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大师（334年～416年），俗姓贾，中国东晋时高僧，雁门郡楼烦县（今山西省原平市沿沟乡茹岳村）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居庐山，与刘遗民等同修净土，为净土宗之始祖。

慧远，俗姓贾。二十一岁往太行恒山（河北曲阳西北）参见道安，听讲《放光般若》，豁然开悟后，以为佛教远胜儒、道，遂从而出家。入庐山住东林寺，领众修道。为道安的上座弟子，善于般若，并兼倡阿毗昙、戒律、禅法。因此中观、戒律、禅、教及关中胜义，都仗慧远而流播南方。曾与刘遗民等人，在阿弥陀像前立誓，这是佛教史上最早的结社，这一结社的目的就是专修“净土”之法，以期死后往生“西方”。故后世净土宗尊为初祖。当时的名仕谢灵运，钦服慧远，替他在东林寺中开东西两池，遍种白莲，慧远所创之社，遂称“白莲社”，因此，后来净土宗又称“莲宗”。 净土宗的基本经典有《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往生论》等。

西元365年，由于时事动荡，随同道安法师等，到襄阳弘传圣教。晋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元378年），前秦兵围襄阳，道安法师为免徒众遭受战祸，于是分遣大众往各地布教，慧远大师亦率弟子数十人南下，客居于荆州上明寺。

西元381年，欲往罗浮山（今广东境内）静修弘教，路经浔阳（今江西九江）见庐山峰林闲旷秀丽，正是修行的好处所，即定居于此，建造精舍龙泉寺，领众清修，弘法济生。后来由于各地高僧名士望风而来者日益增多，龙泉寺已不敷使用。

于是，在江州刺史桓伊的全力资助下，在庐山西面，新建寺院东林寺，作为集众行道的场所。后遂成中国佛教净土宗著名的发源地之一。

西元402年，大师主持东林寺道风日盛，由于大师德行感召，各方名僧雅士都不期而至。如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刘遗民，雁门周续之，豫章雷次宗，新蔡（今河南汝阳）毕颖之，南阳（今河南南阳）宗炳、张季硕等，此皆当世俊杰名士，都舍弃世间名闻利养，前来亲近大师修行办道。可见大师在当时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

大师观察此会大众真为生死而来，便对大众说：“诸君之来，能无意于净土乎？”于是与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庐山般若台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发誓：“众等齐心潜修净土法门，以期共生西方极乐世界”。并约定：“因众人根器不同，福德有别，先得往生极乐净土者，需帮助提携后进者，以达到同生无量寿佛极乐国土之目的”。又命刘遗民著《发愿文》，刻于石碑上。

又有王乔之等人作《念佛三昧诗》以表达自己的志愿。大师也为之作序，序中说：“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斯二者，是自然之玄符，会一而致用也。……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何者？穷玄极寂，尊号如来，体神合变，应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闻见行焉。于是睹夫渊凝虚镜之体，则悟灵相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以叩心听，则尘累每消，滞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与于此哉？……是以奉法诸贤，或思一揆之契。感寸阴之颓影，惧来储之未积，于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寝，夙兴唯勤。庶夫贞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临津济物，与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兴，俯引弱进垂策其后，以此览众篇之挥翰，岂徒文咏而已哉？”

此次集会前，大师曾率众于东林寺前凿池种植白莲，是以中国佛教史上称此集结为“结白莲社”，或简称“结莲社”，并确认为中国净土宗之始。而净土一教后来之立宗，也因之而又称为“莲宗”。

大师自西元381年到庐山以来，历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平时经行，迎送客友均以虎溪为界。纵然是当朝帝王晋安帝相邀，也称病不出，在东林寺界内，志心于净土，用功办道，著书立说，弘传圣教，将全部身心都奉献于道场，奉献于佛教。

直至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西元416年），大师自知宿缘已尽，安然示寂于东林寺。时年八十有三，僧腊六十三年。浔阳太守阮侃及弟子将其安葬于庐山西岭，门下名士谢灵运为撰碑文，歌颂大师的德行及其光辉一生。

“茶禅一味”源远流长。佛教对茶道的渗透,《庐山乃志》中有记载：“晋朝以来，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植。”相传，庐山云雾茶最早是一种野生茶，后来东林寺名僧慧远将野生茶改造为家生茶。他曾以自种自制茶款待好友，常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

到了唐代，庐山之茶已很出名了。宋代，庐山名茶被列为进献皇帝的“贡茶”。

另外民歌《茉莉花》由北方传入江南，也有可能是慧远所为。茉莉花原产于印度，东汉永平十一年随佛教传入中国山西的五台山，而自从茉莉花传入五台山，深受僧人们喜爱，于是，谱写佛乐的僧人便谱写了以茉莉花为原型的佛乐《八段锦》。之后，随着僧人们四处云游，该曲传入江南，经后人加工，成了风靡江南的民歌。

