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历纪元前，印度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洛阳白马寺一直被佛门弟子同尊为“释源”，即中国佛教的发源地，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一般认为是汉明帝时期，“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证据更充分，三国以来即被流传。郑学川、龚自珍、魏源、谭嗣同、杨文会及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蒋维乔等佛教学者，都对当时的佛教有很大的贡献。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愔、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这十多位西行求法者过天山、越葱岭，辗转来到今阿富汗一带的古大月氏国。在那里，他们巧遇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乃同腾、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于永平十年(67)返回中土。

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白马寺位于洛阳市东12公里，北依邙山，南近洛水，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此事云：“汉明帝梦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见摄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尔后，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陆续有梵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始于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据《开元释教录》载，从桓帝到献帝（189－220）的四十年中，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东来洛阳，二十余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余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于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其后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经》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支谶的译典，为后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综观中国佛教初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这是由于时当印度大小乘兼畅之世，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

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于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尔后，在社会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于“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抒。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往南方展开。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的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

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祇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吴代建业的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乃《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侣，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最具代表的译著为《六度集经》，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巨。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于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如：

1.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理论，要求译经必“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

2.为众经撰注作序；

3.分经文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为此后译经者所宗；

4.创编《综理众经目录》，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

5.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

6.统一沙门同为“释”姓。

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创立“本无宗”，承其学者为慧远。

竺法雅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旨义著称，此即所谓“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而为生解之例”的“格义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河西走廊武威再入长安（401），而更加昌盛。鸠摩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其中《大品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驳斥“格义”之迂。《成实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译著，文妙义精，流畅易读，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后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禅、净等诸宗的成立。鸠摩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首。

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与道安同时，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著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即色义，主张即色本空。时人评其学“不减王弼，比做向秀”，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支道林之后，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他师博通六经，尤精老庄，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后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师持戒严谨，为南方佛学领袖，当地名绅士学皆崇其行。曾迎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撰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示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以《般舟三昧经》的禅观修行，期生西方净土，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虽足不出山，然亲近者众，道生（曾北上长安受学于罗什门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佛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见容于大众，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槃经》传入，获证同于佛说，时人方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涅槃、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以译经为主。佛驮跋陀罗、慧观、法显等，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

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他在天竺参学十余年，携回《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长阿含》等多部经典。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中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胜之势。“般若”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史称格义佛教。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于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由于学风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

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韩国（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了各国佛教的灿烂新篇章。

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文帝即位后（589—600），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更以大兴善寺作为译经的中心，计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推广，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写经十三万卷，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

隋炀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亦不遗余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并亲从天台智者大师智顗受菩萨戒，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因此三论与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护持下能开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为前提，所创的三阶教亦流行一时。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唐高祖李渊在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后，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唐太宗李世民则于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后，于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创立。武则天时代更是崇信佛法，她实行了一系列扶持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于道士、女冠之前，于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的大功臣。唐玄宗李隆基则崇信密宗，对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因之密宗兴盛一时。唐肃宗李亨亦曾召不空等百余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唐代宗李豫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于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唐宪宗李纯时，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护持，得以迅速发展，其兴盛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译经、著述、艺术等，尤其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译经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译经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主要的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闍那崛多、达摩笈多、彦琮等。其中梵、汉文俱佳的彦琮，为中土僧侣主持译场的先锋，曾在《辩正论》中提出译经者须具“八备”的条件，对后来译经人才的选拔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规模组织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汉文的中国僧侣主持，使得译经在数量上、质量上皆为历朝之冠。著名译师有玄奘、义净、不空、菩提流志、实叉难陀、般若三藏、善无畏、金刚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为杰出，他们都被列入中国四大翻译家之内。此三人译经各有所专，玄奘所译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昙，成就最大；义净重在律典；不空专于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几已全部译介，而且所译经论较之前朝，更有选择性、系统性与完整性。

随着经论的大量译出，高僧硕德的著作也相对丰富，如针对佛典，加以系统分类精确的经录，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经的《众经目录》七卷、彦琮的《众经目录》五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其中以《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为后世《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准据。

