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1903年冬季，王嘉伟、蒋尊簋、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人在东京酝酿协商，次年初又经陶成章、魏兰回上海与蔡元培商议，至同年11月，以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在中国上海正式成立了光复会。

光复会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又名复古会。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冬由王嘉伟、蒋尊簋、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人在东京酝酿协商。次年初又经陶、魏回上海与蔡元培商议，至同年11月，以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总部设在上海新闸路仁和里，后迁三马路保安里。该会的政治纲领即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光复会积极联络会党、策动新军，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

该会的会员最初为四、五十人。1905年初，徐锡麟加入，其后他和陶成章、秋瑾等通过创办的大通学堂，发展会党成员，使会员增至六、七百人（另有二百七十二人和五百六十余人两说），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工匠，亦有少数地主士绅。主要骨干除前述诸人外，还有章太炎、秋瑾、张恭、徐顺达、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人。该会在东京设有分部，而以绍兴作为本部的活动中心，1905年后，不少会员加入中国同盟会，部分会员仍然独立或以光复会名义活动。1907年，会员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失败牺牲。同年秋，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谋响应安庆起义，被捕就义。次年，会员熊成基在安庆发动岳王会起义失败。1910年（宣统二年），陶成章在日本重建光复会。

清朝入关取代朱明政权后，在长达260多年的统治中，中国社会上“反清复明”、“驱满复汉”的秘密反清斗争一直绵延不绝。清兵入关后，曾对江南地区官僚地主的反抗和具有反满意识的文人士子进行残酷打击，在浙江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吕留良开棺戮尸、捕杀曾静等事件，企图以此压制汉族反抗。所以，许多人誓死要为浙江父老报仇雪耻。章太炎与他同属浙江的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大都具有类似的思想。徐锡麟说：“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新建国，……报往日之深仇。”陶成章少时主张救世之学，痛异族之专制誓志反清报仇。

宗旨

1904年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推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宗旨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主要领导成员

光复会的早期领导是蔡元培、章太炎，后期主要是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章太炎嗜于国学研究，蔡元培长于教育，他们与会党新军没有直接联系。自光复会退出同盟会后，蔡元培与光复会的关系日渐疏远，并最终脱离了光复会，成为同盟会的要员。徐锡麟、秋瑾牺牲后，光复会的活动几乎陷于停顿。陶成章虽为领导，但一直在海外活动，直到1908年春他回到上海，光复会的斗争活动才重新恢复。光复会组织的软弱涣散严重地影响它深入开展反清革命斗争。

与同盟会的分歧

光复会的宗旨与次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十分相近，说明两者在反满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光复、同盟，前后离合不一，宗旨固无大异，皆以种族革命为务”，因而在同盟会成立时，在日本东京的部分光复会员加入了同盟会。

但同盟会的政纲中还有“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内容，这是同盟会不同于旧式会党，成为具有近代政团性质的关键。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这一点上，光复会不表赞同。光复会主张恢复汉室，建立汉人统治的政权。徐锡麟、陶成章乃至章太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帝王思想。陶成章就说过：“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换代”。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在革命宗旨的问题上，光复会与同盟会存在着严重分歧和对立。

此外，在革命运作的方式上，光复会主张“在宣传革命之外，主要在于革命之力行及实施”，在“用暴力取得政权后，才能实施民主政治”；认为“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其领导居国外为多，宣传因之多于力行”，对此不表赞同。

由于与同盟会宗旨异趣，“弥隙难缝”，不久光复会就退出了同盟会，仍以光复会的名义独自进行活动。

组织宣传活动

在种族革命的宗旨下，光复会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放在与秘密会党和新军的联络上。徐锡麟联络闽浙会党；陶成章则“与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诸头目相结纳”，“扬子江流域，无不在其势力范围内”。秋瑾自日本回国后，在绍兴设立光复会秘密机关，以大通学堂为掩护，设体育专修科，召集金、衢、严、处、绍各府及嵊县会党骨干为学堂学生，朝夕训练，内分八军，“以光复汉室，大振国权字别之”，“并与赵声、陈其美、黄郛等人遥通消息”（《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选辑》）。在国外，尤其是在东南亚一带，陶成章在爪哇、新加坡等地立报馆，办杂志，广泛“联络同志”，发展会员，在一些城市和地区设立分会，开展活动，与同盟会争抢地盘、争夺侨民，甚至诋毁孙中山。光复会这些分裂行为，严重削弱了革命内部的团结，不利于革命的发展。

暗杀清朝大员

清末以暗杀满族权贵和地方大员来推动革命，曾风行一时。光复会的领导也将暗杀作为推动革命的手段。陶成章在1900年前曾效法唐代骆宾王讨伐武则天之例，北上京城，“以手刃那拉氏自誓，又亲赴奉天，并游历蒙古东西盟，察看地形，以为进行之计”。秋瑾以鉴湖女侠自比，也力主暗杀满族权贵。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亦曾于1909年携带炸弹，潜伏北京一年，企图炸死清廷要员，终因清军防守严密，未能得手。

光复会的暗杀活动见诸施行是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他与秋瑾的反清革命计划是：先夺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建府南京，而后再向四周各省发展。同年徐锡麟趁安徽抚、藩、臬等参加学堂学生毕业典礼之际，剌死巡抚恩铭，发动起义。但徐氏本人在起义中被捕牺牲。安庆起义失败后，殃及绍兴大通学堂，结果秋瑾被捕遇害。

安庆起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尤其是秋瑾的被杀对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杭州方面，人心很是愤激；不知道秋瑾的人都因此知道了秋瑾；不懂得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了革命的教育”（绍兴逸翁．《再续六六私乘》）。此后，“革命风潮日形高涨”，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

