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训（？－835年），本名仲言，字子训，改名李训，字子垂，陇西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人。唐朝宰相，右仆射李逢吉从子。

李训年轻时考中进士，补任太学助教，后被辟为河阳节度使幕僚。他形貌魁梧，善于辩论，但好说大话，自以为是。阴险善谋，深受叔父李逢吉信任，与张又新﹑李续等人并称“八关十六子”。

宝历元年（825年），石州刺史武昭罢为袁王府长史，并对宰相产生怨恨之情。当时，宰相李程与李逢吉不和，李程族人李仍叔故意激怒武昭，称李程曾欲授其官职，但被李逢吉所阻。武昭醉后，向左金吾兵曹茅汇狂言，称要刺杀李逢吉，结果被人告发。李训胁迫茅汇，诬陷李程与武昭合谋，茅汇不肯。不久，武昭被杖杀，李训也被流放象州。

宝历二年（826年），唐文宗继位，大赦天下。李训遇赦北归，后因母亲去世，留居东都洛阳。当时，郑注得到大宦官王守澄的宠遇，李训叹息道：“当权者尽皆龌龊，我听说郑注重视士人，又有宦官相助，可以共事。”他便前去求见郑注，二人相处甚欢。

太和七年（833年），东都留守李逢吉将价值数百万的金帛珠宝交付李训，让他去长安贿赂郑注，希望能帮助自己再次成为宰相。郑注大喜，将李训引荐给王守澄。王守澄便以郑注善于炼药、李训善讲《周易》为由，将他们引荐给唐文宗。当时，李训正在服丧，便改换民服，号称王山人，与郑注进入禁中。

太和八年（834年），李训除服，补任四门助教，获赐绯衣、鱼袋。同年十月，唐文宗又改任李训为国子监周易博士、翰林院侍讲学士。给事中郑肃、韩佽等人极力劝谏，认为李训是天下皆知的奸佞之徒，不宜留在皇帝左右。唐文宗不听。

当时，宦官飞扬跋扈，弑杀唐宪宗的凶徒仍未受到惩治。唐文宗虽表面对宦官示以恩宠，内心却已不堪忍受，想要诛除宦官，但深居内宫，难以对将相明言。此前曾与侍讲宋申锡谋划，因谋划未妥，差点遭到反噬，使得宦官更加横行。

李训得宠后，揣知文宗心意，便在文宗面前指斥宦官擅政。唐文宗见李训才辩纵横，认为可以与他共谋大事。同时，李训、郑注都是王守澄所引荐的，不会引起宦官的怀疑。唐文宗于是以实情相告，李训、郑注慨然应诺。他们为唐文宗筹划太平之策，认为应首先诛除宦官，其次收复河湟失地，再清除河北藩镇。

李训、郑注在宫内朝夕计议，密图大计。唐文宗担心引起宦官的猜疑，故意将六条《易经》义理诏示百官，表示自己只是以师友对待李训，以此掩人耳目。而郑注则大肆招权纳贿。时人只知李训二人倚仗宦官的权势擅作威福，却没有察觉二人与文宗的密谋。

太和九年（835年），李训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诰，并充任翰林学士。九月，唐文宗擢升李训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赐紫袍、金鱼袋，让他三日一入翰林院，讲解《易经》。

李训拜相后，便着手诛除宦官。襄阳监军陈弘志此前曾弑杀宪宗，李训将其召还，杖杀在青泥驿。不久，李训以明升暗降之计，改任王守澄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罢其禁军兵权，又将他鸩杀。李训、郑注本是通过王守澄得到提拔，却密谋将其诛杀。时人虽为王守澄被杀而拍手称快，同时也对李训、郑注的阴险狡诈非常厌恶。

此后，李训更受宠信，每逢别殿奏对，同僚宰相都顺从其意，宦官、禁军遇见他都恭敬揖拜。当时，李训门下虽多是趋炎附势的狂怪险异之徒，却也能启用一些正直之士，利用他们的崇高声望，来安定人心。时人也对李训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实现国家太平。

李训虽因郑注引荐得以重用，但他拜相之后，与郑注已成不两立之势。他以中外呼应为名，任命郑注为凤翔节度使。郑注出镇时，曾与李训约定：王守澄在浐水下葬时，由李训奏令宦官中尉以下都去送葬，郑注奏请以亲兵护丧，到时命亲兵以利斧砍杀宦官。但是，李训为争夺功劳，却私自改变计划，决定提前发动。他任命亲信郭行余、王璠为节度使，让他们招募士卒，与金吾卫、御史台、京兆府吏卒一同诛除宦官，并要将郑注一并除去。

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到紫宸殿早朝。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并舞蹈拜贺，百官也相继称贺。李训乘机劝唐文宗亲自前往观看。唐文宗到达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官员先去查看。李训回来后，对文宗道：“我们检查过了，不象是真正的甘露。”唐文宗命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查看，而李训则立即进行部署。这时，王璠、郭行余所募士卒正在丹凤门外待命，李训便让二镇士卒入内。王璠军闻讯而入，邠宁兵却按兵未动。

仇士良等人来到左仗后，见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心中生疑又听闻幕下有兵戈之声，察觉有变，立即逃回含元殿，挟持文宗入内。李训立即指挥金吾卫护驾，并悬重赏，金吾卫应声而上。仇士良见形势危急，决开殿后罘罳，抄近道入内。李训攀住乘辇，死抓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官郗志荣击倒在地。唐文宗进入东上阁后，宦官关闭阁门，高呼万岁。随即派禁军出击，大肆杀戮。

