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统称各寺、监长官如光禄卿与少府监等为大卿监，各寺、监副长官如光禄少卿与少府少卿等为少卿监，总称为卿监。

卿监一般指九寺五监等。

九寺是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

五监是国子、少府、将作、都水、军器。

九寺的长官称“卿”，五监的长官多数称“监”。秘书、殿中、内侍三省的官署虽然也称省，但其长官则称“监”。所以把这些机构合称为“卿监百司”。

在《册府元龟》中，有“台省部”与“卿监部”之别。前者讲三省和御史台事，后者记载九卿五监及殿中省、秘书省事（内侍省另立“宫臣部”）。之所以要分部，是因为它们的地位有明显差别，“台省”是中央的政务机关和监察机关，位在百官之上；而“卿监”则掌具体事务，接受台省的指令而办理各种专门事务，这就是所谓“总群官而听曰省，公务而专治曰寺”。这些卿监，从其职司，分五个系统介绍如下：

宗正寺、殿中省、内侍省

都是掌管皇族及宫廷事务。它们的分工是：

宗正寺，据《百官表》说，“掌天子族亲属籍，以别昭穆”。就是说管理皇帝的宗族家谱以及世系的区分。太庙陵园，本来是太常寺分管，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濮阳王彻为宗正卿时，建议改隶宗正寺（后曾几度重归太常，但终隶宗正）。宗正寺设卿1人，从三品，少卿2人，从4品上，为卿之助。丞2人，从六品上。下领陵台、崇玄二署。陵台署管理守卫宗庙山陵，崇玄署掌京都诸观名数与道士女冠（女道士）户籍及斋醮诸事。道士女冠在隋及唐初隶鸿胪寺，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改隶宗正寺。殿中省，隋置殿内省（因避杨忠讳），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名。监掌天子服御之事，设监1人，从三品，少监2人，从四品上，为监之助。下统尚食、尚药、尚衣、尚乘、尚舍、尚辇六局，分掌皇帝膳食、医药、冕服、宫廷祭祀张设、汤沐、灯烛、洒扫以及马匹、舆辇等事务。殿中省所掌皆皇帝紧要差事，故多由亲信、贵幸者任之。如唐太宗时，以外戚窦诞为殿中监，玄宗即位之初，以姜皎为殿中少监，出入卧室，陪燕私。李令问是玄宗在藩邸时的旧臣，后任殿中监知尚食事。