另外，还有大量针对经论所作的各种佛典注疏，而结合个人体验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论专书也纷纷问世。这些表现各人独特思想见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显示隋唐佛教兴盛的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八大宗派的创立，实与经典的翻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文学、艺术也提供了绝佳的题材与灵感，当时文人学士对于佛教的博大精深与僧侣的精神修养，产生了崇高的敬意，归向者颇多，如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维、李翱、裴休等都与佛教有深厚的因缘，因此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又由寺院的讲经发展至社会的俗讲也甚为流行，进而创作了许多变文作品。随著变文的流传，又发挥成多彩多姿的经变图相，更增添寺院画像以及继南北朝以来持续开凿的石窟壁画的内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兴盛也引起朝鲜、日本各国的仰望，纷纷派遣学僧前来学习观摩，朝鲜国方面有义湘、太贤、惠日、法朗、信行、道义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凤、最澄、空海等。朝鲜、日本佛教因此获得大规模的开展。

总体而言，隋唐皇室除了对佛教护持，对于儒、道亦采取支持的态度，亦即以“三教并用”做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与儒、道在当时鼎足而立，互为争胜，尤其道教对佛教的明争暗斗更是不曾间断。因此，在唐武宗时，因个人极度的偏好道教长生之术，再加上道士赵归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动，终于进行了一连串的毁佛事件。以会昌五年（845）最甚，总称“会昌法难”，共废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余座，迫令还俗僧尼二万六千五百余人，没收寺田数万顷。这次的灭佛，使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佛教文化财产，包括经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唐宣宗李忱即位（847）后，立即下诏复兴佛教，尔后几代皇帝也相继护持。但随着唐末的日趋衰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

唐灭，五代十国分治北、南二地，动乱频仍，五代中版图最大的后周，在国家财政窘迫之际，于世宗当政时又再一次毁佛（955），佛教经此法难及战火的摧残，已衰颓不堪，注重义理研究的宗派盛况不再，唯剩注重实践的禅宗以及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在民间流传著。以永明延寿禅师提倡禅净双修，最受崇敬。

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后，由于经典散佚、寺院毁坏、僧侣被迫还俗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甦之迹，唯宋元之后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型态，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到与儒、道二家的调和及禅、净、教、戒融和的现象，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的特质。大体上，北宋一代（960－1126）佛教的复兴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时期（1127－1566），则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1567）至清代，再度兴盛一时，唯佛教积弱过久，仍不及北宋的兴盛。

宋代帝室对佛教多采取保护政策，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即废止后周世宗柴荣毁佛之令，修订出家考试之制、诏度出家童行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开宝四年，敕令张从信等至成都开雕《大藏经》，称《开宝藏》，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后来又陆续完成《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和《资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发展的伟业，影响后世刊刻，藏经甚钜。宋太宗赵光义时，诏立太平兴国寺为先皇帝寺，并设立组织完备的译经院，使中断二百多年的官刻译经，一度复兴。宋真宗赵恒则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推行登坛受戒之制。另外，由于皇室的护持，寺院的田园、山林享有免税权，寺院乃以此为经济基础，从事长生库、碾场等各项公益事业，对民间社会助益匪浅。

北宋佛教的复兴，唯台、贤、净、律四宗，禅宗则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殊教法，幸免于唐末五代战乱，而法纲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势，因之祖师灯史著作特别丰硕，禅宗的盛行可说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学发达，其思想受禅宗影响甚巨，其间或有排佛之论，然禅学开展理学精神特色，故排佛后又皈佛者甚众，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状况。

天台宗得高丽传回典籍而弘扬一时，后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宗义，各传其学；天台教义虽博洽深玄，然因辅以律行、礼忏、念佛，故能广流普及。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于禅宗而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之风，以子璿、净源二位大师的弘扬最力，后者有“贤首中兴”之誉。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的弘持，致力于律学撰著，又因天台宗师多兼弘戒法，律学乃应运中兴。净土宗则于宋朝三百年间持续兴盛，念佛结社之风深入广被，不让禅宗。台、贤、禅、律诸宗祖师亦多秉其教学，严以律行，而趣净土，因此台净融和、禅净双修的思潮风行，净土信仰因之深植于民间。直至宋徽宗时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坏佛教，如烧毁经像，诏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并将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犹能盛行外，其余各宗渐没。

