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化是由蒙古民族创造的一种游牧文化。从13世纪开始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旗帜下再度统一草原部落，建立了疆域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用国家形式重新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从而把部落与民族文化全面提高到了达到封建国家水准的“文明的进步状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在历史的进程中元朝虽然消亡，但是从此形成的蒙古族却成为草原的主体民族，成为文化的承载者。

蒙古族文化的孕育雏型期是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前就基本完成的。众所周知，在蒙古民族形成以前，亚洲草原上的匈奴、突厥等民族已经完成了较高层次的文明实践。也就是说，按照前苏联学者普列特涅娃的游牧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论，已经完成了前两个阶段的发展。

在第一阶段中，游牧民军事行动的性质是以消灭定居民或其他游牧居民、抢占草场为目的的入侵，游牧社会的社会制度是军事民主制，其民族语言特征是多民族语言的脆弱的共同体，宗教是萨满教和祖先崇拜。处于这一阶段的是匈奴人。

在第二阶段中，游牧民军事行动的性质是以抢夺战俘、劫掠、索取赎金为目的的奔袭，社会制度是氏族和军事民主制崩溃而建立的早期阶级社会，其民族语言特征是民族共同体和共同语言开始形成，文化特征是民族文化的最初特点开始出现，宗教是与宇宙起源论联系在一起的领袖崇拜和骑士崇拜。处于这一阶段的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突厥汗国。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孕育雏型期就是对以上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初步确立民族文化框架的时期。这个时期，蒙古人自己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及其事件较为少。

事实上，蒙古人在继承亚洲其他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几乎直接进入了文化成熟和繁荣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游牧生业方式的直接继承和强有力的政权制度——帝国的建立使多元化的氏族文化在短期内磨合融合成功是关键因素。因此，蒙古人的文化是从普列特涅娃所说的游牧社会的第三个阶段开始的，即，随着国家的建立和中央政权的巩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和统一的民族语言已经形成，而且统一的意识形态——全体国民统一信仰的宗教观念也已确立，在英雄崇拜的同时也出现了对“长生天”的代表——大汗的崇拜。这个时期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进入了创造与繁荣黄金时期，也伴随着军事征服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从14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蒙古族传统进入了衰败停滞期。蒙古族被逐出中原后的内讧、北元与明朝的长期对抗、接受喇嘛教文化和满清政治统治等导致草原畜牧业经济严重受挫，相应地蒙古族传统文化也由繁荣昌盛逐渐变为衰败停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草原各族人民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同时草原畜牧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传统的游牧业经济得以快速复苏之后，逐渐向定居畜牧业过渡或向半农半牧业转型的倾向。蒙古族文化的价值观中增加了农业、工业和城市文化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作为文化群体的蒙古人，长期以来基本保持着“逐水草而游牧”的生存方式。这种生业方式，当它成为一种长久的历史实践时，必然地创造出了与之相应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是以人家畜和环境三个要素构成的特殊的生业方式。在这个生业方式——由人、畜和自然构成的人工生态系统中，牧民通过家畜的中介反馈来适应环境，扮演着生态调节者的角色，与此同时牧民在萨满教的氛围中体验着敬畏自然、注重和谐、崇尚自由的审美境界，这使得蒙古族游牧文化具有了一种深刻的生态内涵和强烈的艺术气质。

古代蒙古社会，政治制度方面对个人的管束不大，游牧民不仅有一定数量的个人财产，在一定的区域内还可以自由迁徙。普通领主也享有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蒙古古代法律制度较为宽松，很少伤及个人人身，而是以罚畜等手段为主。早期的宗教--萨满教并不触及或约束人的内心、灵魂。这些社会现实，为蒙古人的自由精神的滋生和成长提供了客观基础。草原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是从其社会、文化内部自发形成的。但是蒙古人的自由精神存在着本身的脆弱性，主要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理论信仰作为导向，仍处于自发形成的较低层次，往往表现为无目的性、无核心和无凝聚力，它与散漫、无政府状态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在古代蒙古人的伦理道德生活中，务实的态度同样是其所固有的。在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中，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儿子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互相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否则就会被击垮、消灭。这种教诲在当时那种部落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是十分实用而有益的。从文献资料的内容来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钥匙》等反映出来的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道德原则和处事法则，并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虚无飘渺的想法。

