万寨（今广西扶绥西北），十一月又大举进攻，水路渡海攻占廉州（今合浦）、钦州；陆路于次年正月攻占邕州（今南宁）。

熙宁九年（越南大宁五年，1076年）二月，宋任命郭逵、燕达统兵5万号称10万进行反击，失地相继收复。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宋军攻入交趾境内，击败交趾的象阵，交趾军溃逃，宋军攻占门州（今越南同登）。宋军从山间小道直插富良江（今红河），离交州（今河内）30里，交趾将舰船全部聚集南岸，宋军无法渡河，设伏诱敌，交趾中计渡河出击，宋军伏兵齐发，交趾大败，洪真太子战死。十二月二十一日（1077年1月18日）交趾王李乾德割地求和，宋军统帅郭逵接受降书后班师北返。

详见：宋夏战争、永乐城之战

元丰四年（西夏大安七年，1081年），西夏惠宗秉常拟割地与宋议和，被梁太后囚禁。七月，宋乘机出兵，五路攻夏。十一月末，宋将刘昌祚攻至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城下，即将攻入城内，为主帅高遵裕嫉功驰使制止，以致贻误战机，久攻不下，反被西夏决河水所淹，宋军被迫退回。李宪率熙河路宋军于九月初二攻占兰州，随即筑城。神宗采纳李宪建议，于次年正月改熙河路为熙河兰会路。七月，宋神宗采纳徐禧建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

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神宗在银、夏交界修筑永乐城屯军，想要困住兴州的西夏军。不料西夏出动了30多万大军围城，永乐城失陷，宋军将校伤亡200多人，损失民夫工匠20多万。战报传至汴京，神宗临朝恸哭。他从此也失去了斗志，继续维持着原来对西夏的纳贡和议。

宋神宗在一系列变法中，教育方面的改革异议较少，州县建立小学，朝廷直接领导太学，分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等，由定期的考试选拔。外舍生两千人，考试优秀的升内舍生；内舍生三百人，考试好的升上舍生；上舍生一百人，优秀者可以直接选拔为官。

苏东坡曾写过一首《吟桧（树）》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就这样两句诗，却惹起一场事端。 同平章事王珪，便向宋神宗奏道：“臣下的看法，苏轼对圣上有不臣之意，应从重量刑，给以处罚”神宗说：“朕一直待苏轼不薄，所以，尽管苏轼有错，但还不至于达到谋反的地步。不知爱卿是如何知道苏轼要谋反的？”王珪说：“他作咏桧诗，内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句。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是他的知己，却把地下蛰龙作为自己的知音，这不充分说明他确有不臣之意吗？非严遣不足示惩。”神宗听后说道：“诗人作诗，本为咏桧，与朕有什么相干？请你们不要再妄加牵强附会了。后来，又有人诬告司马光、张方平、范缜、陈襄、刘挚等人，都与苏轼有相类似的举动，并且经常私下联络，都应该受到严厉惩罚！对此，宋神宗坚决不允许，最后，只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赵顼即位后的时候，有一天，御史蒋之奇上书弹劾尚书左丞欧阳修，说其作风不正，与外甥女有乱伦之丑闻。神宗看后，转问故宫臣孙思恭。孙思恭答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并指出此事关系到大臣名节，应谨慎从事。神宗下诏蒋之奇，让他拿出证据，蒋之奇的上谏本来就是道听途说，哪来的证据，见神宗令他出证，一时便慌了手脚，只好说出此事是从中丞彭思永处听来的。神宗又问彭思永，结果，彭思永又说他是听来的，并无证据。这彭思永又如何听来的？经进一步查证，神宗终于弄清了说欧阳修乱伦之事纯属诬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平时因与欧阳修有矛盾，便捏造流言蜚语，说欧阳修有淫乱行为。这流言蜚语不知怎么传到了中丞彭思永耳中，彭思永又告诉了蒋之奇。而蒋之奇未分真伪，竟然以此为由上奏弹劾。宋神宗弄清之后，怒责蒋之奇诬告行为，遂后连同彭思永一并贬职，调出京城。神宗严惩诬告，朝廷震动，天下服其明鉴。

参见：永裕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