元朝佛教与朝廷的关系密切，其能以一蒙古外族而统治华夏一百多年，可说多得力于佛化政治。元太祖成吉思汗建国之初，重用禅宗行者耶律楚材制订典章，令慓悍好战的蒙古百姓摄化于佛教。其后诸帝承袭此风，皆倚重僧信以协助国政。至元世祖忽必烈迎请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入京，请制蒙古文，译述藏经，对蒙古文化贡献巨大，赐号“大宝法王”，世祖封赏全藏为俸爵，地位职权之高仅次于皇帝。此后萨迦派僧侣世代为国师，遂使喇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

藏教虽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终究不合民情，故仅能在宫廷中流行。民间则以禅、净二宗最为盛行，禅宗有曹洞宗的万松行秀著作《从容录》发挥曹洞家风；临济宗则以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为代表。此期禅僧多兼修净土，仍延续宋代禅净并修的风潮。

推翻蒙古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为皇觉寺僧，宰相宋廉亦出身于寺院，故对佛教特别崇敬，也力图整顿佛教。因此，即位后即颁布了一连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试、制度牒、刻藏经（南藏），整理僧籍，分寺院僧为禅、讲、教三类；明成祖朱棣以临济僧道衍为宰相，刻北藏，并作《赞佛偈》《金刚经解》，力护佛教。此后，诸帝王无不奉佛，禅、净二宗与喇嘛教并行。

明中叶后，朝廷为救饥荒而有卖牒之举，僧团迅速膨胀，因而弊端丛生，再加上明世宗朱厚熜信奉道教，导致再一次的毁佛事件。然而没落的佛教却因之觉醒，而力图复兴。迄明末莲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师辈出，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多，更增长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清代同元代一样，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说是以佛化政策统治了蒙、藏、汉三个不同的民族。朝廷不仅在西藏以达赖治前藏，以班禅治后藏，在蒙古各地赐封喇嘛“呼图克图”的尊号，更将皇宫中的雍和宫改为喇嘛寺。对于显教虽崇信诚笃，但在施政上则以儒家为主。

清初诸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颇深，顺治帝曾作《赞僧诗》“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来表明愿为僧侣的心迹；康熙帝则迎请明末以来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进佛教的复兴；雍正帝则亲事章嘉活佛，参礼迦陵性音禅师，自号圆明居士，主张禅、教、净调和之论，尤其热心净土法门，对近世以念佛为主的禅净共修，影响甚大。

清代著名的高僧，计有华严宗的柏亭续法，禅宗的天童道忞、玉林通琇、憨璞性聪，净土宗的省庵实贤、彻悟际醒。杰出的居士也很多，其中如皈依禅宗的宋世隆、毕紫岚等；皈依净土的周安士（梦颜）、彭际清等。

清末印经事业发达，属于官方开雕的有《龙藏》，以及汉、满、蒙、藏、梵五译本对照的佛典出版。民间则有《百衲藏》《频伽藏》，可见清代对佛教文献整理的重视。清末，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信仰上帝教为号召，军行所至，佛寺、经像焚毁殆尽。国运不断的遽变，也使得佛教的发展一再受阻。

佛教发源于印度，其后能在中国弘传生根，便是透过经典的翻译。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叶，译经事业由初创到隆盛，历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虽有译经，却只有补余或重译而已。中国佛教译经事业的历时久远，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业，而所译经论卷帙的庞复，诚为世界文化的瑰宝。以下依其发展过程略分三期来介绍：

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本期译经始于东汉桓、灵二帝之间，当时佛经的传入并非直接来自印度本土，而是间接由西域东来的僧侣所传入，经本多以西域当地文字写成，或由译师以西域语言口传，故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

最初的译经大师以东汉桓帝年间入汉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最具影响力，二师的译著分别代表小乘禅数与大乘般若性空学的两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时引进中国的情形。与二师同时的译经家尚有竺佛朔、严佛调、安玄、康孟详等，皆各有译著，然多为助译或合译者。

二师之后的大译家则为三国的支谦。支谦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受业，故承支谶之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等三十六部经，吴国孙权拜为博士，为开启江左译事的功臣。康僧会及朱士行也是这个时期的高僧。

