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

（1）人民的风俗习惯。清朝薛福成《创开中国铁路议疏》：“民俗既变，然后招商承办……可以渐推渐广，渐续渐远。”

（2）民众的生活、生产、风尚习俗等情况。《管子·正世》：“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

民俗文化是流动的、发展的，它在社会的每个阶段都会产生变异，并在变异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当中国社会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民众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必然表现在民俗文化的变化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寻找民俗文物，留下民众生活的历史，已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大国，民俗文化不仅是历史的延续，而且还将会继续延续下去。正是这种民俗文化，在它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人文性格，因此弘扬中国民俗文化传统，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俗是人民传承文化中最贴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劳动时有生产劳动的民俗，日常生活中有日常生活的民俗，传统节日中有传统节日的民俗，社会组织有社会组织民俗，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也需要民俗进行规范——结婚人们需要有结婚典礼或仪式来求得社会认同，在人的精神意识领域也有民俗——许多生活中的禁忌就是如此：大年三十至初二，家中不许扫地，如果进行打扫就会破坏来年的财运。

模式化的必定不是随意的、临时的、即兴的，而通常是可以跨越时空的，这就是民俗具有传承性、广泛性、稳定性的前提：一次活动在此时此地发生，其活动方式如果不被另外的人再次付诸实施，它就不是民俗；只有活动方式超越了情境，成为多人多次同样实施的内容，它才可能是人人相传、代代相传的民俗。另外，民俗又具有变异性。民俗是生活文化，而不是典籍文化，它没有一个文本，主要靠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途径在人际和代际之间传承，即使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它也不可能毫发不爽地被重复，在千变万化的生活情境中，活动主体必定要进行适当的调适，民俗也就随即发生了变化。这种差异表现为个人的，也表现为群体的，包括职业群体的、地区群体的、阶级群体的，这就出现了民俗的行业性、地区性、阶级性。如果把时间因素突出一下，一代人或一个时代对以前的民俗都会有所继承，有所改变，有所创新。这种时段之间的变化就是民俗的时代性。

确定民俗的范围与分类，是为了建立认识民俗、描述民俗的理论框架。关于民俗的范围与分类，不同的民俗学家由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特定的课题需要，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自然状态的民俗丰富多彩，千头万绪，民俗学产生不久，学者们就尝试提纲挈领地把握它们。

20世纪上半叶对后来影响较大的分类有下列两种：一种是纲目式的，按照逻辑以大纲统属细目；一种是平列式的，按照材料的分量定类，不管类与类之间是否具有逻辑上的关联关系。英国的班恩女士（C. S. Burne）在《民俗学手册》中大致是把民俗按精神领域、行为领域、语言领域划分为三大类。法国的山狄夫在《民俗学概论》中提出了另一个三分法：

1.物质生活：（1）经济之物质（如食料、衣饰、居屋、运输方法）；（2）生存之方法（如乡村生活、城市生活等）；（3）盈利与财富（如劳力之生产、器具、不动产）。

2.精神生活：（1）方言；（2）民间学识与运用；（3）民间智慧；（4）艺术；（5）神秘（如民间法术、民间宗教）。

3.社会生活：（1）家族；（2）社团；（3）特别组合（如经济组合、政治组合、运动组合、宗教组合等），秘密组织（政府不知道的团队）。

两个分类是纲目式的，便于突出民俗事象之间的逻辑联系和民俗分类框架的系统性。另一种分类是平列式的，如瑞士的霍夫曼一克莱耶（Hoffmann-Krayer）在《民俗学文献录》中把民俗分为18类：（1）乡村；（2）建筑物（房屋、礼拜堂及其他）；（3）用具；（4）象征物（如福禄寿象征及其他）；（5）技艺与一般艺术（如染织、雕刻等）；（6）人民心理现象；（7）惯习及其原物（如首饰等）；（8）饮料及食物；（9）惯性（如仪式过程、会社、游戏等）；（10）民族法律；（11）信仰（神话、崇拜等）；（12）家庭医药；（13）民间诗歌（如民歌、叙事诗等）；（14）民间故事（幻想故事、笑话、传说等）；（15）民间戏剧；（16）历法历书等；（17）民间语言（如谜语、谚语、俗语等）；（18）名号（如地名、人名、神名、动植物名等）。

