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Bronze Ware）在古时被称为“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锡、铅等的合金，刚刚铸造完成的青铜器是金色，但因为出土的青铜因为时间流逝产生锈蚀后变为青绿色，被称为青铜。

土耳其东部的卡萤泰佩遗址发现距今10000年的自然铜制品，并经退火处理。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铜制品，未经冶炼，为自然铜加工而成。

随后的2000年中，金属铜出现于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核心地区以外的地方，如叙利亚西南部的TellRamad遗址和伊朗西南部AliKosh遗址出土的铜珠等，并于距今8000年传播到巴基斯坦中部的Mehrgarh地区。与此同时，土耳其中部发现了融化或熔炼坩埚，这标志着真正的冶铜技术的出现，但仍有争议。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最新的研究表明，东欧塞尔维亚早在距今7000年前即开始青铜冶炼，这项工作提出本地可能存在铜冶炼起源的独立中心，可挑战欧亚大陆的铜冶炼技术单一地点起源的模式。在塞尔维亚发现的少数铜块和炉渣，经检测为人工冶炼所得。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青铜冶炼”技术。

距今6000年左右，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冶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并扩散到周边地区，这一地区普遍出现低水平砷铜。距今5500年，普遍开始有意识地生产砷铜等铜合金。距今5000年左右，西南亚出现了锡青铜，几百年后，欧洲中部和亚洲中部也出现了青铜的浇铸，标志着冶金技术的一大飞跃。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8日，意大利考古学家宣布，在托斯卡尼的温泉泥浆中发现了24尊保存完好的2300多年前的青铜雕像，将“改写历史”。专家称，这是自1972年来，古地中海历史上最重要的青铜器发现之一。

中国已发现的、最古老铜制品是来自陕西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残片，经检测为冶炼所得，距今6500~6700年历史。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已知的中国最古老青铜器，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铜刀。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槽及环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从考古资料来看，土耳其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金属冶炼技术的地区，中国相对稍晚却紧跟其后。虽然中国青铜冶炼技术掌握时间略晚。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鼎由最初的烧煮食物的炊具逐步演变为一种礼器，成为权利与财富的象征。鼎的多少，反映了地位的高低；鼎的轻重，标志着权力的大小。在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造型系列：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等。青铜器上布满了饕餮纹，夔纹或人形与兽面结合的纹饰，形成神灵的图纹，反映了人类从原始的愚昧状态向文明的一种过渡。

夏朝是中国传说中的最早奴隶制王朝，经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其开始于约公元前2070年（禹传启家天下），灭亡于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鸣条灭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般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夏朝都城所在位置。

夏朝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偃师二里头遗址青铜铸造作坊面积超过1万平米。二期至四期都有冶炼青铜器的出土，一期青铜铸造遗迹里也有冶炼痕迹。

现已清理出二至四期的铸造工场遗址，其周围遗留不少陶范、坩埚、炉壁、铜渣、木炭,及一些小件铜器、少量大件铜器。青铜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主要遗物之一,有礼器、工具、兵器等。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中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一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如今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见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起自武丁至于帝辛。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图为东周早期的青铜鸮首提梁壶由终身独身日籍名医森承一郎传承人吕默斋（志强）持有，日本传奇古董商坂本五郎代为操作。本件青铜属私家藏品且据合法性，青铜器是资深藏家最认可的板块之一，但青铜器属珍贵文物，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加以保护，对青铜器流通有严格管制。可以在市场上合法流通的青铜器大致有如下两类：1949年以前出土，流传有序，并有明确著录可以佐证的青铜器；从海外回流的青铜器。因此，青铜器在国内市场上一直不温不火，大多属于私下交易，而中国藏家进入国际拍卖圈也不过5年左右。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范铸法和失蜡法，范铸法较早，应用的最普遍，了解古代制造方法有助于辨伪。

范铸法又称模铸法，先以泥制模，雕塑各种图案、铭文，阴干后再经烧制，使其成为母模，然后再以母模制泥范，同样阴干烧制成陶范，熔化合金，将合金浇注入陶范范腔里成器，脱范后再经清理、打磨加工后即为青铜成品。

根据从古代青铜作坊遗址发掘出的实物，再结合青铜器的外形分析，专家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绝大部分是采用范式铸造方法制作的。