蒙古族传统哲学是蒙古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代表了蒙古民族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蒙古族传统哲学从历史的纵向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长生天”为代表的天命论占主要影响阶段，汉族儒家思想影响阶段和喇嘛教哲学影响阶段。“长生天”观念是成吉思汗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所建立的蒙古帝国的思想基础。天命论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游牧民对自然神“天”的信仰。随着阶级的分化，人们又赋予了这个天神以新的职责，从过去的只管人们的生、老、病、死，牲畜财产的免遭损害，发展到可以掌管人的命运、国家的兴衰。从一个普通的自然神上升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概念神，而此时人们对它已从过去那种以实用为目的的信奉转变而为精神上的依赖、价值观上的认同。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那颜阶级充分利用了这一思想，如成吉思汗直系祖先的降生也是由于神人每晚用光透入母腹的结果；由于天的佑护，铁木真几次逃脱了敌人的追捕等等。北方游牧社会的天命论意识到了成吉思汗时代发展成为“长生天”观念。由“长生天”观念而引出的“天无二日，地无二主”思想是蒙古族古代封建哲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这个“地无二主”的理想，成吉思汗倾全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征伐，而百姓则相信这是顺从天意的行为。

从元朝开始，蒙古族传统哲学受到了汉族儒家思想的影响。例如，忽必烈提出了“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理论，这一理论是蒙汉哲学思想互相影响的最好例证。“应天者惟以至诚”是对蒙古族传统的“长生天”观念的一种继承；“拯民者莫如实惠”，既是他的哲学思想，又是他的施政方针。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痕迹，也体现了蒙古族传统的务实精神，这样“实惠”的“仁政”确实能起到“拯民”的作用。

喇嘛教哲学对蒙古族传统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最终导致了蒙古族传统哲学体系的形成，虽然这一体系还没有完全挣脱宗教神学的外壳，但佛教化的哲学思想的确立却是蒙古族传统思想史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首先，喇嘛教哲学中的王权学说被揉进了“长生天”观念中。当时蒙古人最熟悉、较全面地阐述这种王权理论的经典是《阿勒坦·格日乐图》经，书中对王权的神圣和义务从理论上作了论证，并指出了如何管理国家的具体措施。如果说过去蒙古人只是需要“天”的佑护，那么则不仅需要“天”的佑护，更需要“天”的指点了。于是古老的“长生天”观念中又被增加进了新的内容，神圣的“天”又有了新的“责任”。过去的“汗权天授”的思想更加繁琐化和精致化，即汗权之所以得由天授，是因为汗的根基是印度的汗，而印度的汗则是佛的化身。这种思想在当时面临分裂的蒙古社会起到过一定的向心力作用。其次，形成了自己的有关宇宙问题的哲学观念。如固什·却尔济在《本义必用经》中认为物质世界是由肉眼看不见的微粒——原子组成的，宇宙的最初元素为土、水、火、气等等。再如，萨囊彻辰在其《蒙古源流》中，从物质世界和生灵世界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点出发，对宇宙的形成做了概括描述，他认为，宇宙形成的基础是三种主要物质——气、水、土。而虚空则是世界形成的场所。由于十方之气剧烈运动，虚空中形成坚不可摧的气坛。而后由于气动发热，生成大方，大方生大雨，形成大海，谓之水坛。最后水面生灰尘，如奶上油脂，灰尘微粒集聚，形成土坛，是为“金宇”。在喇嘛教思想启迪下，蒙古人已开始思考了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用当今的科学哲学来衡量，有它不完全正确的一面，但它毕竟标志着蒙古民族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同时也赋予草原文化也深邃的哲学内涵。

简介

蒙古族古典文学植根于草原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蒙古文学是草原传统文化的形象而具体的表现。在早期，由于文人文化的不发达，蒙古族古典文学的主要领域是在民间，亦即表现为民间文学。浪漫主义手法一直是民间文学的主要创作手法，无论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是英雄史诗等，处处体现了一种激荡浪漫的风格，这正是草原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在蒙古族民间文学中一般看不到人与自然的对立情绪，而是能体会到人对自然的祈盼和敬畏之意。毫无疑问，这种文化心态是蒙古族古代自然生态观赖以产生的基础。16世纪以后随着文人阶层的逐步形成，文人文学这个领域也被开拓出来，与民间文学并列，成为蒙古族古典文学的另一大组成部分。文人文学往往采用将文学与历史融为一体的创作形式，其中现实主义法则是主要的创作手法，而且从历史事件中选择题材成为了一种传统。因此无论是从作品的内容，还是从作品的价值来看，对历史的“真实”记录都大于文学的自由发挥。

著作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到元朝建立前后，蒙古族的政治经济得以空前发展，同中原的汉族、国内各少数民族以至欧亚各国加强了经济文化联系，因此，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大大发扬，形成了民族文艺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史传文学名著《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优秀民间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孤儿传》，抒情歌谣《母子歌》、《阿莱钦柏之歌》等的出现，标志着作家文学的兴起和各类民间文学的持续繁荣。