然而徐锡麟、秋瑾等领导人的牺牲，也给光复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种以暗杀为手段的侠义型的斗争方式使光复会始终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在现存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和研究中，人们较多地强调湖北日知会、共进社，科学补习所，以及中部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而往往忽视光复会所起的重要作用。上述革命团体在推动武昌起义及各省区的独立中确实功不可没。但光复会的底定东南也是“厥功甚伟”。武昌首义后，湖南等省首先响应之后，上海响应起义。上海的光复又连带推动了江苏和浙江的独立，而江浙联军会攻南京的胜利则为日后民主共和政治的实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都南京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切均与光复会分不开。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中村哲夫教授指出的：光复会在上海响应鄂省独立，连带推动江苏、浙江的独立，“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清朝日后的倾覆”。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武装起义始终放在两广和西南地区。1911年4月，“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后，即己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后，几乎陷于瓦解状态”。（吴云章《辛亥革命》）以宋教仁为首的一部分同盟会领导人认为“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主张长江革命最力”。广州起义失败后，发起成立了中部同盟会，决定以长江中下游为突破口，争取革命的胜利。中部同盟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爆发，只有短短的半年，其间虽然也开展了争取新军、发动会党的不少工作，但当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皖一带，革命势力最大的还是光复会。由于光复会的不懈努力，这一带革命声势最为高涨，为江、浙、沪、皖日后光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辛亥革命前，光复会在浙江的绍兴、杭州和上海均设有秘密指挥机关。秋瑾牺牲后，绍兴的机关被破坏。杭州的机关设在西湖边上的白云庵内。因浙江新军第二标标统蒋尊簋是同盟会员，其部下多为光复会员，所以，杭州的光复会员与同盟会合作得较好。浙江的光复会员除来自会党外，相当数量是新军中的官兵。他们是后来浙江独立的主要力量。光复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设在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的锐俊学社内。锐俊学社是以光复会员尹锐志和尹维峻姊妹二人的名字命名的，是丁未起义失败后实际负责光复会对外通讯联络和侦查工作的总机关。

1911年6月，陶成章去南洋募款，光复会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尹氏姊妹主持。10月武昌起义爆发，尹氏姊妹力谋响应，以陶成章名义运动沪上各界人士，联络沪军管带陈某、吴淞海军朱庭燎、陆军黄汉湘参加光复会，共同策划革命。不久，李燮和从南洋回到上海，任光复军总司令。上海制造局的沪军反正后，同盟会员陈其美提出拥有制造局所存枪械的大部分、平分制造局存银、在制造局设立沪军都督府、由他任沪军都督、光复军总司令部移驻吴淞等要求，尹锐志都一一答应。（周亚卫《辛亥革命亲历记》）

上海、吴淞光复后，尹锐志等又派人前往苏州，游说江苏都督程德全，程权衡形势后表示同意，江苏遂宣告独立。上海、江苏独立后，浙江巡抚增韫仍负隅顽抗，尹锐志率部亲往杭州，会同朱瑞、吕公望等商谋浙省光复，发动起义。起义中年仅17岁的尹维峻手持炸弹、带领敢死队率先冲进巡抚衙门。至此，江、浙、沪连为一片，不仅巩固了上游湖北的独立，而且推动了长江沿岸安徽、江西及其他省区的独立，从而将反清革命推向高潮。

南京是两江总督驻节之地。上海、江苏光复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命令提督张勋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对抗革命。革命党人潜入南京，联络第9镇统制徐绍祯和巡防营、督署卫队起义失利。徐氏前往上海乞师求援。光复军派出黎天才所部，会同浙军、沪军、苏军，组成江浙联军，以徐绍祯为总司令，从东、南、北三面向南京清军守军发起进攻，于12月10日攻下南京。在攻夺南京的战斗中，光复军“在诸军中最号称能战者矣”。南京光复后，革命势力完全控制了长江下游地区。其时，适逢汉阳失守，武昌形势孤危；黄兴急至上海，要求江浙派兵增援武昌。经江、浙、沪三都督协商，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受命为援鄂军总司令，统兵四标，炮队二营，前往武昌，为保卫武昌作出了重大贡献。南京光复后，南北议和在上海进行。因袁世凯坚持帝制，清帝迟迟不肯退位，革命党人决定挥师北伐，武力推翻清朝统治。1912年1月12日，南京临时政府任命李燮和为北伐军总司令。3月初，李燮和设兵站于青岛。正当光复军挥师北伐，这时传来南北和议告成的消息，北伐行动遂即中止。

纵观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不难看出它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底定东南、巩固武汉和推进北伐，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光复会在清末存在了8年，从它8年的斗争历史来看，它无愧为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其宗旨虽有缺陷，但始终以推翻满族建立的封建统治、推翻民族压迫、寻求汉民族的独立为己任；其领导人如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的斗争活动虽存在一些不足，但大节无亏，为了推翻封建统治他们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而他们是爱国者。和所有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牺牲和贡献的团体一样，光复会亦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史册，为后人所肯定。

陶成章破衣敝屣为国奔走革命不辞劳苦，从未贪图安逸享乐，几过家门而不归。他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等勾当，在看到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有这些癖好后，便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难堪，故而与他产生芥蒂。辛亥革命老人李净通曾回忆：“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同时，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攫夺革命果实，出于无奈派系纷争的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

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则是陈其美为了争夺浙江都督一职。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外，再加上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这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铲除此公，以绝后患。

世人皆知，蒋介石同陈其美的关系密切非常深的。陈是蒋早年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也是蒋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讨袁斗争的引路人和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 1906年间，蒋介石离开浙江乡下到了日本，在东京初次遇到陈其美。蒋介石遇到陈其美后，便长期受到了陈的影响。陈其美刚到日本时进入了警察学校学习，后来转学军事，他们二人所学相近，又意气相投。陈其美的江湖作风，及其在帮会中的地位，尤其使蒋介石折服。1908年春，蒋介石再次东渡日本，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5月，又经陈其美介绍，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因此，蒋介石视陈其美为良师益友。陈其美生于1878年，大蒋介石8岁，因此，蒋介石一直称陈其美为“大哥”。