本期最后一位译经大家乃西晋竺法护，译有般若、宝积、法华、涅槃等各部类经，共一五四部三〇九卷，乃本期译经数量最多者。《祐录‧竺法护传》评其“自西域归，大齎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故有“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的赞誉。

综观本期的译经师，多为西域高僧，译经费用多来自民间私人资助，规模则为一、二人对译，故所译经籍虽然不少，仍多为断简零品。此乃佛教处于早期传播阶段情形，尔后佛教流布渐广，则译经事业便有明显的开展。

东晋南北朝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本期译经事业因有道安与慧远两位佛教领袖的努力推动，而能进展顺利。道安首在长安网罗义学高僧，并组织译场，经费所需由苻坚护持，对于翻译文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要求“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以直译方式开启译经事业新纪元。慧远承道安之志，以庐山为中心，延揽许多天竺西域高僧译经，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故有“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二师本身虽非译师，然乃真正推动译事的元勋。

本期重要译师，首推鸠摩罗什。后秦弘始三年，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至长安，在逍遥园组织庞大译经场，这是国立译场的创始。当时有僧叡、僧肇、僧契、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谘受襄译，依《开元释教录》载，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罗什所带起的译经事业，使得译家贤哲辈出，在罗什前后的大家有数十位，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到了南北朝，译业仍然隆盛，论部的译著尤其辉煌，东晋罗什师资专弘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而此期则渐重于无著、世亲的唯识学，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等，都是法相的秘钥，为中国唯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初基。计真谛在华的二十三年间，共译出经论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响卓著，亦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第二期译经的特色乃因国家的重视与护持，在庞大译经组织的优势下，高僧云集，共襄助译，故能发展到有系统译介大经大论的能力，使译经事业呈现高速发展之势。

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本期的译经特色，在于主译者已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来担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629）西行求法，历十七年而荣归，携回佛经五〇二夹六五七部，太宗为玄奘于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召拣高才名僧分掌笔受、证义等各职，译场组织较前更加完备。玄奘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计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诸家之冠，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数之多，亦为旷世巨作，而诸多唯识论著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的译出，使唯识在中国的发展，能形成系统，继由弟子窥基发扬而成宗立派。译经事业至玄奘已达于最高峰。

义净乃继法显、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游学印度二十余年，精通梵、汉，先后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余年，共译有经论五十六部二三〇卷，译著的数量与品质皆称卓越，与玄奘同列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大量的密教经典也是本期的特色。总之，本期以前二期译经的成果为基础，开创更完整的译经组织，使得译经事业达到巅峰。此后二百多年间，译业渐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并设印经院，译场组织与制度更形完备，唯所译经论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虽仍有译事的进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译为汉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译为汉文的零星之作。

译经实非简单易行之业，从译师、经典的来源，到语言文字、译文体例的抉择等，皆为棘手难定的问题，故在译经开展过程中，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即不断的提出改进及创新的方案，如东晋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隋朝彦琮主张译家宜具“八备”资格，唐朝玄奘立“五种不翻”的译经原则，北宋赞宁则提倡译语应用“新意六例”等。译经事业在审慎严格及历时久远的经营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汉文三藏圣典。

中国佛教经南北朝时期的拓展发扬，随着隋唐的统一，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融和及帝王的护持等条件下，使得佛教经典翻译更有系统，义理更为明确，南北各学派的思想学说特色更加明显，且因各有师承、专重的经典及独到的思想主张，于是八大宗派在隋唐正式形成，开创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兹将大乘八宗在中国的开展分述如下：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成立的佛教宗派。奉《法华经》为根本经典，智者大师依据此经“会三乘归一大乘”的思想开展出“五时八教”的教相判释，建立天台宗的思想体系。本宗教学组织主要分为教、观二门。教相门为一念三千、性具善恶；观心门有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本宗法统传承，初祖上推至龙树菩萨，其次为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等祖师。隋朝四祖智顗（538－597）以慧文、慧思的禅观思想为基础，进一步依据《法华经》撰述《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及《摩诃止观》，开创出具中国特色的教义及教判理论，乃天台宗实际创立祖师。入唐后，唯识、华严创立并大兴，天台相形失色，直至中唐，九祖湛然提倡“无情有性”之说，使天台宗风大振，后世称其为天台中兴之祖。唐武宗会昌法难及五代战乱后，宗门式微，至北宋有四明知礼、慈云遵式的弘扬复兴，民国以来则有谛闲、倓虚及慧岳等诸师的弘扬。