范铸法工艺流程共分为五步：

第一步为塑模，用泥土塑造出铜器的基本形状。在制好的泥模上画出铜器纹饰的轮廓，凹陷部分直接从泥模上刻出，凸起部分则另外制好后贴在泥模表面；

第二步为翻范，用事先调和均匀的细质泥土紧紧按贴在泥模表面，拍打后使泥模的外形和纹饰反印在泥片上；

第三步为合范，将翻好的泥片划成数块，取下后烧成陶质，这样的范坚硬不易变形，称为陶范。将陶范拼合形成器物外腔，称为外范。外范制成后，将翻范用的泥模均匀削去一薄层，制成器物的内表面，称为内范，铜器的铭文就刻在内范上。将内外范合成一体，内外范之间削出的空隙即为铜液留存的地方，两者的间距就是青铜器的厚度；

第四步为浇注，将铜液注入陶范。待铜液凝固后，将内外陶范打碎，取出所铸铜器。一套陶范只能铸造一件青铜器，因此不可能存在两件一模一样的青铜器；

第五步为打磨和整修。刚铸好的青铜器，表面粗糙，纹饰也不清晰，需要经过打磨整修，才能成为一件精致的铜器。

失蜡法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做法是，用蜂蜡做成铸件的模型，再用别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全部熔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空壳。再往内浇灌溶液，便铸成器物。器物可以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盘，是中国所知最早的失蜡铸件。

春秋晚期，中国人可能就已发明了失蜡法铸造工艺。失蜡法的工艺流程分为三步，首先以易熔化的石蜡制成蜡模，用细泥浆多次浇淋蜡模，使之硬化后形成铸形。然后，将铸形烘烧陶化。这一过程中，石蜡熔化流出，于铸形中形成空腔。最后往空腔中浇注铜水，制成器物。失蜡法通常用于铸造那些外形非常复杂的青铜器，河南淅川出土的楚国铜禁以及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尊盘被认为就是用失蜡法铸造的。

器物一次浇铸成形的铸造方式，称为浑铸法。器形过大或形状过于复杂，需要将整个器物分为数件分别翻范浇铸，最后拼接成一个整体，这种铸造方法称为分铸法。铸造多个较小物件时，还会将多个铸范层叠装在一起，由一个浇口浇注铜水，一次铸成多件器物，这种工艺称为叠铸法。叠铸法多用于铸造钱币等小型器物，出现于春秋时期，汉代时逐渐流行。

鼎相当于如今的锅，煮或盛放鱼肉用。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鬲（li，音历） 煮饭用：一般为侈口、三空足。

甗（yan，音演） 相当于如今的蒸锅。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竹制分隔物，叫做箅。上有通蒸气的孔洞。

簋（guǐ）铜器铭文作“毁”，相当于如今的大碗，盛饭用。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二耳。

簠（fǔ） 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盖、器大小相同，合上成为一器，打开则为相同的两器，在古器物学上又称为“却立”或“却置”。簠器在经籍中称为“胡”或“瑚”。

盨（xǔ） 盛黍，稷，稻，粱用。椭圆形，敛口，二耳，圈足，有盖。

敦（duì） 盛黍、稷、稻、粱用。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也有球形的敦。

豆 盛肉酱一类食物用的。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

爵，温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

角 饮酒器。形似爵，前后都有尾，无两柱。有的有盖。

《礼记·礼器》中称：”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商周之际发展为造型精美的礼器，流行于周中期之前，之后开始衰落。

《考工记·梓人》引《韩诗》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依此说，角与爵之容量为四与一之比。角的造型与无柱的爵很像，只是流与尾同为尖状。自宋以来，定爵形器无流而具两翼若尾者为角。

斝（jiǎ） 温酒器。形状像爵，有三足，两柱，一鋬。

觚（gū） 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觚的形制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长，外撇的口、足线条非常优美，纹饰繁复而华贵。

觯（zhì） 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数有盖。

兕觥（sìgōng） 盛酒或饮酒器。椭圆形腹或方形腹， 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作成兽头或象头形。

尊 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

卣（yǒu） 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种）。一般形状为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圆筒形、鸱鸮形或虎食人形。

盉（hé） 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方彝（yí） 盛酒器。高方身，有盖，盖形似屋顶，且有钮。有的方彝上还带有觚棱。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还有两耳。

