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是中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以五岭为界与内陆相隔。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四省边界处。历史上大致包括广东（含海南、香港、澳门）、广西和云南省东部、福建省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岭南是一个历史概念，各朝代的行政建制不同，岭南建制的划分和称谓也有很大变化。现在提及到岭南一词，特指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亦即是当今华南区域范围。

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60万年至80万年前）岭南境内已有人类活动遗迹。距今1.4万年前广东先民就驯化了水稻，或成世界稻作文明源头。甑皮岩遗址是距今12000至7000年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洞穴遗址，于1965年被发现，它不仅是现代华南人乃至东南亚人古老祖先的居住地之一，也是古人类陶器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学术界已公认，距今四五千年的广东石峡文化已出现私有制、阶级分化和王权政治。

南方沿海一带很早就生息着一个人数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这就是史籍上所说的越族。越族由于种族众多，各部落差别较大，故称之为“百越”。在中原文献描述中岭南至秦军南下带来先进技术始融入文明，秦军征服岭南后引入北方中原农耕技术与先进文化，使岭南地区迅速从刀耕火种平稳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同时又将异域文化和海洋文化引进岭南，开启了岭南文明。但考古学界近年来研究发现，这一观点是“历史的误会”，近代相继出土大量的青铜器、陶器和水晶等文物，实证了岭南在秦朝之前已经存在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高度文明，岭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远古至秦时期

岭南历史久远，广东花都，就是太古时代“南海盘古国”的所在地。古国时期，广东北部、西北部和西部，大致是岭南苍梧古国统治地域，而广东的东部和东北部则是闽越族系和扬越族系所建古国。约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岭南地区出现不少古方国实体。广东境内，在珠三角地区有“驩兜国”，在粤中地区今博罗一带有“缚娄国”，在粤北阳山、英德一带有“阳禺国”，在雷州半岛及海南有“儋耳国”、“雕题国”等等。商与西周时代，岭南先民便与中原人有了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战国时代，岭南与闽、吴、越、楚国关系密切。《国语·楚语上》也有“抚征南海”的记载，可见当时岭南与楚国有军事、政治关系。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大部分地区，广东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

秦至南朝时期

公元前222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因南征百越之君”，派屠睢率领50万秦军攻打岭南；公元前214年，秦军基本上占领岭南。随即，秦始皇将所夺取的岭南地区，设“桂林、象郡、南海”3个郡。南海郡辖境是东南濒南海，西到今广西贺州，北连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的一部分，辖番禺、龙川、博罗、揭阳、四会5个县，郡治番禺。今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属南海郡，此外，湛江等地属象郡，粤西有一部分属桂林郡，粤北部分地区属长沙郡。这是广东历史上有现存文献记述的第一次划分行政区。

秦末，南海郡尉任嚣病危，委任龙川县令赵佗代职。任嚣死后，赵佗即起兵隔绝五岭通中原的道路。秦亡之际，赵佗武力攻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当时，广东除今连州及乐昌北境属长沙郡管辖外，都属南越国地盘。赵佗及其后的南越国，都与汉朝一样实行郡县制。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率领大军平定南越。汉朝将南越地重新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和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9个郡。为了便于监督各郡官吏，汉朝又设立13个常驻监察机构，称为“十三部”，其中设在苍梧郡广信县（今封开）的交趾部，专门负责纠核岭南九郡。

东汉末，交趾部改为交州。东汉末，赤壁之战后逐渐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10年（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吴国的孙权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率兵抵番禺。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步骘把交州州治从广信东迁番禺。264年（吴景帝永安七年），东吴为便于治理，又把南海、苍梧、郁林、高梁4个郡（今两广大部）从交州划出，另设广州，州治番禺，广州由此得名。而交州则辖交趾、九真、日南、和浦、珠崖5个郡。东吴时期，今广东省境除广州辖下的4郡外，还包括荆州始兴郡和海南岛。

西晋时，今广东省腹地属当时的广州，粤北属荆州，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属交州。东晋时期，北方战乱连年，中原及关陇人民大批南迁，广东人口大增。

南北朝时代，中国政局南北分裂。南朝时州郡县增置颇多，废并频繁，增设的州、郡、县也多集中在粤中、粤西、粤北地区，粤东地区设置较少。因为当时粤东农业经济没有粤西发达，交通也没有粤西方便。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

隋朝初年，设广州、循州（今惠州）两个总管府统领诸州。隋炀帝废州为郡，改为郡、县两级，大加省并，今广东省境分属10郡、74县。

唐初地方设州、县。岭南45州分属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5个都督府（又称岭南五管）。655年以后，5府皆隶于广州，长官称为五府（管）经略使，由广州刺史兼任。756年（肃宗至德六年），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度使。862年（懿宗咸通三年），岭南道划分为东、西道，东道治广州，广东属岭南东道。

