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因南京简称“宁”，武汉简称“汉”，史称宁汉合流。

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主要有蒋介石的“宁派”，汪精卫的“汉派”和西山会议派(“沪派”)。其中，宁、汉两派各有一个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西山会议派则有一个“中央党部”。宁、汉、沪三方都打着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奉行“三民主义”的旗号，为争国民党的“正统”并控制中央大权而互相角逐。

当时国民党各派的纷争，最突出的是宁汉之间的对立。汪精卫凭借自己在国民党中央的合法领导地位与蒋介石抗衡，企图以武汉派为中心统一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蒋介石则以“反共先进”自居，坚持把汪派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图谋由宁方继承国民党的“正统”，统一国民党各派在自己的监护之下。尽管宁、汉、沪三个右派集团之间存在着激烈尖锐的利害冲突，但在反共问题上他们是一致性的，因此，最后合流是必然的。

早在四一二事变前后，宁方曾与西山会议派接触，一度商谈宁、沪合作问题。沪派时以反共先进自居，与宁方搞对等合作，提出宁、沪“统一党务”的四条建议。与此同时，沪方也派专人赴汉，协商汉、沪合作问题，汉方亦表同意。但当时由于种种分歧，任何两方的合作都未能实现。

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师郑州，双方在随后召开的郑州会议上，就反共的问题取得了共识。冯玉祥“力劝武汉继续北伐为重，停止宁、汉之争”，宁汉合流的趋势开始显现。此后，冯玉祥数次通电调停宁汉对峙，主倡宁汉合流。

7月12日，冯玉祥电告宁、汉两方，要求停止攻击，联合北伐。声称，“凡有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16日，冯再电宁汉，力言“内讧妨害对外”，主张“赣、皖停止征调，共图和平”。不久，冯又提出解决宁汉对立的四项办法：(一)“武汉所定分离共产党，解除鲍罗廷职，应请明令宣示”；(二)“现双方俱觉本党须由本党同志主持”，“请即恢复旧日局面，统一中央，或按原议政府迁宁或设南京政治分会，指导东南等省党务政治”；(三)“各领袖在开封开一预备会，决定此一党潮，孰应下野?孰应继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议决任免之。并即取消通缉，及开除党籍各命令”；(四)“未解决前，停止军事行动，以江西、安徽为缓冲地，仍继续北伐”。冯玉祥的调停，宁汉双方均表示接受，唯在开封开会不允。

同月18日，胡汉民、吴稚晖、钮永键等联合复冯电：一面为蒋介石辩护，一面指斥汪精卫反蒋是出于个人恩怨，把分裂的责任归之于汪精卫。此电转达汉方后，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于24日电冯，提出四点声明：一、反共是汉方自己决定的，并非迫于宁方的压力；二、三月份中央迁往南京之议不变；三、召开中央会议应在首都举行；四、宁汉双方如有和平统一的办法，汉方不坚持武力解决。又称，汪与蒋只有“公愤”而无“私怨”，坚持不妥协的立场。28日，汪、唐发布《武汉国民政府宣言》，抨击蒋介石“挟持党军，遂进而挟持党部。个人独裁之结果，使国人知有蒋中正，不知有党，此实为党所不容。”强调“务使党的威权高于一切”，以党的独裁制施于全国行政之域”；要求“以党治军，使一切军人，皆在党的指导之下。其有异志者立除之”。8月3日，汪、谭、孙、唐再联合电冯，表白汉方已彻底反共，提出“商讨共党，北伐奉鲁”的口号。通电还表示，如果宁方同意，“个人问题无关重要”。同日，宁方以胡汉民、吴稚晖等人的名义电冯，告知蒋介石已赴徐州前线指挥军事，表示赞成放下党争、一致北伐的意见。

在宁汉双方渐趋接近的情况下，冯玉祥提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争端，结束党争。6日，冯又致电蒋介石，谓：“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8日，蒋介石由徐州前线返抵南京，即与胡汉民，吴稚晖、钮永键、李烈钧、李宗仁等联合电冯，对汉方反共一举表示谅解。认为宁汉双方“纠纷即已消尽”，只有党务善后问题待四中全会解决。军事方面，赞成各方共同出兵“直捣幽燕”，完成“北伐”任务，并望汉方“来柄大政”，l0日，汪精卫复电李宗仁表示合作，但坚持武汉政府与中央党部为党国之正统。电曰：“武汉之中央党部及政府，实为党国之最高机关，万不能以不慊于供职之个人之故，遂并机关而否认之”。至此，宁汉基本达成“谅解”。

