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
13世纪蒙古人建立的帝国
蒙古帝国(英语:Mongol Empire),又称蒙古汗国,是后世学者对13世纪蒙古人所建政权的称呼。狭义上的帝国指的是作为统一体存在的蒙古帝国(1206年-1259年或1260年)。广义上的蒙古帝国还包括了分裂后的元朝四大汗国(即术赤[钦察]、察合台、窝阔台、旭烈兀[伊利]四大兀鲁思),时间范围大体从1206年到元朝、四大汗国灭亡。
国号
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建立蒙古政权的正式国号是“大蒙古国”(即“也客蒙古兀鲁斯”,Yeqe Mongol Ulus),史学界通称这时期为“大蒙古国时期”。西方史学界把元朝四大汗国等蒙古政权统称为“蒙古帝国”,而这个的名称并没有在历史文献中出现过,只是后人的称呼。13世纪也被中外史学界称之为“蒙古人时代”或“蒙古人世纪”。此外还有蒙古汗国的称呼。蒙古帝国的大致涵盖的时间范围,是13世纪初至15世纪初。帝国的建立时间,普遍被认可在1206年铁木真统一诸部称汗时。而对于其结束的具体时间,学界则存在不同意见,有1260年(忽必烈阿里不哥内战)、1388年(北元脱古思帖木儿败亡)、1405年(帖木儿去世)等各种说法。总的来说,蒙古帝国的解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学界一般认为15世纪开始后其“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合作统一的帝国”。
历史
蒙古起源
主词条:蒙古族
蒙古源自蒙兀室韦,原是隋唐以来室韦部落联盟中的一个部落。大约9世纪中叶以后,蒙古自今额尔古纳河流域逐渐向西迁徙,至10世纪,游牧于鄂嫩、克鲁伦、土拉三河河源地区。当时,蒙古高原上分布着许多不相统属的部落,统称达怛(鞑靼)或阻卜,蒙古只是其中的一部。
(图册参考资料)
蒙古立国
10世纪到12世纪,蒙古各部逐渐迁徙到蒙古高原,逐步并入契丹人建立的辽朝版图。12世纪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一度使蒙古臣服。在与辽金政权往来的过程中,接受先进物质文化的影响,铁器使用逐渐普及,生产力获得较快发展,私有制度开始出现。以往那种传统的氏族集体游牧方式“古列延”渐渐让位于一家一户的游牧方式“阿寅勒”,社会阶级分化加剧,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各个部落首领“汗”和贵族“那颜”在大肆攫取社会财富的同时,还豢养亲兵勇士“那可儿”为其效命,以此作为维系权势,攻伐征战的武装力量。各部落为争夺牧场、牲畜和奴隶,相互拼杀。随着金朝的衰落及蒙古势力的强盛,各部摆脱金朝统治的倾向愈益增强。草原部民渴望结束这种“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的局面。
到12世纪下半叶,蒙古诸部在残酷角逐之后,逐渐形成孛儿只斤札只剌两大部落,彼此虎视眈眈,力图吞灭对方。与此同时,整个高原自东向西,蒙古、塔塔儿(鞑靼)、克烈乃蛮及北方的蔑儿乞等五个主要的部族并存。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乞颜部的孛儿只斤·铁木真诞生了。铁木真9岁时,其父也速该塔塔儿部谋杀,族众离散。铁木真历经艰辛,一直不忘复兴祖业。他投靠克烈部首领王汗,寻求支持。在王汗和札只剌部首领札木合的帮助下,他重新把本部落人户召集起来,并协助金朝打败世仇塔塔儿部,被金人授予“札兀惕忽里”(ja’ut-quri,诸乣统领)官号。从此他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部众,提高了自身的声望和政治地位。
1202年,铁木真联合王汗战胜乃蛮、蔑儿乞、泰赤乌、塔塔儿等部组成的联军,消灭了塔塔儿部。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铁木真与王汗的矛盾日益凸显,以致兵戎相见。在王罕和札木合的联合进攻下,铁木真起初惨败。稍事休整后,坚毅的铁木真再次集结部众,彻底击败克烈部。随后,他又击败草原西部的大部落乃蛮部,终于完成了统一蒙古草原的大业。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今鄂尔浑河)源头召开忽里勒台,在蒙古草原各部的拥戴下,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Činggis Qaγan,一译为“青吉思”,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可汗”,一称意为“可怕的”“强健的”),国号“大蒙古国”(也客蒙古兀鲁斯)。