内侍省，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隋之长秋监为内侍监，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为内侍省，武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称司宫台。内侍省的官员是在内廷为皇家服务的，是纯粹宦官机构，下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掖庭局掌宫人户籍及女工杂役；宫闱局，管理宫闱出入管钥。其中凡是无官品的，称为内给使，管诸宫门进入物资之记录；内阍使，负责诸门的传达及出入管钥；内掌扇，专司宫中繖扇。奚官司，管理奚隶、工役及宫官的品级，凡宫人有病，则供给医药，死则依其品级发给衣服。内仆局，掌中宫车乘，皇后出，则内仆令居左，丞居右。内府局，掌宫内宝藏和给纳之数，凡灯烛、汤沐、张设诸事皆主之。内坊局，初隶东宫，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改隶内侍省，掌东宫閤内及宫人粮禀。唐初规定内侍省无三品官，不许宦官参预政事。唐中宗时，内侍省人数增至千余人，大宦官开始干政。开元末，宦官人数达三千余名，其中五品以上有千余人。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始置内侍监2人，从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艺任之。杨思勖多次奉命出征南方少数民族，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封虢国公，打破了唐初以来宦官不得登三品的惯例。高力士亲侍皇帝，更受宠信，开元末年，凡大臣奏疏，均须经他过目，朝中小事，皆由高力士处理，只有大事才奏请玄宗。李林甫、安禄山、高仙芝等人取得将相地位，都是经高力士的引拔。所有宦官都听高力士的指挥。高力士就是唐玄宗权力的化身，太子称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称他为“阿翁”，驸马呼他为“阿爷”。安史之乱后，宦官李辅国辅肃宗即帝位。肃宗登基后，更加宠信宦官，使宦官权势进一步扩大。当九节度使讨伐安庆绪时，朝廷不设统帅，而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九节度使受他节制，结果打了大败仗。李辅国内掌玉玺符命，外管禁军，朝廷所有制敕，须经他押署，然后实行。宰相和各部尚书陈请，要先告知李辅国，然后才能上报皇帝，李岘、李揆当宰相时，见到李辅国时行弟子礼。李岘弹劾辅国专权乱政，肃宗半信半疑，只下令制敕归中书省管，李岘就因为得罪了辅国，只当了一个月宰相，就被诬陷，贬为蜀州刺史。李辅国不但废立宰相，还逼死皇帝，杀戮皇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肃宗病重，张皇后和越王系密谋除掉宦官，李辅国先发制人，逮捕了太子和越王系，皇后闻变跑到肃宗寝室避难，李辅国竟带领从人，闯进皇帝寝室，拖皇后出门，同时逮捕皇后的亲信数十人，肃宗死后，他们勒死张皇后，杀越王系，立代宗。李辅国狂妄自大，忘乎所以，后担任中书令，加司空衔，大权独揽。唐中期，宦官除了掌领宫廷侍奉外，还代天子出宣敕令，一出宫门便称为中使、敕使、诏使、制使。白居易在《卖炭翁》中说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敕”，就揭露了宦官依仗权势趾高气扬的丑恶形象。他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唐代宫内的女官，沿隋旧制，在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1人，称为夫人，正一品。如杨贵妃三姐妹均称为夫人（虢国、秦国、韩国）；又有昭仪、昭容、昭媛、脩仪、脩容、脩媛、充仪、充容、充媛各1人，为九嫔，正二品；有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4人，正四品；才人5人，正五品。武则天十四岁时入宫，就是太宗的才人，后来再次入宫，当过高宗的昭仪；又有宝林27人，正六品，御女27人，正七品，采女27人，正八品。此外还有宫官，为众宫女之首，有六尚，正三品；二十四司，正四品，二十四典，正六品。又有淑仪、德仪、贤仪、顺仪、婉仪、芳仪各1人、正二品，掌教九御四德，率其属以赞皇后。总之，如果说宦官是皇帝的家奴，那么宫官（宫女）则是皇帝的婢女，而内官则是皇帝的妻妾了。

皇帝的子女们也设有官属。太子内官有良娣2人，正三品；良媛6人，正四品；承徽10人，正五品；昭训16人，正七品；奉仪24人，正九品。其他儿子封亲王及女儿封公主者也皆有官属。分别称为王府官和公主邑司官。太子东宫官属有三太（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少师、少傅、少保）、左右春坊、家令寺、率更寺、仆寺和十率府等名目。东宫官一般比较闲散，没有什么职权，至于新君即位，在宫官中擢拔辅佐，也往往有之，此为特例。

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秘书省

等掌朝廷礼乐，典仪、文化教育诸方面事务。

尚书省的礼部，本是掌管全国礼仪，但礼部只掌政令的颁行、礼仪原则的制订，对于礼制的具体细节，则很少过问，这一应事务则归“卿监百司”。其中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有卿1人，正三品，是卿监百司之首（其他卿监均为从三品以下）。少卿2人，正四品上，为卿之助。下统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汾祠以及诸祠庙等八署。有太常博士4人，从七品上，掌辨别朝廷五礼，议定三公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功过善恶的谥号，号称法官，多由博通文士担任。他们在太常礼院议论礼仪，可以不通过太常卿或少卿。郊社署，两京皆设，有令1人，从八品上，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太乐署，令2人，从七品下，掌调钟律，以供祭飨。鼓吹署，令2人，从七品下，掌鼓吹之节。太医署，令2人，从七品下，掌医疗之法，其属官有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经考试选用。太卜署，令1人，从七品下，掌卜筮之法。廪牺署，令1人，从八品下，掌牺牲粢盛之事，汾祠署，令1人，从七品下，掌享祭洒扫之制。此外，三皇五帝诸祠庙，均设令1人，从六品下，掌祠庙开关、洒扫、释奠诸礼仪。所有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封建礼乐事务有关，所以太常卿又名“乐卿”。