中国民俗学界的两种分类。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把民俗分为四大类：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陶立璠在《民俗学概论》中则分为这样四类：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口承语言民俗、精神民俗。张紫晨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中采用平列式方法把中国民俗分为十类：（1）巫术民俗；（2）信仰民俗；（3）服饰、饮食、居住之民俗；（4）建筑民俗；（5）制度民俗；（6）生产民俗；（7）岁时节令民俗； （8）生仪礼民俗；（9）商业贸易民俗；（10）游艺民俗。当代各种地方志性质的民俗志的分类方法有纲目式的，也有平列式的，前者如浙江民俗学会所编《浙江风俗简志》、戴景琥主编 《义马民俗志》， 后者如刘兆元所撰 《海州民俗志》。

划分民俗的范围和类别的原则总是与民俗的定义联系在一起的，既然我们把民俗定义为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文化，那么，我们就以民俗事象所归属的生活形态为依据来进行逻辑划分，于是，我们得到三大类八小类的民俗：

1.物质生活民俗

（1）生产民俗（农业、渔业、采掘、捕猎、养殖等物质资料的初级生产方面）；

（2）工商业民俗（手工业、服务业和商贸诸业等物质资料的加工服务方面）；

（3）生活民俗（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方面）。

2.社会生活民俗

（1）社会组织民俗（家族、村落、社区、社团等组织方面）；

（2）岁时节日民俗（节期与活动所代表的时间框架）；

（3）人生礼俗（诞生、生日、成年、婚姻、丧葬等人生历程方面）。

3.精神生活民俗

（1）游艺民俗（游戏、竞技、社火等娱乐方面）；

（2）民俗观念（诸神崇拜、传说、故事、谚语等所代表的民间精神世界）。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逐步恢复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特别是解放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贬损、批判和否定的传统宗教（包括道教、佛教、民间信仰）得到了部分恢复和发展，但传统宗教的教职人员和宗教场所的数量要达到1949年以前的水平是有很大困难的，虽然基督教、天主教的信教人数、教职人员和宗教场所的数量早已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代学校教育发达，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物质生活优裕，世俗欲望膨胀，信仰宗教的人群在缩小，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也有例外，譬如，对财神的崇拜，近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财神信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道教宫观有财神殿，有些佛教寺庙内也增设了财神殿；各地也出现了不少独立的财神庙。

这不仅体现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那些大城市当中，在中西部乡村地区对财神的崇拜也十分普遍。2007年夏天，登泰山，一路所见佛教道教庙宇内都有财神殿。又到杭州登北高峰，山顶有灵顺寺，寺外是财缘阁，卖的香号称“天下第一财神香”；山门内弥勒佛塑像金光闪耀，宝座铭文“和气生财”；寺内主殿匾额是“财神真灵”，主供如来佛，左侧却是财神赵公明；左右两殿是文财神殿和武财神殿，文财神殿主位供奉的是范蠡，武财神殿居中的是关公。整个灵顺寺变成了一座财神庙！每年到正月初五子时前后，长江三角洲地区，接财神燃放鞭炮的轰鸣声铺天盖地，烟火如火树银花，都宣示财神信仰的繁荣。商家店铺里，摆放或者悬挂财神像已经是杭州、苏州、无锡等地都流行的做法。在北京、广州等城市，情况也是如此。很多家庭有了财神龛，一年到头香火不断，供奉不辍。财神信仰自宋代肇始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曾这样普遍、深入和多样。

由于古代的人们对大自然的许多现象无法理解，同时在生活中又有许多偶然事件会对人们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当时的人们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为了避免自己的行为带来不好的结果，人们在生活中形成了许多的禁忌。这些禁忌或许与当前的生活习俗已经不相适应，并且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却体现出人们对健康和幸福生活的渴望。

