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甲法，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

熙宁三年颁行。保甲法规定：

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

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

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

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给百姓的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最终被罢废。

王安石实行保甲法的目的：

第一是“除盗”

第二是“与募兵相参”，部分恢复征兵制

第三是“省养兵财费”（《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丁未）。

自熙宁三年（1070）颁布保甲法后，又陆续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的规定，将五户为一保，二十五户为一大保，二百五十户为一都保的编制推行于各路乡村。

据《宋会要》兵2之5—7，《长编》卷24s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载，保甲法开始时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后分别减为五户，二十五户和二百五十户。保甲是乡兵，宋廷为了实行“以丁联兵”（宋会要各兵2之23），“与募兵相参”，主要采取“上番”和“教阅”两项措施。

上番是全国性的。

熙宁五年（1072），宋廷先后发布两道命令，规定主户保丁轮流在各地巡检司上番，“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每五十人轮大保长二，都、副保正一统领之”（《长编》卷235熙宁五年七月壬午）。

保丁上番，“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盐菜钱一十文”（《长编》卷343元丰七年二月辛未），而都、副保正可另外得钱七千文，大保长三千文。

在上番期间，“保正、长、保丁殴骂所辖巡检，依本属刺史、县令法。保丁殴骂保长、保正，加凡斗二等”，以建立严格的封建等级隶属关系。

上番带有很大的强制性，保丁“私逃亡，杖六十，计逃日补填。酉点不到，不赴教阅，许小杖科决，不得过七十”。

保甲上番的任务，是在巡检管辖下，“教习武艺”，“出入巡警”（《长编》卷237熙宁五年八月壬辰）。

在保甲上番后，巡检司下原有的军士大部裁撤，只留下少量军士供役使。

接着，宋廷又命令“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司法”（《宋史》卷192《兵志》），县尉司下的弓手自然也作同样处置。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地上番的时间并不统一，如陕西是所谓“旬上”，即十天为一期（《长编》卷343元丰七年二月辛未），而“河北、河东等路义勇保甲令于巡检、县尉下上番”，“其上番人并半月一易”（《长编》卷274熙宁九年四月庚戌）。

此外，北宋还对保甲上番颁发了一项重要的修订，即“诸路五亩以下保甲更不轮差赴县尉、巡检司，仍免教阅”（《长编》卷281熙宁十年四月丁未）。

保甲在各地巡检司和县尉司上番，还限于维持地方上的封建治安，并非作正规军使用，由于上番时限的短暂，加之各地保甲上番的数量和规模不等，实施状况不一，事实上也不可能进行多少军事操练。

因此，宋廷更加重视的，还是对保甲的教阅。

最早在熙宁四年（1071），开封府已规定“农隙”之时，“保丁肆习武事”，经过校试以后，武艺高强者可以升官或免除部分税役(《宋史》卷192《兵志》)。熙宁八年（1075），又令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实行农闲操练，每年十月至来年正月，义勇保甲分批往州县参加教阅，每期“教阅一月”（《宋会要》兵2之10）。后又将河北与河东的冬教时间，改为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长编》卷269熙宁八年十月癸丑）。

上番推行于全国，而教阅仅限于开封府界和北方的河北、河东和陕西，在这些禁兵的主要集结地推行保甲教阅，其用意当然是非常清楚的。

元丰时，宋廷又将陕西、河东和河北“五路义勇并排为保甲”（《宋会要》兵2之19—20），并实施“团教”和“集教”。

集教是将大保长集中教阅，开封府界设置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

大保长学成武艺，转充教头，又对保丁实行团教，“凡一都保相近者分为五团，即本团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宋史》卷192《兵志》）。

据元丰四年（1081）统计，开封与五路参加教阅的保丁、大、小保长和都、副保正达六十九万多人。开封与陕西，河东、河北参加教阅的保甲数据《宋史》卷192《兵志》，又《长编》卷337元丰六年七月庚申，还分别记载开封等地的详细数字。

宋廷还专设提举保甲司，负责保甲的教阅事宜。

上番，特别是教阅，给保丁们带来非常深重的苦难，不仅严重影响家庭的农业生产，还受尽保正、保长、巡检、巡检部属的指使和提举保甲司的指使、勾当公事的欺凌和勒索。有些保丁自毁肢体，以求免于教阅，逃亡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毫发爱百姓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积愤衔怨，人人所同”，遂起而反抗，“执指使，逐巡检，攻提举司〔勾〕当官”（《长编》卷361元丰八年十一月丙午）。