汪精卫集团虽然同意与宁方合作，但并未放弃承认武汉国民党中央“正统”地位以及推倒蒋介石“个人独裁”两项条件。为此，蒋介石曾多次派与汪精卫关系很深的褚民谊赴汉疏通，然毫无结果。为逼蒋下台，武汉方面兵分三路东征讨蒋。8月9日，唐生智在通电中历数蒋介石以军驭党，以党窃政，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阻挠北伐等罪行。11日，唐又发出《为讨伐蒋中正告黄埔同学》。与此同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等许多部队也发表了讨蒋通电。唐生智甚至派其第八军副军长叶琪游说李宗仁一致倒蒋，并通过蒋百里的关系与孙传芳商妥，拟将蒋介石之嫡系部队压缩在京、沪、杭三角地带加以解决。武汉方面的反蒋声浪大有“势难甘休”之势。

这时，南京方面蒋介石与桂系以及何应钦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蒋介石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8月13日发表辞职声明，提出“宁汉合作”、“反共”、“北伐”所谓三项希望，宣告下野。随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也宣布辞职，先后离宁赴沪。

蒋介石的去职，扫除了宁、汉合作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桂系大权在握，加速宁汉合流的进程。蒋下野的当天，李宗仁、白崇禧致电武汉，希望“武汉政府赶快迁到南京去”。次日，白等又电汪精卫、谭延闿，称：蒋的总司令职权已交军委会接收，原来双方争执不下的问题都好解决，并建议汉方派代表到九江协商宁、汉合作问题。汉方应允。

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以党政名义联合发表声明如下：“四月中旬，蒋介石等在南京自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陷本党于分裂。今蒋解除兵柄，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兹经中执会扩大会议议决，即日迁都南京”。同时提出：“铲除一切封建思想，铲除一切地盘观念，束身于军纪，尤东身于党纪”。汪精卫企图以党的化身和正确的代表自居，在宁汉合作中占据优势地位。

8月20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程潜、顾孟余等汉方委员前往庐山，与宁方代表胡宗铎面商，并电请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对孙传芳作战，虽明知汪精卫等自居于合法冯玉祥也派刘骥与会。

在8月22日至23日的庐山会议上，李宗仁代表宁方“欢迎诸同志东下，共商大计”他认为武汉反共之后，“双方最大的隔阂已除”，会议决定：第一，武汉政府于九月三日以前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并。武汉改设政治分会。推派谭延闿，孙科先期赴宁，部署迁宁事宜；第二，武汉东征军，以程潜的第六军开赴南京以西，协助第七军作战；唐生智部江左、江右两军向皖北出击，会同宁方军队先肃清津浦南段的孙鲁军，然后合力进攻山东。庐山会议由于宁方让步，双方妥协成功。但这只是宁方的权宜之计。

谭延闿、孙科至南京后，即不再听命于汪精卫。他们在宁方的策动下，出面撮合各方势力，拼凑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9月5日，谭、孙专程赴沪与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等五委员商谈弃嫌合作的问题，并邀请他们参加四中全会，但遭胡汉民拒绝。

6日，汪精卫同汉方代表朱培德、顾孟余、陈公博、徐谦等到达南京。此后，汪极力运用政治手段统一国民党各方势力，进行政治分赃。为与宁方作进一步的争夺，汪、唐即使是在刚刚结束的与北洋军阀的作战中也并未用心，而是着意经营自己的根据地。宁方的李宗仁、何应钦在龙谭大捷后也无意北进，一味积极扩军，以准备继续与武汉争雄。由此可见，宁汉合流刚刚拉开序幕却已潜伏着分裂的危机。

在宁汉合流的过程中，为争取胡汉民的配合，汪精卫决定亲自赴沪与胡面商。9月11日至13日，宁、汉、沪三方代表在上海召开淡话会，商讨党务及宁、汉政府合作改组办法。汪本拟在沪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但胡汉民、吴稚晖以反共“先进”的身份，反对汪以“正统”自居，借口武汉“清共”无诚意，不与汪会面。西山会议派更以反共“先进之先进”的资格，强调必须重新占有国民党的重要席位，高喊汪精卫必须下野的论调。在桂系指使下，由孙科提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中央临时机构，特委会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组成，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部职权，并筹备召开国民党“三大”。这样，汪精卫企图操纵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计划落空。汪不得不以“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为山，通电下野，自请处分。至此，蒋、汪两败俱伤，桂系联合西山会议派及原为汉方的谭延闿、孙科、程潜等，控制了南京政权。

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宁、汉、沪三方各推委员6人，共推委员14人，共计32人组成，包括未出席会议的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同时，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推丁惟汾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7日，发表《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

宁、汉、沪三派合一的特委会是在继续“清共”的共同目标下拼凑而成的。由于政治分赃不均，形式上虽使国民党“统一”起来，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国民党各派的矛盾和争斗。不久，宁汉合作就为新的分裂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