光禄寺，设卿1人，从三品，少卿2人，从四品上，为卿之助，掌朝会、祭祀等典仪、酒醴、膳羞之政。下统太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其中太官署设令2人，从七品下，掌供祠宴朝会膳食；珍羞署设令1人，正八品下，掌供祭祀、朝会、宾客之菜肴；良酝署设令2人，正八品下，掌供酒醴；掌醢（hai音海）署设令1人，正八品下，掌供酱醋之物。本寺所供多是宫廷日常生活必需之副食，故配备专业技术工人特多，如酒匠、主醢、酱匠、酢匠、鼓匠、葅醯匠等。

鸿胪寺，设卿1人，从三品；少卿2人，从四品，是卿的助手。掌宾客及凶仪之事，凡四夷君长或外国使者来朝，本寺负责登记，区分其等位并安排朝见事仪。朝廷高级官员或外州都督、刺史卒于京师者，本寺负责其凶礼丧葬之具。下统典客、司仪二署，分掌本寺事务。

国子监，唐武德初称为国子学，隶于太常寺，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改称监，为中央文化教育机关，是培养封建统治人才的干部学校。设祭酒1人为长，从三品，次官有司业2人，从四品下。下统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等七学。其中国子学，有博士5人，正五品上，掌教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韩愈就曾任过国子博士，他的著名《进学解》就是任博士时所作。又有助教5人，从六品上，为博士之助，分经教授。直讲4人，为博士、助教之助，具体讲授经术；太学，有博士6人，正六品上，助教6人，从七品上，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县公的子孙，从三品曾孙，分五经讲授，广文馆，唐玄宗天宝九载（公元750年）设置有博士4人，助教2人，掌领国子学生以进士科为业者；四门馆，有博士6人，正七品上，助教6人，从八品上，直讲4人，负责教育七品以上，侯、伯、子、男之子及庶人之子中的生员；律学，隋时隶大理寺，有博士8人，唐武德初改隶国子监，有博士3人，从八品下，助教1人，从九品下，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中的生员者，以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法例；书学，有博士2人，从九品下，助教1人，负责教育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中的生员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兼习其他书法；算学有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1人，负责教育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中的生员，以《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辍学》、《缉古》等书为其专业，兼习《记遗》、《三等数》等书。

秘书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为兰台，武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称麟台，唐睿宗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复名秘书省，设监1人，从三品；少监2人，从四品上，监掌经籍图书之事。下领著作局和司天台。有秘书郎3人，从六品上，专掌甲乙丙丁四部图籍，每部皆有正、副、贮三本。有校书郎10人，正九品上；正字4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著作局设郎2人，从五品上，著作佐郎2人，从六品上。魏晋南北朝时秘书省著作局掌修国史而唐代著作郎仅掌撰碑志、祝文、祭文，这是与魏晋时期不同之处。司天台，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称太史局（即隋之太史监），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改为司天台，设监1人为长，正三品；少监2人，正四品上，掌察天文，稽历数，占日月星辰，风云气色之变异。司天监的品秩与秘书监差不多，官员不隶于秘书省。此外，还有门下省的弘文馆，中书省的集贤书院和史馆，以及东宫崇文馆、司经局等均为文化教育机构。

