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1868年2月11日－1943年8月1日），原名林天波，字长仁，号子超，晚年自号青芝老人，别署百洞山人、啸余庐主人、凤港渔翁、虎洞老樵，福建闽县（今福建闽侯）人，中国近代政治家、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1931年－1943年）。

清同治七年正月十八日（1868年2月11日），林森出生于福建闽侯县凤港村的一个商人家庭。

同治九年（1870年），三岁的林森随父林道炳移居福州仓山土地庙街（今仓山区麦园路），六岁开始读《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经书。光绪三年（1877年），进入美国教会办的培元学堂学习。

光绪六年（1880年），清兵屠杀尚干乡人林北等十八人，这使少年林森逐渐产生对清王朝统治的痛恨之情。

光绪六年十二月（1881年1月），毕业于培元学堂。同年进入鹤龄英华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在校期间曾被推为书院学生自治会会长。后因不满学校当局强迫学生信仰宗教，曾向该院主理建议有关改进校政的三要点。主理不但不予采纳，反而认为他无理要求违反院规，暗中勒令其退学（一说是愤恨鹤龄英华书院外国老师对中国学生的侮辱，主动离校）。总之，林森在英华书院未能毕业，遂于光绪九年（1883年）考取台湾西学堂，赴台读书。

光绪十六年（1890年），林森毕业于台湾西学堂，又考进当年新设立的台湾电报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年），于电报学堂学习、训练一年后被分派到台北电报局工作。年初，回福州省亲并与郑氏结婚，仅过三天，又往台湾电报局任职。光绪十九年（1893年），因郑氏病重，回福州探亲。同年，郑氏病故，林森誓不再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台湾在《马关条约》中被割让给日本。林森得知后，积极投身于反割台斗争。他与电报局同事、学堂学生积极编组义师，进行军事训练；还与同学陈治安等人以科学方法制造地雷，组成地雷队，投入黑旗军刘永福部将彭桂森麾下。曾在彰化八卦山与日军战斗，给日军以大量的杀伤，坚持了三个月（参见词条乙未战争）。后因腹背受敌，全军覆没，陈治安等壮烈牺牲，林森脱身返归大陆，继续在福州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并曾从事多项职业作为革命行动的掩护。同时，他还在福建四处奔波，联络有志之士开展救亡活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林森被列为“乱党”。为避免被捕的危险，他再次前往台湾。在台北时，林森寄居在大稻埕朋友张少湘的家，与各地抗日志士互相联络，策划光复台湾之事。在此期间，林森加入了兴中会。由于日警侦查甚严，林森考取台南法院嘉义支部任通译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既懂闽南语，又懂英语和日语，因此当被捕的志士仁人受审讯时，他多避重就轻传译。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奉孙中山的命令，回福建从事革命活动，但缺乏路费，难以成行。在友人林志图帮助下，才得以成行。返闽后，奉孙中山之命与林雨时一起组建兴中会福建分会。但由于基础薄弱，成立兴中会分会尚非一时可成。由是，林森与林雨时分别应聘闽县、侯官两地高小学堂执教，以此为掩护，进行革命宣传及人才培养等工作。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林森前往上海电报局工作，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次年（1902年）考入上海江海关工作。同年，与林述庆等筹建旅沪福建学生会。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旅沪福建学生会成立，林森被选为主席。不久，学生会同闽籍留日进步学生林文、方声洞等建立了联系，并在福州设立了学生分会。

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经过长期充分调查研究，托名“福建人著”，编成《闽警》一书（林森口述，蔡人奇笔记），以揭露满清政府之腐败、日本侵略中国之野心，以及唤起人民救亡图存的意志。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林森率全体学生会会员加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自上海回到福建考察地方政治。不久后回沪。

宣统元年（1909年）夏，被调往九江海关工作，在庐山牯岭结识吴铁城。随后，他秘密组织中国同盟会九江支会并出任“支会主盟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时在九江繁华地带公开设置“浔阳阅书报社”，自任社长。林森常以自己薪俸用以阅书报社经费，进行革命宣传，推行天足、禁烟、清洁卫生等社会改革工作。

此外，林森在九江积极笼络新军军官，与蒋君羊、蔡公时等江西革命志士保持密切联系，以图大举。又以创办商团保护商民的名义，成立了军事训练班，拉拢五十三标的新军军官多人做教练，并借此和新军往来。林森亲自参加训练班，受军事教育六个月。军训结束后，便开始办商团。

宣统三年（1911年）春，在广州起义前，林森与林文密商参加起义之事。后在回闽奔祖父之丧时，说动福建清军第十镇二十协协统许崇智转到革命阵营，并嘱他要紧拖住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后来半年后光复福建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与上海的陈子范、湖北的詹大悲建立联系，以图大举。

主词条：九江起义、海军起义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消息传到九江后，林森将快报贴到浔阳阅书报社门口，向群众宣传武昌起义胜利的意义。当时江西巡抚冯如骥奉命派兵前往武昌增援，官兵路经九江浔阳阅书报社门口时驻足观看，林森趁机安排人热情招待，告诉他们武昌革命军是汉人打异族人，官兵听后军心动摇，不愿登船前往武昌。10月22日，他加紧策动清军驻九江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发动九江起义。10月23日（农历九月初二），九江起义爆发，一举成功，宣布独立。随后成立九江军政府，林森被举为副民政长。九江起义布置周密，未伤一人，城市秩序井然，深得人民欢迎。九江租界西人认为“此次九江布置皆系林君（林森）筹划，由先得关员及西人赞助，故着手较易”。