随后,成吉思汗建立了一套适合管理草原社会的国家制度:推行军政合一的千户制,建立怯薛军,设置断事官,颁布了《大扎撒》,并广泛分封子弟。而他对对蒙古诸部的统一战争,对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扩张与分裂
大蒙古国建立后,不断向外扩张。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率军征讨篡夺西辽帝位的乃蛮部人屈出律,在撒里桓(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将其擒杀。西辽灭亡。1219年,铁木真亲领20万大军西征,分四路进攻中亚强国花剌子模,于1223年基本占领了花拉子模的大部分领土。1225年,成吉思汗命长子术赤镇守该地,在各城设置达鲁花赤,随后返回漠北。
在西征花拉子模同时,成吉思汗于1220年派哲别和速不台率三万蒙古军追击花拉子模苏丹阿拉乌丁·摩诃末。摩诃末一路逃亡里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在此病逝。摩诃末死后,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军继续在西波斯、高加索等地转战,于1221年至1222年间扫荡了高加索南北地区。在击败格鲁吉亚(谷儿只)后,蒙古人越高加索山,进入钦察草原,对阿兰人钦察人,以及南斡罗思人发起攻击,于1223年5月的迦勒迦河之战大败钦察、斡罗思联军,杀死斡罗斯王公六人。随后横扫东欧草原,一度夺取热那亚共和国控制的黑海港口苏达克。1224年,蒙古军沿里海、咸海北岸返回蒙古草原,途中打败了卡马河流域的保加尔人,征服了在乌拉尔河以东、咸海以北游牧的康里人。
1226年,成吉思汗亲征,大举进攻西夏,自漠北南下,接连攻占沙州(今甘肃敦煌西)、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西凉府(今甘肃武威)、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等地,进围中兴府。1227年,夏末帝李晛投降,西夏灭亡。灭夏前夕,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下的清水县(今属甘肃)。
成吉思汗逝世后,其幼子拖雷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规则,继承了父亲的主要遗产,并奉命监国(汗位在名义上已授给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但需要忽里勒台大会的确认,故在此时期由托雷监国)。
1229年,忽里勒台大会召开。会上有人主张立拖雷为汗,反对成吉思汗的遗命。此时成吉思汗健在的次子察合台全力支持窝阔台,拖雷也同意拥立窝阔台为新任大汗。
窝阔台即位之初,于1229年派绰儿马罕率军远征波斯,彻底消除了花刺子模帝国的残余势力,并劫掠了迪亚巴克尔(今土耳其东部)、美索不达米亚埃尔比勒(今伊拉克北部)、起剌特等地。此后,蒙古人在西亚的势力范围延伸至小亚细亚中部,直接与东罗马帝国毗邻。
窝阔台继位后,再次大举侵金,初期一度败于金军。1231年,蒙古军分兵三路出师,合围金都汴京(今中国河南开封),占领黄河以南十余州。1232年底,金哀宗完颜守绪出逃归德(今河南商丘南)、蔡州(今河南汝南)。1233年,蒙古联合南宋包围蔡州,1234年破城,灭金朝。
1235年,窝阔台的次子、凉王阔端领兵攻秦州、巩昌,收降金巩昌守将汪世显。1236年,率兵由大散关进攻南宋,直取成都。1239年,阔端派部将道尔达答剌罕率兵南进乌思藏,击败反抗各部,直抵尼婆罗边界地区。
1235年,窝阔台召开忽里台,决定派军征讨钦察、翰罗思等国,以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次子拔都为统帅,率领各支宗室、诸王、驸马、万户以下各级那颜的长子从征,老将速不台为前锋,再次发起西征。1237年蒙军占领莫斯科,1240年攻占基辅。1241年,蒙军兵分两路蹂躏波兰匈牙利,在里格尼茨战役全歼波兰、日耳曼联军,赛约河之战歼匈牙利军六万,前锋一度抵达维也纳近郊。正当此时,窝阔台于1241年初因病逝世。远征军收到消息后,停止作战,撤军东还。拔都因不满窝阔台的哈敦乃马真后拥立窝阔台的长子贵由为汗,故而留在东欧,并于1243年以伏尔加河畔的拔都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以北120公里谢利特连诺耶)为中心,建立了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青帐汗国”,蒙古文史书称作“术赤因·兀鲁思”)。