慧远并不是专门从事山水文化的发展者。但是，由于他的人生的灿烂，便使得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化浓烈的人生色彩更具有基因上的稳固性。

东晋时代，是一个对自然山水觉醒的时代。《游记》最早诞生在此时。东晋隆安四年（400年）仲夏，慧远率领弟子三十余人游庐山石门涧，这是我国文字记载最早的“组团文化旅游”。慧远率弟子们从东林寺出发，到石门涧后，弟子们兴奋得纷纷吟诗作赋。慧远也写了诗，并为大家的诗作写了“序”，即《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这《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也被史学界定为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山水游记名篇。其手法采取了分类描绘，把石门涧景物先融贯于胸，然后分别绘出山、水、石、树之状，宛如一幅幅画图，把石门涧奇景展现在人们面前。这种描绘手法是我国山水游记中的第一篇绝作，对我国山水散文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慧远的高徒宗炳，他的山水画对后世影响深远。宗炳——“莲社”十八高贤之一。宗炳第一次和庐山结缘就修改了他的人生设计——他在庐山短短的50天里，染上了游山玩水的癖好。自此，对自然美的探寻便成了他生命的强大推动力，成了他造就自己生命光辉的起点。宗炳那篇《画山水序》是世界上最早的山水画论。

极具魅力的自然景观，加上东晋时期慧远、宗炳、陶渊明、陆修静、谢灵运、鲍照等名人捷足先登的文化喧染影响，使得后来一代又一代文人骚客，热衷荟萃庐山，游历乐此不疲。

慧远大师留给人们的不仅是一种佛教思想，而且有一种人们可以亲身感觉到、体验到的东西———大雁气功。相传大雁气功由晋代高僧道安所创，慧远是道安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慧远完全继承了道安祖师创立的大雁功法，并历代单传。

《大智论要略》二十卷(亦名《释论要钞》)、《不敬王者论》一卷、《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三卷、《大智论序》一卷、《阿毗昙心序》一卷、《三法度序》一卷、《妙法莲华经序》一卷、《明报应论》一卷、《修行方便禅经序》一卷、《辩心识论》一卷、《法性论》一卷、《沙门祖服法论》一卷、《释三报论》一卷、《佛影赞》一卷。

远公大师出家后，卓尔不群，发心广大，“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进为道，无时或懈，道念日纯。道安大师常常赞叹说：“使佛道流布中国的使命，就寄托在慧远身上了！”于此可见远公的器识超出常伦。远公二十四岁时，便开始升座讲经说法，听众有不能理解的地方，远公便援引庄子的义理为连类，采用格义方法，令听众清楚地领悟。由于这种讲经的善巧方便，道安大师便许远公阅读外道典籍。远公讲道之余亦勤以著述，相传鸠摩罗什大师读到远公所著《法性论》后，大加赞叹云：边方未见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

在弘法传道的过程中，许多人皈投到远公座下。东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道安大师为前秦苻坚所执，往长安，其徒众星散，远公率领弟子数十人，打算去广东罗浮山，路过浔阳（今江西九江），见到庐山清净，足可以息心敛影办道，于是驻锡庐山的龙泉精舍。时有远公的道友慧永，对刺史桓伊说：“远公刚刚开始弘法，就有很多的徒众来亲近他，将来一定有更多的学者来追随他，如没有一个比较大的道场，那怎么行?”桓伊听了这话，发心建造东林寺。远公自此以东林为道场，修身弘道，著书立说，三十余年迹不入俗，影不出山。由于远公的德望，当时的东林寺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天竺僧侣，望风遥仰，“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庐山东林寺与长安逍遥园鸠摩罗什译场，作为南北二大佛教中心，遥相呼应。

远公作为一代佛教领袖，十分注重僧格的尊严，针对当朝某些官员提出沙门应礼拜帝王的说法，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阐述僧人不礼拜帝王的道理，高标出家修道的胸襟，云：“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王之恭而不失其敬也。”远公于此推重出家的志向，赞叹修道的功德，无非欲令世人具敬僧之心，亦令僧人自尊自强。由此，远公严正声称：“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可谓掷地有声，凛然刚骨，力争僧格的尊严与独立。迫使篡位的桓玄，下诏书确立僧人不礼敬帝王的条制，自此便成为中国的规约。

