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瓯，又称西越，是先秦时出现在岭南的方国，西瓯主要分布在广西柳江以东、郁江以北、湘漓以南和西江以西的广大地区。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也就是从今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是古越人最集中的分布地区，非民族共同体。

《汉书》记载：“蛮夷中，西有西瓯，众半公式，南面称王。”《百越先贤志》也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故西瓯也。”西瓯，又叫西越，或与雒越并瓯越或瓯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有一支越人大部落活跃在浙江东部的瓯江流域一带，又有另一支越人大部落活跃在岭南、西江、浔江、桂林一带。为示区别，人们便称浙江一带那支越人部落为东瓯，而称在西江、浔江、桂林一带的那支越人部落为西瓯。《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赵陀向汉朝夸张地称：”“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人；亦称王”。《百越先贤志自序》也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为西越也。

郭璞注《山海经》说：“瓯在闽海中，郁林郡为西瓯。”《旧唐书·地理志》载：“贵州（今广西贵县）郁平县， “古西瓯、骆越所居”，又说党州（今广西玉林县境）“古西瓯所居。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潘州（今广东高州县）：州所治，古西瓯骆越地，秦属桂林郡。汉为合浦郡之地”。

西瓯，《汉书》记载：“蛮夷中，西有西瓯，众半公式（个子矮小瘦弱），南面称王。”《百越先贤志》也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故西瓯也。”西瓯，又叫西越，或与雒（骆）越并瓯越或瓯骆。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年—前221年），有一支越人大部落活跃在浙江东部的瓯江流域一带，又有另一支越人大部落活跃在岭南、西江、浔江、桂林一带。为示区别，人们便称浙江一带那支越人为东瓯，而称在岭南、西江、浔江、桂林一带的那支越人为西瓯。

由于地理上北方中原与南方岭南距离甚远，先秦时期中原人与岭南人少有往来，以至先秦古籍文字上关于西瓯部落的记录廖廖无几。百越众部落当中与北方中原往来较多的是地理上较接近中原的于越（春秋越国的前身），于越在商周时曾北上当过周成王的宾客，也曾以象牙、玳瑁、翠毛、犀角、玉桂和香木等奢侈品，交换北方中原的丝帛和手工产品。涉及到西瓯部落的文字记录较为详细的是西汉史籍《淮南子》。

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 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临禄 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百越军盟主）。而越人皆入丛 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 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而广东地区的政治实体较为松散。在秦始皇统一岭南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而在广西则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能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

西瓯，具体点，就是广西的玉林市、贵港市、梧州市、贺州市一带。那么，西瓯有无首都或首府之类呢？有人认为是在玉林，也有人考证认为在贵港。不过，古籍又有记载：“越北有城廓邑里也，处溪谷之间，丛竹之中”，“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想传不过等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险阻林丛，弗能尽著。”“夹以森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腹蛇猛兽。”

从这些古籍的表述，可见百越民族多数都聚居、敬居、绕寨、游走于山川要塞，森林丛竹之中。百越种姓繁多，光在西江流域一带，较大的就有两支，一支西瓯，一支雒越。雒，同骆，是山区的水田，即我们所说的“公式”。这个“公式”字，读广州话第三声[long3]时，所表示的是地势较高的能取水灌溉的旱水田。读广州话第五声[lang5]时，所表示的是地势较低洼的水田。雒人，或骆人，即耕这些田的人，雒（骆）越，则为耕这些田的越人。瓯雒，则西瓯、雒越的会称，是百越部落中比较落后的一两支以耕田为主，但其制作工艺技术高超。在罗定、云安出土的饰物、钢鼓就十分精良，被作为国家一、二级文物由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是百越文明的见证。

骆越有部分逐步南迁。到战国末年，迁徙到了今越南河内一带，成立了瓯雒国，是越南京族（越南的越族）、黎族、水族、老挝龙族的祖先，创造出璀璨的“瓯雒文化”，即越南东山文化。

百越，又称古越族、古越人，或越族、越人。“越”或写作“粤”。因古代“越”、“粤”是相通的，到近代才较为区别。先秦时期，古籍中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吴越”（苏南浙北一带）、或称“闽越”（福建一带）、或称“扬越”（江西湖南一带）、或称“南越”（广东一带）、或称“西瓯”（广西一带）、或称“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等。