除此之外,1231年,蒙军出征高丽,1232年迫使高丽称臣。1233年,蒙古灭辽东的割据政权东真国
1246年,贵由在已经称制四年的乃马真后的支持下获得承认,得以继位汗位。
1247年,藏地各教派推举的代表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与阔端进行会谈(参见词条凉州会谈),会谈后颁布《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标志着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后元朝政府设立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将西藏同中原内地各行省一样进行管辖和治理。
拔都与贵由在长子西征以后不和,在推举贵由为大汗时,拔都以病为由拒不参加忽里勒台大会。1247年秋,贵由以西巡为名准备进行西征,被认为实际上是要讨伐拔都。但在1248年春,贵由却突然在横相乙儿(今新疆额敏县附近)病死。
贵由死后,实力最强、地位最高的拔都作为长孙本有实力承继汗位,但他无意即位,遂提议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力挺拖雷的长子蒙哥为大汗。在拔都的极力支持下,蒙哥在1251年成功继位为汗。
蒙哥即位后,命其弟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南驻爪忽都之地。1253年,忽必烈受命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于次年灭大理国
在忽必烈南征时,蒙哥还指示其弟旭烈兀发动第三次西征。1253年,蒙古西征先锋军开始攻击里海南岸的木刺夷国。1256年,旭烈兀率主力抵达波斯,相继攻破或降服木剌夷的城堡,木剌夷国灭亡。1257年9月,旭烈兀向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发起进攻,1258年占领巴格达,灭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台绥木被杀。1259年,蒙古军兵分三路,进入叙利亚,连破阿勒颇大马士革等城,兵锋直抵加沙。
1258年,蒙哥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他本人亲领大军入四川,忽必烈领兵攻鄂州,大将兀良合台在灭大理后,迂回至越南北部,企图从南宋防御薄弱的湖湘地区发起攻击。
诸汗国内讧
1259年,蒙哥在攻打南宋合州(今中国重庆合川区钓鱼城时染病,不久后死于该地。蒙哥汗的突然崩逝,被认为是蒙古帝国趋向崩解的标志性事件。帝国内部的争斗再次显现,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张也由此停顿了下来。
蒙哥去世时,忽必烈尚在鄂州一带与南宋作战,但此时留守蒙古本土的同母弟阿里不哥已经迅速行动,立即召集诸臣会议,采取措施,试图控制大局。忽必烈闻讯后,匆忙与宋守臣贾似道议和,北上回到开平(今中国内蒙古多伦县),于1260年5月在以东道诸王塔察儿为首的蒙古宗王及汉人儒臣的支持下抢先集会称汗。阿里不哥则在阿速台、玉龙答失海都等宗王的支持下于同年6月在于和林按坦河营地召开忽里勒台,即大汗位。由于忽必烈长期居住在中原,任用汉人,推行汉法,改变了蒙古人的游牧传统,引起很多蒙古王公贵族的不满,故多数西道诸王当时均支持阿里不哥。为了争取宗王势力的支持,忽必烈默认了术赤后王别儿哥、察合台后王阿鲁忽八剌、旭烈兀对各自封地的合法统治权。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数年的内战。他首先派军击败了在陕甘一带握有重兵的、阿里不哥支持者浑都海阿蓝答儿等,又亲征和林,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为止。