远公志逾丹石，不畏权势，心量广大，惟道是从，保持着崇高的僧格形象。试以二例为证。其一，晋安帝自江陵回京师，辅国何无忌曾劝远公在江干候迎，远公称疾不行。安帝不特不以此为忤，反而来信安慰远公，谓“知所患未佳，其情耿耿……法师既养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无复因，增其叹恨”。其二，桓玄征伐殷仲堪，行军经过庐山，要远公出虎溪一见，远公亦称疾不堪以行，绝不破例出虎溪去见宾客，桓玄只得自己入山。起初桓玄傲气十足，不肯向远公敬礼，哪知一见远公的严肃神韵，不觉自然而然地致敬起来。桓玄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 ”远公答云：“立身行道。”桓玄称善。桓玄的问难基于《孝经》中“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以此经文非难慧远“剪削”（剃发）为僧的行为，置对手于“不孝”的地位。远公“立身行道”的答语也出自《孝经》，言简意深，令桓玄十分佩服。桓玄下山后对左右随从说：像远公这样的人，实是我生平所未见过的，的确是个高僧大德!其后桓玄沙汰僧众，特对他的僚属说：“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当罢黜。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远公为此致书桓玄，广立沙汰僧人的条制，桓玄悉皆遵从。由此可见远公感化人之深。远公具深厚的摄受众生之婆心。陆修静乃异教学者，而远公送过虎溪，不以人而弃其言。陶渊明耽湎于酒，而与之交往甚密，欲其参加莲社，简小节而取其旷达。朝廷叛军首领卢循，远公执手叙旧，慈怀平等。足证远公荷负至教，垂裕天人。祖师风范，高山仰止。

远公一生德业隆盛，饮誉遐迩。许多外国僧人都说震旦有菩萨大士应化，经常焚香礼拜，钦仰庐山。远公本迹，吾人难以测度（鸠摩罗什大师赞称为东方护法菩萨），然其威神妙用之事相，亦足以感发人心。

远公率众初抵庐山时，寻找创立寺宇的地方。一日与诸弟子访履林涧，疲息此地，群僧并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处宜立精舍，当愿神力，即出佳泉。”尔时，远公以锡杖掘起，清泉涌出，因之构筑堂宇。其后天尝亢旱，远公率诸僧转《海龙王经》，为民祈雨。转读未毕，泉池中有物，形如巨蛇，腾空而去。俄而洪雨四澍，旱情缓解。以有龙瑞，遂名龙泉精舍。

建造东林寺之初，木材匮缺，远公为此发愁，夜梦山神禀告：“此山足可栖神，愿毋他往。”当夜天空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殿前水池中，涌出许多上好的木材（出木池遗址尚存东林寺）。刺史桓伊大为惊讶，更加相信远公是神僧，召呼百姓出工出力，建寺速度加快。因将大殿称作神运宝殿。

陶侃在广州作刺史时，一渔人见海中有神光，撒网至放光处，得金文殊像，上有“阿育王造”的字样。陶侃以此金像送武昌寒溪寺供养。后来，寒溪寺遭火灾，殿寺全被焚毁，唯有金文殊像及其供像的殿堂得以幸存。陶侃移任江州作官后，派人迎请金文殊像，谁知金像抬上舟船便沉到水底，多次打捞，了无踪迹。当时有民谣云： “(金像)可以诚至，难以力招。”东林寺建成后，远公至江上虔诚祷之，金像忽然浮出水面，遂恭迎金像至神运殿，另造重阁以供奉，并制文殊瑞像赞。

远公容貌威严，令人一见顿生敬畏之心。据传记载：时有慧义法师，以强正自命，不肯服人，对远公弟子慧宝说：“你们都是一班庸才，所以对慧远推服得不得了。你们看我和他辩论。”及到听远公讲《法华经》时，屡次欲提出问题来问难，终因心情战栗，汗流浃背，一句也不敢问。另有谢灵运恃才傲物，一见远公，肃然心服。足见远公感格人心之威德。

东晋时代，佛法虽已不断地传入，然尚不完备，所以梵僧来华弘化者，仍然络绎不绝。远公感于法道有缺，曾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西行取经，得到诸多梵本佛经。远公遂于庐山置般若台译经，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私立译场的第一人。

远公重视与梵僧大德交往，礼请他们弘法译经，略举数例：

（一）弗若多罗是专精《十诵律》部的学者，曾与鸠摩罗什合译《十诵律》，不幸未译完，就忽尔去世。远公对此非常慨叹，痛惜大法不能东来。后来，以律藏驰名的昙摩留支来到关中，远在庐山的远公即遣弟子昙邕入秦，亲笔致书昙摩留支，请他发心将未译出的《十诵律》余分翻译过来，昙摩留支受远公的至诚所感，遂将弗若多罗未竟的部分译出，成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