11月6日，林森被推举为江西出席临时参议院代表。他派林知渊前往镇江督促林述庆举义；福建学生会会员林之夏也奔走于南京、镇江、上海之间，策划革命，促其旧部林述庆及时响应。7日，林述庆率领镇江新军发动起义。

11月8日，驻泊镇江的海军“楚观”“楚同”“楚谦”等12艘军舰接受林述庆劝告响应革命。11日，黄钟瑛率清海军舰队抵达九江，准备归附革命军。但事先舰队与九江方面“未有密约，易生猜贰”。为促成这支海军与革命军的联合，林森、吴铁城当天就登舰拜访，进行沟通联络工作，促成“海琛”“海容”“海筹”三大舰以及“江贞”“飞鹰”等舰起义，大大减轻了武昌的压力。随后又与起义海军共同商定了统一江西和援鄂、援皖等决策。

11月中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先后在沪、汉、宁开会，林森作为江西代表，曾参加上海、南京会议，同其他代表一起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民国元年（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林森作为福建省的议员参会。29日，林森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议长。2月上旬开始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工作。2月5日，林森主持参议院会议，修正通过孙中山提议关于“清室优待条件”，坚持原则，不向袁世凯妥协。2月15日，孙中山咨请参议院复议临时政府地点。经激烈争论，林森再三说服，参议院以19票对7票决定临时政府仍然设在南京。但袁世凯不愿到南京就职。16日，林森提请辞职，未获准。

孙中山解职大总统后，由袁世凯继任，临时参议院全体成员前往北京办公。4月29日，参议院在北京举行开院礼。袁世凯率领国务员莅会，“佩剑登场，趾高气扬”，遭林森阻止，要求其“解除佩剑，以崇法治”。袁世凯只得听从。在开院礼上，林森致辞希望大总统及执政诸君以民国前途为重。但开会时出现了新旧议员冲突的混乱局面，致使林森难以主持会议。30日，他再次提出辞职，得到批准。

同年春夏间，辞职后的林森回到福建，按照孙中山的指示组织国民党福建支部。

民国二年（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杀（参见词条宋教仁案）。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林森作为福建省选出的参议员参加大会，并在25日膺选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29日，与马君武等人发表《通告》，揭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的阴谋。5月5日，和参众两院议员发表通电，对政府违法大借款签约不予承认。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少数国民党议员南下参加起义，包括林森在内的多数人仍留在国会中。9月，由于不能容忍袁世凯专权，他离京返回福州。

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党员的国会议员资格。林森也在被撤销之列。12月，在处理好家乡的事务后，林森取得出国护照，经上海前往日本东京拜见孙中山。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随后奉孙中山之命赴美洲，开展筹饷和党务活动。

民国三年（1914年）2月，林森被推为国民党美洲支部副支部长。3月，被推举为民国维持会会长。5月，到达美洲大陆进行活动。在工作之余，十分关注华侨的中国文化教育，曾经亲自担任华侨子弟小学的中文教师。冬，当选美洲国民党支部长。年底，前往古巴募捐筹款，逗留三个月，成效可观。

民国四年（1915年）3月，前往加拿大、美国纽约开展工作。5月，至纽约与冯自由晤面，促其克日东渡与孙中山共谋国是。7月，被选为美洲三藩市（即旧金山）民国维持会会长。

民国五年（1916年）7月13日，从旧金山起程回国。在林森任职美洲的三年间，总支部在阻止袁世凯借款、召开全美国民党恳亲大会，特别是在筹款方面，成绩显著，被孙中山誉为“领袖支部”。7月底，到上海拜见孙中山。8月初，去北京向刚恢复的国会报到。9月，与张继、居正等商组成立“宪政俱乐部”，与研究系的“宪法研究会”相抗衡。12月，“宪政俱乐部”分裂成四派，林森与谢持、居正、马君武等组成“丙辰俱乐部”，积极贯彻孙中山的主张，被称为“拥孙派”。

民国六年（1917年）6月，大总统黎元洪为安徽督军张勋等所迫，再次解散国会。孙中山率海军南下广东，开始“护法运动”。林森和其他一些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号召，聚集广州。8月25日，广州国会开幕，林森参加大会，讨论组织政府的问题。随后，护法军政府成立，林森于10月19日当选非常国会参议院议长。11月，为支持护法大业，他前往日本，联络侨领杨寿彭，向日本洽购飞机等军械。一年多后，这批飞机运抵广东，奠定了护法空军发展的基础。12月，前往南亚菲律宾等地向华侨募集捐款，以支持护法运动。

民国七年（1918年）春，林森从南洋回国。4月2日，被孙中山特命署理军政府外交总长。4月底，奉孙中山之命前往上海，联络议员南下，以召集足够人数在广州召开正式国会。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由于议长吴景濂等被桂系军阀拉拢，会议决定将大元帅制改为政务总裁合议制，以排斥孙中山。5月7日，林森在上海得知消息，联合在沪的二十七名议员通电挽留孙中山，要求非常国会延期改组。但国会对其意见置之不理。6月，林森回到广东，在国会中尽力调和各方关系，以贯彻孙中山的护法主张。10月18日，广州国会以压倒多数选举林森为参议院议长兼宪法会议议长。于是“拥孙派”在国会中的力量得到加强。