从元末以至整个明代，蒙古封建主从欧亚和中原广大地区相继退回大漠南北。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大为削弱，从此蒙古族文学文学的发展过程并未因此而中断，但在蒙古各部和各个聚居区，文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旷日持久的封建割据激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传记式长篇英雄史诗《格斯尔传》是经过长期口头流传而形成书面作品，这部优秀作品脱胎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但在蒙古地区世代流传，已充分地蒙古化了，成为一部富有蒙古民族特色的独立之作。清朝统一中国，蒙古族的混战割据局面逐步结束，社会趋于稳定。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的恢复，汉族古典文学（主要是诗词和明清小说）和藏族民间文学（如民间故事、格言谚语）对蒙古族文学影响日深。许多汉藏文学作品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说唐》和《格萨尔王传》等被改编或再创作，以蒙古说书和故事的形式广为传播，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祝词、赞词

在蒙古族民间文学中，祝词、赞词是一类主要的内容，从某种角度来说，祝词、赞词是在一部分萨满教祭礼民俗化的过程中，由民俗化的萨满祭词演化而来的民间文学形式。它满足了人们在生产生活、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方面的需求和愿望，如狩猎前的祝祷是希望多捕野兽等。几乎所有的祝赞词表现出的只有一点，即感谢这些使自己获得幸福的猎物、牲畜，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加幸福。无论从表现出的感情还是从表现出的目的来讲，都是直接而务实的。除此之外，我们说过蒙古族文人文学有着历史化的倾向，从它反映的内容和创作的目的来看，也具有借助历史故事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实用化动机。

参见：蒙古音乐

最早的古代蒙古绘画艺术，是游牧人的岩画，大多是民间画家所为。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劳动的形象。

元代蒙古族出现了一批知名画家。如，宫廷画家礼霍孙，曾画过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等祖宗的肖像。玉出汗擅长墨竹画，《风烟翠图》是画中佳作。泰定皇帝之三子小恭太子善书画，曾创作《画鹿图》、《蛱蝶图》等作品。也先帖木儿有《山水壁画》；元惠宗时进士伯颜守仁，能诗善画，绘有《竹石图》等。郝忠怒有《无逸图》等。元代后期的蒙古族画家张彦辅，有《江南秋思图》、《云林图》、《云山图》、《疏竹幽禽图》等。

明代时画家有陈喜。清代画家旺钦巴勒，名画有《青山》、《白云》等。著名的山水画家布颜图，画有《潇湘图》，所撰《画学心法回答》，对有关绘画的一些重要问题均作精辟论述。

蒙古族的绘画艺术还表现在壁画上。元代墓中，布满彩绘壁画。壁绘有男女主人对坐图，其身后有一男一女侍童，人物形体和装束明显有蒙古族特点；墓壁两侧绘有墓主人的生活图，背景中表现的是塞北自然风光。在蒙古的佛教寺庙中，也有很多壁画。如美岱召、大召、五当召、乌素图召等处，都有大型的壁画。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吉林、黑龙江等省蒙古族聚居地区的民间舞蹈。蒙古民族的舞蹈文化与他们的狩猎、游牧生活有密切联系。蒙古民族祖先的原始舞蹈形态，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凿刻的阴山崖画、乌兰察布崖画中，有着生动真实的表现。在古代，蒙古族还有很多模仿凶猛动物的舞蹈，如“白海青”（白鹰）舞、熊舞、狮子舞、鹿舞等。这些舞蹈作为独立的形式，大都失传，但在萨满舞中仍有反映。

蒙古族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由于长期生活在草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自古以来崇拜天地山川和雄鹰图腾，牧民们在生活中创造了大量的音乐舞蹈，比如“挤奶舞”、“筷子舞”、“盅碗舞”，其中最著名的是“安代舞”。

亚洲草原的古代民族大部分都信奉萨满教。蒙古人继承和发扬了这种宗教传统。据考证，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前，萨满教已经成为一种成熟宗教，处于发展的中、高级阶段，产生了诸如“天父地母”观之类的哲学思想。这些宗教化的世界观对蒙古时期的草原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草原传统文化的生态特征和艺术特征，正是在这些观念和实践的结合点上产生和日趋完善的。

北方草原传统文化的宗教要素包括萨满教和喇嘛教两部分内容。萨满教是一种原始自然宗教，相信万物有灵，主要崇拜自然、天神和祖先。萨满教是蒙古族古代思想的宝库，中世纪的草原文明成就与萨满教意识息息相关。萨满教不但为草原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过促进作用，迄今为止，在民间仍然存在着有关的习俗文化。萨满教在进入其晚期阶段之后，曾出现过向人文宗教过渡的倾向，例如，出现了较为完整的天神崇拜体系等。但是由于社会和政治原因，从阿勒坦汗时期开始，萨满教受到排挤和清理，失去了正统宗教地位，下降为一种民间的习俗文化。

佛教是较典型的人文宗教。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提倡，藏传佛教的各个流派曾先后传入蒙古地区。16世纪之后，黄教流派（俗称喇嘛教）在蒙古地区逐渐取得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长达3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地区的佛教有意保持了极大的包容性，吸收了包括萨满教在内的很多习俗文化，并且主动配合政治统治，继续保持了汗权高于教权的蒙古社会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