三论宗是由鸠摩罗什传译龙树、提婆中观学，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而奠定三论宗的理论基础。主要思想是透过“破邪显正”、“真俗二谛”、“八不中道”、“涅槃世间”的道理，阐释《般若经》“诸法空性”之义。其传承法统为龙树－提婆须利耶蘇摩－罗什－僧肇－昙济－僧朗－僧诠－法朗－吉藏。罗什之后，因北魏太武帝灭佛，宗风不振，经僧朗的复兴，至唐朝吉藏，完成三论的注疏，又著作《三论玄义》，集三论思想的大成，因此被誉为三论宗的开祖。该宗至唐中叶后，因天台、唯识、禅宗的盛行而趋衰退。台湾研究三论者，以印顺长老最负盛名。

关于本宗之传承，于佛陀入灭后九百年，弥勒菩萨应无着菩萨之请于中夜从兜率天降至中印度阿逾陀国之禅堂，说《瑜伽师地论》；无着禀承其说，着《大乘庄严经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世亲亦出《摄大乘论释》《十地经论》《辨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更有所阐明；不久无性亦造论注释《摄大乘论》，又有护法、德慧、安慧、亲胜、难陀、净月、火辨、胜友、最胜子、智月等十大论师，相继制论以注释世亲之《唯识三十颂》，瑜伽宗风遂披靡全印。唐代玄奘入印，师事护法之门人戒贤，具禀本宗之奥秘。返唐后，翻传本宗经论，弘宣法相唯识之玄旨。受教者颇多，以窥基、神昉、嘉尚、普光、神泰、法宝、玄应、玄范、辨机、彦悰、圆测等为著名。其中，神昉着《唯识文义记》；玄应着《唯识开发》；圆测作《解深密经疏》《成唯识论疏》等，门人有道证，着有《唯识论要集》，新罗僧太贤从其学，制《唯识论古迹记》，世称海东瑜伽之祖；而窥基绍承玄奘之嫡统，住长安大慈恩寺，盛张教纲，世称慈恩大师，着有《瑜伽师地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及《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章》等，集本宗之大成。门人惠沼着《成唯识论了义灯》，破斥圆测等之邪义，其下复有道邑、智周、义忠等。智周作《成唯识论演秘》，发扬《成唯识论述记》之幽旨，并注解其难义。此外，《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成唯识论了义灯》《成唯识论演秘》，合称为唯识三疏。日本之智凤、智雄、智鸾、玄昉等皆出智周之门，均有所承学。其后，以禅及华严等宗勃兴，本宗教势顿衰，宋代以后稍见复兴之迹。至明代，智旭制成《唯识论心要》，明昱作《成唯识论俗诠》，通润作《成唯识论集解》，广承作《成唯识论音义》等。

日本方面，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道昭入唐，从玄奘学法相宗义，回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而传法，称为南寺传；元正天皇灵龟三年（717，一说二年）玄昉入唐，从智周学法，返国后，以兴福寺为中心而传法，称为北寺传。日本法相宗为奈良时期（710—794）、平安时期（794—1192）最有势力之宗派之一。本宗之传承：释尊→弥勒→无着→世亲→陈那→无性→护法→戒贤→玄奘→窥基。