正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激烈争夺汗位时,远在西亚的旭烈兀停止进军埃及,回师波斯,静观局势发展。他留在叙利亚的少量军队在阿音札鲁特战役被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军队击败。1264年,经新任大汗忽必烈册封,旭烈兀在西亚正式建立起伊利汗国(又称伊尔汗国)。伊利汗国的建立确立了蒙古人在西亚的统治。但伊利汗国很快就因阿塞拜疆的归属问题同北部术赤系的金帐汗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金帐汗国与马穆鲁克苏丹国结为同盟,旭烈兀则试图联合基督教世界再次发起十字军。这场“黄金家族”的内斗体现了蒙古帝国的瓦解。
1271年,忽必烈在其领地内定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蒙古文则称为“大元国”或“大元大蒙古国”,继承了原蒙古帝国的法统(忽必烈号“薛禅汗”)。1272年又升中都为大都(今中国北京),以上都为陪都。但窝阔台的孙子、窝阔台汗国的海都仍然与忽必烈敌对,海都以叶密立为据点,联合术赤系诸王展开了反对忽必烈的斗争。钦察汗国的忙哥帖木儿本为忽必烈提名,但很快转为支持海都反对忽必烈。
忽必烈命察合台的八剌进攻海都,先胜后败。结果,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系诸王都想独占河中地区。为了调和彼此的矛盾,1269年在阿姆河以东的塔刺思草原(今哈萨克斯坦中亚塔拉斯河流域)集会决定,将河中三分给八刺、海都和忙哥帖木儿管辖。会上还决定诸王联合共同反对忽必烈。塔刺思会议后,忽必烈的拥护者被清除,他们将矛头转而指向拖雷系的伊利汗国。1270年,八剌发兵侵扰呼罗珊,并得到海都的援助,占领了呼罗珊的大部分地区。7月,伊利汗国的阿八哈汗派兵击败察合台军,八剌仅率残军5000逃往不花刺。不久后,八剌病死,不花帖木儿继承汗位。
不花帖木儿在位后,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分裂。1274年,海都将察合台汗国的汗位交给八刺之子笃哇统治。海都此时变察合台汗国为附庸,四出扩张。在东方夺取了今天山以南大片土地,并数度侵入漠北,甚至攻取和林;在北方支持白帐汗国内的分裂势力;在西方与伊利汗国磨擦不断;在南方由其子撒班驻于哥疾宁之地,濒临印度,盛极一时。
灭宋,统一中国
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而夺得汗位后,谋划新一轮的对宋战争。1267年,他用宋降将刘整之策,派兵围困南宋重镇襄樊,宋廷数次派重兵破围,均未成功。1273年,襄樊陷落,南宋防御体系崩溃。
1274年,忽必烈派枢密院使伯颜率军南下伐南宋,与阿术统中路取鄂州、汉阳等地,沿长江东下,取黄州、蕲州、江州、安庆、池州等地,大败宋宰相贾似道军于丁家洲,收降太平州、滁州,下建康。1276年,南宋太皇太后谢道清带宋恭帝出降,都城临安陷落。此后,元军开始着手消灭宋的残余势力。1279年,宋元双方在崖山外海进行了大海战,史称“崖山之战”,宋军战败,宰相陆秀夫背负八岁的宋末帝跳海而死。至此,南宋灭亡,元朝统一中国。
攻高丽、征日本
早在1219年,蒙古协助高丽平定转进高丽的反蒙契丹遗民,并与高丽结成“兄弟之国”的关系。此后蒙古连年遣使向高丽索取岁贡,1225年因蒙古使臣著古与被杀而使两国关系中断。1231年,窝阔台所派的蒙军以杀使事件为由入侵高丽,先后展开了七次战争(窝阔台时期3次,贵由时期1次,蒙哥时期2次,忽必烈时期1次)。高丽起初难以抵挡蒙军,不得已向蒙古称臣,1232年因不堪蒙古的压迫而迁都江华岛,地方官民转移至山城或海岛,长期抵抗蒙军。1270年,高丽王室向蒙古投降。1273年,以“三别抄”为首的高丽反蒙势力被彻底消灭,蒙丽战争结束。
忽必烈迫使高丽臣服后,曾于1268年遣使日本,要求日本效法高丽来朝“通好”,否则将至“用兵”。但为日本镰仓幕府执政者北条时宗所拒,日本方面反而开始积极备战。其后忽必烈又两派使者,均遭日本朝廷拒见。1274年,忽必烈以归顺元朝的高丽为基地,派蒙古及高丽联军2.5万人、船900只攻击日本镰仓幕府,登陆后方与日军接战,因夜中台风来袭而撤退,结果半数以上士兵淹没海中。1281年,再分兵两路渡海攻日本,兵力达14万。因日本已有防备,元军作战未曾得利,又遭台风袭击,毁船无数,将领乘巨舰逃归,被遗弃的士兵则被剿杀或发配为奴。
侵入东南亚
主词条:元越战争
早在1257年,蒙古帝国为实现三面围攻南宋的战略,曾派兀良合台进攻今越南北部地区的陈朝。元灭宋后,又分别于1285年和1287年两度攻占越南北部。陈朝与占婆联合击退了元军。