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任沪军第5团团长，隶属于其把兄、师长黄郛的沪军第二师。陈、黄、蒋3位盟兄弟，在上海滩互为依存，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同时，因为辛亥革命时，蒋介石远在日本、未建寸功。奉召回沪后，因在革命党内仍是无名小卒，他常常为壮志未酬、才华难展而夜不能寐。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但实际上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谓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因此，当时的他可以说毫无政治立场可言，而是满脑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帮会首领人物陈其美，又同陈“义结金兰”，那么就一切惟陈其美之马首是瞻。因此，蒋介石之杀陶成章，纯粹是一种江湖行为，与所谓政治理由完全无关。就个人关系而论，蒋介石与陶成章素无恩怨，他完全是以他的“大哥”的恩怨为恩怨的。

当陈其美交予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时，他慨然应诺，以为是天赐良机，既可建功立业，令革命党人刮目相看，也可报答盟兄的知遇之恩。蒋介石很快就想到他的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为太湖强盗，枪法精湛，且可飞檐走壁。他虽是光复会员，却常以会内机密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蒋介石获取这一情报后，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伺机严惩王竹卿的言论。王竹卿信以为真，铁了心要先下手为强，杀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1912年1月12日午夜，天气格外寒冷。几天来，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蒋介石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蜷卧在马车的软座上打着盹。车经福州路时，迎面吹来的狂风卷起厚实的车帘，纷纷扬扬的雪花洒在他的脸上和脖子里。蒋介石睁开眼，意外地看见路旁屋檐下正在避雪的陶成章。他急令停车，下车后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打招呼。陶成章向以革命前辈自居，蒋介石对他又执弟子礼、和顺谦恭、处处小心。所以，陶成章毫不介意，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当夜，蒋介石用自己的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默记下陶成章的病房号码。次日又携带礼品，以探视为名，实地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环境，及进出路径。1月14日凌晨，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来到广慈医院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这二人便是蒋介石和王竹卿。其中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叩门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听见有人呼唤，便懵懵懂懂地“唔、唔”应着。当他拉开门，便应着“嘣”的一声枪响，凄然倒地。 听到枪声，全院哗然，护士匆匆起来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血泊中的陶成章已命更丧九泉。于是，在1912年1月15日，《上海民立报》刊出这样一则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心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按：应是“就”之误），其谦恭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关于蒋介石行凶刺杀陶成章的经过，当时亲闻者的记载中，以马叙伦、张空溪及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

对于陈其美唆使蒋介石行刺陶成章的情形，在革命党人张篁溪所撰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中也有较早且详细的记述（按：详情参见边芸编著的《喋血刀锋:民国杀手的人生沉浮》，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

这方面，蒋介石本人也有供述。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陶成章踵回国，故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意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介石是主凶，王竹卿为帮凶，这一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来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方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谍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之地法租界头目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但是，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因为，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得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王竹卿旋即被缉拿归案，很快被处死，这使蒋介石更加惊恐万状，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

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攻击......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书局出处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原因之一 ：与同盟会矛盾

陶成章的被暗杀与革命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光复会脱离同盟会前，陶成章与同盟会的关系，尤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张。1908年陶成章前往南洋向华侨募集活动经费，行前请孙中山“作函介绍”，遭到孙中山拒绝。在爪哇，《中兴报》编辑陈威涛因平时对孙中山不满，遂从中挑拨，更增加了陶成章对孙中山的恶感。其后他在英、荷各属宣传光复会主张。孙中山、胡汉民得知后，作函制止，陶成章不予理会。双方关系日趋紧张。李燮和对孙中山也多有不满，认为孙中山以“诈术待人”，于是联络在南洋各埠的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的华侨华人，“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七条”，并将孙中山“往来信札”一并交陶成章带至东京同盟会总部面交黄兴，要求撤销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黄兴力持不可，并从革命大局出发，坚决维护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形象，亲自复函李燮和等人，澄清有关事实真相，希望陶、李消除误会。就在此前后，陈威涛在爪哇，也将所谓孙中山的“罪状”印刷数百张，邮寄中外各报刊登。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作法，对革命非常不利。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怒，他致函中外各机关报对陶成章、李燮和、陈威涛的分裂行为进行批驳。1909年陶成章等人反孙失败后，便另起炉灶，重组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为副会长，李燮和、沈钧益、魏兰为执行总部成员。此后全力经营南洋各埠，与同盟会抗衡，争抢地盘和华侨，对同盟会在南洋的革命活动造成了严重干扰，因而引起了同盟会对光复会，尤其是对陶成章的不满。

原因之二 ：陈其美争权

陶成章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关系也很紧张。陈其美是“同盟会在上海的主干”，他很不喜欢光复会。陈曾几次劝尹锐志到南洋去，目的是要尹离开上海，使光复会在上海无人办事，尹未中其计。1911年6月26日，陶成章与光复会员在上海嵩山路沈钧益家开会，陈其美闻讯，“欲击毙陶成章”。陶知不为陈氏所容，被迫离沪，再赴南洋活动。1911年9月，上海独立，陈其美任沪军都督。虽然光复会曾在起义过程中一度与陈其美合作，甚至支持过陈其美，但上海与吴淞近在咫尺，李燮和坐镇吴淞，任吴淞军政分府都督、光复军总司令，一山容不得二虎，这是陈其美不愿看到的。不过李燮和是湖南人，在上海无根基，好对付，所以陈一直利用攻宁、援鄂、北伐等机会，想方设法将他挤走。但陶成章则不同，江、浙、沪地区光复会势力很大，他又是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浙江独立后又当上了浙江都督府参谋。江、浙、沪虽都建立了都督府，但三地的光复会员仍听命于他。尽管他曾致电部下，劝他们“日后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但他的部下并没有去做。上海的光复会总部实际上成为上海另一个权力机构。陶成章的实力地位和威望，对将江、浙、沪视为禁脔的陈其美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其所以必欲置陶于死地而后快，乃因此时光复会系统军事力量过盛”。于是派人于1月25日在法租界的广慈医院将他剌死。