勺 取酒器。一般作短圆筒形，旁有柄。

罍 （léi）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壶 盛酒或盛水器。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簟食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

盘 盛水或承接水。多是圆形、浅腹，有圈足或三足，有的还有流。

匜（yí） 《左传》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 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说明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形椭圆，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后有鋬，有的带盖。

瓿（bù），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于盛酱。流行于商代至战国。器型似尊，但较尊矮小。圆体，敛口，广肩，大腹，圈足，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装饰饕餮、乳钉、云雷等纹饰，两耳多做成兽头状

盂 盛水或盛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鉴 水器，形如现代的盆。有四种用途：（一）容水 ；（二）盛冰，《周礼》：“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三）沐浴；（四）鉴容照面，以后才为铜镜所替代。鉴的制作在春秋战国是最为盛行，当时种、鼎、壶、鉴四器并称。

编铙盛行于商代，是中国古代军队中所用乐器之一，可手持或植于座上演奏。商代的铙为青铜铸造，外形似倒置的钟，当口朝上，体小而短阔，下有中空短柄，装入木桶柄后可执，以棰敲击当口方形鼓起处而鸣。

编钟 打击乐器（宫廷雅乐）。面较大而薄，多为弧形，根部凹进，边部稍作翘起，当口朝下，编悬。

编镈 打击乐器（宫廷雅乐）。镈体趋向浑圆，形制与编钟相似，但口部平齐，特悬（即可单独悬挂在墙上）。

钺本是王者贵族用于劈砍的兵器，也是象征权力的刑器和礼器。形状像板斧、斧头而较大。作为一种兵器，由青铜铍头、长柄构成，铍头尖锋直刃、扁茎，穿透力很强，很可能是由扁茎短剑发展而来。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大量使用。至于斧钺，由于其杀伤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时期实战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于仪仗、装饰之需，以作为军权的象征。

“钺”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礼器之一，也是一种兵器。据考证，这种器物是由石斧等工具演变而来的，在青铜器中更强调华丽、美观的特质，成为象征权力、象征威严的礼仪用物，此处所选两件钺是商代后期作品，格外强调器物威严恐怖的特性，同商代艺术风格完全一致。

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飨、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器。青铜礼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其存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显着特点。青铜礼器可分为四大类：

从青铜器的社会功能进行分类，把青铜器分为礼器、重器、葬器、日用器。

礼器：商周奴隶主崇神鬼、重祭祀、行巫术，将几件大型青铜器按一定的方式组合为“礼乐之制”，作为王权、名位以及国威的标志和象征。青铜礼器由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等组成，在使用排列上有浓重的巫术色彩。

重器：单件铸造的大型青铜器，其上铸有铭文，专门用来记载某件大事，或颂扬先王、先祖的功德，都叫“重器”。铭文长的青铜器都是重器。

明器：即“神明”之器。古人认为人死亡而灵魂不灭，要在另一个世界中重新生活，所以商周奴隶主贵族盛行厚葬，将生前喜爱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均随葬入墓。

青铜殉葬 礼器一般由鼎，簋、豆、壶、弇（或盉）组成，等级不同的贵族用器数量都有规定。但这种明器不同于后世专门制作的殉葬用器，仍为礼器。

在古人心目（古代文献）中，青铜器有两种基本功能或用途，一是“纳（内）、入”，即盛装物件；二是“设”即陈设布列。《礼记·礼器》说得很明确：“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郑玄注：“金炤物，金有两义，先入后设。”　纳是青铜器的第一位的基本功用，而纳的基本目的是“示和”。所纳对象即古文献所谓“实物（所实之物）”，就是上面所说“三牲鱼腊”，“四时之和气”之属，实际就是牺牲（肉食）、黍稷（主食）以及酒醴之类祖先生前生活必需品。而其主要就是把诸如此类分别纳入鼎簋尊彝等各类器物中，然后作以调和以供祭祀祖先之用。《说文》说：“鼎，和五味之宝器。”《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国语·郑语》记载史伯说：“夫和生实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说：“和如羹焉，水、火、醯、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都在申明用青铜器调济容物，“和五味”以“示和”的基本意思。其调和方法就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而最终目的则在于和人心，“成其政”。