五代十国时期，岭南为南汉王刘氏占据，行政区划基本上继承唐朝的建制。南汉升广州为兴王府，在州县稀疏的粤东和粤北，增置1府4州。南汉后期，全境共辖60州、214县。

宋、元、明、清时期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分路、州（府、军）、县三级。今广东省境包括广南东路14州和广南西路境内的7州，共61县。宋朝对唐制有所继承又有所调整。粤西及海南岛裁撤8个州，而粤东、粤北除循唐制外，仍保留南汉所增置的4个州。997年（宋太宗至道三年），广南路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东路治所在广州，西路治所在桂州，广东大部分属广南东路，“广东”即广南东路的简称。

元朝地方行政制度分省、路、府（州、军）、县四级，另有道，是省以下、路府之上的承转机构。今广东省境分为广东道和海北海南道。广东道道治在广州，海北海南道道治在今雷州市。

明朝朱元璋开国之际，先平定长江中游之陈友谅，下游之张士诚，以控制五岭山脉以北的江西和湖广的部 分地盘。三年后，再陆续分兵平定广西、广东。直到此时，明朝又将岭南两广与江西、湖广分开。而这个时期，由于广西壮、黎、瑶三个民族反明起义猛烈，朱元璋 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黎族聚居的海南，广西的门户钦、廉地区划归广东，以便加强控制，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65年，钦、廉地区划归广西。1988年4月，海南独立建省。

岭南自古就有先民在此生息。先秦时期，古籍中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包括吴越、闽越、扬越、南越、西瓯、骆越等，岭南地区分属南越、西瓯、骆越三大部族。南越演化为今天广东地区的汉族、壮族、瑶族、畲族等，而西瓯、骆越演化为今天广西、海南、西南地区的壮族、瑶族、黎族、布依族、傣族、侗族、畲族、仡佬族、毛南族、京族、仫佬族、水族等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也有南迁的移民融合入。

广东省是56个民族成分齐全的省份。汉族民系主要有广府民系、客家民系和闽南民系。广西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境内居住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世居民族。

岭南是以五岭为界，在江西、湖南与广东、广西四省的边境，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被称为五岭。从古籍中考证凡属五岭以南，即为岭南地区。它位于中国最南部，地处中国南疆边陲，北枕南岭，南临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岭南地区属东亚季风气候区南部，具有热带、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特点，岭南的大部分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海南岛陵水以南和南海诸岛属热带气候。岭南的南部与岭南的北部温差较大，冬天一般只有岭南北部降雪，岭南南部极少降雪。大部分地区夏长冬短，终年不见霜雪。太阳辐射量较多，日照时间较长，以广东省为例，全省各地的平均日照时数载1450小时—2300小时之间。岭南为典型的季风气候区，风向随季节交替变更。北回归线横穿岭南中部。

夏季以南至东南风为主，风速较小；冬季大部分地区以北至东北风为主，风速较大；春秋季为交替季节，风向不如冬季稳定。高温多雨为主要气候特征。因全年气温较高，加上雨水充沛，所以林木茂盛，四季常青，百花争艳，各种果实终年不绝。植物资源非常丰富。

森林植物也为动物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岭南动物种类较多，是全国动物最繁盛的地区之一。

岭南地貌因在历次地壳运动中，受褶皱、断裂和岩浆活动的影响，形成了山地、丘陵、台地、平原交错，且山地较多、岩石性质差别较大、地貌类型复杂多样的特点。岭南河流众多，具有流量大，含沙量少，汛期长，径流量丰富等特点，这些河流绝大多数源自西北部、北部和东部的崇山峻岭中。岭南最大的河流珠江，是中国汉地境内第三长河，流量仅次于长江，居全国第二位。

原始的岭南文化有其独立的发展序列，呈现出一个比较单纯、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古代的岭南文化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其文化主体是岭南的土著越族文化，是一种原生型的本根文化。这就表明，岭南原始文化，同黄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一样，同是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发源地。岭南文化是由本根文化（即语言认同文化）、百越文化（即固有的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即南迁的北方文化）、海外文化（即舶来的域外文化）四部分组成，其内涵丰富多彩。涵盖学术、文学、绘画、书法、音乐、戏曲、工艺、建筑、园林、民俗、宗教、饮食、语言等众多内容。从地域上，岭南文化又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尤其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为主，构成了岭南汉文化的主体。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在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多方面，岭南文化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起着重要作用。近代岭南文化更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先进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岭南文化以其独有的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对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

汉代时期，陈钦、陈元父子是当时岭南著名的经学家，陈元更设馆洛阳，传授《春秋左氏学》，被誉为“岭南之儒宗”。广州汉议郎学者杨孚向皇帝极力主张以孝治天下，得到汉和帝的采纳，下诏命令“臣民均行三年通丧”，同时奖励有孝行的臣民，救济孤寡贫老者，使“孝治”礼教影响后世千余年。杨孚还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异物志》。宋代，广东出现了林巽、冯元、王大宝等一批经学大师。南宋时期，南宋名臣崔与之与弟子李昴英在广州创立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菊坡学派，是当时岭南学术的主流学派。