原因之三 ：与浙江官绅仇隙

陶成章被剌身亡，除了上面的原因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他当时也不为地方官绅所容。据尹锐志回忆：当年秋瑾遇害，绅士汤寿潜力赞之。秋瑾与陶成章都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他对秋瑾被杀内幕了然于心。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出任交通总长，按例不得兼都督。光复会员力荐陶成章继任，汤氏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担心陶成章出任都督后秋后算帐，对他进行报复。幸好陶氏继任都督未成事实。尽管如此，但从感情上讲，汤氏等一批浙江绅士是不愿看到陶成章和他领导的光复会主宰浙江的。所以，陶的被剌虽与浙、沪士绅无直接关系，但他们不喜欢他的存在也是事实。〔按：称汤寿全及其他浙江官绅与陶成章有仇隙是陶成章之死的原因之一，有待商榷。况且不少浙江绅士支持陶成章出任浙江都督，也是其招陈其美嫉恨欲刺杀他的原因之一。在此，附录相关资料的记述：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举荐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陶成章，字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而成章本人力辞不受，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但浙江绅士沈荣卿等人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成章在浙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入主浙江的图谋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外，在浙江光复不久，一些对陶成章不满的人就散布陶的谣言，说他私吞了前浙江巡抚增韫存在杭州的银行存款。急得他不得不在《民立报》上辟谣。这些谣言虽不属实，但在当时对陶成章来说是很不利的。

就在1912年（民国元年）的春天，就在人们翘首企盼一个新民国的到来时，沪军都督陈其美派他的部下与密友蒋志清（介石）暗杀了著名的革命党人陶成章，首开了民国以来发生在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件凶杀案，一时举国哗然。

陶成章案件发生在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比袁世凯主使凶手在1913年3月20日狙杀革命党人宋教仁还要早一年两个月零六天，在民国政治史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同时，这一事件对今后的中国政坛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本是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建树的小卒。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得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台湾岛皆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因此，本着还原史实的良知，有必要探究这一历史案件的始末原委。

李敖说陶成章之死

李敖有话说 第一百零九集 （节录）

蒋介石死了以后出版了一部书，叫做“总统蒋公哀思录”，在一九一二年条下，有这么一条，就是中华民国元年的时候，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这个蒋介石啊对他生气，然后蒋介石就辞掉了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学德文去了。生这么大的气啊。说是陶成章破坏革命，公怒之，蒋介石生气了，所以跑到日本去了。

请大家看看，吴敬恒，等于蒋介石老师一样，吴稚晖（吴敬恒）写“蒋总统年表”，一九一二年条下说，民国元年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杀之，看到没有？不是公怒之，是公怒杀之，然后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学德文。

看到没有？所以一九六四年版本里面，是“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杀之”，到了一九七五年版本就说，“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杀”字给删掉了，为什么删掉了？历史在改写，早期的历史还承认蒋介石杀了陶成章，可是晚期的历史就开始耍赖了，就不承认了。

换句话说呢，这个孙中山要抓的这个凶徒，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不论他打给上海的陈其美的电报，还是打给了浙江都督的电报，要抓这个凶徒，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蒋介石原来就是要去抓他的这个上海的都督陈其美的把兄弟，陈其美是流氓大哥，蒋介石是小老弟，看到没有？

问题来了，大家看，我刚才展示这些资料里面，这就是吴敬恒的“蒋总统年表”里面讲到，你看到没有？“公怒杀之”，我们再看后来出的“总统蒋公哀思录”，讲到“公怒之”，“杀”字没有了，你就觉得好好笑了，生了那么大的气，然后跑到日本去了，其实不是的，是暗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

严重问题的出现了，我们看蒋介石当年出了一本书，叫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个书啊印的很考究，还线装本的。然后他们就开始给陶成章“戴帽子”，骂陶成章，然后呢讲出蒋介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什么叫做“除陶”啊？把陶成章给干掉。

然后到了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国内初定，公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陈其美之口实，乃避往日本。”跑掉了，凶手跑掉了，而这个孙中山口口声声要抓得凶徒，原来就是孙中山手下，陈其美手下的流氓蒋介石。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怎么严重啊？蒋介石捏住了孙中山的小辫，什么小辫？刚才我跟大家谈到了，孙中山在革命的时候拿了日本的钱，这个内幕被陶成章抓到了，陶成章把它公布了，陶成章要求改选，就是我们革命团体里面不要孙中山做同盟会的总理了，所以孙中山跟陶成章结了梁子。到了陶成章在上海又要招兵买马的时候，上海的都督陈其美派他的手下的小哥们，小老弟蒋介石，趁着陶成章在住院的时候，到医院里面去，朝陶成章头上开了枪，当场把陶成章打死，然后蒋介石就逃到日本。孙中山发表通电抓这个凶手，陈其美也说抓凶手，大家都喊抓凶手，原来凶手不是别人，就是孙中山手下、陈其美手下的蒋介石，整个是一个骗局。

陶成章的死，标志着光复会革命斗争时代的终结。他死后，会员星散，活动停止。由于此后执政的国民党是从同盟会演化而来，昔日同盟会与光复会恩怨难消，光复会员倍受排斥挤压，所以，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光复会连同它的革命斗争活动渐渐被淡化，乃至被湮没。