以金示和还有另一层或者说更深一层的意义，这就是“炤物”或“象物”示和。《左传·宣公三年》说：“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原来铸鼎，制作青铜器不仅用来盛装和调剂牺牲等给祖先奉献的礼物，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象物”，也就是在铜器外表刻画“物”的图像。通常所说铜器花纹实质就是图物象物。

那“物”是什么呢? 答案其实非常简明。“物者，方物、神物也。”“物”也就是人们所崇拜的神灵，或者视之为自己祖先所由来的神物，有类于西方所谓“图腾”。当年傅斯年先生在其《跋陈擿君春秋公矢鱼于棠说》首次发明：“物即图腾”，可谓真知灼见。其实先秦文献所见诸多“物”字，很多都可以这样来理解。如《尚书·旅獒》：“毕献方物”；《诗·大雅·生民》：“有物有则”；《左传》中《隐公五年》：“取材以章物采”，《桓公二年》：“五色比象，昭其物”，《宣公十二年》：“百官象物而动”；《国语》中《周语》：“服物昭庸”，《越语》：“民神杂糅，不可方物”；以及《周礼》中《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司常》等“旗物”，《大司乐》：“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等等。

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近代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西周时期除了陶范法冶铸外，也还延续了夏商时期用石范铸造青铜器小件和不复杂器物的传统。由于石范法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类青铜器，所以到西周时期石范铸造青铜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在西周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的铸造还是采用陶范法铸造，只有极少数的青铜器是用石范铸法铸造，我们在鉴定这一类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时，就要和陶范法铸造青铜器的鉴定要点区分开来，如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存在着器形和纹饰之间相同的现象。

从其它看，西周时期青铜器在以下几个方面和夏代青铜器的特征相似，如，在听声音上和青铜器的锈蚀上、以及青铜器的重量上，其辨伪的方法基本相同。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样进入了纹饰发展的鼎盛期，这是同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虽然朝代更替了，但统治阶级用礼器统治人们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青铜礼器发展的大环境没有改变，这样青铜上的纹饰还是按照为礼器服务的思想不断发展，商代的许多纹饰在西周时期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兽面纹的变化的形式“环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羊角形、内卷角形、曲折角形、双龙角形、长颈鹿角形、虎头形、熊头形兽面纹”等纹饰，在西周早期仍在使用。而在西周中后期形成了西周时期特有的纹饰特征，如，西周中后期，主要流行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波曲纹、凤鸟纹、瓦纹等，另外，还出现了许多无纹饰的素器，在这些素器当中有的也有饰几道纹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时候用雷纹为地，这实际上是延续了青铜器礼器化的进程，可以想象以雷纹为地的青铜器上存在的各种纹饰多是天上的神灵，或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物，因为，它可以在云雷纹之上生活，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没有商代普遍，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在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逐渐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但我们应明白，商代和西周时期虽然在纹饰的种类上不同，但这些纹饰的本质和功能没有变，仍然是为了增强青铜器的神秘性，加强了其礼器的地位。当然，在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进化的过程中，否定掉的许多传统的青铜器纹饰，这些纹饰为什么会被否定掉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纹饰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礼器神秘性规律了，所以，自然就会被淘汰掉。

西周时期的许多纹饰遵循这个规律，如商代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及其变形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就逐渐被淘汰，在西周中后期，兽面纹很少，即使有也多在足部和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另外，商代的夔龙和鸟纹在西周时期也是少见，基本上弃置不用了，这是因为，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生产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西周时期已经没有什么动物是人的对手了，人们对许多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不再恐惧，不再崇拜，既是征服不了的猛兽至少也对它的习性有了深刻的了解，已经不再属于崇拜的对象，这样这些动物的神秘性就小了，更不要说是称之为神了，所以在西周时期真正的兽面纹就少了。即使有，也多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现。因为，只有抽象才是超现实的，才是人们所崇拜的，因为人们只崇拜抽象的事物。而替代的则是新的纹饰，当然，这些纹饰是抽象到了极点，如，重环纹、垂鳞纹、龙纹等。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难于解释的纹饰，比如说波曲纹，在西周时期的青铜豆和青铜甑等器物上都有表现，对于这种波曲纹有的人认为是一种不知名的兽纹，当然，我们对波曲纹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据我对虢国墓地青铜器上的波曲纹进行观察，总觉得象是大海的波浪，或者至少应该和大海有点联系，因为大海在周代是不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所以，大海对于周人来讲还是极神秘的，这样人们就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也许这种波曲纹本身并不是来源于大海，但从外形上看不免会被人们这样理解。