司农寺、太府寺、将作监、少府监、都水监

分掌全国农田水利，官营手工业以及金谷贮藏之事。

唐代关于农、林、渔、工诸业，基本上都是隶属于所在州县管理，但在中央机构中则设有专门官署，分别管理各业之行政事务。其中司农寺，置卿1人，从三品；少卿2人，从四品上，掌仓储委积之事。凡京都百司官吏禄廪、朝会、祭祀所需钱物，均由司农寺负责供给。下统上林、太仓、钩盾、■官四署。上林署，有令2人，从七品下，掌苑囿园池，种植果蔬，以供朝会、祭祀以及尚食诸司日常所需货物。太仓署，有令3人，从七品下，掌国家粮食储藏；钩盾署，有令2人，正八品上，掌供应祭祀、朝会飨燕宾客所需之薪炭、鹅鸭、蒲蔺、阤池薮泽之物。■官署，有令2人，正八品下，掌精细米麦之供应。此外，还统有诸仓、诸汤、诸屯、两京宫苑养殖以及专管竹苇种植的司竹等监。

太府寺，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外府寺，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称司府寺。中宗即位，复称太府寺。有卿1人，从三品；少卿2人，从四品上，掌财货、粮食贮藏与贸易诸事。凡四方贡献、百官俸秩皆归其出纳。下统京都四市、左右藏、常平七署。其中两京诸市署，有令1人，从六品上，丞2人，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左藏署，有令3人，从七品下；丞5人，从八品下，掌钱帛；杂彩右藏署，有令2人，正八品上；丞3人，正九品上，掌金玉、珠宝、铜铁、骨角、齿毛、彩画；常平署，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置，有令1人，从七品上；丞2人，从八品下，掌平籴、仓储、出纳之事。武则天时，东都也置常平署。

唐代司农寺的太仓是国家的粮库，太府寺的左藏是国家的金库。这两个机构分别担负了国家金谷贮藏的具体事权，所以《册府元龟》卷620《卿监部·选任》记载杨崇礼为太府少卿时，“丈尺间躬自审阅，时议以为称职”。这与尚书的户部，掌财经政务但举大纲不涉事务是大不相同的。

将作监与少府监，是根据尚书省工部所制定之政令而具体掌管官府手工业制作。将作监设监1人为长，从三品，少监2人为助，从四品下，掌土木工匠及陶器制作诸事。下统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等署。其中左校署，有令2人，从八品下，丞1人，正九品下，掌梓匠之事。负责供应乐县、簨簴、兵械、丧葬仪物等。右校署，有令2人，正八品下；丞3人，正九品下。掌版筑、涂泥、丹垩、匽厕之事。中校署，有令1人，从八品下；丞3人，正九品下。掌供舟车、兵械、杂器。甄官署，有令1人，从八品下，丞2人，正九品下，掌琢石、陶土之事，负责供给石磬、人、兽、碑、柱、碾、硙、瓶、缶之器。少府监，武德初废，以诸署隶太府寺。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复置，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称内府监，武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又改称尚方监。后复称少府监，有监1人为长官，从三品，少监2人为次官，掌百工技巧之政。负责供给天子器御、后妃服饰及郊庙圭玉、百官仪物等。下统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以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其中中尚署，有令1人，从七品下；丞2人，从八品下，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左尚署，有令1人，从七品下；丞5人，从八品下，掌供翟扇、■繖、五路、五副、七辇、十二车，及皇太后、皇太子、公主、后妃、内外命妇、王公之车路，凡画素刻镂与宫中蜡炬杂作之供应皆归所司；右尚署，有令2人，从七品下；丞4人，从八品下，负责供应十二闲马之辔，每岁取于京兆、河南府，加饰乃进织染署，有令1人，正八品上；丞2人，正九品上，掌供冠冕、组绶及织絍、色染诸事。掌冶署，有令1人，正八品上；丞2人，正九品上，掌管熔铸金银铜铁及涂饰琉璃玉作等事。诸冶监，监各1人，正七品下；丞各1人，从八品上，掌铸兵农之器，以供给军士、屯田、居民之器用。诸铸钱监，监各1人，以所在都督、刺史兼任，掌铸钱币。互市监，监各1人，从六品下，丞1人，从八品下，掌蕃国交易之事。