民国八年（1919年）1月，林森发起筹建黄花岗烈士墓活动（墓至1924年建成）。2月，编撰《碧血黄花集》，并为之作序，以缅怀烈士的革命精神。3月2日，当选国民外交后援会会长。“五四运动”爆发后，林森推动广东国民外交后援会组织有11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后与参众两院同僚共同要求迅速释放在“五四事件”中被逮捕的学生，主张严惩卖国贼，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在关于南北和议的态度上，他反对对和议再行让步。

民国九年（1920年）春，桂系军阀为了谋求同北洋军阀政府妥协，停发国会维持费，大部分议员离粤。4月，林森离粤赴沪。在赴沪途中，他写信给海外友人，谈到广州情况，谈到如今武人违法，南北皆然，桂系压迫国会更毒于袁氏（袁世凯），表现了对桂系的极端愤懑。11月，陈炯明率粤军回粤，孙中山再至广州重整军政府。

民国十年（1921年）1月12日，国会复在广州开非常会议，林森任非常国会议长。会议讨论组织军政府及选举总统问题，林森主张废除职责不明的军政府，赞成孙中山提出设立正式政府的意见，提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时期大总统。孙中山于5月5日就职，林代表国会授印并致词。10月，孙中山开始计议北伐，林森为此致书海外筹款。11月，孙中山誓师准备北伐，林森留守广州，代行大总统职权。

在两次护法运动时期，林森在孙中山左右“入赞枢机，出主坛坫，声光炳发，举措咸宜”，深受孙中山信赖。

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粤系将领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停止北伐，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广州非常国会也随之消亡。10月，许崇智回师入闽。10月31日，福州召开福建各界公民大会，林森被推举为福建省省长。

11月中旬，林森发布了五条施政方针：“（一）筹设自治机关；（二）公开财政；（三）免除苛捐；（四）整顿金融机关；（五）维护教育事业。”他不建省长公馆，廉洁奉公，勤勉施政；广招人才，励精图治。常带省长公署警卫队队长林叔向等轻车简从，深入民间，了解民情。

主词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2日，许崇智离闽回粤，林森在福建失去军事力量的支持。闽军司令王永泉趁机怂恿福州“公民团”掀起“倒林拥萨”风潮，推举萨镇冰为省长。迫于多方压力，林森在2月25日自行辞去省长职务。随后，他到连江青芝山休整，并购地托人修筑“啸余庐”，作为退身之所。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成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7月21日，孙中山任命林森为大本营建设部部长。10月10日，孙中山指派林森等组织国民党党务讨论会，由林森担任正主席。这个研讨会“实启国民党改革之先声”。25日，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苏联驻广东革命政府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为顾问，全面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着手起草党纲章程，办理各地分部登记，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林森与胡汉民、汪精卫、谢持、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在会议期间，林森共六次担任大会主席。30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增设海外部，由林森担任海外部部长。虽然参加了国民党改组事宜，但林森却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3月1日，刘成禺、冯自由等在林森寓所召集五十多人参加反共秘密会议，决定警告李大钊等共产党分子。6月12日，兼理治河督办。他认真履行职责，致力于整治西江、东江和疏浚珠江的工作，为民造福，成效可观。12月5日，孙中山肝病爆发，于月底调胡汉民赴京任秘书长，以林森“代行帅权”。

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随后，林森参与了孙中山的一系列丧葬事宜，并在南京紫金山开始筹建中山陵。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林森为委员及常委。11月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四中一届全会，即“西山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党籍案”“俄人包尔丁（鲍罗廷）顾问解雇案”“中央委员会暂移上海案”等决议。参加这次会议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林森是这次会议的“领衔召集人”之一，并多次担任会议主席，又被推举为“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常委兼海外部部长。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西山会议派”的一些成员受到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处分，其中林森受到警告处分。但他们不承认广州大会，同年3月仍继续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林森作为主席团成员，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在会议期间多在庐山和家乡休养，并未到任“西山会议派”授予的海外部部长职务。

民国十六年（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致使大革命失败。期间，隐居在福建山间的林森保持沉默，只在4月回南京，主持中山陵的建设。6月，他与“西山会议派”的其他成员被恢复了此前遭开除的党籍。9月15日，宁汉合流，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职权。沪方推林森等参加特委会，但林森此时在家乡主持修订《陶江林氏族谱》，身体也欠佳，故没有参加特委会的活动。17日，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加剧，到11月底特委会无形解体。同年冬，林森从福州回到南京，致力中山陵建设。

特委会成立前，蒋介石本已下野，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重新上台。1月3日，国民政府委员会议议决将加推蒋介石、孙科、林森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但林森仍然关注着中山陵的建设。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政府，林森出席会议。9月27日，被加推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0月8日，国民政府宣布实行五院制，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立法院副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他曾研究提交《民商统一法典的提案》，认为“统一民商二法，已成为现代立法之趋势矣”。月底，他提出筹备奉安和迎榇南下的详尽方案。11月，与郑洪年、吴铁城等驰赴北平（北京），准备迎榇南下。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22日，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3月，国民党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林森于27日的第一轮选举中以第四位的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由监察委员会推选为常务监察委员。6月孙中山遗体移葬南京，他作为迎榇专使之一，还是公祭活动的主祭者。奉安大典结束后，林森担任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继续进行中山陵第三期工程的建设。