西周时期许多青铜器上的纹饰，在布局方法上还出现了几种纹饰并存的局面。有的上面饰窃曲纹、中间为三角纹和窃曲纹、腹部为凤鸟纹或龙纹、圈足是窃曲纹，十分复杂，在手法上，主要采用虚实、纵横、疏密等排比方法，使图案变化丰富多彩，但是对称性很强。另外，西周时期纹饰的特点还有一点，这就是主次纹饰的应用，即在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一般都有几种，但只有一种纹饰是主体，其特点很明显，一般都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且面积很大。如今市场上有很多仿制的西周青铜器，但大多都不得其精髓。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制礼作乐均依周制，政府或私人为了举行祭祀等礼仪活动的需要，不断仿照《三礼图》或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而铸作新的青铜礼器，这就是仿制品。其特点是在器物上大多标明仿制的时间、用途及仿制者等。在进行鉴定工作时，首先要区分仿制品与伪品，不应将仿制品列为伪品。其次仿制品对研究历代礼乐制度及文化艺术也有着一定的价值，不应简单地予以否定，而应给予适当的评价。宋代以前的仿制品已很少见。宋代由于金石学兴起，收集了大量的古代青铜器，并认识了《三礼图》的错误，遂改依古代青铜器仿制礼器，用来作为庙堂之祭器。宋代仿制情况见于宋翟汝文《忠惠集》及清孙诒让《政和礼器文字考》等。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仿春秋时期宋公戍钟而制作的大晟钟，尚有流传至 今者。清代的青铜器图录书中也著录了一些宋仿铜器。元代官府出蜡局亦曾仿古代青铜器而制作了一批祭器。明代著名的宣德炉有许多是仿照古代青铜器的形制加以变化而制作的。

青铜器的修复与保护由于金属类文物的修复保护技术基本相同，青铜器修复保护技术在金属类文物中比较全面，而且青铜器占金属文物中的比例最高，所以本文以青铜器的修复保护为主全面系统的介绍青铜器修复保护技术，大家可从中借鉴其它文物的修复保护方法。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青铜时代，这是一个以青铜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为特征的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所谓青铜是：铜与锡或铅等元素按一定比例熔铸而成的合金，以铜为主，颜色呈青，故名青铜。

对一件出土不完整的青铜器文物首先要焊接把青铜器拼接成一个完成的器物，焊接是传统修复技术中的重要环节，是修复破碎青铜器和复原器形的主要手段。需要根据青铜性质、残破和腐蚀情况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焊接方法，即“大焊”和“小焊”。首先用矬子把焊口锉平，然后焊接是用电烙铁将锡融化注入要修复青铜器上。

补配是传统青铜器修复技术中复原残缺部分的重要技术。补配就是残缺的青铜器不完整了，根据铜器种类、形状、残缺部位，打制补配和铸造补配。补配要根据青铜器的纹饰先拓下来，然后通过纹饰制作补配的器形，然后拼出一件完成的青铜器文物。

埋藏于地下的青铜器由于墓穴崩塌、地层变化等原因造成挤压变形，出现裂缝等。出土后的青铜器往往需要整形。青铜器整形的方法有锤打法、模压法、锯解法、加热整形及其物理整形等。选择方法的依据是器物的变形程度和铜器的质地。

要修复和保护好青铜器，必须对青铜器腐蚀的机理进行探讨，以利于采取正确的、有效的保护措施。

青铜器锈蚀机理随着科学的发展在不断的有所发展，各种理论和观点不断踊现，但如今看法较为一致的是：

器物埋藏地下时接触到氯化物，因为氯离子半径小，容易穿透水膜而与铜作用形成氯化亚铜：Cu十Cl=→CuCl十e 氯化亚铜又与水反应生成氧化亚铜和盐酸：2CuCl十H20→Cu20十2HCl 氧化亚铜遇氧气、水和二氧化碳时可生成碱式碳酸铜； Cu20十―02十H20十C02→CuC03·Cu（OH）2 氧化亚铜遇水、氧，加上盐酸又可转化为碱式氯化铜：2Cu20十2H20十02十2HCl→CuCl2·3Cu（0H）2。