明代，广东大儒陈白沙提出了以“自然为宗”、“学贵自得”的哲学主张，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代心学先河，创立了“江门学派”。清代，广州形成了以陈澧为代表的“东塾学派”，其著作《汉儒通义》论证了汉学与宋学门户之见是毫无依据的，主张打破门户之见。鸦片战争后，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容闳等力主变法强国和教育改革，提倡西学，主张兴办学校。康有为更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研究维新变法理论，重要门生有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何子渊、丘逢甲等冲破顽固守旧势力的禁锢，积极创办和推广新式学堂。培育了一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为辛亥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

东汉时，岭南文学家有陈元、杨孚。晋代广东文学代表人物一为黄整，一为王范。南朝陈代，有南海郡人刘删。岭南文学从唐代开始兴盛，当时以广东粤北地区为中心，代表人物有张九龄、邵谒等。张九龄是岭南第一位进士，第一位宰相，也是第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张九龄走上诗坛，进而走上政坛，成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宋代，珠三角地区逐渐取代粤北成为岭南文学中心，崔与之、李昴英、余靖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崔与之更是开岭南宋词之始。

明代，广东以南园前五子、南园后五子诗社为代表的文人社团盛行。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多位青年诗人在广州南园创立南园诗社，对明代岭南诗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代表人物有孙蕡、黄哲、王佐、李德、赵介，人称“南园前五先生”（南园前五子）。明嘉靖年间，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五人因追慕“前五先生” 而重结南园诗社，被尊称为“南园后五先生”（南园后五子）。明末，在陈子壮的发起下，黎遂球、曾道唯、高赍明、谢长文、区怀年、苏兴裔、梁佑逵等12人，再结南园诗社，复兴南粤诗坛，称“南园后劲”。明代岭南文学家还有黎贞、丘濬、伦文叙、梁储、王佐、唐胄、翁万达、黄衷等。

清代，广东出现了以“岭南三大家”和“岭南七子”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包括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程可则、王邦畿、方殿元、方还、方朝、张维屏、梁鼎芬、宋湘、黄香铁等，使岭南诗坛与中原、江浙诗坛三足鼎立。“岭南三大家”的诗作在清代诗坛享有极高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居于重要地位。近代，珠三角地区仍保持宋元以来的中心地位，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此外粤东还出现了黄遵宪、邱逢甲等有影响力的人物。据统计，从西汉到近代，广东境内有籍贯可考的、有文集行世的文学家近1800人。

岭南画坛从明清起有较大发展，人才辈出，风格独特，技法纷呈，求新求变。其代表人物有：南海林良的写意花鸟，东莞张穆著称画马，新会高俨擅长山水，顺德黎简诗书画皆绝，顺德苏六朋、苏仁山尤擅人物，番禺居巢、居廉工花卉草虫，重视取法自然，创造了“撞水”、“撞彩”技法。明清的代表人物还有颜宗、何浩、张誉、谢兰生、罗天池、陈璞等。20世纪初，在广东产生了“岭南画派”，其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主张以倡导艺术革命，建立现代国画为宗旨；以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为途径；以形种兼备、雅俗共赏为审美标准；以兼工带写，彩墨并重为艺术手法。独树一帜，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美术流派。现代，继承和发展这一画派艺术的，有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赵少昂、杨善深等。在香港的赵少昂、杨善深，在广州的黎雄才、关山月，这四位大师，是当代岭南画派的主要代表。

“岭南画派”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包含革命精神、时代精神、兼容精神、创新精神。特点：主张创新，以岭南特有景物丰富题材；主张写实，引入西洋画派；博取诸家之长；发扬了国画的优良传统，在绘画技术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没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岭南画派在中国画的基础上融合东洋、西洋画法，自创一格，着重写生，多画中国南方风物和风光，章法、笔墨不落陈套，色彩鲜艳，学者甚众，它与京津派、海派三足鼎立，成为20世纪主宰中国画坛的三大画派之一。

从明代开始，广东涌现众多知名的书法家及其作品。陈白沙是当时广东的大书法家，门下弟子甚众，自成一格，形成“白沙书派”，开岭南书法之先河，陈白沙晚年以茅根作笔被称作茅龙笔。

明末至清代是岭南书坛的兴盛时期。鸦片战争后，岭南书法风格也出现了新的面貌。岭南碑派的领袖应推康有为，其门下子弟甚多，最著名的有梁启超、崔斯哲、江孔殷、张柏桢等，其中成就最大的应数梁启超。

民国时期的岭南书法名家辈出。除康有为门下弟子外，还有王为、叶恭绰、胡汉民、林直勉等。在帖学书法上的名家有潘飞声、程景宣、商衍鎏、桂坫等。建国后，除了老一辈的岭南书法名家如商衍鎏、叶恭绰、容庚、商承祚、祝嘉等外，一些书家更是收徒教学，形成几个岭南书艺流派。20世纪六十年代活跃在岭南书坛的书法家还有侯过、伍根天、阮退之、佟绍甲等。七八十年代中青年书法家纷纷崛起，如莫仲予、曾景充、陈景舒、黄子厚、关晓峰、李纬、卢有光等。