民国十九年（1930年）1月6日，与蒋介石等11人任党史编撰委员会委员。4月下旬，任第五届全运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主持会务。11月24日，与蒋介石等十四名委员起草召集国民会议方案。

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下旬，胡汉民因同蒋介石发生矛盾被扣。3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由林森任立法院院长。事前他已出国赴菲、澳、美、英、德、法诸国慰问侨胞并视察党务，于是院长职务由邵元冲暂代。4月，邓泽如等四监委弹劾蒋介石，尚在国外的林森挂名四监委之内。5月25日，林森列名在唐绍仪等二十二人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之内，即行引退”的联署通电中。28日，反蒋派在广州组成“非常会议”，形成“宁粤对立”局面。由于林森和粤方几个要人关系较密，粤方曾把他的名字列在里面。6月2日，因挂名通电弹劾蒋介石，林森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并下令通缉。6月14日，林森仍被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大会选为立法院院长。10月中旬，林森回国，与陈铭枢居中斡旋，促成宁粤双方在上海正式召开和平会议。11月9至11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临时全体会议，决定召开“四大”事宜，林森被推举为“四大”大会主席团成员。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粤方乘机倒蒋。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林森被推为代理国民政府主席。17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推定林森等为临时常务委员。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林森担任会议主席。25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确定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第四次大会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元旦，林森宣誓就职国民政府主席。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就在林森任主席不久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随后，国民政府决定暂迁至洛阳。3月，蒋介石东山再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握国民党统治的党政军实权。林森本来就不具有实际职权，此后更形同虚设。同月，林森等强烈抗议日本承认伪满洲国，否认叛乱机构，并发布逮捕溥仪的命令。4月7日至11日，主持召开国难会议。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12日，当选中山文化教育馆理事。5月，“塘沽协定”达成，国民政府迁回南京。10月，被推聘为第五届全国运动大会名誉会长。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25日，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闭幕，林森连任主席。12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负责宪法草案的审查工作。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0月，被推聘为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名誉会长。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林森担任会议主席并致开幕词。22日，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12月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闭幕，决定林森连任国民政府主席。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3日，在上海对记者说；“保家始能保国，保国始能保家。”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并发表通电，阐述发动事变的缘由，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八项主张。12月13日，林森出席在中央党部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的联席会议，在谈到对西安张学良、杨虎城要不要出兵讨伐时，明确表示“讨伐令不可下”，极力主张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后，舆论氛围几乎是一边倒的：报纸众口一词地严厉谴责张、杨，许多地方实力派也致电中央主张讨伐张学良，甚至苏联《真理报》也发表文章谴责张学良是叛逆，为日本所利用。而林森在公开讲话中还能够从对外自卫的国力及其国际声誉受损失的角度谈张学良行为危害性，并肯定东北军“有志雪耻，本合乎人情天理”，还认为西安事变的出发点是“爱国”的。这在当时几乎是一致谴责的舆论氛围下，实属罕见。

12月23日，出席在中央党部召开的第三十次中央常会（临时会）及第三十一次中央政治会议，被推为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25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当蒋介石回到南京时，一下飞机就忍着腰痛向前来迎接的林森鞠躬致谢。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4日、2月18日，林森以主席名义连下赦免令、复权令，但蒋介石实际上并未执行，反而长期幽禁张学良。2月11日，林森七十诞辰，“各方祝寿电报如雪片飞来”。4月1日至23日，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召开，林森为名誉会长。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林森号召“全民奋起，全力抵抗……保卫国家之独立，维护民族生存”。10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11月，林森入川，受到十余万民众热烈欢迎。不久，北平、南京相继成立伪政权，林森发表严正声明，并发布明令通缉汉奸头目。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林森赴武汉主持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救国纲领》，议决召开国民参政会等。7月，国民参政会召开，林森为之致词，希望全国团结抗日，指出“多难兴邦”，“吾人既以此身许国家民族，自当冒万难以达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志愿”；并手书“抗战必胜”来激励全国军民。12月，汪精卫叛逃投敌，他力主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明令通缉。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9日，林森以中国国家元首名义向德、意、日三国宣战，并于此后致力于废除中国和美国、英国等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林森连任主席长达十二年，安于“典守印信”“垂拱而治”。因其人固守节概、独善其身，故在当时有正人君子之誉。他虽至高龄，公务从不少怠。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月，经过不懈努力，中美、中英新约签署，林森不胜欣喜，特邀宋庆龄、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合影。5月10日，在回官邸途中，途经化龙桥，司机驶车过快，突触电灯柱，车身震动而感到身体不适。5月12日，准备去接受挪威大使递交的国书，在车上晕厥，发生脑溢血，半身不遂（一说在途中与一辆美国卡车相撞而受伤中风）。6月下旬（一说5月底），病情略有好转，神志清楚，即由国民政府迁回林园官邸继续休养。