李训见事不可为，脱下紫衣，换上绿袍，自称遭贬，逃奔终南山，投奔僧人宗密。宗密欲藏匿李训，被僧徒劝阻。李训无奈，只得逃往凤翔，结果在盩厔被擒获，械送京师。李训担心自己被宦官折辱，对押送者道：“得我者能得重赏，不如携带我的首级前行，免得被别人夺取。”押送者于是将李训杀死。李训逃走后，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被逮捕下狱，遭到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

十一月二十三日，宦官将李训的首级献于太庙，又将王涯、贾餗、舒元舆腰斩于兴安门外。事后，唐文宗颇悼念李训，屡次对宰相李石、郑覃称赞其才。而宦官更加嚣张，文宗难以制服，最终郁郁而终。

李训除服后，唐文宗欲任命他为谏官，安置在翰林院。李德裕反对道：“李仲言（李训原名）过去所为，我想陛下都知道，这种人怎能安置在身边。”文宗道：“难道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李德裕答道：“李仲言的过错，出自内心，怎能改得了！”文宗无奈，欲另授官职。李德裕仍不同意，王涯却表示赞成。不久，文宗任命李训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佽封还敕书，打算驳回任命。李德裕对王涯道：“给事中封还敕书，真值得高兴！”王涯却对郑肃、韩佽道：“李公刚才对我说，让二位不要封还敕书。”李训的任命敕书于是得以通过。李德裕知道后，惊道：“我如果不同意你们二人封还敕书，肯定会当面对你们说，何必叫别人转达！况且给事中行使封驳权，难道还要秉承宰相的意图吗？”二人懊恨而去。

在宦官当道、强藩割据的晚唐时期，李训居危不苟且偷安，佐助文宗锐意求治，提出了内诛宦官、外削强藩的“太平之策”，表现了他的政治才干。在谋剪宦官的斗争中，虽然一度打击了宦官势力，加强了皇权，但他对晚唐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严重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致最后终于失败。

刘昫：昭献忽君人之大体，惑纤狡之庸儒。虽终日横经，连篇属思，但得好文之誉，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训者，狙诈百端，阴险万状，背守澄而劝鸩，出郑注以擅权。只如尽陨四星，兼权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难知。但虑为蚤虱而采溪荪，翻获螾蜓之患也。呜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溅黄门，兵交青琐。苟无藩后之势，黄屋危哉！

宋祁：李训浮躁寡谋，郑注斩斩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舆险而轻，邀幸天功，宁不殆哉！李德裕尝言天下有常势，北军是也。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反以台、府抱关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与宰相李石、李固言、郑覃称：“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训曾不得齿徒隶，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为然。《传》曰：“国将亡，天与之乱人。”若训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颠，天下为寒心竖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为阉谒所乘，天果厌唐德哉！

司马光：训、注小人，穷奸究险，为取将相。

尚宛甫：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

谢采伯：汉唐之祸，激于君子，成于小人。成于小人，固势所必至；激于君子，实念虑有所不及。春秋之法，责备贤者，可恨也。夫陈蕃年八十余，老成虑事非不详，而诛曹节不克，遂成党锢之祸，汉因以亡。李训通经明易立志，非不正，而诛仇士良不克，遂成甘露之祸，唐自此亦亡。人皆知亡汉唐者由宦官，吾以为亡汉唐者蕃与训也。蕃、训之谋不萌，宦者虽用事，干紊朝纲，然变决不如是之亟，祸决不如是之酷，国决未至于遽亡，则为祸首者，蕃与训也。

王夫之：文宗耻为弑君之宦竖所立，恶其专横而畏其害己也，旦夕思讨之，四顾而求托其腹心，乃擢宋申锡为相，谋之不克，申锡以死，祸及懿亲，而更倚李训、郑注、王涯、舒元舆以致廿露之变。申锡之浅躁，物望不归；训、注则无赖小人，繇宦竖以进，倾危显著，可畏而不可狎；涯、元舆又贪浊之鄙夫也。

王鸣盛：李愬目郑注为奇士，其实训、注皆奇士，特奇功不成耳。······训本挟奇进，及权在己，锐意去恶，欲先诛宦竖，乃复河湟，攘却回鹘吐蕃，归河朔诸镇，志大如此，非奇士乎？······即使本欲揽权，假公济私，脱令具功得成，乱本拔矣。天不祚唐，俾王叔文一不成，训、注再不成，以至于不可救，而训、注固未可深责。传中讥其诡谲贪沓，皆空底无指实处。……诋讥之词，安知非沿当日史官曲笔。千载而下，于训、注但当惜之，不当复恶之。

蔡东藩：①训起自流人，注起自方伎，不数年间，秉钧轴，侍讲筵，诛积年未除之逆党，进累朝久屈之耆臣，谁得谓其非是？然异己者必排去之，厚己者亦芟锄之，暴横太甚，识者早料其不终。乃知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小人可小知不可大受，圣言固不我欺也。②李训郑注，皆小人耳，小人安能成大事？观本回甘露之变，训注志在诛阉，似属名正言顺，但须先肃纲纪，正赏罚，调护维持，俾天子得操威令，然后执元恶以伸国法，一举可成，训注非其比也。注欲兴甲于送葬之日，已非上计，然天子未尝临丧，内官无从挟胁，尚无投鼠忌器之忧，成固万幸，不成亦不致起大狱。何物李训，萦私变计，蛮触穴中，危及乘舆，譬诸持刀刺人，反先授人以柄，亦曷怪其自致夷灭也。

从父：李逢吉，官至宰相。

兄弟：李仲景，甘露之变后被杀。

族弟：李元皋，曾任户部员外郎，甘露之变后被杀。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九·列传第一百四》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纪五十九》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唐纪六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