据记载，岭南古琴从汉代便逐渐发展起来，历代都出现不少有名的琴人，写作了不少琴学的典籍，创造和保藏了不少有名的古琴乐器和琴谱。早在南北朝时期，广东曲江人侯安都就有很高的琴艺造诣。南宋末年，金元入侵中原，南宋皇帝被迫南迁至冈州崖山，中原琴艺也在冈州留下一批琴谱，相传《古冈遗谱》就是在当时遗留下来的古琴谱。明代时，著名琴人辈出，有陈白沙、邝露、陈子壮、陈子升等；藏琴丰富，有琴曲流传至今。

清代，岭南古琴学愈加昌盛，岭南琴派声名渐显。岭南琴派的创始人是清代道光年间的广东新会人黄景星。另外，影响较大的琴人还有云志高、何洛书、何耀琨、杨锡泉、李宝光、何斌襄、陈恭尹、容庆端、容心言等人；藏琴方面，有 “天蠁”、“松雪”、“振玉”、“水仙”、“韵馨”、 “松风”、“中和”、“谷响”、“流泉”、“蕙兰”等名琴；琴谱和琴学论著方面，有云志高的《蓼怀堂琴谱》、黄景星的《悟雪山房琴谱》、何斌襄的《琴学汇成》、朱启连的《鄂公祠说琴》、容庆瑞和林芝仙合编的《琴瑟合谱》等。著名曲目有《碧涧流泉》、《水东游》、《双鹤听泉》、《渔樵问答》、《鸥鹭忘机》、《平沙落雁》、《乌夜啼》、《神化引》等。

近代，岭南音乐界的代表人物有冼星海、萧友梅、马思聪等。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一带产生了广东音乐，又称“粤乐”，是在当地民间“八音会”和粤剧伴奏曲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是广东音乐的兴盛时期，涌现了严老烈和人称“何氏三杰”的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等名家，以及“四大天王”的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等音乐人才，创作出《旱天雷》、《倒垂帘》、《连环扣》、《饿马摇铃》、《雨打芭蕉》、《平湖秋月》、《步步高》、《蕉石鸣琴》、《赛龙夺锦》等著名乐曲。20世纪40年代后，不少广东音乐名曲更成为了国宴、迎宾音乐而被誉为“国乐”。番禺区沙湾镇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音乐之乡”。

潮州音乐既有传统古乐之遗制，又有本地的创造发明，形成一个成熟、丰富的多乐种、多形式的地方音乐。由于符合潮人对音乐的欣赏习惯和心理素质，不仅在文娱演出、节俗礼仪活动中广泛应用，而且以“闲间”、家庭合乐等方式融入民间的日常生活中。潮州大锣鼓以其花式丰富、气势磅礴而著名，列为中国三大锣鼓之一。潮乐中以椰胡为流传最广泛、民众最喜爱的特色乐器。潮州筝艺是当代中国古筝的一大流派。

客家山歌是用客家方言吟唱的山歌，主要流传于梅县、兴宁、五华、紫金、博罗等客家人聚居地。题材广泛，意境含蓄，善用比兴手法，语言生动通俗，讲究押韵。客家山歌曲调丰富，大致有号子山歌、正板山歌、四句八节山歌、快板山歌、叠板山歌、五句板山歌等。客家山歌旋律优美，几乎所有曲调中都有颤音、滑音、倚音等装饰音，因而使本来简单的旋律变得回环曲折、委婉动听。而且因为在山地唱歌，旋律高亢、悠长，节奏自由。

粤剧以粤方言演唱，是广东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粤剧是由多种外来戏曲声腔和本地土戏、民间说唱艺术不断融合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以后又在伴奏乐器上大胆采用了一些西洋乐器，大大增强了烘托唱腔和戏剧动作的效果。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粤剧演员有被称为“粤剧四大家”的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廖侠怀等。红线女所创的“红腔”近半个世纪以来影响最大。以粤语演唱的曲艺品种，有粤曲、木鱼歌、龙舟歌、南音和粤讴等。

潮剧是用潮汕方言演唱的地方剧种。潮剧渊远流长，在潮安县出土的明宣德年间剧本《新编全相志孝刘希必金钗记》，是国内出土最古老的南戏演出本，戏文语言中已加进一点潮州方言，这是南戏、正字戏传入潮地后开始发生地方化的本子。明末清初潮州戏渐趋成熟，至光绪年间为鼎盛，有200家潮州戏班。在潮汕民间旧时还流传着用潮汕方言诵唱的说唱本子，称为“歌册”。潮州歌册广泛传诵于妇女间，现存歌册最早创作年代为明代。歌册的体裁为两类，一是传奇故事体，一是歌行体。潮州歌册刊刻在清代甚盛，现存传统本子有数百部，流传至东南亚及内地，流播甚广。