春节禁忌也称“过年禁忌”，指十二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一个月的禁忌。

春节本来出于对“年”的禁忌。邓云乡《红楼风俗谈》（中华书局1987年版）谓“年”字，按古文的写法，是一个象形字，有头有尾，脚向四面伸开，像一个大壁虎。据说是一种很可怕的爬虫，一岁之中，人家不遇到它，最好了，便平安无事度过了，因此烧一堆火，弄了一些好东西大家好好吃一顿，以示庆祝，这就叫作“过年”。后来，欢庆除旧迎新的岁首，就变成“新年”和“过年”。在传承过程中，春节禁忌所包含的畏惧和迷信的色彩渐为人与人之间皆大欢喜、互相爱护的情调所取。俗话说：“入哩年界（年关）禁忌多。”客家民间奉行的春节禁忌包括：禁打骂小孩；禁打碎器皿；禁讲粗话恶语。张祖基的《客家旧礼俗》谓：“初一该日特别谨慎，唔敢讲恶话骂人，也少人出门，若使在初一早晨碰到好的事情、听到好的话，就作为系一年的好兆头，作为会利市。所以碰到人，就互相恭贺，讲各样的好话”；忌用不吉利的字眼，如病、死、苦、贫、灾、乱、荒、杀等；初三日忌出门访友，初三各家都习惯扫倒垃圾，送出屋外空地或河边去，喊做送穷鬼。因此这日少人出门；忌用针线，尤其忌在厅堂做针线活。

衣服忌反着穿。反穿衣服如穿孝服，表示家中服丧事。食饭挟菜忌用筷敲击盘碗，用筷子敲击盘碗是乞丐讨吃的手法，也是逗狗猫等畜牲进食的讯号。同时忌将筷子竖插在饭菜碗上，这是祭死人的方式。住房内摆设眠床忌正对屋顶横梁。认为横梁压顶预凶，且易生噩梦。床位不可直向房门，也不宜脚朝门口睡觉，这是丧事象征。出门办事忌逢“三煞日”、“空亡时”。生了小孩不直呼生了，称“供”了或“轻”了，“产”了。老人年老了不宜直呼“老”了。“老”了是死的代名词，宜呼年岁多了或年岁高了。探病时间忌在下午、晚上和农历初一、十五日。下午谕日已过昼，晚上谕日落西天，初一、十五日是敬神祭鬼的日子。问讯病人忌直呼病字，宜问“哪时不自在？”“哪里不自然？”称小儿病了叫“不乖”。死人忌逢农历初一、十一、二十一。死后七天逢七叫“撞死”，认为家中会闹“风煞”。逢七的当天，全家人和共屋的邻居都要清早离家出外“避煞”，午后才能回来忌用猪、猫无偿赠亲友。客家俗谚“猪来穷、狗来富、猫来带麻布”之说，带麻布是指要穿孝服，不吉利。即使对方收了狗猫也要回赠礼物才算吉利。路遇不认识的中、青年妇女问讯，忌称“大嫂”、“大婶”、“伯母”、“叔娘”之类称，宜称“大姐”或“细妹”。否则易错称得罪人。“胞衣”保密。胞衣，即婴儿胎盘，在梅州客家地区，人们十分珍视自己的“胞衣迹”（埋藏胞衣的地方），历来有对婴儿的“胞衣”保密的习俗，每当婴儿出生后，婴儿胞衣只有当祖母的才有权处理（如果祖母不在，则由父亲处理），一般是将胞衣埋藏于自家祖居地范围内，埋藏胞衣的地点是永远保密的。

民俗涉及的内容很多，它所研究的领域仍在不断的拓展，就今日民俗学界公认的范畴而言，民俗包含以下几大部分：

1.生产劳动民俗

2.日常生活民俗

3.社会组织民俗

4.岁时节日民俗

5.人生仪礼

6.游艺民俗

7.民间观念

8.民间文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民俗学会自1983年5月成立以来，致力于调查、搜集、整理、研究我国的民俗，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为移风易俗、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

学苑出版社作为九三学社下属的出版社，出于弘扬祖国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从十几年前就开始加大对民间文化类图书的编辑出版力度。经过二十年来的探索与发展，学苑出版社已经形成了以记录与抢救中华文化遗产为主旨，以传统医药学和古代科技、文史古籍、民间文化、考古收藏文物类图书为主体，兼顾教育、科技、文化艺术领域图书出版的特色。