林森受伤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王乔治六世等特发来电报表示慰问，美国大使、苏联大使等外国使节也前往探视林森的病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亦对林森的病情表示了慰问，并特意委托周恩来为代表前往林园官邸探视。周恩来前往探视后，发现林森所住的双河桥官邸靠近新建成的成渝公路，林森躺在病榻上就能听见不远处汽车的轰鸣声。为此，周恩来特向重庆当局建议，将这条路进行改道，以确保林森能安静地休息。很快，当局责成有关施工单位，将成渝公路进行了改道。

此后，林森病情一直不太稳定。到7月份，林森留下遗嘱：

余忝任国民政府主席，十有二年。国难空前，时深儆惕。自中央奋起图存，决策抗敌，委员长领导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统帅忠勇将士，同心御侮，效命前驱，卒使寇氛渐戢，正谊昭宣，国际同情，日增平等，新约于焉缔结，益见得道多助，有志竟成。曩随国父之后，服膺主义，致力革命，原期于国于民，有以自效。现值抗战建国，同时迈进；而余以精力就衰，未能导扬盛治，目睹中兴，曷胜遗憾！所望同志、同胞尽皆晓然于暴力之终应失败，公理之决不消亡；精诚团结，淬厉奋发，一致祖述国父之遗教，服从总裁之命令，各为国家民族尽其责任，于以驱除残寇，再造中华，庶几世界和平有所保障，人类幸福得免摧残，跻世运于大同，奠邦基于永固。其共勉之。林森。

7月21日，病情又加重。8月1日19时04分，林森在林园官邸与世长辞，终年75岁。弥留时，在渝中央委员各院长在侧，林森郑重嘱托蒋介石等人“一定要光复台湾”。同日夜，国民党中央常会就连夜举行临时会议，决定成立林森治丧委员会。

林森逝世后，重庆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主要报纸，都刊载了国民政府文官处发布的林森患病经过的公告及逝世的消息。中共解放区的报纸也迅速报道了林森逝世的消息。

国民政府通知五院及各部，各省市政府，并昭告国民周知；外交部通知各国驻华使领馆，并转知驻在国政府，并昭告侨胞。8月1日起，所有党政军机关停止娱乐活动一个月。全国各机关下半旗致哀一个月，民间下半旗三天。中央广播电台则反复播放林森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元旦发表的坚持抗战到底演说的广播讲话录音。

大殓的灵堂设在林森的双河桥林园主席官邸。8月2日为公祭日。党政军官员首先进行了公祭。重庆全市停止交通三分钟，民众肃立，鸣礼炮101响。上午，国民政府各要员莅临恭祭。下午，移灵至大礼堂之后，开始大殓，“灵柩上覆国旗，用示国丧，藉彰主席一生奔走革命，尽瘁国事，功在党国，泽惠兆民之殊勋”。随后，由蒋介石主祭，宣读《告殓文》。林森去世当晚，噩耗电播各方，举国震悼，全国各机关法团及商店住户均下半旗，深致哀悼。各国驻华使馆亦下半旗，以表崇敬。各国使节均曾代表各该国政府献花圈，敬致哀悼。

8月7日，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为林森举行隆重的公祭。蒋介石恭书“民国典型”四字额于林森遗容上，旁悬“天地正气，古今完人”联语一副。罗斯福、乔治六世、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夏尔·戴高乐、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苏联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等均发来唁电。

8月15日下午2时，延安各界数千人在边区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大会。到会的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林伯渠、吴玉章、高岗、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国民政府军事会员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以及边区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的代表。9月7日上午，公祭林森的典礼分别在重庆的山洞双河桥、市内的新运服务所以及夫子池忠义堂举行。典礼开始后，每隔30秒，即鸣放礼炮一发，直至101响。官方及民间人士络绎不绝地前往吊唁。同时，全国各地都设置了林森灵堂以供吊唁。

11月17日，国民政府以国葬之礼将林森安葬于重庆双河街林园内。此外，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悼念活动，祭悼林森。

林森是辛亥革命元勋、中华民国参议院首任议长，又历任福建省省长、国民党中央首任海外部部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立法院副院长及院长等职，后任国民政府主席长达十二年，是中国近现代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他“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功在国家”的如下贡献：

一、参加反割台斗争，创建革命团体福建学生会

辛亥革命前，林森在台湾工作并从事革命活动有10年之久，亲身参加了反对日本割台的武装斗争，他在临终前还特别嘱托同僚“一定要光复台湾”。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在上海江海关工作的林森发起、组织了“旅沪福建学生会”。这是比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华兴会”（2月）、“科学补习所”（7月）、“光复会”（11月）成立更早的革命团体。林森还编辑《闽警》一书，指出了中华民族所面临危机的严重性，呼吁国人奋起救亡图存，为辛亥革命做了思想舆论的准备。

二、成功领导九江起义、策动海军反正，稳定辛亥革命大局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23日，林森领导九江起义，部署周密，措施得力，结果兵不血刃就光复九江，并且保持了政局的稳定。九江起义胜利后，林森进一步策动了清海军“海筹”“海容”“海琛”等主力舰起义（参见词条海军起义），参与策划了增援武昌的举动，还推动了“镇江起义”、上海和南京的光复，为稳定辛亥革命大局做出重大贡献。

三、提倡法治，发展教育

林森参与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工作，被推为临时参议院议长。在林森领导下，临时参议院修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护法运动中，林森兼任非常国会宪法会议议长，主持制宪工作。林森深知“为国家求根本之解决”办法乃在于法治，制定宪法则是奠定治国基础的根本大计，全力以赴投入主持制定宪法的工作，成为中国近现代法制的重要奠基人。