光绪三十年（1904），光复会成立之初，上海“复古会”、“对俄同志会”，东京“浙学会”、“军国民教育会”，其会员均加入光复会。在浙江，则由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介绍商界、学界人士及会党领袖入会。其时，浙江会党有终南会、双龙会、白布会、伏虎会、平阳党、私贩党等，其会主入光复会，成员亦随之入会。绍兴以平阳党为光复会主要成员。稍后的大通师范学堂学生，多为光复会员。三十二至三十三年，秋瑾组织光复军，运动杭州浙江新军及弁目学堂、武备学堂部分学生起义，其多数皆参加了光复会。蔡元培曾委托人密存光复会会员名录一份。以后陶成章也曾辗转携带一份。惜辛亥革命后皆不知下落。现将有资料可查的绍兴籍（含个别客籍）光复会员，按其入会先后，所作贡献及所存资料记载，分为三类，举录如下：

本志《人物》卷立传32人：

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女）、陈伯平、王金发、谢震、尹锐志（女）、尹维峻（女）、沈钧业、陈魏、孙德卿、王子余、周树人（鲁迅）、陶冶公、陈威、许寿裳、裘吉生、陈仪、蒋尊簋、张伯岐、王晓籁、马逢伯、何燮侯、蒋智由、孙世伟、刘大白、周清、许铁崖、张载阳、斯烈、竺绍康。

生平事迹简介69人：

孙晓云（1880～1965），女，字小云，上虞崧厦镇人。年轻时为反抗包办婚姻，离家至沪，结识尹锐志、盖仁志等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日，先入同盟会，又入光复会。宣统元年（1909），在东京与陶成章结婚。次年回国，参加光复会在国内的联络工作。武昌起义后，即与锐志姐妹组织女子光复军，参加光复上海之役。又组织女子剪辫队。民国元年（1912）1月，陶成章被刺于广慈医院，为防意外，怀抱幼儿避于贫民区。直至抗战时期才得与尹锐志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人民政府的照顾与关怀，常与宋庆龄、何香凝往来。1965年在上海去世。

赵汉卿（1887～1950），名建藩，字叔屏，号汉卿，山阴临浦（今萧山）人。毕业于中国公学，早年参加光复会，曾任陶成章机要秘书。宣统元年创办《越报》、增刊《越恨》，反清言词激烈。绍兴光复后，与周树人、王铎中等创办《越铎日报》。陶成章被刺后，为纪念陶成章，与周树人、蔡元培、王子余等创办成章女校，并任校董。后任浙江军政府参议，在杭州主办《浙事新闻》。又历任福建龙溪县知事、浙江省自治会议代表、江苏电报局长等职。民国16年（1927）“四·一二”政变后，随经子渊反蒋被捕，由蔡元培、邵力子保释，从此脱离政界，在上海银行工会任职，1950年去世。

陈挽澜（1887～1917），女，又名楣、沅，原名师敏，后改名挽澜，绍兴平水人。陈伯平之妹。能书、画、诗、文，誉称才女。由陈伯平介绍结识秋瑾等志士，遂由秋瑾介绍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瑾聘陈挽澜往上海，协办《中国女报》，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和革命联络工作。皖案后避走外地。宣统三年（1911），参加攻克上海、杭州之役，又参加女子北伐队，担任救护工作。民国成立后，随丈夫到广州铁路医院工作，民国6年（1917）去世。

王振汉（1872～1926），女，原名王淑德，又名贞姑，绍兴柯桥王增卿长女。光绪十四年（1888），在东浦与徐锡麟结婚，支持徐锡麟奔走革命。三十一年，与秋瑾结识，加入光复会。同年冬随徐锡麟赴日，登记名为“徐振汉”。半年后回国，生子学文。三十二年十一月，又随徐锡麟到安庆，帮助筹备起义。三十三年五月初，带儿学文离安庆由沪转绍。三日后皖案发，王振汉被清政府通缉，由锡麟四弟徐锡骥帮助化装逃往日本，历经劫难。民国成立后回东浦。王金发督绍时，亲至东浦慰问振汉母子，并发给优厚的抚恤金。民国3年（1914），徐锡麟所办热诚学校遭火焚，王振汉将抚恤金2000元银洋悉数捐赠，重建校舍。由于逃亡期间伤感过度，致双目失明且多病，15年去世。

吴惠秋（1886～1977），女，原名吴珉，后改名惠秋，吴兴县浔溪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浔溪女学读书，是秋瑾的学生。因抗婚离家，被秋瑾收留带回绍兴，住在和畅堂秋家，由秋介绍入光复会，成为秋瑾的机要秘书和得力助手。皖案发，即协助秋瑾处置起义计划及枪械等，沉着应变。初六日，秋瑾成仁后，吴历尽艰险逃赴上海，由徐寄尘帮助学医，以护士为掩护进行革命联络工作。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上海之役作救护。辛亥革命后在上海竞雄女学任教。1949年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

曹钦熙（1870～1908），字荔泉，绍兴东浦人。为许仲卿师长。许仲卿出资助徐锡麟，多受钦熙影响。光绪三十一年（1905），大通学堂成立之初，徐锡麟聘钦熙任总理，入光复会。不久随徐锡麟往北京，赴东北考察，帮助徐筹划武装起义。皖浙起义失败，曹遭清政府通缉，避走乡间，不久因忧愤致疾死。

许仲卿（1880?～1907），原名克丞，字仲卿，绍兴党山村（今属萧山）人。父许在衡，为绍兴巨富，与徐锡麟交厚。许仲卿以徐锡麟为父执，由徐锡麟介绍入光复会，出资协办热诚学校及大通学堂，为徐锡麟捐纳道员。徐锡麟、秋瑾牺牲后，许受株连，惊恐致疾，未久去世，年二十余岁。