汉剧是客家地区流传较广的地方剧种，有源于湖北汉剧、徽班、秦戏班底，湖南祁阳戏各说。客家汉剧传统剧目据称有800多个，完整剧本有300多个，唱、做、念、打（舞）表演艺术丰富，武打戏还把南派武功融于其中。角色行当分为生、旦、丑、公、婆、乌净、红净七行，唱腔音乐有二簧、西皮、大板等各种声腔，成为广东地方一大剧种。客家地方戏剧还有采茶戏和花朝戏，都是由民间歌舞发展而来。客家民间舞蹈品种繁多，多数为风俗道具舞，较为著名的有船灯、鲤鱼灯、采茶扑蝶、席狮舞、杯花舞等。

广府民系的工艺美术，品类繁多，有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三雕一彩一绣”是广州传统工艺美术的主要代表，即广州象牙雕刻、广州玉雕、广州木雕、广彩、广绣。广府工艺品还有肇庆端砚、朱义盛首饰、佛山陶瓷、木版年画、剪纸、金银铜锡箔、染色纸、狮头、彩扎灯色；新会葵扇；东莞和南海烟花炮竹以及各地在建筑装饰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砖雕等，其中以端砚、粤绣、雕刻、陶瓷最具特色。

广雕雕刻艺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按雕刻的质体分类，可分为广州榄雕、牙雕、玉雕、木雕、石雕、砖雕、骨雕等。广雕是指以广州为代表的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雕刻工艺及其制品。广雕中最负盛名的是广州象牙雕刻、广州玉雕、广州木雕。清代以来，广州工匠根据西方客户的要求，选择各种名贵材料，精镂细刻，形成了新颖、生动逼真、精巧细腻的广雕艺术品，更成为朝廷贡品，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代表人物有陈祖章、翁昭、翁荣标、李定宁等。

广绣与潮州刺绣合称粤绣，与湖南的湘绣、四川的蜀绣和江苏的苏绣并称中国四大名绣。广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唐代成为朝廷贡品，到明代中期已扬名海外，18世纪风靡了英国皇家及上流社会，英、法、德、美各国博物馆均有收藏，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不少广绣的优秀作品。广绣大致分为两大品类：“一是盘金刺绣，二是丝绒刺绣。”盘金刺绣以金线为主，辅以彩纷刺绣，金碧辉煌，灿烂夺目，雍容华贵。丝绒刺绣开丝纤细，色彩缤纷，绣出的花鸟尤其精美。

广彩的全称是“广州织金彩瓷”，产生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所谓织金彩瓷，就是在各种白胎瓷器的釉上绘上金色花纹图案，仿佛锦缎上绣以色彩绚丽高雅华贵的万缕金丝，然后用低温焙烧而成。广彩是运用中国织锦图案的手法，以色彩艳丽、构图严谨、绘工精细著称，宛如无数金银彩丝织于白玉之上，显得是那么光彩夺目、富丽堂皇。作为外销瓷，广彩在清代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有“世界官窑”之称，欧洲许多国家的皇室用瓷都是广彩瓷品。

潮汕地区是中国工艺美术10个重点产区之一，潮汕工艺美术品类丰富，其中最具盛名的是瓷艺、刺绣和木雕。潮汕地区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枫溪工艺陶瓷最为著名。潮州金漆木雕与浙江东阳木雕并列为中国两大民间木雕体系。潮州金漆木用于建筑装饰、家具装饰、神器装饰以及案头摆设。近代以来，在潮绣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利用特种材料或吸收外来工艺手法，发展为珠绣、抽纱等新的绣种，在60年代，又发展了通锦绣的新品种。

岭南建筑主要主要分为广府建筑、潮汕建筑和客家建筑。

广府民居，通常指大珠三角地区、粤西地区的建筑。广府民居通常符合通风与阴凉的要求是岭南建筑的共同特点。主要代表形式是布局整齐的梳式布局村落和三间两廊式的合院。广府民居的代表是镬耳屋，多用青砖、石柱、石板砌成，外墙壁均有花鸟图案。因其山墙状似镬耳，故称”镬耳屋”。镬耳屋是岭南传统民居的典型代表，以广府风格的民居建筑为主要代表，在明清时期的广府民居中，一般是出过高官的村落，才有资格在屋顶竖起镬耳封火山墙。镬耳屋象征着官帽两耳，具“独占鳌头”之意，唯有功名的乡绅方能采用，也是家境殷实的象征。明清两代，只要是发了财的村民，都会建造一所镬耳屋以显示其富有与气派。西关大屋是清末豪门富商在广州城西“西关角”（今荔湾区）一带兴建的极具岭南文化特色的广州传统民间住宅形式，被称为“西关大屋”。