元军还曾经进攻占城(今越南南部)。1287年元军攻入缅甸北部的蒲甘王国,并深入缅甸北部中部东部,部分元军进入阿萨姆地区,之后在1303年退出缅甸南部地区。此外,元军于1292年至1293年对爪哇岛发动的海上远征无功而返。
元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果,反而屡屡引发海都为维护西北宗王的势力范围而起兵称乱。忽必烈为保持号令诸藩兀鲁思的大汗地位,必须确保“祖宗根本之地”岭北的稳定。但他难以同时保持对西域的绝对控制力,遂被迫收缩在西北方向的战线,以别失八里作为元朝在西北前沿的边城。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海都等继续与忽必烈的继承人元成宗铁穆耳(号“完泽笃汗”)交战,多次获胜。
1301年,海都去世,临终前把兀鲁思诸事托付给笃哇。笃哇成为察合台汗国的实际统治者,他把汗国的东部土地交给海都的儿子察八儿统治。但察八儿却想控制整个察合台汗国,与笃哇发生了权力之争。笃哇和察八儿之间的斗争,为元朝中央政府干预诸汗国事务提供了方便。元朝支持笃哇,迫使察八儿屈从。从此,窝阔台系失去了对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权。
1304年,笃哇与察八儿、明里帖木儿等诸王协商,决定改变与元朝为敌的政策,以承认元成宗为成吉思汗正统继承人为条件,换取元朝承认他们在西北地区立国的合法性。元成宗立即响应,终于达成了和约。元成宗、笃哇与察八儿共同遣使伊利汗国,向新即位的完者都诏告和平。
元朝虽然与窝阔台汗国实现了和平,但对察八儿仍存戒心,希望削弱窝阔台汗国。元成宗采取扶持笃哇的政策,怂恿笃哇向察八儿掠地,并许诺笃哇占有他从窝阔台汗国夺回的土地。笃哇与元廷合作,一步一步地削弱窝阔台汗国。1307年,察八儿被迫投降笃哇,被废黜,又遭元朝孤立、元军攻击,去留无所,只得归降元,但仍不断寻机复国。1309年,以察八儿为首的窝阔台系诸王联合向察合台系的怯伯汗发动进攻,先胜后败,最后投奔元武宗海山。窝阔台系的领地被察合台汗国和元朝瓜分。
窝阔台汗国灭亡后,其余三大汗国仅在名义上仍为元朝的宗藩(元朝称其为西北诸王),实际独立的地位为元廷所承认。元朝保留了钦察汗和伊利汗在山西、河南等处的份地,每年颁给岁赐。伊利汗国君主即位仍需元朝皇帝(蒙古大汗)遣使册封,颁发“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等汉文印玺,作为元朝的藩属国。此后金帐汗国的数位君主,如脱脱(肃宁王)、月即别等也得到了元朝皇帝的正式册封。
走向衰亡
主词条:元末民变北元
从元成宗之后,元朝政治就日渐混乱。1351年,刘福通白莲教教众和被征挖黄河河道的河工起事,组织红巾军对抗元军,开始了红巾军起义。1368年,南方起义军首领朱元璋驱逐了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建立明朝,蒙古势力撤出中原,退守蒙古高原,结束对中原的统治,仍沿用对汉人的大元国号,历史上称为北元,至1402年分裂为鞑靼瓦剌达延汗统一后再度衰落,最终于1635年覆灭。
察合台汗国在1369年分裂为东察合台汗国西察合台汗国。西察合台汗国逐渐演变为帖木儿帝国。东察合台则在15世纪中叶歪思汗死后因诸子争位而分裂。1514年,察合台后裔赛依德在原察合台汗国的旧地上创立了叶尔羌汗国。17世纪以后,汗国内争权夺利,最终为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所灭。
伊利汗国到合赞汗在位时期,汗国国力最强。他同英国、法国和罗马教廷建立了使节来往关系;对内进行改革,进一步发展了文化科学事业。1316年完者都死后,汗国逐渐衰落。1335年不赛因死后,诸王争立,内战不息,伊利汗国迅速瓦解,国家分裂成东波斯、阿富汗斯坦的卡尔提德王朝,西波斯的穆札法尔王朝和札剌亦儿蒙古人的札剌亦儿王朝,土耳其的楚邦王朝,彼此互相攻杀。自14世纪30年代开始,术赤后裔月即别从打耳班入侵。后来,这些地方政权在14世纪80年代被帖木儿帝国逐个击破,于1388年被全部征服。伊利汗国至此灭亡。
在明朝推翻元朝的同时,钦察汗国内部持续不断的斗争,使汗庭的权力日益削弱,拔都系主要分支被新兴起的白帐汗国所取代。14世纪末叶,汗国呈现出全面衰败的局面。花刺子模、克里米亚、保加尔逐渐从汗国中分裂出去,同时又遭到中亚帖木儿的侵袭,而后莫斯科大公国开始崛起,蒙古人在中东欧、西北亚逐渐失去了控制力。15世纪后,钦察汗国分裂为喀山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诺盖汗国西伯利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大帐汗国布哈拉汗国等政权。1502年,钦察末代大汗赛克赫阿里被克里米亚汗国击败,钦察汗国灭亡。16世纪50年代,俄国沙皇伊凡四世先后占领了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等汗国,金帐汗国领土基本并入俄国。