陈子英（1883～1950），原名浚，又名志军、志骝，绍兴东浦人。与徐锡麟一起参加反清活动，加入光复会。同办热诚学校，任体操教员。光绪三十二年（1906）随徐锡麟捐官留学日本，求入陆军学校不成，改学政治。皖案后，被清政府通缉，逃往日本。宣统二年（1910），回绍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参与创办《越铎日报》，后出任丝绸银行行长、县议会议员等职。民国22年（1933）起担任东浦镇（乡）长。

姚麟（1869～1909），字定生，嵊县人。清末秀才。早年在嵊县城内开设新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留日，结识革命志士陶成章、龚宝铨等，参与反清革命，加入光复会。三十一年，应邀在绍兴大通学堂任教，三十二年任总理。又在绍兴创办震旦蚕业女校，自任校长。是年冬，离绍赴沪任光复会浙江旅沪学会文牍。曾参加保路运动，并准备举事。因革命受挫，同志相继遭难，姚麟忧愤交集，宣统元年（1909）五月九日（6月26日）晚，含恨自沉于嘉兴锦带河。

程毅（1888～1909），字翘仙，河南怀庆府修武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入上海中国公学，结识秋瑾，入光复会。秋瑾聘为大通学堂教员，暂代学监，协助秋瑾筹备起义。皖案后，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程毅与秋瑾同时被捕，鞫讯数次，受尽酷刑，宁死不吐，定“监禁五年”。宣统元年（1909）夏，卒于狱，尸出，鳞伤遍体，见者酸鼻。

黄怡（1883～1918），字竞难，小名宝书，又名春篪，绍兴斗门镇杨望村人。黄柏卿次子，因岳家在东浦，得以结识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并资助创办大通学堂，在校任教职。秋瑾接办大通学堂后，黄怡出任校长。皖案后，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遣学生与黄怡等从后墙逃出，在墙外泅河时，腹部中弹，幸免一死，逃避至沪，后养伤隐匿在家。辛亥革命后，曾在斗门经营酒坊。民国7年（1918）因旧伤发作去世。

龚宝铨（1886～1922），字味荪，嘉兴人。光复会创始人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陶成章、徐锡麟创办大通师范学堂，皖、浙案后被清政府通缉，避往日本、南洋等地。民国初年，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

陈燮枢（1874～1958），字赞卿，又作赞钦，绍兴东浦人。早年在东浦坐馆教书，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协助徐锡麟办热诚学校，加入光复会，结识王金发等革命党人。曾任龙山法政学堂校长。绍兴光复后，任浙江临时议会议员、第一届众议院议员等，曾与杭辛斋等组织“研几学社”。解放后，致力于撰写辛亥革命史料。著有《辛亥绍兴光复见闻纪略》等。

秋誉章（1873～1909），又名应奎，绍兴和畅堂（原籍福全山）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在大通学堂任教职，并入光复会，支持其妹秋瑾筹划起义。秋瑾就义后，誉章辗转藏匿于乡间。三十四年，外出谋生。宣统元年（1909），在天津去世。

范爱农（1883～1912），名肇基，又名斯年，绍兴皇甫庄人。徐锡麟学生，由徐介绍参加光复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徐留日，皖案后，被清廷通缉。后回国任绍兴府中学堂舍监，被排挤回乡教书。绍兴光复后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旋任《民兴日报》编辑。民国元年（1912）7月10日溺死。鲁迅有《范爱农》一文和《哀范君三章》。

王心湛（？～1950），原名省三，绍兴下方桥人。全家结识平阳党人竺绍康、王金发等人，加入光复会，以开设绸缎庄资金资助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与丁拜尧、陈楚青回绍主持讨袁斗争。事败，陈等7人被捕，王逃离赴沪，从章太炎学，后在沪任绍兴稽山中学分校语文教师。

卢钟岳，字迎仙，诸暨人。大通学堂肄业，为徐锡麟所器重，加入光复会。由徐资助留学日本，学习警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结业，应徐召回国入皖，适逢徐锡麟起义牺牲，卢被清政府逮捕至狱审讯，不久释放。

蔡元康，字国卿（清），绍城笔飞弄人。蔡元培堂弟。光绪三十年（1904）冬，经蔡元培介绍入光复会。三十一年二月回绍，提议劫钱庄助军需之法，后不实行。辛亥革命后曾任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杭州中国银行经理等职。

黄介卿，绍兴斗门镇杨望村人，黄柏卿之弟。由秋瑾介绍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大通学堂司帐。光复后，任绍兴军政分府总务科长，并协助王金发办大通陆军学校，为校董。后因王金发案牵连逃亡。袁世凯死，黄出任龙泉县知事。

黄柏卿，绍兴斗门镇杨望村人，黄怡父亲。支持黄怡资助徐锡麟开办大通学堂，并入光复会。光复后，曾任绍兴军政分府财政科长。

黄竞白，又名宝箴，绍兴斗门镇杨望村人。黄柏卿长子。光复会员和同盟会员。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曾与黄怡一起支持徐锡麟办大通学堂。光复后，任绍兴军政分府文书。后随谢飞麟参加讨袁斗争。民国时，曾任国民党党史馆馆长。

徐伟（1876～1943），字仲荪，绍兴东浦镇孙家溇人。徐锡麟二弟。光绪三十一年（1905）入光复会。三十三年六月，从日本回国，在汉口被清政府逮捕，监禁三年。辛亥革命后，从事教育工作与学术活动，曾组织国学研究会，并在上虞县春晖中学任教。