至于法相宗（或瑜伽宗）最主要的经典则为“一经一论”——《解深密经》与《瑜伽师地论》。其根本经典，根据《成唯识论述记》，则为“六经十一论” ：

A、六经

1.解深密经

2.华严经

3.密严经（又名厚严经）

4.楞伽经

5.如来出现功德经

6.大乘阿毗达磨经（最后二经未译成汉文）

B、十一论

1.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说）

2.显扬圣教论

3.大乘庄严经论

4.大乘阿毗达磨集论

5.摄大乘论（以上无着菩萨造）

6.辩中边论（本颂弥勒菩萨说，世亲菩萨造释论）

7.分别瑜伽论（本颂弥勒菩萨说，世亲菩萨造释论、此论未传译）

8.唯识二十论（世亲菩萨造）

9.十地经论（世亲菩萨造，系解释华严经“十地品”者）

10.集量论（陈那菩萨造、义净译、已亡佚。系因明学之论典、发挥现比二量、及识之三分说）

11.观所缘缘论（陈那菩萨造）

此可知，瑜伽宗的根本经典，其中之六经是佛说；其十一论，则为菩萨说或造，包括弥勒、无着、世亲、陈那等。

最后，从瑜伽宗的根本经典之六经来看（除了最后二经中土未译外，其余四经：解深密经，华严经，密严经，楞伽经，皆是所谓“性相圆融”，亦即，有性有相，并非纯是法相之学。更有进者，这四部经同时也是性宗的根本经典；尤其是楞伽经，更是禅宗达摩祖师传以印心的直到六祖改成金刚经）。可见，即使在禅宗的正法眼藏用以印心的，在六祖以前，本是性相圆融、性相不分的。不但性相不分，而且也是显密不分的：因为华严、密严、解深密、乃至楞伽也是显密二教所共尊的。然而其后，以众生根器转钝，不堪受持全体大法，因此分门修学，各擅其长。然而依法之本源与发展来看，此系不得已之事，并非法本有分派，而实系人根器转浅所致：并非法有二种、三种或多种；种种法教实系如来法身之一体；众生不堪全体大法，故别受其部分之法。然其要者，若欲求无上菩提，切莫以自所修学之一部分法，或性或相、或显或密，执摸象之解而言：“这就是如来法的全部！”因而得少为足，甚或是自非他，种种妄想分别，乃至互相攻讦（jié），诤斗、如是即是迷人，枉受辛勤，不入正理。

华严宗因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而得名。主要教义有“六相圆融”、“十玄缘起”、“法界三观”等，总称为“如来性起法门”。华严宗判释一代教法为五教十宗，以《华严》为所宗，杜顺和尚著《五教止观》，即为此教判的奠基者，被誉为华严宗初祖。智俨大师撰著《华严经搜玄记》等，奠定华严立宗的基础，是为二祖。三祖法藏贤首大师，集华严宗的大成，建构以“法界缘起”为本宗思想体系的理论，曾为武则天宣讲《华严经》，令其心开意解，茅塞顿开，故华严宗可说是在武则天的护持下，由法藏所创立。四祖清凉澄观大师则渐融入天台、禅宗的思想。五祖圭峰宗密禅师，倡导教禅一致。会昌法难后，华严宗门式微，至宋代，乃有子睿、净源重兴，元、明、清续有人才宣扬宗义，民国后，有月霞大师创办华严大学，今有成一法师所创办的华严专宗佛学院继传宗脉。

律宗以研习及持守戒律得名。东晋时陆续传入《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等律典。北魏法聪弘《四分律》，慧光承之，继而唐朝道宣律师更以大乘教义阐扬《四分律》，撰著律学五大部，创南山律宗。另与道宣同一时代的，尚有法砺所创相部律宗，怀素所开东塔律宗，合称为“律部三宗”。后唯存南山宗独秀，后代所称的律宗即指此宗。南山律宗将戒律分为止持戒及作持戒；教理有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判一代时教为化教及制教。

唐末五代，律宗与诸宗衰落，直至宋代，因有允堪、元照律师的弘传，加上天台宗师多兼弘戒学，律宗乃应运中兴。明末清初古心律师及其法嗣三昧律师在宝华山主持戒席达百馀坛，宝华戒坛名震一时。清末民初因有弘一、慈舟律师的弘扬，律宗乃存续不衰。

此系汉传纯正密教，由开元三大士所传之如来正密。非藏传，盖因八大宗派形成或完善在唐代，是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而西藏旧称吐蕃，非我大唐国土。因此中国佛教八大宗派自无其吐蕃之份，不可不知。