潮汕民居以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称“下山虎”和“四点金”。规模较小的城镇平民居屋有布局狭长的“竹竿厝”。大型民居以四点金为基础横向或纵向扩大规模，称“三厅串”、“八厅相向”、“四马拖车”、“百凤朝阳”，其外部轮廓则保留十分规整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大规模的集居式住宅称为“寨”，这是清代潮汕地区乡村居民军事化的产物。从平面上可分为方案和楼寨，从外围方式上可分为围墙和围楼。潮汕地区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采用贝灰和石材。至迟在北宋已开始烧制贝壳灰，以贝灰为主体原料的三合土版筑大为盛行，不仅应用于建造房屋、高塔上，而且应用到加固堤防上。石材不仅应用于建筑构件的门框、栏板、抱鼓石、台阶、柱础、井圈、梁枋上，而且建造了石牌桥、石塔、石桥大型建筑物。潮州城内，仅太平路就有47座石牌坊。以巨石为墩的潮州湘子桥，建造年代从南宋至明代，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

客家建筑的代表是客家围龙屋。历史上客家人社会宗族制的强化，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祠堂设施的完善和族谱连续修撰。在聚族而居的村落，各族都重视祠堂的建造。祠堂住处讲究风水，重视堂号家声。客家围屋堂号，或有直书故土祖地，或言志明义，这些堂号的命名习惯与唐宋古俗相承。再就是在民居方面出现了超大型的土楼和楼房组合成的大理围龙屋。土楼建筑多以夯土或土坯砖为材料，渐而发展到以花岗石、大青砖为建筑材料，十分坚固，规模巨大。现存土楼，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自清康熙初年至20世纪70年代，兴建了不少土楼建筑。围楼形制依平面布局大体分为圆形和方形。大型圆形围楼高达4～6层20余米，多达四环。建于清代的始兴县隘子镇满堂村大围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10800平方米。各家围龙屋尤为讲究风水。近代，还出现了传统民居布局而门面装修西式的中西合壁的客家侨乡民居。

岭南园林作为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三大流派之一，在中国造园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现代园林的创新和发展上，更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岭南园林有比较鲜明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体型轻盈、通透、朴实；二是装修精美、华丽，大量运用木雕、砖雕、陶瓷、灰塑等民间工艺、门窗格扇、花罩漏窗等都精雕细刻，再镶上套色玻璃做成纹样图案，在色彩光影的作用下，犹如一幅幅玲珑剔透织绵；三是布局形式和局部构件受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如中式传统建筑中采用罗马式的拱形门窗和巴洛克的柱头，用条石砌筑规整形式水池，厅堂外设铸铁花架等，都反映出中西兼容的岭南文化特点。岭南四大园林分别是清晖园、梁园、余荫山房、可园。在18至19世纪初期，广州海珠区、西关一带曾涌现出由十三行商人兴建的规模宏大、雍容华丽的私家园林，包括潘家花园、伍家花园、海山仙馆在内的众多名园，被称为“行商庭园”。它们不仅是岭南园林的巅峰之作，还引发了清代时期欧洲各国模仿“中国式”园林的盛况。

岭南园林的营建，最重视的是选址，而选址也最能表现出建园者的审美取向和生活意趣。岭南的建园原则是尽可能离开闹市，把园林宅第建在真山真水的大自然环境中，甚至降宅园融入大自然，成为其中一部分。建园者崇尚自然，追求平实，不太重视人工制造的假山流水，也不羡慕江南园林那种在咫尺中营造山林的巧构。保留至今的粤中四大名园，清晖园、梁园建在小镇边缘，可园、余荫山房则建在乡村，以求得良好的环境条件。岭南庭园的空间特征是内收型和扩散型的结合。岭南宅园的园内空间也是属于围合封闭的内收型，但在景观组织上，特别是在视线组织上，将园内外空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空间的扩散感。岭南宅园面积较小，园林空间组织较为简单，通过借助园外景色，把园外景色组织到园内来，从而形成了园内空间的丰富层次。

粤菜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粤菜即广东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之一，发源于岭南。粤菜由广州菜（也称广府菜）、潮州菜（也称潮汕菜）、东江菜（也称客家菜）三种地方风味组成，三种风味各具特色。广州菜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和韶关、湛江等地，用料丰富，选料精细，技艺精良，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擅长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还兼容许多西菜做法，讲究菜的气势、档次。潮州菜发源于潮汕地区，汇闽、粤两家之长，自成一派。以烹制海鲜见长，汤类、素菜、甜菜最具特色。刀工精细，口味清纯。东江菜起源于广东东江一带，菜品多用肉类，极少水产，主料突出，讲究香浓，下油重，味偏咸，以砂锅菜见长，有独特的乡土风味。