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以“法治国家的建设”为己任，强调要“促成宪政，实现民主政治，为建国的首要目标”；强调“做官乃为人民服务”；指出“全国上下，都应该从本身奉公守法开始，以养成法治的习惯。”

林森特别重视科教兴邦工作，认为“科研为建国始基，育才为救国之本”。民国五年（1916年）春夏，林森在美国创立华侨研究飞行的“民强学校”，并集资购买练习飞机，林森亲自出任飞机队队长，聘请美国人教学，他还提议选择党中青年进入美国航空学校学习，以造就中国航空人才。后来，民国时期的民用航空、空军的领导骨干多出于这批培训出来的人才，如李光辉、张惠长、杨仙逸、陈庆云、蔡司度、吴东华、谭南方、黄光锐等二十人，数年后学成返国，为祖国服务，成绩斐然。因此，冯自由说林森“制造空军人材之功，诚不可没矣”。

林森一生极为重视教育，指出“欲使中华民族生气勃勃，发扬过去数千年之伟大文明，必须从教育入手”，认为“将一切靡费用于教育上最好……地大不足以为宝，人众不足以为恃，惟道德与学问，为立身立国之根本”，除捐廉在故乡尚干、凤港、禄家等地办学外，遗嘱将，奉资五十万元拨作考选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学生奖学基金，并手订办法二十四条；另将所余遗产捐作办“尚干职业学校”基金。

五、为国民党改组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筹备召开做出贡献

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25日，孙中山委派林森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使林森作为国民党核心人物之一，参与全面负责国民党改组和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的工作。国民党一大进行期间，林森又被孙中山指派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在大会的核心领导人之列，共六次担任大会执行主席。林森任执行主席的次数仅次于主持会议八次的孙中山。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林森榜上有名，还当选为海外部部长，后来又曾一度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在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六、侨务工作的开拓

在“二次革命”中，林森奉孙中山之命到美洲主持国民党党务及侨务工作，成功地为革命筹得大量款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林森出任国民党中央首任海外部部长，后兼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中国近现代侨务工作开拓者。林森事迹至今在海外华侨中仍有很大影响。

七、督建黄花岗烈士陵园、中山陵，弘扬孙中山及革命烈士的精神

民国八年（1919年）1月起，林森在孙中山大力支持下筹建黄花岗烈士墓，并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29日在广州主持了盛况空前的公祭黄花岗烈士活动，大力弘扬烈士的革命精神，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

林森是孙中山的挚友，当孙中山两度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与他合作的参议院、国会议长都是林森。孙中山逝世后，林森出任“总理葬事委员会”分管工程建设的常委，又兼任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为中山陵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盛况空前的孙中山下葬中山陵的“奉安”大典活动中，林森出任“特派迎榇专员”的首席代表，率先垂范，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确保移灵奉安大典的顺利进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1月，林森领衔与石瑛、张知本等12人提议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获得批准，由国民政府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4月1日明令公布遵行。

八、“元首虚位”政体的实践者，为抗战做出重大贡献

民国二十年（1931年）底，林森以年高德劭的超然人士身份，于抗日战争爆发数月后的危难时刻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作为一位“虚位”元首，他的上台有利于人心的维系、政局的稳定，起了中枢机构平衡器的作用。事实上，林森成为元首后，国民党内部历时多年的新军阀混战、派系纷争严重的局面大有改变，这有利于抗敌御侮。

无论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的“淞沪抗战”，还是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全民族抗战中，林森更是以极大的热忱、坚定的立场、毫不含糊的态度投入到抗战救国大业中。

在西安事变中，林森被推为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当林森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发表的林主席《事略》中提到：西安事变时，“人心惶骇，当此时会，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主持大计，指挥若定，委员长得安然脱险”，充分肯定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贡献。

在抗战初期，林森就再三阐述了“坚持长期抗战”“持久战争”“全面抗战”的思想。在汪精卫投敌叛国时，林森力主开除汪逆及其党羽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当汪精卫炮制所谓“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由他代理时，林森不顾古稀之年至电台痛斥汪精卫等汉奸，盗窃名器、叛国投敌的卑鄙行径。他号召“全国军队和人民，无论南北东西，都要各尽各的本能，各守各的岗位，齐心协力，团结精神，坚持抗战立场，肃清汉奸”，“迅速恢复失地，拯救沦陷区内的人民，打破敌国军阀的阴谋……维护世界人类正义与和平”。

为弘扬民族正气，林森下令褒扬众多抗日烈士，在南岳衡山建忠烈祠，亲书纪念堂大匾以示景仰之情。为悼念谢晋元烈士，林森亲撰“坚苦矢成志，终古光腾孤岛血；英魂应不灭，从今怒吼浦江湖”挽联以悼。

每年元旦，林森均至电台发表全国精诚团结，一心一德，共抗日本侵略等讲话。当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时，他指出：“敌机虽能毁吾物质，不能毁吾精神。”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9日，林森以中国国家元首的名义发布中国对日本宣战令。

林森作为抗战元首的贡献，正如《新华日报》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8月2日社论所言：林主席“十二年来，更亲自领导了抗战建国的伟大而艰苦的事业，不仅全国敬仰，友邦也莫不钦佩”。