徐锡麒（1878～1955），字叔荪，徐锡麟三弟，曾一同留日，加入光复会。皖案后，遭通缉。辛亥革命后曾任绍兴民团局长、商会会长等职。

徐锡骥（1883～1953），字季荪，徐锡麟四弟，曾一同留日学制药，加入光复会。皖案后帮助徐锡麟夫人王振汉化装逃往日本。辛亥革命后从事药业。

沈锡庆（1884～1936），字庆生，绍兴东浦人。徐锡麟表侄，曾助徐办热诚学堂，并加入光复会，后留学日本习司法。皖案后，徐锡麟弟徐伟被捕，沈营救甚力。辛亥革命后，曾任永嘉、吴县、上海等地方法院院长及浙江、江苏、湖南等省高等法院审判推事。

许一飞，绍兴城内人。大通学堂早期学生，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大通学堂体育教员，与秋瑾一起筹划起义。二次革命时，参加谢飞麟组织的讨袁斗争，与黄介卿、黄竞白等负责策动绍兴、余姚一带会员发难，因事泄未成。

范文济，字伯昂，绍兴城内锦麟桥人。范文澜兄。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入大通学堂，任学生分队长，光复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秘书。

沈光烈，字伯明（伯民），绍兴张墅村人。受教师蔡元培、徐锡麟影响，入光复会。绍兴光复后，曾任绍兴军政分府教育科长。

沈克刚（？～1911），字佑子，绍兴城内凰仪桥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孙德卿等在开元寺同善局设秘密机关，后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时参与组织光复军，参加光复上海之役。因与友人王某试验枪械，枪弹误中腹部而死，国民党追为辛亥革命烈士。

任元炳（1875～1943），字葆泉，号谷寅，绍兴东关（今属上虞）人。早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由陈赞卿介绍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出任绍兴县议会议长。民国30年（1941）绍兴沦陷后，拒不出任东关镇维持会长。

张光耀（？～1941），字伯涛，绍兴城内秋官第人。大通学堂琴歌教员，光复会员。民国30年（1941）绍城沦陷后，被日本侵略军作为反日嫌疑犯杀害。

平智础，绍兴清凉桥人。与陶成章交好，入光复会。参加攻上海之役。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于潜县县长。

徐乃普，字伯循，绍兴东浦人。徐锡麟族侄孙，清末秀才。协助徐锡麟创办热诚学校并任教，由徐介绍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大通学堂学习。次年起，任热诚校长达三十年之久，民国26年（1937），因年老引退。

张月楼，字之梁，绍兴城内西小路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前后，在府学堂教书，与徐锡麟同事，曾与徐办《越郡公学》等，由徐介绍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县立第一小学校长。

王叔梅（1875～1941），字述曾，绍兴城内西营人。由蔡元康介绍入光复会。皖案后避走奉天。辛亥光复后，任绍兴县自治委员，此后历任福建、绍兴等地教职。民国30年（1941）在湖南辰溪去世。

俞英崖（1877～1955），名骏，字英崖，绍兴容山人。曾任大通学堂教员，由蔡元康介绍入光复会，不久又经蔡元培介绍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吉林延吉县知事。民国7年（1918），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局任职。后曾经商。“九·一八”事变后回关内谋职，后回绍兴任稽山中学教员，曾在绍兴县修志馆工作。

庄肇先，字莼渔，绍兴城内太平桥人。与蔡元培同学，由蔡介绍入光复会。秋瑾主持大通学堂时，常有往来。

丁拜尧，原名丁嘉樨，字拜尧，绍兴马鞍人。曾留日，后加入光复会。与王心湛为友，并结识竺绍康、王金发等人。辛亥革命后，曾参加谢飞麟组织的讨袁斗争，回绍主持起事，事败避走。

裘文高（1887～1909），嵊县石璜镇后白竹村人。原为乌带党首领，后与竺绍康王金发结识，共誓反清光复起义，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裘文高不待期约起义，事败，退入仙居。九月，率起义军与清军战于白竹村。宣统元年（1909），被捕就义于嵊县。

裘小高（1888?-1909），裘文高弟，随同起义，被捕不屈而死。

张岳云（？-1909），嵊县人。裘文高助手，曾偕裘投入清营，充当哨弁，以酿事被斥归乡。后与裘文高一同起义，被捕，不屈而死。

陈楚青（1891～1914），名炯，号斯乔，嵊县友谊乡陈村人。青年时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参加光复会。曾赴广东、北京、汉口等地联络会党。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任王金发办的大通陆军学校校长。2年，参加讨袁斗争，3年5月在上海被捕，就义于杭州。

张竹笙（1875～1921），即张竹生，又名鸿，绍兴漓渚小步村人。姑母系秋瑾亲戚，得与秋瑾相识，受秋瑾影响较深，后加入光复会。宣统二年（1910），离家投身革命。辛亥革命期间，曾任作战参谋，都督府顾问，在沪说降清海军战舰。光复以后获嘉禾奖，投身京沪杭铁路建设。后改任萧绍清丈沙田总局局长、杭州官产科科长（管理修葺西湖风景区名胜古迹）、钱江义渡局局长等职。

胡士俊（1878～1929），字啸郊，号笑樵，法名孝修，嵊县广利乡宋家墩村人。光绪三十年（1904），与谢飞麟、周志由等组织“大同学社”，立志反清抗洋。三十一年后，与王金发、竺绍康等赴绍兴大通学堂任职，加入光复会。不久，随徐锡麟赴日，又加入同盟会。三十三年，参加皖浙起义的光复军，失败后被通缉，避居山泽。宣统三年（1911），在嵊县起义。光复后，曾任嵊新茧捐委员等职。民国2年（1913），参加讨袁斗争，从上海运送炸弹到绍兴瓦窑头，准备举义，事泄失败。4年，再度辅佐谢飞麟讨袁。5年，袁世凯死，胡在杭州六通寺削发为僧。