因西瓯与雒越类更接近，地缘又相邻，都是较其他支系相比是欠发达族类，所以人们多数都会称为瓯雒。瓯，古文与区、沤均相通。有人认为，温州多产陶瓷，西瓯又有陶器的含义，所以，瓯就是温州，温州人就是瓯人。也有人认为，瓯较古老，而陶瓷较后，这样就难以解释。

有专家研究，“瓯”不是华夏词汇。古籍记载：“东南曰扬州……其译薮，曰具区。”“区”即“沤”，指浙江境内众多湖泊，湖泊或濒海地方被水包围的岛屿。在这些被水“沤”（包围）的地方生活的人就是“沤人”，即“瓯人”。

《山海经》中也有“瓯居海中”的说法。又有人考证，“区”则“曲”，二者同义。故山林险阻崎岖曲折之地谓之“区”，即“瓯”，居此地者，即为“瓯人”。在东面江浙地区居住的越人——“沤人”是“瓯”。在岭南西部地区居住的越人——“瓯人”也是“瓯”。他们都是“瓯越”。为以示区别，所以，习惯上称江浙一带的越族“瓯人”为“东瓯”，岭南西部一带的越族“瓯人”为“西瓯”。

两次秦瓯战争后，百越逐渐衰亡。以秦始皇的雄才大略、野心和贪念，使其兼并了六国，征服了岭南。客观上使华夏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跟着开始了征服岭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据西汉史籍《淮南子》记载：“秦始皇派遣国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杀南野之境，一军结余干之水。”也就是说，秦始皇的军队，从江浙挥军直捣福建江西而至广东番禺成为大本营，五十万大军分五路，从番禺、江西、湖南、贵州、广西五方面包围西瓯，经过残酷而持久的激战，双方都牺牲主帅。“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簿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亡，杀尉屠睢，仗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从这记述中可以看到，西瓯国王（君）虽然牺牲，但西瓯人不肯投降。在新首领“桀骏”的带领下，进行艰苦的丛林战，情愿与禽兽为伍，也不肯作秦的俘虏，并采取夜间战术，设下埋伏，夜袭秦军，使其中计，主帅屠睢中毒箭坠马而亡。死伤几十万人，血流成河，使秦军不敢掉以轻心，在几年的战争中，都是人不脱甲、马不卸鞍、箭不离弓。

由于岭南地形复杂，山岭崎岖，运输十分困难，监军禄不能将粮草及时运到岭南，影响了战事。于是派几万兵士凿通了今广西兴安县东面向北流入湘江的海洋河和西南面流入漓江的大溶江，使两条河相连，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北方的粮草源源不断地顺利供应给进军岭南的秦兵，使秦朝士兵及时得到补给。仗打了几年，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开凿建成了“灵渠”以后保障了供给，才取得了征服岭南的基本胜利。而且，这条位于广西桂林市兴安县的秦凿渠，后来一度称为零渠、陡河、兴安之河、湘桂运河，如今称为“灵渠”，全长37公里，水面宽十几米，大天平主坝长344米、高200多米，结构有铧嘴、大天平、小天平、南渠、北渠，涉水天河、水涵、陡门、堰坝、堤坝、桥梁等独具特色的人工运河，稍不留神便成为了“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因为开通了秦凿渠，解决了粮草的运输问题，保障了供给，才能深入西瓯地区中心，连续、继续作战。屠睢战死之后，秦始皇重新派伍器、赵佗为正副首领，又率30万（一说50万）大军二征岭南，在东西北一齐夹击之下，才基本控制了“西瓯”地区。说是基本上，是因为当时只是击败了西瓯主力，占领了西瓯的主要活动地区。广大山乡村野仍在越人手里，并且经常偷袭、骚扰秦军，还曾经攻击过番禺。所以，赵佗又带大军从番禺出发进剿西瓯。史称“第二次秦瓯战争”，也有人说这是第一次秦瓯战争的继续。“第二次秦瓯战争”的惨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第一次秦瓯战争”。所以，秦瓯战争之后，千百年来，在西江两岸的高山密林里，在狂风暴雨的漆黑之夜，仍然会有人隐约听到人喊马嘶，以及“一、二、三，冲”、“一、二、三，杀”的喊杀声。经过了无比惨烈的“第一次秦瓯战争”和“第二次秦瓯战争”之后，秦始皇可以说是征服了岭南，并在岭南设置了三个郡：南海郡，今广东大部分地区；桂林郡，今广西东北部及广东西部小部分地区；象郡，今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越南中北部，甚至到达云南东部及贵州南部。云浮，时大部分属桂林郡，新兴（旧称临允县，因县治临近允水即今新兴江而名）及南面小部分属象郡。