黄乃裳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当面称赞林森道：“林君在沪，薪俸所入极微，而所建事业极大，如组织‘福建学生会，聚东西洋及省内外福建学界名人于一堂，共同研究政治、社会、文化事业，为改革中国的准备，其旨趣实堪为世人所崇拜。其关怀公益，嘉惠后进，实当今中国之第一人。其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尤属难能可贵。”

孙中山曾称赞林森“自入兴中会至今，无一事无一役不是笃行革命宗旨而不稍怠”，“子超为最忠于吾党主义，力倡民治之一人”。

林森去世后，新华日报社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8月2日第2版的文章《为元首逝世致哀》中说：“国民政府林主席于昨日下午逝世，这是抗战中全国人民最哀痛的事情，是国父逝世后我国最大的损失。……林主席承继国父的遗志，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十二年来，更亲自领导了抗战建国的伟大而艰苦的事业，不仅全国敬仰，友邦也莫不钦佩。”8月3日，《新华日报》发表《林主席嘉言钞》，把林森生前的“嘉言”归为爱民、重民权、申正义和讲谦逊四类，进行宣传。

《中央日报》社论《敬悼林主席》则说：

林故主席勋业彪炳，德望隆重，为党国之元勋，亦世界之人瑞。早年辅弼总理，劳绩迭著，出死入生，久而弥坚。其公忠坚贞之高风伟抱，殊非常人所及。其膺大选也，适值党国多事之秋，内有萧墙之忧，外来鲸吞之患，“一·二八”、“八一三”以至“七七”之变，均所亲历。而震荡全世界之西安事变，亦所目怵心伤。自选任主席后，前后持政十二年，宁静端默，开诚心，布公道，深心独运，行所无事。故能内外翕然，风气丕变，齐万民之志，一天下主动，于是总裁得以专心致志于抗建大计之部署，领导全面抗战之进行。其高风美德及丰功伟绩，不独为举世所景仰，抑且垂裕后昆，示范千秋。

《大公报》社论《敬悼林主席》：

林先生在党为端庄凝重的元老，在国为雍容垂拱的主席，都有旋乾转坤扶持国运之伟功。推崇林先生者谓其年高德劭，羡慕林先生者谓其清福无量。而不知即在此年高德劭、清福无量的八个字中，于党于国，都叨其潜移默化之鸿庥。林先生不问细事，但遇大关节目，则坚持大体，铮铮有声。……林先生任国民政府主席十二年，实在是中华民国理想的元首。林主席生活简素，和易近人，仪容潇洒，而道德崇高，正足象征文化古国建设新邦的平民元首。林主席雍容垂拱，不问细事，给国民政府主席树立一个模范，也给中华民国创为一种政制。

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就林森逝世发表谈话：

余闻林主席逝世噩耗，极感悲悼。中国自此失一举世尊敬爱戴之领袖。林主席之博爱慈祥，使所有觐见者为之感动。林主席在中国古典传统，现代学术及政治方面，均被认为卓越之学者。其品格及人格上之特殊性质，于其生前职位，更加增威望。总之，林主席之英明判断及坚毅勇气，于指导中国应付其已遭遇并已克服之艰难时际，要为极大之助力，林主席天赋之资质，于奋力图争之艰辛岁月中，尤具特殊价值。此一哄争今日在继续进行，反抗其暴戾贪婪之仇敌。美国人民对林主席之逝世，深感于争取公正高尚生活方式之共同战争中，已失一忠实之友人。

8月4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森治丧机关的唁电：“国民政府林主席治丧委员会公鉴：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兹闻溘逝，痛悼同深！谨此致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月四日。”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唁电中说：

余谨代表美国政府及人民，向阁下及中国民众，对林主席之丧，表示哀悼。林故主席之一生，适当中国民众从事英勇斗争以求取自由及永久团结之际，其在此一伟大工作中之热情，对于中华民国之建立，一如其睿智之见解，及卓越之学者风度，对于中华民国三十年来之进步者然，诚有无法估计之贡献。值兹日军侵略中国，蹂躏其大部分国土，中国军民仍与日军从事生死斗争之际，而林主席则不幸中道崩殂，彼虽未及亲见最后胜利之到临，然瞑目时必充分自信最后胜利之必来。并信中国人民将向快乐繁荣之途迈进。请向林故主席家属转致深切之唁意。

重庆国民政府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十六日发布褒崇令说：“林故主席子超先生，以高龄钜德，任职十有二年，恭已临民，睿谟默运，育成民德，邦本用宁。故能临大事，决大疑，处变而不惊，慎谋而能断。洵足光耀史乘，表率群伦。”

纽约《前锋论坛报》社论指出：“林主席之不变伟心大有助于人心之维系……彼毕生所尽瘁工作，为复兴中国。”

叶楚伧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18日的国府奠都周年纪念会上说：“回忆过去在风雨飘摇之中，政府以不断努力，与环境奋斗，始克巩固民国基础，而留此长远无穷之现象。吾人在林主席领导下，从事救国工作，应努力精神方面以改善人心世道，完成强固之形体。公务人员一方以林主席为模范，今日纪念，对此精神方面努力，希与共勉，垂千秋万世之民国基础。”