到宋神宗末年，“诸路盗贼蜂起，皆保甲为之，本欲御寇，乃自为寇”（《要录》卷96绍兴五年十二月丙午）。

事势的发展，恰好走向了统治者意愿的反面。

保甲的上番和教阅，既然是以尖锐的阶级矛盾为基础，并使这种矛盾更加激化，这就决定了保甲不可能具备坚强的战斗能力。后来宋哲宗亲政时，章惇曾吹嘘熙宁时，保甲“教艺既成，更胜正兵”(《宋史》卷192《兵志》)。曾布也说，“是的诸县引见保甲，事艺精熟”，“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趋赴，及引对，所〔乘〕皆良马，鞍辔华楚，马上事艺往往胜诸军”(《永乐大典》卷19735《曾公遗录》)。他们所说的即使是事实，也不过是反映某些官户和富家子弟，希望通过皇帝阅试武技，而得到入仕或升官的机会，并不能反映广大贫苦保丁的训练水平。

事实上，尽管保甲教阅多年，宋廷却从未将保甲当作正规军使用。元丰四年(1081)，为进攻西夏，宋廷除大量调遣禁兵外，还令开封府和陕西“共选募义勇保甲万人”(《长编》卷313六月壬午)。但是，宦官王中正显然对选募保甲参战没有信心，“乞更不选拣义勇保甲一万人”(《长编》卷314七月壬子)，很快得到批准。在战争过程中，义勇保甲无非是担任“守城”，“慊役”，“辎重”，“馈运”等辅助性差使(《宋会要》兵2之22，《长编》卷315元丰四年八月丁巳，卷326元丰五年五月丙申)。总而言之，宋神宗君臣虽然对教阅保甲费尽心血，结果却并未对增强军力起多少作用，无异于画饼充饥。马端临说，“保甲之事”“徒足以困百姓，而实无益于军实”(《文献通考》卷153)，这是实事求是的评论。

年幼的宋哲宗刚即位时，反变法派上台，废罢团教，虽规定仍然实行“冬教”，实际上也处于“弛废”状态(《宋史》卷192《兵志》)，而广大乡村的保甲编制依旧保留。此外，还在保丁起义最盛的河北，“寄招保甲，填在京禁军阙额”，“虽短小一指”，身长不合格，“并许招刺”，还另外“增钱一千”(《长编》卷373元祐元年三月乙酉，卷377元祐元年五月戊午)。这是赵宋统治者传统的募兵弭盗政策。

待到宋哲宗亲政，重新起用变法派后，安惇上奏，建议恢复保甲教阅，而曾布却说：“然废罢已十五年，一旦复行，与事初无异，当以渐推行，则人不致惊扰。”(《永乐大典》卷19735《曾公遗录》)他提出种种理由，主张缓行，实际上是害怕“惊扰”乡村，再次出现起义。后来保甲教阅毕竟恢复了。宋徽宗时，虽大事推崇其父“神考，，的“良法美意”，由于保甲教阅造成的骚扰，崇宁年间，“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阅，又二百三十余牒遮枢密张康国马首诉焉，，(《宋史》卷192《兵志》)，故最终仍然无法将教阅制度维持下去。李纲后来说：“十余年来，降指挥以免教阅，其法遂废，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梁溪全集》卷63《乞籍陕西保甲京东弓箭社免支移折变团结教阅札子》)。

关于北宋后期保甲军训的盛衰，正如马端临所说：“自元丰而后，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阙额，则收其廪给，以为民兵教阅之费。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宁，大观以来，蔡京用事，兵弊日滋。”(《文献通考》卷153)自唐朝废除征兵制，推行募兵制后，北宋后期实行保甲军训，实为部分恢复征兵制之举。然而史实证明，恢复征兵制的企图是不成功的。[保甲法涉及的方面较广，还包括宋朝乡村政治制度，役法改革等方面，本书仅从保甲军训的方面予以评述。]

保甲法始终遭到士大夫的激烈反对.因为保甲法具备了一定的军国主义倾向,有向军功爵位制递进的可能.这将彻底摧毁士大夫阶层,对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传统将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影响.

保马制是让百姓几家合力为国家养马作军事用途，因为北宋缺乏牧区。保马法，王安石变法之一。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进士。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 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　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

他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主张“绝求正所以经世务”，设置专局，使子与门人纂修各经新义，以为诵习的定本。《诗》、《书》、《周官》三经新义最为重要，《周官新义》尤能阐发新政理论。他的诗文颇有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散文雄健峭拔，旧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桂枝画·金陵怀古》颇有名。所著《字说》、《钟山目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残卷、《老子注》若干条。

桂枝香(登临送目)

浣溪沙(百亩中庭半是苔)

南乡子(自古帝王州)

渔家傲(平岸小桥千嶂抱)

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

千秋岁引(别馆寒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