（二）鸠摩罗什大师佛学精深，独步阎浮，于姚秦时代入关，大兴译场，学者云集，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远公常常修书通好，殷殷致问，请教修证佛法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其问答内容具见《大乘大义章》)，表现出远公作为一代祖师，心胸广大，谦谨好学的风范，亦是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三）佛陀跋陀罗尊者，又称觉贤，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释迦族，甘露饭王后裔。以精通禅律驰名，于义熙四年（408年）来到长安。觉贤三藏因被人指斥显神通而见摈于北方，远公特遣弟子昙邕入关，替他们和解，由于觉贤不愿再回北方，便投奔远公。远公邀他加入莲社，请他翻译佛经，并以负责的精神致书国主姚兴，为觉贤解除了被摈的处分，恢复了觉贤的名誉。后来，觉贤又被邀到建康道场寺，译出《华严经》(晋译六十卷)、《僧祇律》等佛典13种共125卷，为大乘瑜伽学说东流开了先河。华严宗风的阐播，亦造端于觉贤的南下。南下的觉贤，所以有造于我佛教，其功仍在远公。假定不是远公的宽弘大量，觉贤虽怀大法也无由播扬。觉贤三藏终生不忘远公的知遇之恩，遗嘱圆寂后骨灰安放东林寺，其舍利塔建在东林寺。觉贤是历史上第一位葬在庐山的外国僧人。

从上可见，远公大师虽则是净宗行人，然对大乘各宗各派的弘传事业，都以极大的热情予以推动。这种为法的精神，表现出一代宗师的德操。

远公在庐山东林寺结莲社，率众精进念佛，共期西方。凿池种莲花，在水中立十二品莲叶，随波旋转，分刻昼夜作为行道的节制，称为莲漏。由于修行的理论与方法正确，莲社123人，均有往生净土的瑞相。远公临终预知时至，将一生三次见佛的事实告知弟子，制订遗嘱，依古礼露其形骸于松林，与鸟兽结缘。至期果然安坐而化，上品往生。享寿八十三岁。

远公大师往生，道俗奔丧，络绎不绝。四众弟子不忍露骸松林，便奉远公全躯葬于西岭，治冢垒塔，谢灵运作碑文，以铭其德。后人在寺中图画远公像，令人瞻仰。远公大师德业广被，自晋至宋历代帝王谥号追荐多达五次。

晋安帝义熙年，谥庐山尊者，鸿胪大卿，白莲社主。

唐宣宗大中二年，谥辩觉大师。

南唐升元三年，谥正觉大师。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谥圆悟大师。

宋孝宗干道二年，谥等遍正觉圆悟大法师。

慧远本姓贾，出身于仕宦家庭。他从小喜好读书，十三岁时即随其舅父令狐氏游学于许昌、洛阳一带，读了大量儒家、道家典籍。《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载，他“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致使当时的宿儒贤达，莫不叹服他学识渊博。

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慧远二十一岁。当时，他仍志在儒学，而政治动乱的东晋社会使他产生了避世思想，久怀隐居之愿。他打算远渡江东，就学隐居豫章（今江西南昌）的范宣子。范宣子雅好经术而拒绝作官，名重大江南北。可是这时正值石赵统治集团在石虎杀后内部矛盾激化，互相残杀，东晋又连年北伐，中原再度陷入极大混乱，南路阻塞，使慧远不能如愿南下。当时，佛图的大弟子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宣传佛法。慧远听说后，便携同弟弟慧持前往恒山，拜师求救。上山后，他听道安讲了《般若经》，“豁然而悟”，叹息说：“儒道九流，皆糠秕耳！”（《高僧传·释慧远传》）于是毅然与弟弟投簪落发，开始了佛教僧侣的生活。

在道安的弟子中，慧远“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他贫旅无资，连衣服也常常缺乏，可是始终坚持不懈，夜以继日，刻苦学习，精心思考。道安见他聪明勤奋，对佛教义理领会得非常深刻，常赞叹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把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希望，寄托在慧远身上。慧远师事道安仅三年，由于勤奋钻研，学业优异，便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开始讲解《般若经》。般若学所宣扬的“实相”，即所谓超时空的本体，听众往往感到很难理解。有一次，一个听众对道安阐发佛法的论著《实相义》提出质疑，慧远援引《庄子》义作类比来解释实相，使听众很快明了。从此之后，道安唯独允许慧远不废俗书，可以引佛典以外的书籍来比附说明佛理。

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慕容氏侵扰河南，慧远随道安避难到了湖北襄阳。当时，名僧道恒在荆州一带宣扬般若学的“心无”义，影响颇大。“心无”义主张排除外界万物对心的干扰，没有否认外界万物的存在。这在般若学其他流派看来，是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所以引起佛教界群起而攻之。慧远奉道安之命前往慰问正在患病的竺法汰。竺法汰这时指使一个弟子去跟道恒辩难。慧远去后，也就席向道恒攻难。据《高僧传·卷五·竺法汰传》载：

慧远就席，攻难数番，关责锋起。恒自觉义途差异，神色微动。尘尾扣案，未即有答。远曰：“不疾而速，杼柚何为？”坐者皆笑。心无之义，于此而息。

“不疾而速”，语出《易·系辞》。“杼柚”，是织布机部件，杼即梭子，柚即轴子，引申为反复思考的意思。“心无”义主张心体“豁如太虚，虚而能知”，所以慧远反驳说，既然“心无”能“不疾而速”，又何必苦费思索！慧远巧妙地援引《周易》驳斥道恒，使道恒一时无言以对。