疆域
统治区域
蒙古帝国统治了东亚大部分、北亚、南亚部分(巴基斯坦)、中亚、中东、西亚、现代的土耳其部分、俄罗斯、东欧。为元朝与四大汗国的联合体。鼎盛时期的国土面积达3300万(一说为440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土地面积的22%。
都城
成吉思汗建国之初,没有确定都城,其斡耳朵分居四处:第一斡耳朵设在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的库迭额·阿刺勒,亦称大斡耳朵,是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第二斡耳朵设在撒阿里客额儿(又译萨里川,今蒙古国境内克鲁伦河上游西);第三斡耳朵设在土拉河畔;第四斡耳朵设在色楞格河支流伊德尔河。1220年,铁木真在古代客列部或回鹘都城的基础上创建了新都哈剌和林(今鄂尔浑河上游处)。1260年忽必烈以上都为都城。1264年改金燕京为中都,定为陪都。1267年迁都中都,1272年,将中都改名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将上都作为陪都。四大汗国则各有都城:金帐汗国在拔都萨莱;伊利汗国在蔑剌哈(今伊朗马腊格)、大不里士苏丹尼耶等;察合台汗国在阿力麻里撒马尔罕;窝阔台汗国在也迷里(叶密立)。
政治
成吉思汗上台伊始,便着手改革,消除落后的部落体系,建立新的政治、军事、社会组织,以巩固新兴政权的统治。在此过程中,成吉思汗为蒙古帝国制定了法律,创建了千户、怯薛、印牌等一系列制度,确立了蒙古帝国政治和经济统治模式。
主词条:千户制怯薛制
成吉思汗首先打破古老的血缘关系,摈弃传统的部落、氏族单位,对所有臣民进行户口登记,将其按照十户、百户千户的结构纳入军政、军民合一的组织框架中。以往的部落贵族皆以百户长、千户长的身份充任国家官吏。成吉思汗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户分封给诸子、诸弟等宗室成员。大汗权力高于一切,是整个蒙古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皇室宗亲构成的“黄金贵族”和各级那颜贵族组成封建统治阶级;而分属各级人户制度下的广大牧民,则固定在指定的区域之内。“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是所有成年男子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责。一旦有战事,便携带武器、马匹及粮秣,在各级长官率领下出征作战,据说其总数可达70万之众。
在全民皆兵的基础上,成吉思汗还握有三支精锐之师——怯薛军。它是由万名壮勇的贵族子弟组成的近卫军,平素司拱卫大汗金帐之责,战时则担中军护驾之任,往往是成吉思汗在战争最关键时刻投入战场,以决定胜负的生力军。同时,这支精锐勇猛之师亦是大汗震慑地方割据势力的重要力量。怯薛卫士职守明确,制度严密,享有种种特权,绝对效忠大汗,成为蒙古军事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坚。
成吉思汗还强化国家司法机构,设置了断事官——达鲁花赤。建国前,他曾命异母弟别里古台担任断事官(札鲁花赤,jarquci,“整治外头的事”),审断斗殴、偷盗、诈伪等事件。到建立大蒙古国时,成吉思汗命养弟失吉忽秃忽为最高断事官(即大断事官),主持分封民户和惩治盗贼、诈伪等事,把分配给宗室诸王和划归各千户的民户数、判决的案件,都记在青册(koko debter)上,任何人不许更改。大断事官就是大蒙古国中央的司法行政长官,所以被称为“国相”。直到元世祖初年,大断事官一直保持着中央最高行政官(丞相)的地位。在他之下设有许多僚属,组成断事官机构。诸王也各置断事官管理本部百姓。