因此，青铜器在外界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腐蚀产物，是一种由内向外为CuCl、Cu20，再向外是CuC03·3Cu（OH）2或CuCl2·3Cu（OH）2，或两者都有的层叠状结构，这一结果已被x射线衍射法的分析所证实。

由于氧化亚铜层的转化产物一碱式氯化铜是疏松膨胀的，呈粉状，通常称为粉状锈，氧和水仍可进入其中，使氯化亚铜层转化为碱式氯化铜∶ 4CuCl十02十4H20→CuCl2·3Cu（0H）2十2HCl 这就造成了内部生成粉状锈的条件；生成的盐酸遇到共析组织，又使铜转化为氯化亚铜：4Cu十4HCl十02→4CuCl十2H20 形成的氯化亚铜又与浸入内部的氧气和水作用生成碱式氯化铜。这样周而复始，使青铜器的腐蚀产物不断扩展、深入，直到器物溃烂、穿孔，这就被称为“青铜病”。

青铜器锈蚀机理有的资料认为还与青铜中锡、铅密切相关。这种硫化物是在嫌氧细菌的作用下，由微生物还原硫酸盐产生的硫化氢而转变得采的。

有关生物与青铜器锈蚀关系的理论还有待于人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青铜器大多数曾经地下埋藏，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蚀。作为腐蚀介质土壤的毛细管及孔隙被空气、水和电解液充满。青铜器埋于地下，在空气、水、电解液的作用下，自然形成各种不同色彩的腐蚀覆盖层，有黑色的氧化铜（CuO）、红色的氧化亚铜（Cu2O）、靛蓝色的硫酸铜（CuSO4）、蓝色的硫酸铜（CuSO4·5H2O）、绿色的碱式硫酸铜【CuSO4+3Ca（OH）2】、白色的氯化亚铜矿（CuCl）、白色的氧化锡（SnO2）等不同色彩。绝大多数属腐蚀产物，不仅没有破坏古代艺术作品，反而更增添了青铜器艺术效果。古色的腐蚀层，成为青铜器庄严古朴、年代久远的象征，锈层一般并未改变青铜器物的形态，而且铜锈的性质也较稳定，不致使器物破坏。所以这类腐蚀层应保留。但鉴于大多数出土青铜器基本上都是有土及锈包着，如要露出底色、花纹、图案、铭文，就必须除锈。但除锈又不能损伤铜器本胎，并要保留好的锈色。与基本除锈不同的是“粉状锈”的去除，青铜器锈蚀机理主要为氯离子的存在对青铜器的锈蚀影响最大，是产生“粉状锈”使青铜器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要保护好青铜器，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氯离子，怎样将氯离子从器物里层移出来加以除去，或者是把氯离子封闭、稳定在器物的内部，使之与氧气和水分隔绝，免受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去除多余铜锈及“粉状锈”方法很多，采用何种方法除要视每件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但总的有一条原则，必须保持器物的原貌，特别不能伤害器物的铭文、花纹和古斑。

除锈方法

主要处理方法有三类：即机械法、化学法和电化还原法。三类方法上相互配合使用。

一、机械方法：分为手工操作和机械操作。手工操作：多用于已暴露在青铜器表面上的粉状锈。可以用各种工具，如不锈钢针、锤子雕刻刀、凿子、錾子、不锈钢手术刀、多功能刻字笔、洁牙机等，直接在器物上操作，细心地将粉状锈剔除。在粉状锈去除后，往往会发现一层很薄的铜，这并不 青铜器的铜体，而是氯化铜水解过程中产生的铜。它的下面常掩盖着许多灰白色的氯化亚铜，因此，用钢针刺穿薄层铜质后，发现确系氯化物可将其去除，直至见到铜体为止。机械方法包括：挖剔、削切、刮磨、锯解、扫刷、吹扫、打磨等。机械操作有：喷砂机：可用于清除金属表面上的锈蚀和腐蚀产生，它的去锈原理是利用气压喷射金属微粒，锈会被迅速去除。该方法一是快速，二方便，三去锈面积可大可小，这一点比激光器去锈、超声波去锈有更大优势，四有些洞隙深处的锈也能去除。激光去锈：采用激光对青铜器孔洞状深部病灶中氯化物的去除具有准确、易行的特点。主要利用激励出的巨大光能，瞬时作用在表面锈层上，使表面温度迅速上升，利用激光束同物质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光热、光化、光压等光学效应。由于锈层结构疏松，对该能量的吸收能力强，因而将锈蚀层迅速烧熔，汽化与本体分离，他能够快速、高效、无污染地清除掉青铜器表面的绿色有害粉状锈，从而达到延长青铜器寿命、有效保护文物的目的。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大面积有害锈的去除。超声波去锈法：超声波清洗器，是采用超声波微机械振荡波，无论在固相、还是气相介质中均可以波的方式传播。其机理：借空泡作用，而发生高频冲击及振动液体，在超声波的一个周期中的某个时间受到负压，液体在液固界面被引开使那里成为真空，产生空化气泡，在另一时期，又因承受正压而空泡形成至破裂过程，以高频反复进行，对被清洗物品上的污垢进行周期性的强力冲击，而使之脱离物品，而污垢物品表面的空化气泡的剧烈振荡作用，更促使污垢自物品剥离，故超声波能达到极 好的清洗效果。也可加入倍半碳酸钠溶液浸泡通过超声波加速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长时间的浸泡处理效果。另外，还可以用超声波洁牙机、刻字笔等。