都水监，唐高祖武德初改监为署。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复置监，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称司津监，武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又改称水衡监，后复旧称。都水监本隶将作监，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脱离将作监而独成机构。有使者2人为长，正五品上。掌山泽、津梁、渠堰陂池之政。下统河渠，诸津监署。其中河渠署，有令1人，正八品下；丞1人，正九品上。掌河渠、陂池、醢堰、鱼醢之事。凡沟渠开塞，渔捕时禁皆归其专管。诸津（渡口），各设令1人，正九品上，丞2人，从九品下，掌天下津济舟梁之事。在诸寺监百司中，都水监的机构最小，官员品秩最低。

大理寺

为唐中央的司法部门。

大理寺，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称详刑寺，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为司刑寺，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复旧称。有卿1人，从三品；少卿2人，从五品下。《大唐六典·大理寺》说：

大理卿之职，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以五听察其情，一曰气听，二曰色听，三曰视听，四曰声听，五曰词听。以三虑尽其理，一曰明慎，以谳疑狱，二曰哀矜，以雪冤狱，三曰公平，以鞠庶狱。

凡诸百司所送案犯，罪至流、死，皆上刑部，覆于中书、门下。有大理丞6人，从六品上，掌分判寺事，正刑之轻重。大理正2人，从五品下，根据刑法科条参议用刑之轻重，若大理丞断罪不当，则以法正之。此外，又有主簿2人，从七品上，掌大理寺之印章，凡官吏抵罪及雪免，皆立簿籍。狱丞2人，从九品下，掌率狱史，管理囚徒。大理司直6人，从六品上；大理评事8人，从八品下，掌出使推按。他们若是承制推讯，到地方去便具有钦差大臣的高贵地位。唐代还以大理寺、御史台、刑部组成三司，作为审理重大案件的临时司法机关。这三个机关的长、贰两官联席审讯，称为大三司，也谓之“三堂会审”，若由大理司直或评事、御史、刑部郎官联席会审，则称为小三司。封建帝王都很重视司法机关的职能和人选，据《唐会要·大理寺》的记载，唐太宗曾对臣属说：“大理之职，人命所悬，此官极须妙选”。同书《京城诸军》也记载，唐文宗在开成年间曾有敕文说：“刑法之官，人命所系，顷频有诏旨，令择才能”。

第五，卫尉寺、太仆寺、军器监，为掌军事和兵器机关。

卫尉寺，有卿1人，从三品；少卿2人，从四品上。《大唐六典·卫尉寺》说：

卫尉卿之职，掌邦国器械文物之政令……凡天下兵器，入京师者，皆籍其名数而藏之，凡大祭祀，大朝会，则供其羽仪、节钺、金鼓、帷帟、茵席之属。

本寺所统有武库、武器、守宫三署。其中两京武库署，令各2人，从六品下，掌藏兵械。若朝廷有赦令，则建金鸡、置鼓于宫城门之右，待大理寺及府县囚徒至，则击之；武器署，令1人，正八品下，掌出征将士之兵器；守宫署，令1人，正八品下，掌供帐帟。若祭祀、巡幸时，则设王公百官之位。吏部、兵部、礼部试贡举人时，则供帷幕。

太仆寺，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为司驭寺，咸亨中复旧称，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改为司仆寺，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又复旧称。有卿1人，从三品上；少卿2人，从四品上。掌厩牧、辇舆之政。下统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其中乘黄署，有令1人，从七品下；丞1人，从八品下，掌供给车路并担负马匹的驯驭之法。典厩署，有令2人，从七品下；丞4人，从八品下，掌饲养马牛，给养杂畜。典牧署，有令3人，正八品上；丞6人，从九品上，掌诸牧杂畜给纳以及酥酪脯腊之事。车府署，有令1人，正八品下，丞1人，正九品下，掌王公以下之车路以及驯驭之法。诸牧监有上、中、下三等之分，凡马五千为上牧监，设监1人为长，从五品下；马三千为中牧监，设监1人，正六品下；马不及三千为下牧监，设监1人，从六品下。各监掌牛马之生育及牧养。骑兵在古代战争中处于重要地位，唐太宗任命太仆少卿张万岁掌管马政，设八坊四十八监，大力繁殖军马。贞观初，官府牧场仅养有几千匹马，到高宗麟德间，四十年内，畜养的马匹遽增至七十万六千匹，是唐代官府养马最盛的时期。这对加强唐代军队的作战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另外，唐代还特设东宫九牧监，仅设丞2人，正八品上，掌牧养马牛，供皇太子之用。武后时设置了闲厩使、飞龙使，渐夺其马政之权。中唐以后，宦官权重，厩牧之政几乎为宦官任命的飞龙使所掌握。