主词条:大扎撒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由于蒙古族还没有文字,因此也不可能有成文法。蒙古人中有许多古来的“约孙”(yosun,意为道理、规矩、缘故,元代通常译为“体例”),它包含了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社会习惯和行为规范。鉴于因各部贵族攻战、兼并而导致的社会秩序崩坏的局面,成吉思汗认为要绥服嚣嚣众民,必须“用极严厉的札撒来建立秩序,智者勇者使为统将,捷者巧者使掌后营(奥鲁),愚者贱者亦授以执鞭之役,遣就畜牧”,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建国前后,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训言(必里克,bilik)。在1219年西征前的大会上,又“重新确定了训言、法令和古来的体制”,下令全部写在纸卷上,编定为《大札撒》(《札撒大典》,札撒有“命令”“法令”的意思)。后来每当新大汗即位,或诸王朝会共议国家大事,都要先捧出《大札撤》诵读,遵照其中的有关条文行事。元人说:“凡大宴,世臣掌金匮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
《大札撒》是大蒙古国的法典,原书虽已失传,但中外史籍保留了它的许多条款,如那颜们除君主外不得投靠他人,不得擅离职守,违者死;构乱皇室,挑拨是非,助此反彼者处死;收留逃奴不归还其主者死;盗人牲畜者九倍偿还,不能偿还者以子女作抵。此外还有许多保护草扬、水源、马匹以及宰杀牲畜方法的规定等等。
成吉思汗所创建的国家机构、军政制度、成文法规推动了蒙古社会的文明进程。元朝的中央政府结合了中原王朝和蒙古人的制度,形成了复杂的统治机构。四大汗国的机构则在蒙古汗国的统治基础上各具当地的特色。
经济
人口
因为蒙古草原进行过人口普查,也很少有人口记录,因此学者们对于13世纪初蒙古草原人口的估算差异巨大,其数字从50万到250万不等。如美国学者梅天穆估算蒙古帝国的人口可能接近95万,最高可能达到100万。又据马丁(H,D.Martin)则估计,蒙古人在攻金前夕拥有一支约13.8万人的军队。梅天穆采用七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的征兵比例,将蒙古帝国前期人口的范围定为96.6万至138万。
金元之际,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在战争与长时期的混乱统治下,人口锐减。1233年、1236年,窝阔台汗两次检括中州户口,分别得户七十三万余、一百一十万余户。忽必烈即位后,户数迭有增加,中统二年(1261年),天下户1418499。直到1274年,元朝所控人户,只就民户而言,有1967898户。以每户4至5口计,则计8855346口。王恽《玉堂佳话》中说:1270年(至元七年),天下军民并析居人户总计为2320000,被认为是比较反映实际的。1291年的人口统计:内郡户1999444,江淮、四川11430878,共计为13430322户,口59848964,外游食者429118。其总数合计为户13430322,基本上与《经世大典》的记录相近。总之,元代北方人口大概只是原金的三分之一左右,南方的人口则与南宋大体相当。
交通
随着蒙古高原的统一和历代蒙古统治者对外战争的不断进行,蒙古人成功征服了今蒙古、中亚、中国、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东部分地区,传达政令、互通情报、运送物资等事务日益成为新生的蒙古政权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成吉思汗在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传统的基础和前朝旧制的基础上,命令“在国土上遍设驿站”。到窝阔台汗建都和林以后,正式确立驿传制度。元朝建立后,驿站制度进一步确立,规模宏大,以大都为中心,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北至吉利吉思,西达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南接安南、缅甸,乌斯藏也设有驿站。通常信使从一个站点走大约40公里到另一个站点,在那里他可以换一匹新的马,或者将信息传递给另一个信使,信息每天最快可以传递约400至500公里。这样确保了帝国政令传送和执行的快速与有效。这一制度成为当今邮政的雏形。
货币