西瓯——祖先的土地上曾经辉煌过的地方——不论是国、国家，还是部落联盟，在“秦瓯战争”后彻底解体了。西瓯，已经成了一个历史符号。那么，西瓯解体了，或说已经灭亡了。但是，那些人呢？西瓯越人，去了哪里呢？这似乎是个谜团。百越西瓯之人，在秦朝军队的强势攻击下，只能向南败退，一部分留下融入当地，一部分漂泊海外。而向南败退的，带着对秦军的愤怒与仇恨在东南亚站稳了脚跟，重新设郡、立国，或重组联盟。对秦的仇恨铭记于心，言必称“秦”、“秦呢”，或恐惧、或仇恨。这“秦呢”的说法，以故事或历史的传播，传到次大陆与东印度部分融合，印度语读支那，再由印度传向西方，写成英语即变成China。这即是世界称中国为“China”的起源，历史上有此一说。

铜鼓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西瓯、骆越后裔的“乌浒、俚人”保留并继承着瓯骆先辈的文化和习俗，特别是其具有标志性的铜鼓文化。玉林铜鼓虽然是瓯骆先民的标志性文化遗存，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瓯骆后裔在与中原随迁汉人频繁的交往活动中，也在不断地融合吸纳着中原文化，并逐渐将汉民族的文化元素注入到铜鼓之中，如四出钱纹等具有汉文化元素纹饰的不断出现和运用。因此，铜鼓不仅是鬱林早期西瓯骆越的代表性遗存，同时也是鬱林汉越融合交往的例证。

山歌

从古百越族群及西瓯、骆越民族开始，在每年农历三月对唱山歌，以山歌寻求配偶，或以山歌交朋结友，传达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情感，之后逐渐演变为民间无处不歌、无事不歌的传统。西汉刘向《说苑·善说》用汉字记越音所录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歌》。经学者考证，《越人歌》为古越语，其语法结构、语音格律等均与今壮、侗语相近，当属壮侗语各民族歌谣之源。因此，可以说，广西少数民族的歌谣，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周代、春秋战国时期，实际存在可能更早。

稻作

青铜

自1971年以来，桂林地区不断有商周青铜器及其遗址的发现，标志着该地区在商代晚期开始逐渐进入青铜时代。春秋时期，西瓯青铜文化继续发展。在荔浦和恭城均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址和遗物。战国时期，西瓯青铜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灌阳、全州、平乐、兴安等地相继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址。平乐银山岭西瓯战国墓，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铜铁合制器和玉石器等。这些出土器物表明，西瓯战国时已进入了铜铁并用时代。

布洛陀

布洛陀文化最初是由生活在岭南一带的西瓯和骆越及其先民共同创作的，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它有着自己的传播场域和传承族群，有着韵文体、散文体等流传载体，有着混溶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先天条件，更有世代相传的宗教信仰观念和祭祀仪式，是壮族传统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布洛陀文化不仅在广西的红水河流域、右江流域，云南的红河流域的壮族群居地，黔南的南盘江、北盘江流域布依族和水族群落的民间里广泛流传，而且在越南、缅甸和泰国等地也流传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

南越国时期，作为独立实体的西瓯、骆越方国已不复存在，而是与南越国政权捆绑进入封建郡县制社会。

光绪《贵县志》载：“北山上盘武宣，下连浔郡，错综百余峰，延袤数百里。唐贵州牧尝教植茶树于此，土人赖之，俗呼其地为龙山。”北山皆属土山，山势高耸入云，光热条件良好。唐代州官因地制宜，在山区传授栽种茶树，平原则种稻，这是地方州官兼“劝农事”的一个体现。今平天山上仍遗有高山茶园，顽强地维系着“北山茶”的千年血脉基因。旧志所言“土人”，隋唐时期称僚人，今之壮族、侗族、仡佬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民族前身。

骆越是很早以前就居住在中国南方的古老方国（境域：今广西南宁、百色以及南到越南中北部地区）。据考证，骆越文化对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骆越人是远古、夏、商、周乃至汉代生活在广西的古代部族，是现代壮族、侗族、黎族、布依族、傣族、仡佬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民族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