清末时期，粤菜被广东商人带到上海。民国时期，粤菜在上海逐渐取得霸主地位，赢得“国菜”的殊荣，“食在广州”的声誉便由此而起。经典粤菜有烤乳猪、清蒸东星斑、烧鹅、白切鸡、红烧乳鸽、蜜汁叉烧、脆皮烧肉、上汤焗龙虾、鲍汁扣辽参、菜胆炖鱼翅、白灼象拔蚌、椰汁冰糖燕窝、麒麟鲈鱼、椒盐濑尿虾、蒜香骨、白灼虾、干炒牛河、广东早茶、老火靓汤、罗汉斋、广式烧填鸭、豉汁蒸排骨、菠萝咕噜肉、玫瑰豉油鸡、萝卜牛腩煲、潮州牛肉丸、潮汕鱼丸、生菜龙虾、鸳鸯膏蟹、潮州打冷、卤鹅肝、蚝烙、芙蓉虾、沙茶牛肉、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盐焗鸡、猪肚包鸡、盆菜。

粤菜其特点是善于在模仿中创新，用料广博，选料珍奇，配料精巧，做工考究，讲究“镬气”，注重形象，品种繁多，五味俱全，浓淡适宜。粤菜善于博采众长，体现了岭南文化融通善变的韵味。粤菜中，飞禽走兽、山珍海味、野菜山花，皆可入肴。广式饮菜，兴起于19世纪末的广州，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众化茶楼兴起，渐而蔚成风习，扩展至珠江三角洲城镇及西、北江流域沿江城镇。茶楼的点心精美而又丰富，常见的如蛋挞、蛋盏、蛋散、干蒸、烧买以及各类粥品。改革开放以后，引进许多西点，食品更为新潮、精美。

岭南民俗文化是在岭南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和地域特征的区域性文化。南粤民众在岭南大地上繁衍生息了十余万年，他们创造了许多具有地域特点的民风民俗，虽然岭南是全国改革开放、科技发展的前沿阵地，但是这些古老的习俗惯制并未在现代化的风云中黯然失色，仍然是岭南的象征。

岭南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较早开放的港口，海上对外贸易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商品经济和商品意识。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岭南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顿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在南海及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交易圈，更对外出口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岭南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汉代，广州成为中国与古罗马帝国的海上贸易中心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广州成为中国与古罗马帝国的海上贸易中心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中原商贾缔造财富传奇的地方。《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说：“粤地处近海，中国（即中原，笔者注）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晋书》说：“广州包出大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代至清中期，是古代岭南最繁荣的时期，广州长时间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清代时珠江商贸航运更加繁忙。康熙二十四年，在广州建立粤海关和在十三行建立洋行制度，乾隆年间开始，准许外国人在十三行一带开设“夷馆”，方便经商和生活居住。

古代岭南，由于山高岭峻的阻隔，较少受到中原政治风波的影响，经济发展一直较为平稳。与中原地区“以农为本”的模式相同，农作物为五谷，尤以水稻为首。岭南的种植历史相当悠久，在英德考古出土了1.4万年稻谷文作物印证了岭南的农耕历史。除水稻以外，岭南水网纵横，气候温和，养鱼、种果、种桑、育蚕，重视经济作物与多种经营。

据考古发现，岭南地区60万年至80万年前人类活动遗迹，磨刀山遗址的发现被专家誉为填补岭南地区60万年至80万年前遗迹的空白。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出现了早期古人（马坝人）。南江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把广东人类活动史大大提前，从“马坝人”时代（距今约13万年）推至“北京人”时代（距今约50万—70万年）。据宋 罗泌《路史·前纪二·天皇纪》载：“粤有天皇，是曰天灵，望获强尊”。天皇氏是古越族，讲古越语。古越语是一种多音节语言。古文献均称天皇始制干支。从天皇所制干支名可见三皇时代古越语之一斑。明代文献《三命通会》：“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是曰‘天灵’，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旅蒙、柔兆、疆困、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洋、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中国北宋时编撰的官方正史著作《资治通鉴》就以这套术语纪年。关于盘古神话的被广泛引用的早期记载之一是南朝任昉的《述异记》：“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在专家们看来，被视为中华民族创世神话的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应当起源于古代“百越”之地。而岭南，甚或说广东先民，有可能就是这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神话之一的创造者。

1985年博罗公庄镇出土七件完好的属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和编钟；1996年，龙溪镇银岗村发现先秦时期的陶片，发掘出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2000年在博罗县罗阳镇挖掘的春秋时期墓葬群里（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包括青铜鼎、编钟等在内的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铜器、玉器等，使得沉睡了长达3000年之久的神秘缚娄古国重现天日。在气候潮湿多雨的岭南能发现三千年以上的金属铜器遗存实属不易，这些遗址发现改写了整个岭南的文明史，使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