中国民俗学会与学苑出版社在中国民间文化出版方面有很多卓有成效的合作，曾与学苑出版社将共同主办“海峡两岸民间文化学术论坛”，就“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新视野”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

学苑出版社已经出版发行了多部关于民俗文化的系列丛书，具体如下：

包括：《京城民居建筑绘画图集》、《消失的胡同——铅笔画中的北京风貌》、《皇家园林》、《老北京的民俗行业》、《京城镖行》、《北京史通论》、《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照片集》、《旧京社戏图》、《九门红尘——老北京探微述真》、《三山五园旧影》、《漫画北京城》、《四合院》、《北京旧事》、《北京西山健锐营》、《北京人什么样》、《昔日的夏宫圆明园》、《老北京与煤业》。

中国各地的民俗差异很大，但在吉祥方面的追求却是相同的。因此，烟标体现最多的是吉祥、喜庆题材。利用文字、图案通过对某些自然物象的寓意或谐音，表达美好愿望。例如新郑卷烟厂的“喜梅”牌，利用民俗文化中喜鹊登梅枝来表达“喜上眉梢”之意。梅枝取其谐音，意为眉梢，喜鹊则扣出“喜”字。

松竹经冬不调，梅花傲霜斗雪，此岁寒三友象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值得文人士大夫称颂，而且常常光临烟标画面，反映这方面内容的烟标比比皆是，为民俗文化增添一道风景。人们渴望长寿，但各地对长寿的祝愿不一样。南方人寄托于寿星老儿，老寿星的画像成为许多烟标的主图；北方人寄托松与鹤，“寿比南山不老松”及鹤发童颜是人们的殷切期望，所以松鹤图出现不少烟标；有的地区以献寿桃表示祝寿，因而标面上寿桃的图案十分醒目，如滁州卷烟厂的“献寿”等；有的地区以敬长生果“花生”表示祝寿，此类烟标也有不少。由此可见，民俗文化真是多姿多彩，绚丽无比。

妈祖民俗是源于人们对妈祖景仰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常规化古老民间习俗。它有别于其他妈祖信俗集体性活动，主要指信众个体信仰活动，具有个人化鲜明特征，多样的民俗活动都助兴妈祖诞辰纪念，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妈祖是中国乃至世界华人聚居区的民间信仰神祗，她的传说涉及多方面的内容，有海上救难，也有战争中的助战；既有捍灾御患，又有主嗣孕育。这就决定了妈祖神格内容的多重性。

为湄洲岛百姓为祈福、庆丰收举行传统民间活动。在节日尤其元宵节期间晚上，人们都提着“妈祖灯笼”绕境游乐。

这是家族举行感恩苍天仪式，无论男女老少均统一着装列队到妈祖庙恭请妈祖参加，感谢圣恩，表达崇敬之情。

当信众家庭、事业遇到困难时，常会到妈祖庙用木质半月形“圣杯”问卜，祈求如何解决疑难问题。

指湄洲岛已婚未育妇女为祈生子育女到妈祖庙，与妈祖神像头上的花互换来求妈祖赐孕。

指信众到妈祖宫庙祈取小香袋戴在小孩身上，以保平安。如今仍有许多信众保持着这一习俗，以避邪保身。

指信众在大门贴上妈祖神符，保佑全家平安。

中国的元宵节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节日，由元霄而孕萌的元霄灯节和灯会是中国遍及汉民族居住地的重大年节活动。灯会和灯节既是中国灯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年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旧为蜀地, 灯会、灯节起源较早。“自贡灯会”习俗起源虽可追溯至南宋, 但因早在隋唐“正月十五挂红灯”已经成为汉民族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 所以玩灯、赏灯无非应时而动, 特色化和地域性内容并不多。清中期开始, 因盐业经济发展, 地域性民俗灯节活动逐渐兴盛。每到正月，自贡灯会就成为南方最上相、最具有想象力的“跨年活动”。这一习俗起源于唐宋时期，当时的人们燃灯、赏灯，是过年时重要的节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