以上寺监都是秉承尚书省下达的命令行事，共有官吏一万余人。

翰林学士

唐代官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翰林学士一职。唐初于禁中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但唐初翰林院中，除文词、经学之士外，还有卜、医、棋、术等各种专门伎艺人员。他们定期入值当班，待诏于院中，以备皇帝召见，陪伴天子下棋、作画、写字并为其占卜、治病。总之，他们各以其专长为皇帝游居宴乐服务。此外，皇帝还往往召集一批作为私人参谋的文士，以备顾问，如《唐会要·翰林院》载，唐太宗曾以虞世南等才彦之士为弘文馆学士，“会于禁中”，参决谋议。《新唐书·刘祎之传》载，高宗时，召刘祎之、元万顷等入禁中，“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之权，时谓‘北门学士’。”至唐玄宗时，始置翰林学士，《新唐书·百官志一》说：

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

翰林学士出现之后，便正式分割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于是皇帝的命令被分为内制与外制。翰林学士所撰，乃直接从禁中发出，故称“内制”，用白麻纸写；而中书舍人所撰，为外朝所拟，故称“外制”，用黄麻纸写。内制主要是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立皇后，定太子等重要诏书，而外制则只是一般诏书。例如白居易就曾担任过中书舍人，也做过翰林学士，他的文集中就收有“中书制诰”和“翰林制诰”两种，从中可以看出内制与外制的轻重之别。

翰林学士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计官阶品秩，也无官署。据说原定额为六员，但《唐会要·翰林院》则说，实“出于所命，盖无定数”，自六部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天下用兵频繁，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出自翰林院。因此翰林学士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许多军国要事，甚至不与中书省商议。据《旧唐书·陆贽传》记载，德宗时，泾原兵变，天子出奔，翰林学士陆贽“行止辄随从”，“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宪宗时，又于诸学士中选资高望重者一人为承旨学士，参谋禁密，权任独重，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云：“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这种翰林学士承旨的职权，实际上已经不只是起草文书诏制了，还直接出谋划策于内廷，分割外朝宰相议政之权，可谓名副其实之“内相”了。

至于五代，翰林学士的选任，则要经过严格的考试，《五代会要·翰林院》记载，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翰林学士刘昫（x&音虚），在一份奏章中说：

臣伏见本院旧例，学士入院，除中书舍人即不试，余官皆先试麻制（册封、赦文及任命之类诏书）、答蕃（对少数民族或域外的文书）、批答（对臣下章表的处理批复）各一道，诗、赋各一道，号曰五题。所试并于当日内了，便具呈纳。从前虽有召试之名，而无考校之实，每遇召试新学士日，或有援者，皆预出五题，潜令宿构、无援者即日起草，罕能成功。去留皆系于梯媒，得失尽归于偏党。今后凡本院召试新学士，欲请权停试诗赋，只试麻制答，共三道，仍请内廷赐题目，兼定字数，付本院召试。

刘昫这里所说的“本院旧例”，当指后唐初年的事。至于在学士中选拔谁当承旨学士，则完全由皇帝决定。《五代会要·翰林院》记载，天成三年（公元928年）明宗敕曰：“承旨一员。出自朕意，不计官资先后，在学士之上，仍编入《翰林志》。”