密教真言宗因受法身大日如来真实言教的传授，且须经灌顶等入教仪式和秘密传授方可传习，故称密教或真言宗。该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主要教义为胎藏界、金刚界两部曼荼罗所代表大日如来智德显现的宇宙万有之说；另以一切万法的六大本体，四曼相大，三密用大，阐明本自具足如来德性，当身即是大日觉位，修习手结契印，口诵真言，心观大日如来的三密加持，则能达到“即身成佛”，顿证当体大日佛位。密教思想早在三国时期传入，至玄宗开元年间，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陆续来华，译出弘传《大日经》、《金刚顶经》後，始形成宗派。该宗传承法系为：龙树（即龙猛）－龙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一行－惠果－空海。

真言宗在唐会昌法难后即受到严重打击，唐末战乱更是将其彻底毁灭，故真言一脉在中国断绝一千两百年之久。如今，庆幸的是惠果大师有先见之明，故将法脉传给日本空海大师，大师归国后大弘真言密教，并于公元816年在日本高野山建立金刚峰寺是为真言密教的根本道场（总本山）。

禅宗的“禅”，即梵语“禅那”的简称，原义是心念的专一。禅宗即因主张以禅为生活中的修持而闻名。本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著称，此思想乃根源于佛陀在灵鹫山拈花示众，迦叶破颜微笑的典故，成就了“以心传心”的美谈，此后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次第传承。

南朝时，菩提达摩携付法衣钵东来，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再传慧可，三传僧璨，至唐朝四祖道信，融和达摩所传《楞伽经》禅法与《般若经》离言绝相之教，进一步开展出“随心自在”的禅修生活，成为中国禅宗的基本风格。五祖弘忍发展道信倡导的修行与农耕结合，强调于日常生活中持守真心，成为自然的农禅生活。中国禅宗即在道信及弘忍师徒的弘传下正式形成。其后分为神秀、惠能二派，北宗神秀主渐悟说，南宗惠能主顿悟说。南宗因神会的力争，乃逐渐取代了北宗地位，于中唐后独盛。六祖惠能的弟子有荷泽神会、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三系，后二系更开演为五家七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禅宗重视心性的特殊教法，虽历经唐末至明清各代的战乱，仍能屹立不摇。台湾许多道场如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等，皆为禅宗丛林，其影响之深远可知。

净土宗以专念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得名。根本经论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等三经一论。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信、愿、行三资粮－－由信发愿，由愿起行。行则包括四种念佛、十六种佛观、发三种心、修五念门等种种法门，其中尤以念佛法门，仗佛愿力接引往生，三根普被，而称为易行道。

本宗的弘扬以东晋慧远于庐山结社念佛为开端，乃中国净土的主流，后有北魏昙鸾的弘扬，至唐代道绰、善导承其旨。开元初年，慧日倡禅净双修、戒净并弘的“不舍万行”，承远、法照、飞锡继其说。因此，净土宗在唐代可分为慧远、善导、慧日三系。唯该宗并无祖徒相传承的直接法系，直到宋朝石芝宗晓法师，将历代弘扬净土法门有重大贡献者，如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和省常等诸位大师列为净宗七祖，明代又举袾宏、智旭，清代举行策、省庵、彻悟及民国印光共成十三祖。

净土法门不仅禅师力倡兼修，亦为天台、律家所重，又因简单易行，彻上遍下，无所不宜，故流传广远，历代不衰，弘传兴盛。近代台湾以广钦、煮云、李炳南及妙莲等倡导念佛最具代表性。

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大、小乘并存，显（宗）密（宗）同在。严格地说，佛教起始于尼泊尔，发展在中国，又远传于日本、韩国。而佛教在印度本土由于受到印度教及后来传入印度的伊斯兰教的排挤，约在公元八、九百年左右，在印度本土消失。而能保留佛教并发展佛教的中国就成了当今世界佛教的真正故乡。

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以“大众部佛教”为主，中国西南与“上座部佛教”盛行国家相邻的云南则是传承着与泰国一样的“上座部佛教”。中国内地汉族居住地则主要信奉“大众部佛教”。中国西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信奉密传佛教。

中国佛教又分为八大宗派，这也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中国佛教界的一些高僧根据一些佛经内容，创立了各自的宗派。其中包括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