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苻丕围困襄阳，梁州刺史朱序留住道安不让外出（后来被苻丕送往长安）。道安便遣散徒众到各地去传教。临行前，道安对弟子们一一给以诲勉，唯独慧远不蒙一言。慧远跪在师前问道：“独无训勖，惧非人例？”道安说：“如汝之人，岂复相忧？” 于是，慧远等一行十余人告别了道安，南下荆州。从此，慧远终生再也未得与师相见。

之前，慧远曾和同学慧永相约，将来同去广东罗浮山结宇传道。慧远为道安所挽留，慧永就先走了。途经浔阳郡，慧永为郡人陶范所留，住在庐山北面陶范为他建造的西林寺中。慧远别师过江后，先住上明寺，接着便拟往罗浮山。到了浔阳，他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暂住进了这里的龙泉精舍。慧永与慧远是同门旧好，所以要求慧远在庐山住下来。他找江州刺史桓伊商议，说：“远公正要弘道，现在徒属已广，还会有更多的人来追随。贫道我所栖偏狭，不足相处，怎么办呢？”桓伊便在山的东面又专为慧远建造了房殿。这就是后来成为南方佛教中心的著名的东林寺。此寺处于风景名胜地，加之慧远精心布置，更显得有些神风仙气。正如《高僧传》所载：“远他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慧远早在奉侍道安时就听西域沙门说西域有佛影，到庐山后，向来庐山的罽宾禅师佛陀跋多罗和一位律学道士详细询问他们所亲见的佛影情状，并依此立台画像，铭刻于石。同时，命弟子道秉远至江东，嘱陈郡享有盛名的大诗人谢灵运制铭，以充刻石。传说陶侃（东晋官员，历任荆州刺史、广州刺史、征西大将军、江州刺史等职）曾在广州得阿育王像，送给了武昌寒溪寺。慧远创建东林寺后，将此像也迁至庐山。他在这里居住了三十多年，直至往生。

庐山东林杂诗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

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

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

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东晋·慧远

慧远卜居庐山之时，佛教在江南已经有很大势力。可是佛教界风气不正，佛法衰颓。尤其是一些上层僧侣，附炎趋势，迎合时流，外言弘道，内图私利，竞相奔走于权贵之门。有些甚至与最高封建统治者交通，窃弄大权，倾动乱时。慧远目睹这种状况，非常忧愤。在《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中，他尖锐地指出：“佛教陵迟，秽杂日久，每一寻思，愤慨盈怀。”在潜居庐山以后，他一面不入都邑，不仕王侯，身体力行，维护佛法，以自己高尚淳朴的德行为僧伽争荣誉，树楷模，一面积极提倡翻译佛经，宣扬佛教戒律，并努力用佛学来融合儒学和玄学，为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取得应有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慧远在庐山居住三十多年，始终影不出山，迹不入谷，每送客散步，也只以庐山虎溪为界，他孜孜为道，务在弘法，是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到庐山后，他看到当时南方佛经很不齐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就派遣弟子法净、法领等人远度葱岭，寻求佛经。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从西域带回《方等》新经二百余部，得以传译。慧远在庐山一直千方百计同各地名僧互通消息。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罽宾（在今印度西北部）佛教小乘毗昙学大师僧伽提婆南下庐山，慧远便请他译出了《阿毗昙心》和《三法度论》。阿毗昙略称毗昙，系小乘佛教一切有部的典籍，其教义主要是以我为无，以法为有（法，本指佛教教说、规范等，这里指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一切事物和现象）。毗昙学约在东晋时始行中国。释道安曾大力赞助译出有关论典。慧远继承师业，兼弘一切有部《毗昙》。当时和他同住庐山的著名佛教学者竺道生等人也精于提婆的毗昙学。毗昙学风靡一时，是同慧远组织译经和大力提倡分不开的。

后秦弘始三年（401年），著名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父籍天竺，生于龟兹，即今新疆库车一带）入居长安后，慧远便向他致书通好，交流佛教译本，并派遣弟子前往听讲问道。后来听说罗什要回本国，他马上作书，略问佛经中数十条事，请为批释。罗什一一作答，现存十八章，即所谓大乘大义章。慧远对于佛教戒律也很重视。弗若多罗曾在关中翻译《十诵律》，未竟而逝。后来慧远得知昙摩流支来中国带来了这部佛典，就派遣弟子昙邕致书祈请，译出了全本《十诵律》。《高僧传·释慧远传》评价说：“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指江南）者，远之力也。”