二、化学法用化学试剂配制除锈液，除锈液配方较多。

1、 用5%－10%柠檬酸、5%－10%氢氧化铵、碱性酒石酸钾钠，可直接将青铜器置于除锈液中浸泡，也可以用脱脂棉蘸除锈液，再敷于生锈的部位。

2、倍半碳酸钠法：倍半碳酸钠亦称碱浴浸泡法，所用化学剂为碳酸钠和碳酸氢钠，配制成碳酸氢三钠溶液，将含氯化物的青铜器浸入1%或5%的倍半碳酸钠（Na2C03·NaHC03·2H20）溶液中浸泡，浸泡时最好加热，使液温白天保持在40℃左右。晚上自行冷却。溶液中，至该浸液中无氯离子出现为止。然后再将器物用蒸馏水浸泡冲洗，将锈蚀的青铜器放入溶液开始每周换一次，几周后可半个月或更长一点时间换，浸泡至少要三个月，直至氯离子浓度达4PPm以下为止，这是一种沿用很久的方法，缺点是极其费时。这种方法，通过浸泡腐蚀产物与倍半碳酸纳发生作用，而使氯离子进入溶液中，对保存绿色的铜锈有利，当需要保留铭文、花纹和古斑时，用本法比较合适，所以直至 今 日还被广泛采用。但是从除去氯离子的效率来看，它不是特别好，这是因为青铜器表面腐蚀层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是一个由扩散控制的动力学过程。只有多次更换浸泡液，才能使氯离子继续扩散出来。为了提高除锈的效果，需要延长浸泡的时间。如果倍半碳酸钠的浓度采用5%。不但释放出的氯离子多，而且速度也快，但是对铜的消耗也相应增加，故不宜采用过浓的倍半碳酸钠溶液。

3、苯并三氮唑（BTA）法：BTA法系国内外用来保护铜及铜合金常用的很有效的青铜缓蚀剂，用于古青铜器的保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苯骈三氮唑是白色到奶油色的粉末结晶，能溶于乙醇、苯等有机溶剂中，关于BTA抑制铜腐蚀的机理主要有两种，即吸附理论和成膜理论。吸附理论认为，BTA吸附于铜器表面后，改变了金属与溶液的界面结构，并使阳极反应的活化能显著升高，从而降低了铜本身的反应能力。而成膜理论认为，BTA对铜的保护与Cu20膜的存在有关，能形成Cu（I）-BTA配合物保护膜，也能在Cu0表面上形成Cu（I）-BTA配合物保护膜，这种膜覆盖性能良好；紧贴在金属的外部，把金属表面与腐蚀介质隔开，形或不溶于水及部分有机溶剂的透明覆盖膜，生成膜比较牢固，使金属的溶解或离子化程度大大降低，起到了保护金属的作用。例如BTA与芐胺混合，不仅加快了成膜速度，而且也提高了缓蚀能力。BTA与钼酸盐混合使用，其缓蚀效果加倍。

4、过氧化氢法：用过氧化氢作为氧化剂将氯离子氧化除去，所用的浓度，视锈蚀情况而定，剩余的过氧化氢稍为加热即可全部分解，对器物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本法与倍半碳酸钠浸泡法比较：处理的时间短，除去氯离子比较彻底。与局部电蚀法、氧化银封闭法比较，过氧化氢法对面积大小不同的粉状锈，对深浅不同的粉状锈都可清除，使用面宽而且处理比较简便。