唐代翰林学士入院后，必须见习一年，迁“知制诰”以后，才有握笔草诏的资格。若是被提拔为承旨学士，一般短期内便可正式拜中书舍人，然后入相。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说，从宪宗到穆宗时的十七年中，承旨学士“十一人而九参大政”。长庆以后各朝由翰林出身的宰相一般占二分之一到五分之四左右，开了后世拜相必由翰林之先河。

翰林学士具有皇帝机要秘书的身份，被天子视为“私人”，因此，在唐后期宦官势力膨胀的情况下，皇帝时常依靠他们来对付宦官。如顺宗时委任翰林学士王叔文主持“永贞革新”，谋夺宦官兵权，大阉俱文珍扼杀这次革新的第一个措施便是削去王叔文学士之职，使王叔文无由“入内商量公事”。文宗时，翰林学士李训，在皇帝支持下策划欲尽诛宦官。由此可见，翰林学士在唐后期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中，具有重要而微妙的政治地位，所以最为仕途中人所羡慕。明清时期的翰林虽已不直接预闻政事，而习惯上总以翰林为清贵之选，不由翰林出身不拜相，也还是从唐宋沿袭下来的风气。

唐代在京有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官翰林学士，在外的临时差遣则有掌财计的度支、户部、盐铁转运三司。它们是三个各自独立的部门，各以使臣莅其事，到五代时才并为一职，称为“三司使”。三司中以“执天下利权”的盐铁转运使最为重要。转运使与盐铁使本是两个职务，转运使掌漕运转输，盐铁使掌食盐买卖，兼及铜铁矿冶。《新唐书·食货志三》记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耀卿为京兆尹，因京师雨水，粮食无法转运，谷踊贵，耀卿提出了漕运办法，解决了关中缺粮问题，玄宗拜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他在任三年，漕运粮食700万石，省陆运佣钱30万缗。又《食货志四》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10钱。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首先提出了食盐的管理办法，在产盐区设立监院，天下食盐实行专卖，每斗时价加100钱即由10钱上涨到110钱，至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以后，每斗时价甚至高达370钱。官府借此牟取暴利。顺宗时，单盐利茶税每年收入达665万缗。这笔巨额的赢利必须转运到关中，而转运工作主要是靠盐利收入，盐利与转运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第五琦为盐铁使时，同时也挂上转运使的职务。后来，盐铁转运使便合成一个职务了。盐铁专卖事业也得到空前发展，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所以《旧唐书·食货志下》说：“大历末，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当时每岁收入基本上是依靠东西八道四十九州。可见盐铁转运使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本来都是尚书省户部下的司，度支掌统筹财政出纳，中唐以后，由于战争频繁，军事费用很大，度支的事务早已超越本司的范围，所以常以他官兼判之。据《唐会要·别官判度支》记载，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以太府少卿萧炅（ji%ng音窘）知度支事，以后便成为制度，或称制度支事，或称知度支事，或称度支使。德宗贞元以前，以他官判者多；贞元以后，多以本部尚书、侍郎主之，并加“判”、“知”之类名号。尚书、侍郎若不加“判”、“知”本司的头衔，也不能实任其职。这样，正规的度支职官反而成了无事权的虚衔了。

户部掌户口赋役，因为财政出纳与盐铁税源分别由度支和盐铁转运使所分担，所以它在三司中最为清简。元和时，宦官憎恶李绛，即把他从翰林学士中挤出去，派他判户部事，就是因为户部无甚事权的缘故。

三司在唐代已有互兼的现象，如刘晏曾任盐铁转运使兼度支使，元琇曾于户部侍郎判度支之外，加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唐末黄巢起义以后天下兴兵，三司的组织系统随之瘫痪，于是随处置租庸使以主调发，兵罢则停。至五代后梁时，乃沿其制，置租庸使以掌天下钱货，三司之职因被废除。此后，凡赋税征敛，仓储蓄积，军费供应，财货转输尽由租庸使掌之。后唐恢复度支、户部、盐铁三司，以张延朗为三司使，至此，三司使方并为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