广东博罗出土的大量文物实证表明，岭南地区存在过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铜器和玉石制品特别是水晶手镯、铜甬钟和青铜鼎，显示出贵族气象，显示了只有皇家贵族才有的“钟鸣鼎食”的存在。这里出土的两个编钟，其质地和形态，都与中原的编钟大致相似，而花纹又有所不同，说明这里曾有高水平的制作工艺，春秋时期文明程度与中原相当。这一实物发现，打破了“岭南没有青铜器时代”的说法。这也是广东省近50年来重大的文物发现，改写了整个岭南的文明史，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认识，因而被评为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惠州博罗县挖掘出300多座周朝时期古墓，震惊考古界，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然而，这数百座古坟遗址被开建高速公路所毁。博罗县原文化局副局长、博物馆馆长黄观礼说，在古墓被毁之前的半个月左右，他曾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以高速公路改道或者想办法跨过去等方式保护古墓遗址，但是令他痛惜的是，他的建议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2000年，正在建设的广惠高速公路通过古墓地，墓地一部分被夷平，变成高速公路路基，另外一小部分被施工泥土埋在下面。变成路基的古墓遗址永远不可能再恢复。

先秦时期，古籍中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包括吴越、闽越、扬越、南越、西瓯、骆越等，岭南先民包括“南越”（广东一带）、“西瓯”（广西一带）、“雒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三个部族。广东被称为南越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又称之为“南粤”。岭南先民在远古时期有自己的习俗文化特征：

酿酒文化：在清远连县的一座晋代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件陶甑、三个陶坛，据专家考证为烧酒蒸馏器。这是中国科技史上划时代的发现，这不但说明岭南地区至迟在晋代永嘉时期就可以制烧酒，据《岭南科学技术史》记述，在没有更早的证据发现之前，这应当可以证明烧酒技术是岭南人发明的。甑和坛是广东旧时烧酒蒸馏器具中的两个主要部件，近现代的广州城乡酒坊、酒厂中仍在使用。

断发文身：这也是东南沿海越人的习俗。断发就是将头发剪短（该习俗与现代人习俗无异，干净卫生；古中原人认为肤发是父母授之，所以无论男女都留长发终身不剪），古越人不但剪发，而且似乎很“潮”经常变换发型，越人剪短头发，大概与讲究卫生方便洗头或与下水方便有关。文身，是由于古代越人“习水”而避蛟龙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此外近代也有学者指出，古代越人的“文身”是一种“标志型成人礼”的遗存；如果对各种说法综合分析，可以推断文身是中国古代越人一种多功能的文化习俗，包含了部落标志、图腾崇拜和成人礼等多方面的文化含义，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古老遗俗。

稻作文化：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是广东发现有水稻遗存最早的遗址，考古研究成果将该遗址出土的水稻硅质体年代前推至最早1.4万年前，并据此推断牛栏洞很可能是岭南乃至世界稻作文明的源头。

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以竹木为主要建筑材料，主要是两层建筑，下层放养动物和堆放杂物，上层住人，这种建筑可以防震。居住形式与各民族生活的自然与经济条件有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塞北游牧民族多住便于迁徙的帐篷；中原华夏部落多住窑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而南方古越部落则住类似巢居式的“干栏式”房子，即竹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下层饲养牛、猪等家畜，上层住人，这样可以防止南方气候的潮湿和避开各种凶恶的野兽虫蛇。正如《博物志》云：“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考古发现最早的干栏式建筑是河姆渡干栏式建筑，古时流行于南方百越部落的居住区。古代史书中又有干栏、干兰、高栏、阁栏和葛栏等名，当是由古越语言转译而来的音变。此外，一般文献上所说的栅居、巢居等，大体所指的也是干栏式建筑。

喜食海鲜、野味：鱼、鳖、蛇、蚌、蛤等是先民的天然美味，但稻作农业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发展，曾是岭南先民的经济方式之一。这一习俗延至岭南诸省之今日。在《淮南子》与《史记》中，都提到南方越人吃蛇与贝壳类动物。在广东发掘的多处文化遗址的堆积层里，均发现有大量的蚬蚌蛤蚶蛳螺的遗骸。其实饮食习俗是与居住环境与食物链供应分不开的，这些贝壳之类动物，现代的名词叫“海鲜”。随着改革开放之风吹过了五岭以北。如今，北方人也崇尚南方人的饮食习惯，无论是蛇类还是贝壳类，都早已成了北方食肆中的席上佳馔。

龙舟竞渡：是古代南方越部族的传统习俗之一。因为南越人使用舟船普遍，往往在船的首尾画上龙、凫等动物形象作为本部落的图腾或保护神。这和越人文身以象征“龙子”的含义类似，都是为了求得龙神的保护。据考，龙舟竞渡的习俗其实与古越人（古籍中指南方沿海地区先民）对龙图腾的原始信仰有关。远古时期古越人与“龙”密切相关，古越人天皇氏，为五龙之首，后世子孙以龙为图腾。近年来在岭南地区发现的铜鼓上，也发现了一些头戴羽冠的人物操架刻画有纹饰的船的图像，有可能就是古代越人龙舟竞渡习俗的记录。至于竞渡的时间，在过去并不一定拘泥在端午节举行。《旧唐书·杜亚传》记载：“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广东在宋代也有于元宵节举行龙舟竞渡的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