5、乙睛法：用50%、5%乙腈、5%乙醇加水至10O%。这种溶液中的乙腈与亚铜离子形成稳定的碱式氯化铜，这种溶液效果较差，不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本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浸泡时间长了会导致绿色铜锈变黑，而且因乙睛蒸气有中等程度的毒性，浸泡时需要良好的通风环境或密封措施。

6、氧化银保护法：此法适用于斑点状“粉状锈”局部腐蚀的器物。它是利用氧化银与氯化亚铜接触后，在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下，形成角银膜的办法，封闭氯化亚铜的暴露面，以达到控制青铜器腐蚀的目的。首先用机械方法将产生“粉状锈”的根源一灰白色腊状物的氯化亚铜剔除，直到看见新鲜铜质为止，用丙酮将腐蚀区擦干净，然后用乙醇将氧化银调成糊状填充剔除部分，使未剔净的氯化亚铜与氧化银接触进行反应，形成角银膜而阻止氯离子的作用，使铜器趋于稳定。但此法经填充后的凹坑表面形成棕褐色斑点，还要作随色处理。

7、去离子水法：对于一般青铜器的清洗可采用40℃一60℃的去离子水或蒸馏水反复多次漂洗腐蚀的青铜器，可以洗去氯离子而不会改变青铜器的绿锈。

8、柠檬酸和硫脲混合溶液法：5%柠檬酸、1%硫脲的水溶液（PH=O.95）清除局部有害锈，然后用l%NaHco3水溶液中和残留试剂。本法对大件青铜文物，特别是需要揭示表面铭文和花纹图案时，可显出很好的效果。

9、碱性连二亚硫酸钠法：将器物用5%连二亚硫酸钠水溶液浸泡24小时，再运用碱性连二亚硫酸钠溶液去除硫酸根。在运用碱性连二硫酸钠溶液去除氯化物时，应注意控制溶液的PH值于13以下。用此法处理后，还要在蒸馏水中清洗48小时，以除去残留的腐蚀性溶液。连二亚硫酸钠具有强烈的刺激性恶臭气味，处理必须在密闭容器中进行。

鸮[xiāo]尊为古代盛酒器。铜尊，最早见于商代。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鸮是人们最喜爱和崇拜的神鸟。鸮的形象是古代艺术品经常采用的原形。

鸮尊一九七六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原器为一对两只，铸于商代后期。原器通高四十五点九厘米，外形从整体上看，为一昂首挺胸的猫头鹰。通体饰以纹饰，富丽精细。喙、胸部纹饰为蝉纹；鸮颈两侧为夔纹；翅两边各饰以蛇纹；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飞的鸮鸟，整个尊是平面的立体的完 美结合。尊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二字。

西周晚期青铜器物，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由作器人毛公（厂音）得名。直耳，半球腹，矮短的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铭文32行499字，乃目 前现存最长的铭文：完整的册命。共五段：其一，此时局势不宁；其二，宣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其三，给毛公予宣示王命之专权，着重申明未经毛公同意之命令，毛公可预示臣工不予奉行；其四，告诫勉励之词；其五，赏赐与对扬。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2009年11月13日至15日，中国仿古工艺品及技术展览会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洛阳粤钰青铜器有限公司铸造的高仿“毛公鼎”获得唯 一 金奖。

商器。原器1957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器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重约20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

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十字形镂孔。

考古学家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在表现一种巫术主题。

青铜器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礼器，这样的纹饰应是巫师做法的情景纪实。张开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师，巫师在祭祀中通过老虎的帮助而表现出一种能够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

宗教信仰相联系的，在祭祀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尊是商代青铜器中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后母戊”三字而得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羊父丁方鼎，通高21.3cm，宽17.1cm，重3.12kg。

鼎长方体，口沿外折，口上有双立耳，直壁，深腹，平底，腹下有四柱足。口下、腹部的四角及足上均有凸棱，腹部中央饰勾连雷纹，左右及下方各饰三道乳钉纹，口下和足部饰兽面纹。

器内壁上有铭文1行4字：

作父丁。羊。

铭文记：为父亲丁做器。“羊”为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