俞丹屏（1872～1942），名炜，号载熙，嵊县卮山乡前岗村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在杭州武备学堂肄业，后加入光复会。三十三年，协助秋瑾发展军界的光复会员，并在大通学堂训练会党骨干。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金陵之役。民国元年（1912）后，任省稽勋局局长及八十九团团长、混成旅旅长，授少将衔。5年，袁世凯死，俞离开军界经营实业。

童杭时（1877～1949），字暄甫，号愚隐、枕溪，嵊县下王村人。曾入绍兴府学堂求学，深得徐锡麟赏识，介绍入光复会。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任浙江法政学校校长。2年，参加讨袁斗争。后赴日学习法政，获学士学位。6年，回国，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从事立法工作，此后一直在司法界工作。历任最高法院民庭庭长、福建高等法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参与重组光复会，为副会长。

童济时（1886～1943），又名德淼，字济川，号渠轩。与其兄童杭时均为绍兴府学堂学生，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随徐锡麟联络会党。三十二年，留日学习警监。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5年（1916），参加讨袁斗争。后长期在司法界作，曾代大理院院长。

盛钟彦（1879～1913），字雨村，嵊县广利乡藏岗村人。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稽勋局局长，参加讨袁斗争。后被浙督朱瑞杀害。

周亚卫（1889～1976），又名信文，字振家，号普文，嵊县普义乡白泥墩村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杭州弁目学堂，秋瑾介绍入光复会，并参加皖浙起义的准备联络工作。徐、秋遇难后，周潜回杭州，仍返新军，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考入北京陆军大学。5年，与尹锐志结婚。此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任职。35年12月，与尹锐志、童杭时等在重庆重建光复会，任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全国一届政协委员。

马忠老（1881～1914），又名彝良，嵊县春联乡马仁村人。光复会员。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都尉官。讨袁斗争时在嵊县助马逢伯举事。

裘绍（1887～1920），字继美（济美），嵊县雅璜乡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浙江弁目学堂学习，由秋瑾介绍入光复会。皖浙案后被清廷通缉。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南京之役，后参加讨袁斗争，在去广东任护法军职时，在福建遇难。

胡春霖（1876～1928），又名竞思，字亦安，嵊县广利乡宋家墩村人。清末秀才。参与组建大同学社，后入大通学堂。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总务科长。

过显臣（1882～1935），又名樟根，外号“小铜匠”，嵊县宅前村人。与竺绍康、张伯岐知交，被介绍入光复会。参加清风岭拦路劫车，营救张伯岐。辛亥革命后，任镇海要塞炮台台长，后升任军事委员会上校侍从副官。

余冠澄（1883～1942），字镜波（金波），嵊县剡源乡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任新军标统，参加光复杭州之役。随王金发组织绍兴军政分府，历任团长、师长。

俞芝祥（1872～1952），字景朗，嵊县中南乡苍岩村人。清末秀才，绍兴知府熊起蟠招为门下士。与徐锡麟结识，资助徐创办大通学堂，入光复会。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执法处长，后历任绍兴、义乌、东阳等县民事长、县长。

徐吟秋（1885～1967），女，又名秀英，字湘筠，昵称“三娘”，嵊县黄泽镇人。徐家与竺绍康素有往来，由竺介绍识秋瑾，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随秋瑾进入大通学堂，帮助掌管文书校务。曾伪装送殡，秘密运武器回嵊，并参加讨袁斗争。

谢莲英（1894～1951），女，又名里隐，嵊县新市乡江夏村人。谢飞麟独女。少年时参加光复会，辛亥革命后进北师大，毕业后留学日本，抗战前夕回江夏村，抗战后曾任县妇女会理事长。

裘振邦（1887～1970），字树香，嵊县崇仁镇一村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参加光复杭州、南京之役，攻打天保山时受重伤致残。

陈成（1891～1973），字志赓，嵊县城内人。追随王金发、谢飞麟，入光复会，参加光复杭州之役，参加讨袁斗争。后任遂昌县长、立法委员等职。

陈大夏（？-1911），字士辛，绍兴人。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办爱国学校，因“苏报案”被牵连。后在上海任中学教职。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军，参与光复松江等地战斗。因内部遭忌被杀。

王秉璋（？-1917），字伯常，绍兴里王村人。早年参加光复会，辛亥时参加光复南京之役。后参加反袁斗争，随蒋尊簋在宁波谋独立，事未成被害。

沈仲九，绍兴人。光复会员。留日学生，陈仪内弟，随陈仪工作多年。

孙采臣，绍兴人。早年与许仲卿等一起参加光复会。参加光复杭州之役。

赵镜年，绍兴人。早年与许仲卿等一起参加光复会。参加光复杭州之役。

卞鹤书（1867～1925），嵊县显潭乡山墩村人。王金发的姨表兄，随王参加革命，由王介绍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军政分府禁烟局长。

马德先（1867～1945），嵊县广利乡人。乌带党成员，后加入光复会。随胡士俊入大通学堂学习，一直随胡工作。胡去六通寺为僧后，马德先回乡务农。

史萼庆（1868～1950），嵊县广利乡人。原为王金发家的管帐，后随王参加革命，加入光复会。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花捐局干事。

周仲贞（1870～1933），字毓奇，号小颠，晚号复园老人。嵊县开元镇五村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曾与同宗族人开办开元蒙学堂、工艺学堂、农学社。三十三年，与徐锡麟结识并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曾任绍兴军政分府盐茶局文牍科长，委查浙东盐场陋规。后又改任绍兴批验所监事长。

徐琛（1883～1938），字献琛，又字颐臣，嵊县广利乡人。王金发的小舅父，光复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绍兴军政分府盐茶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