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文（753年—806年），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唐中期政治家、改革家。

王叔文是越州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因棋艺任翰林院待诏，略知诗书，喜欢谈论治国方略。

唐德宗命他侍奉太子李诵。李诵曾和侍读们议论政事，谈到宫市的弊端，李诵说：“我见皇上时，将尽力陈述这看法。”众侍读称赞李诵的仁德，只有王叔文不说话。众人散去，太子对王叔文说：“刚才谈论宫市，为什么只有您不说话？”王叔文说：“皇太子侍奉皇上，除按礼节问候饮食身体外，不应擅自干预宫外事务。皇上在位年岁已久，如果有小人离间，说太子收买人心，那么自己怎能辩解？”李诵感谢他说：“如果没有先生，我怎能听到这话！”从此看重他，宫中的事情，倚仗他来决断。

王叔文常在回答李诵问话时，就说：“某人可任宰相，某人可任将军，希望今后任用他们。”他秘密结交想寻机快速升迁的当时知名人士，和韦执谊、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几人，结为生死之交；凌准、程异又通过他的党羽结识了他；将帅王公，也有秘密送礼请求结交他的。

唐德宗驾崩，李诵依遗诏，是为唐顺宗。当时唐顺宗病倒很久了，不再干预众多政务，住在宫中挂着帘幕，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在左右侍候，百官呈上奏议，唐顺宗从帘幕中决定是否可行。

王伾经常劝皇帝委政王叔文，宫中宦官逐渐都知道了这事。一天，皇帝把王叔文从右银台门召进宫中，进入翰林院，任学士。王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要好，就请求任命韦执谊为宰相。王叔文依靠王伾，王伾依靠李忠言，李忠言依靠牛昭容，相互勾结。政务交给翰林院，王叔文决定取舍，在中书省宣读诏令后，让韦执谊在外承旨执行。又与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晔相呼应，互称管仲、诸葛亮、伊尹、周公。凡是他们的党羽都洋洋得意，认为天下无人匹敌。

王叔文未掌权时，常说钱财和粮食是国家根本，掌握好可控制军费赋税，可操纵市场和士人。王叔文刚进入翰林院，从苏州司功参军升任起居郎，不久就兼任度支、盐铁副使，任命杜佑为使，实际上王叔文掌权。几个月后，又任尚书省户部侍郎，仍旧任副使、学士。宦官俱文珍讨厌他玩弄权势，就免去了他学士的职务。命令发出，王叔文大惊，对人说：“我必须不时到这里商量公务，如不挂这职务，没办法进入内廷。”王伾为他请求，才允许三五天进一次翰林院，终于免去了内廷职务。王叔文刚进内廷，私下筹划，机谋不露声色，靠以言辞褒贬升任罢免官员。人们没看出本质，相信他是奇才，等到他掌管两使的权力，供职外廷，愚者智者都说：“城墙中的狐、山中的鬼，必定夜晚号叫躲在洞里才能给人祸福，人们才认为它们神奇可畏，一旦白天出来在路上跑，无能是必然的。”

王叔文在官署里，不再履行公务，召集他的党羽私议，策划夺取宦官兵权。就任命原将军范希朝统领京城西北各镇行营兵马使，韩泰任他的副手。开始，宦官还没觉察，等到边境诸位将领各自打报告向神策护军中尉道别，并说将隶属范希朝，宦官才察觉兵权被王叔文夺去了，神策护军中尉就命诸将不要把兵马交出。

范希朝、韩泰已抵达奉天，诸将不去参见，就回京了。不久，王叔文母亲去世了。前一天，王叔文在翰林院摆下酒菜，宴请诸位学士和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奇等人，饮酒间，王叔文对诸位说：“我母亲病重了，近来尽心竭力处理国家事务，不推辞得罪人和困难事的原因，是想报答皇上的重用。如一旦服丧离职，各种坏话都来了，谁是肯帮我说句话的，希望诸位不带偏见地评价我。”又说：“羊士谔诽谤我，我想用杖刑杀死他，但因韦执谊懦弱而没成。我生平不认识刘辟，他就转达韦皋的意愿请求掌管三川，刘辟闯门求官，想抓住我的手，难道不是行凶者吗？我已令人打扫木场，将要杀他，韦执谊坚持不让。每次想到放走了这两个家伙，就让人不高兴。”又自述掌管度支以后，兴利除弊，当作自己的功劳。俱文珍接着他的话驳斥他，王叔文无言以对。

王叔文不想立皇太子。唐顺宗既然久病不愈，百官、京城和各地请求立太子，不久诏书颁下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全国人都高兴；只有王叔文面有忧色，但也不敢说这事，只是吟诵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接着哽咽流泪，人们都私下嘲笑他。皇太子代理国政，贬他任渝州司户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王叔文惨遭杀害。