慧远在庐山对佛教理论，继续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有所发挥，使佛教和政治进一步结合起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他主张佛性之说，认为佛的精神实体是不变的，是永恒存在的，人们应该把达到这一境界作为奋斗目标。佛教徒称佛学是内学，把儒、玄叫做外道。而慧远不仅精研佛学，而且兼通经学和玄学，一身兼儒、佛、玄三家。他认为儒、佛、玄三家作为统治思想来讲，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主张“内（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企图以佛学为主，以儒玄为辅，达到会之有宗（佛），百家（儒、玄）同致的目的。慧远还极力倡导“弥陀净土法门”，因此被后世净土宗（也名白莲宗、莲宗）僧人推尊为初祖。晋安帝元兴元年（ 402年），他约集信徒刘遗民、周续之（二人均是玄学家）、宗炳、雷次宗（二人均是儒家）等名士一百二十三人立誓，在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建斋，共期死后往生西方佛国极乐世界。在慧远等人的提倡下，“净土”法门在南方开始广泛流传。但是社会上流传的所谓慧远与十八高贤立白莲社的说法，据现代著名中国佛教史家汤用彤考证，纯属伪说。

慧远在庐山期间虽然坚决谢绝要他出山做官的一切请求，不介入政事，但是与当时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却有着广泛的交游，也博得了上层统治者的敬重，这为他传播佛教的活动提供了很大方便，同时也保护了佛教。当时，东晋司徒王谧、护军王默都对他表示钦慕，安帝甚至还向他致书问候，就连北方的后秦统治者姚兴也对他致书殷勤，不断赠送食物礼品和佛教法器。慧远同荆州刺史殷仲堪关系也很密切，殷仲堪曾到山上看望过他。后来，图谋夺取王权的桓玄攻打殷仲堪，军经庐山，要慧远出山相见。慧远称疾不出，桓玄只好亲自入山去看他。在此之后，慧远和桓玄有过多次书信往来。晋安帝元兴年间，桓玄攻入建康，杀死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掌握了全部朝政。他致书慧远，询问对于沙门不敬王者的看法，并下教令沙汰沙门。教令最后特别指出：“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慧远复书给桓玄，一方面承认佛教陵迟，问题严重，一方面又提出要尊重佛教徒本人的信佛愿望，并且要保护持有各种不同方法的虔诚信徒。他以自己崇高的声誉和圆熟的政治手腕，终于使具有震主之威的桓玄听从了他的意见。

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卢循率领十余万农民军从广州起兵北上，占据江州（今江西九江）时，入山拜访慧远。慧远与卢循的父亲卢嘏同过学，见到卢循后热情相待，并高兴地述说幼年往事。当时有的和尚劝慧远说：“卢循为国寇，同他这样交厚，难道不会引起朝廷怀疑吗？”慧远不以为然地说：“我佛法中情无取舍，这一点有识之士都了解，没有什么可怕的。”不久，卢循被刘裕击败。刘裕率领军队追击卢循经过江州的时候，手下人告诉他说，慧远与卢循交情很深。刘裕说：“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于是派人给慧远送去一封信，表示敬意，同时还送给慧远一些钱和米。

慧远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一说为417年），卒于庐山东林寺，享年八十三岁。他的著作被整理为十卷五十余篇。现存著作按类别有《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沙门袒服论》等论文四篇，有《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统经序》、《大智论钞序》、《阿毗昙心序》、《三当度论序》、《念佛三昧诗集序》五篇序文，此外有书信十四篇以及一些铭、赞、记、诗等，主要收集在《弘明集》、《广弘明集》和《出三藏记集》中。

慧远生前德高望重，在佛教界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著名诗人谢灵运曾为他写了一篇碑文《远法师诔》。南齐僧人道慧读了慧远的文集，慨然叹息，恨自己生不逢时，未能亲见慧远。为了实现夙愿，他和另一个僧人智顺溯流千里，到庐山观看慧远的遗迹，在那里流连了三载才回去。

远公（慧远高僧）住在庐山（东林寺）时，虽然年纪已经老了，但讲解谈论佛经，从不间断。他的学生中有偷懒不用心的，远公说：“照射在桑榆间的夕阳之光（比喻年老），照理是照不远的；但我希望朝阳的光辉（比喻青年），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亮。”说罢，手拿经书登上座位，教诲朗读，声音洪亮而流畅，言辞神色十分殷勤恳切，高材们对他更加肃然起敬了。

师云：念佛三昧者何，思专想寂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悟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斯二，乃自然之玄符，会一而致用也。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何者穷玄极寂，尊号如来。体神合变，应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相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闻见行焉。于是灵相湛一，清明自然，元音叩心，滞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与于此哉。所以奉法诸贤，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阴之将颓，惧来储之未积，于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寝，夙兴唯勤，庶夫贞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仰援超步，拔茅之兴。俯引弱进，垂策其后。以此览众篇之挥翰，岂徒文咏而已哉。

东林寺在江西庐山西北麓。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刺史桓伊为慧远建。慧远于山中立般若台，安弥陀三圣像，集道俗一百二十三人立誓，期生西方极乐世界，号为“莲社”。宋时尊慧远为莲社初祖。寺东岗石室中有八角覆钵形慧远塔。塔右方有石造圆窦、藏骨室。宋元以来，净土宗成立，奉慧远为净土宗初祖。