在林森去世当年，叶楚伧又撰写《国民政府林故主席森墓志铭》，高度评价道：

胡适曾说：“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

蔡人奇认为林森“事无巨细，皆崇重实践，国家法令、党部议决案奉行维谨。……性谦厚，然遇大事则是非坚定，不能屈挠。又爱艺术，善鉴别古今器物、书画，于建筑设计尤能独出心裁”。

对于林森一生功过，自1979年起中共中央作了重新评价。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于1980年接见林森侄女、美国国际法学博士林湘时讲话，称赞他“是著名的老一辈民主革命家”，“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人民要纪念他”。

1988年，福州隆重召开林森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在缅怀其历史功绩与高风亮节后，认为“林森先生一生爱国，他反对腐败没落的清王朝，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林森先生继承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林友华：“林森是辛亥革命元勋，中华民国开国参议院议长，膺任国民政府主席长达12年之久，在盖棺定论时享誉甚高，极其哀荣；目前在台湾和海外侨胞中仍有广泛影响。”

据林湘《林森传》、朱西宁《林森传》、《民国伟人传记·林森》等文献记载，林森与夫人郑氏感情融洽。体弱多病的郑氏不幸早逝后，林森悲痛万分，誓不再娶。此后终身过着单身生活。

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14日，林森赴桂，路过湖南省祁东县，慕名以闲游客身份私访祁东白鹤镇赤塘庵楹联界泰斗李子敬。按李子敬的要求，他以“赤塘”二字作嵌名联一副：“赤脚踏清风月亮，塘头观泗水尼山。”并以“游池塘庵”四字为题作鹤顶格绝句一首：“游上名山谒大贤，赤心洁洁欲求眠。塘边春草将寻梦，庵外敲门月落天。”李子敬再出一联：“四月少闲人，馆中偏到闲游客！”林森写出对句：“一天能盖我，地认谁知盖世雄？”到临别时，他留下五言律诗一首：“深山是我家，不幸落泥沙。夏至虫能蚀，冬来雪作花。有心栖凤鸟，无意伴鱼虾。本是栋梁木，原为用者差。”落款署名“闽侯五木子”。

林森自己没有亲生儿子，以亲侄儿林京为嗣子。对这唯一的嗣子，他也同样严格要求，决不溺爱。林京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美国，林京少了许多约束。家有妻小的他与某百货公司女售货员来往过密，逐渐沉溺于爱河之中。林森得知此事后，极为气愤，盛怒之下，即电嘱驻美大使王正廷将林京遣送回国。林森说，让他到抗日前线去立功补过。于是林京从美国归来后不久，就上了抗日前线，在傅作义手下当英文秘书。

林京曾写一首诗送给同在绥远省政府的同人卢健飞，诗中说“三月边城仍飞雪，不恋江南好景色。拼将一生报国恩，愿随将军杀顽敌”，表明决心要在抗战中立功报国的决心。他随军参加了忻口战役、太原战役，在从太原突围南撤途中不幸殉难。林森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嗣子。

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不久，就对文官长魏怀提出要求：“我只要你做到两个条件：第一、你不要荐人。第二、你最好是不见客。”对亲友人事、政事方面的请托，他则一律拒绝。遇有同乡来求职，宁可自掏腰包予以资助，而不为之介绍工作。

林森贵为国家元首，却过着平民化的生活：

此外，林森还时常到他官邸不远处修鞋摊补鞋，每次补鞋都向修鞋匠客气道谢。

（表格参考资料）

林森在政务之余喜好书画，尤擅画松，书学颜柳，南京、苏州、上海及川、桂、黔等地多有其题字刻石。

林森的言论文章，大多被收入《林子超遗集》和《青芝老人遗墨》中。

林森墓位于重庆市歌乐山双河街山洞林园，在林森公馆右前方，为圆柱形土石墓冢。

墓冢坐北向南，墓直径13.4米，高3.2米，占地面积976平方米，墓冢弧形转角左右各18级，四周有圆形石栏杆，高80厘米，宽30厘米。墓冢前有扇形墓碑，上有国民党党徽。正中楷体阳刻“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之墓”，系国民党元老居正题书，左书“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立”。墓碑宽2.86米，高3.68米，座长3.28米、宽0.7米、高0.79米，碑后墓志文系叶楚伧撰文、吴稚晖篆额、居正书丹。墓前为长方形石坝，长28.2米、宽22.65米，石坝前有中央回纹、云雷纹，左右各42级梯形踏道。整座墓青松环绕，常年有海内外游客前来瞻仰凭吊。

在中国的福建、重庆、江苏、台湾等地有众多关于林森的纪念地标遗址：

在中国台湾，许多县市与乡镇都有“林森路”或“林森街”。经细察，除国府中央以外，台澎地区的三级行政区域内仍遍布“林森”街道之名。譬如：台北市有“林森南北路”；高雄市有“林森一路、二路、三路”；其他二十一个县市中仍保留林森街或林森路的亦有：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及嘉义市等。此外，县辖市及乡镇，以“林森”命名的街道则更为普遍，从北而南、由西而东、从本岛到外岛，诸如：板桥市、永和市、汐止镇、桃园市、中场市、竹东镇、苗栗市、头份镇、雾峰乡、彰化市、员林镇、虎尾镇、土库镇、六甲乡、凤山市、屏东市、宜兰市、罗东镇、花莲市、光复乡及澎湖的马公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