王叔文是位有理想、有抱负的改革家，既执掌政权，便和当时著名的士大夫如柳宗元、刘禹锡、韩泰、凌准、程异等结交甚密，积极改革唐德宗时留下的不少弊政：

除了推行以上的善政外，当时宦官掌握神策军，王叔文有意夺取宦官的军权，于是用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神策军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统管神策军。

王叔文是唐朝中期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曾官至翰林学士（时称“内相”），是“永贞革新”集团的核心领导者，其主政期间，密交名士、广结朋党。宪宗即位后，王叔文被赐死，其余党羽被贬为边远诸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在《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中，王叔文集团的兴起与覆灭占了较大篇幅，成为唐德宗末期、顺宗时期、宪宗早期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通读全篇可以看出，王叔文集团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推行新政的本身，而是推行新政的方式。其中有些措施唐宪宗继位后也是极力推进的，比如削弱藩镇、整饬吏治、加强财政等，还一度出现了所谓的“元和中兴”。但王叔文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广结朋党、培植亲信，不断壮大自己的“圈子”，触动了宦官、藩镇、重臣、宰相、皇室的利益，冲击了唐代中央集权体系的政治根基，最后王叔文的“圈子”被拆分、稀释和瓦解，其政治势力被彻底击败，推行不到五个月的“永贞革新”也就偃旗息鼓了。纵览全局，王叔文可谓是成也“圈子”，败也“圈子”。

《旧唐书》：（韦）执谊、（王）叔文，乘时多僻，而欲斡运六合，斟酌万几；刘（禹锡）、柳（宗元）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章武雄材睿断，翦削厉阶；洎逐群、度而相异、镈，盖季年之妖惑也，夫何言哉！

《新唐书》：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宗元等桡节从之，徼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媢，一偾而不复，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材猷，不失为明卿才大夫，惜哉！

刘禹锡：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

冯梦龙：叔文固憸险小人，此论自正。

张燧：王叔文以不良死，而史极意苛谪，以当权奸之首，至与李训辈齐称，抑何冤也!观顺宗即位之初，所注措如罢宫市，却贡献，召用陆贽、阳城，贬李实，相杜佑、贾耽诸耆硕，革德宗大敝之政，收已涣之人心，皆叔文启之也。其所最要者，用范希朝为神策行营节度使，韩泰为司马，夺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为宦官所持，遂亟贬至砣死，而祸亦最烈，实由于此。当刘辟为韦皋求三川，至许以死，相助金钱，溢于进奏之邸。使叔文小有欲，不难为所饵，顾叱而欲斩之，抑何牡也!皋以逆知叔文之失宦者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顾忌，岂得为定论耶!嗟乎!叔文诚非贤人君子，然其祸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恶名以死，此其情有可原者，故为表之。

王夫之：王伾、王叔文以邪名古今，二韩、刘、柳皆一时之选，韦执谊具有清望，一为所引，不可复列于士类，恶声一播，史氏极其贬诮，若将与赵高、宇文化及同其凶逆者，平心以考其所为，亦何至此哉！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所可憎者，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事本可共图，而故出之以密，谋本无他奇，而故居之以险，胶漆以固其类，亢傲以待异己，得志自矜，身危不悟，以要言之，不可大受而已矣。因是而激盈廷之怨，寡不敌众，谤毁腾于天下，遂若有包藏祸心为神人所共怒者，要亦何至此哉！

王鸣盛：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臣，跋扈之强藩。

李慈铭：史称叔文非有枭杰之恶，磐石之势，徒藉久侍东宫之故，乘顺宗风痦，乃倚王坯，结李忠言，以通牛昭容，辗转为奸，遂据势要。后日宦官一怒，太子监国，叔文就死，如磔孤雏。

蔡东藩：王叔文非真无赖子，观其引进诸人，多一时知名士，虽非将相才，要皆文学选也。王伾与叔文比肩，较为贪鄙，招权纳贿，容或有之，乱政误国，尚未敢为，观其贬李实，召陆贽、阳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举前朝之弊政，次第廓清，是亦足慰人望，即欲夺宦宫之柄，委诸大臣，亦未始非当时要着，阉寺祸唐，已成积习，果能一举扫除，宁非大幸？误在材力未足，夸诞有余，宦官早已预防，彼尚自鸣得意，及叔文请宴自陈，王伾卧床长叹，徒令若辈增笑，不待宪宗即位，已早知其无能为矣。韦执谊始附叔文，终摈叔文，卒之同归于尽。八司马相继贬窜，数腐竖益长权威，加以韦皋、裴均、严绶等，上表请诛伾、文，复开外重内轻之祸，自是宦官方镇，迭争权力，相合相离，以迄于亡，可胜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