大师自从道安法师受业以来，即以大法为己任，有感于江东地区经典未备，律藏残缺。居庐山后，即派遣弟子法净、法领等远越葱岭，西行求经。而且只要听说有梵僧来华，便殷勤请入山中咨教。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西元391年)，北印度礓宾沙门僧伽提婆南游到浔阳，大师即遣弟子迎其入山，请译《阿毗昙心论》四卷与《三法度论》二卷。并为此二论作序，明宗举旨，大力提倡，遂开江东地区毗昙学之先河。

东晋隆安五年(西元401年)，迦毗罗卫国佛陀跋陀罗及其弟子慧观等入庐山，大师亦请其译出《修行方便禅经》二卷。此部禅经按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和界分别观等五种观想，将禅修之法作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介绍，较之早期安世高、鸠摩罗什所译传的禅法要显得更为完善。

此外，大师对于律藏经典也颇有研习。梵僧昙摩流支入关中时，曾应大师之邀，将姚秦时弗若多罗译传未尽的说一切有部之《十诵律》补译完整，使之成为善本。以上只是举其数端而已，没有列明的还有很多。《净土圣贤录-慧远》一章中有云：“所有经律，出诸庐山，几至百卷。”由于大师对于译经事业推波助澜所表现出的显著成就，梁代释僧佑在《出三藏记集-慧远传》中赞叹道：“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给予大师很高的评价。

慧远大师，自身虽归心净土，然对于其他经教，也都满怀热忱地推广弘传。东晋隆安五年(西元401年)，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 )高僧鸠摩罗什法师被迎请到长安，大师早闻西域罗什法师通经达教，故派使者致书问候，信中有说：“是故负荷大法者，必以无执为心；会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罗什法师亦早闻东土慧远之名，在回函中大为赞叹：“经言，末后东方当有护法菩萨，绐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财有五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滞，仁者备之矣！”此后十余年中，大师常致函请教经中大乘深义。罗什法师也都欢喜地为之解答，彼此皆以诚善之心，相互切磋学修心得。后来，大师根据与罗什法师的交流，著有《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二卷。后改名为《大乘大义章》流通于世。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西元405年)，罗什法师在长安译出了百卷巨著《大智度论》。当时后秦国主姚兴也特意遣使送论往庐山东林请大师作序。大师认为此论卷数众多，文繁义隐，不易研习，经过深入探研后，将之加以删节，成《大智论钞》二十卷，并撰序文。另外，大师曾造《法性论》二卷，阐述泥洹常住之义理，送与罗什法师过目，罗什法师看了以后，给与高度评价，赞叹说：“边方未见大经，便暗与理合”。又有《卢山集》十卷，遗憾的是《法性论》已散失未传后世。此外大师的另一部名著是《沙门不敬王者论》，该论共有五篇，专门针对晋室要臣桓玄所提出的“一切沙门对皇家王者尽敬”说而撰写。桓玄极为钦佩大师的为人，所以在决议之前，先去信庐山征求大师的意见，于是大师便写下了这部名著。大师在论中，事理并举，情理结合地作了详明而又恳切的问答，提出了“袈裟非朝宋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尘外之容不应致敬王者”的观点，使得桓玄只好作罢。此番问答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桓玄非常仰慕大师的德行，一次在过访浔阳时曾致书请大师归俗从政，但被大师以坚正之辞回拒了。后来，桓玄下令甄别沙门加以沙汰，命令其属下：“沙门有能伸述经诣者，畅说义理或禁行循整者，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道。”唯因尊崇大师，“以庐山为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

正因大师德高望重，所以在传播佛法的过程中，得到了东晋当时各方统治势力的支持，江州剌史虽历届不同，但都和大师结交甚好。西元392年，殷仲堪任荆州剌史时，曾上庐山拜会大师，共论《易》体。西元399年，桓玄灭殷仲堪于荆州，也曾往庐山面会大师，讨论《孝经》。西元405年，刘裕与何无忌(何镇南)等诛杀桓玄后，何无忌本人也亲临庐山慰问大师，之后又作《难袒服论》与慧远商量沙门袒服一事，何无忌以为《老》《礼》诸典中，均明“右”为“凶”“丧”之义，而沙门以右袒“寄至顺”“表吉诚”，有悖于中土之名教礼制。慧远大师作《沙门袒服论》给予解释说道：沙门之所以右袒，是从形象上方便于将沙门与俗人加以区别，并有利于沙门脱离世俗名教礼制的限制而安心出家修道。这符合佛教的礼制与教条。论中说明从外相上来说，佛家与名教儒家是有差别，但最终目的二者是一体的。所以内外礼制虽然不同，但是“内外之道可合”。这一理论将儒家名教的政治理论，佛家的济世思想，以及道家的出世学说作了相互协调，有利于当时朝野接纳佛教思想，为来源于异域的佛教，能更好地在中土大地生根发芽，茁壮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大师幼时即“博综六经”，文学基础深厚。居庐山数十年间，也常咏诗作偈以遣闲。大师的诗集《庐山东林杂诗》及《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铭》等文，不但文笔空灵，辞藻也很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有《妙法莲华序》、《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统经序》、《念佛三昧诗集序》和《辨心识论》等，也显露出美妙的文笔底蕴与高深的佛学修养。其中大师撰有两部专门探讨轮回报应说的论著 --《明报应论》与《三报论》，论中提倡的“神不灭论”“善恶有报”等观点，具有鲜明的中土佛教特色。此外，尚有一些序、赞、论、诗、铭、记、书信等，大多收集在《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广弘明集》、《大唐内典录》和《高僧传》中。

慧远大师门下弟子多达百余人，性情各异，学修不一，多才多艺者不乏其人。有善应讲席者如：其弟慧持，深受晋卫将军琅玡王司马冶之敬重，曾应豫章太守之邀请，讲《毗昙》《法华》二经。又曾到建康(南京)参校《中阿含经》的译文；有修戒行禅者如：法安，于新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南)建道场，弘化一方，后来入蜀，深受当地僧俗所推崇；有著书立说者如：慧观，撰有《法华宗要序》、《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十喻序赞》及诸经序等。并且善习戒律，尤精《十诵》；有通经达教，志专净业者如僧济等；有善工技艺者如：慧要，惜庐山无刻漏以报时，便于山泉池中，制作十二叶芙蓉，随顺流波自然转动，以定昼夜六时，片刻无差。据传他曾制木鸢能飞百步。此外，原是苻秦卫将军的昙邕，自师慧远以来，十余年间，长途往返于庐山与长安之间，为慧远与罗什作信使。庐山与长安两地远隔，又值多事之秋，二位高僧能够声气相通，互论经教，全赖此人之力。还有道祖、僧彻、昙顺、道汪等，皆为有修有学之士。在辅佐慧远大师弘经演教，住持佛法，或自行化他诸多方面，都展示出非凡的德能，极为生动地丰富了东晋佛教的内涵。

慧远大师在他自身修持及弘传“观佛”、“念佛”净土教法上有着显著成就。自身修持得力，在澄心系念中，证得念佛三昧，临终示往生相得生净土。在《净土圣贤录》慧远一章中有如是记载：“义熙十二年(西元416年)七月晦夕，于般若台之东龛，方从定起，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有诸化佛，观音势至左右侍立。又见水流光明，分十四支，回注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佛告远曰：‘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后七日，当生我国。'”之后大师对侍立两旁的弟子法净、惠宝说：“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睹圣呤相，今复再见，吾生净土必矣！”果然事应其言，于八月六日端坐入寂。慧远大师以亲身经历，验证念佛可生净土之不虚，感召后世依从净土教理，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僧俗人等，不计其数，而依法修持得生极乐者亦难枚举。弥陀净土之信仰日后能够得以广泛地流行，净土一教得以日益兴盛，实出于慧远大师之功。大师一生志心弘教，德感朝野，晋安帝义熙年间，帝室下诏赐号“庐山尊者”“鸿胪大师”及“白莲社主”。基于慧远大师对佛教作的巨大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得到数朝帝王追封谥号，也可谓是在情在理。

考诸史籍，有依净土经典修持，祈求往生净土者，是始于东晋潜青山竺法旷（西元327-402年）。而关于弥陀净土经典，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和《念佛三昧经》等，早在汉末即已译出，之后也有异译不断面世。《高僧传》卷五中说竺法旷：“每以《法华》为会三之旨，《无量寿》为净土之因，常吟咏二部，有众则讲，独处则诵。”又晋时支遁(西元314-366年)也著有《阿弥陀佛像赞》一文，说明弥陀信仰早已有之。但是西方净土的信仰成为一体系，并能上升为东晋当时的学问僧和朝中士大夫等上层人士信奉，则始于慧远大师于庐山集众结莲社，可以说是慧远大师掀起了修学弥陀净土法门，求生极乐世界的风潮，且直接影响着后世无数的学佛者，为净土一宗奠定了不拔之基。

净土宗沿世已历十三祖，但观其列位，并无他宗那样明显的嫡系师承，而都是后世净业学人推举而成。如此而言，慧远大师之所以被追认为净土宗初祖，的确是名至实归，堪为净土之先驱，后学之楷模，其万世景仰之德行将永远昭垂史册。

有诗赞曰：

不出庐山种白莲，修观立社集群贤。

圣容三睹金池上，知与弥陀大有缘。

又赞曰： 莲社开端接后人，翕然缁素总来亲。

十年三睹怦严相，定作金台上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