蒙古帝国建立之前,内部社会分工不够发达,经济单一,交换处于萌芽状态。但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之前,蒙古草原就和辽、金、西夏、回鹘等发生了贸易关系。蒙古灭金前后,由于农牧区经济交流的扩大、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和丝路贸易的发展,蒙古帝国的远距离批量贸易长足发展。以市场的发展为依托,蒙古帝国继承和发展了金代白银货币化的成就,白银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代表,在交换中继续履行了较为完整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同时,为解决宋金以来白银存量不足的问题,蒙古帝国继承并发展了金代发行楮币的传统,尝试并推广实行“银钞相权法”,以银为钞本,以补银之不足。由此,银楮关系逐步从平行兑换关系向以银“权”楮的关系过渡,白银在货币中的主导地位开始确立,货币化进程继续推进。
商业
自13至15世纪,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的统治开创了所谓的“蒙古和平”时期。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安全的环境中,东西方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贸易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欧亚各地的商业发展,商品种类极大丰富,商业城市高度繁盛,商贸路线开放畅通,商人活动范围空前扩大。
手工业
蒙古人的编织和印染技术也有一定的水平。他们将树枝劈开编成箱子,用牛油或羊奶浸过,并以多种颜色图案的黑毛毡覆盖在箱子上面,以保持其坚固性和美观。这样的箱子可以用来放寝具和珍贵物品。已婚的妇女都有很漂亮的车辆。
蒙古的冶炼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说公元前10世纪就已能熔铁出山。据史集记载,兀良合人善于铸铁;《新五代史》载:契丹之东北至篾劫子(蒙兀室韦之音转)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蒙古族中广为流传的《四巧匠颂》中的四巧匠是蒙古族的希瑞巧匠、汉族的王巧匠、撒尔塔兀拉的根哥巧匠和唐兀惕的巴拉希巧匠,心灵手巧,精通百艺,对发展当时蒙古地区金属工艺起到了重要作用。装饰弓、矛、剑、盾、箭筒,尤其马鞍具,是蒙古族牧民的一贯爱好。大汗的坐椅是包金的,龙头虎状,鞍马带上亦以黄金盘龙为饰。鞍鞒喜欢配有各种装饰,有的绘制图案,有的用骨雕镶嵌,有的镶嵌金属工艺制品。蒙古民族更是一直喜欢银碗、金杯等生活用品。
这一时期,石雕、木雕、骨雕工艺有了很大发展。银盒的雕刻等实用美术,或细腻或豪放,有浮雕也有透雕。用羊角雕刻镶嵌的杯子,以及用桦树皮制作的各种器皿也多为流传。这些雕刻品不仅是实用品,也是艺术品,它体现了自然美、色泽美、材料美的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有草原雕刻艺术的传统方法,也有变化丰富的外来风格,生动、质朴,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刺绣艺术表现在衣、食、住、行中。贵族上层人士的服饰华丽美观、珠翠金宝,衣冠腰带十分讲究,其刺绣花纹丰富,色彩鲜明。当时社会上还流行着一种姑姑冠帽,“以书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帽顶上用四尺长的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翠花或五彩帛饰之,令其飞动”,十分有趣。
文化
姓氏
主词条:蒙古族姓氏
文字
主词条:蒙古文字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时,就确定畏兀体蒙古文为全国通用的文字,用其记录《大札撒》、必力克,书写公文、信件、碑文等。如1225年的《成吉思汗石文》、贵由汗的玺文及1250年的《蒙哥汗石文》,均用畏兀儿文镌刻。当时用这种文字书写的规范化了的书面语已经形成,而且这种书面语有别于民间口语。成吉思汗采用畏兀儿文字的同时,也采用了用这种文字书写的古代书面语。
蒙古文字的创立及运用,为高原诸部间的联合提供了文化上的凝聚力,使操九种语言的各部形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蒙古族。随着蒙古统治者的对外扩张,蒙古语言和文字的使用范围日趋广泛,到13世纪时,蒙古语几乎成为世界语。
早在13世纪以前,蒙古诸部已经形成了规范化的口头文学语言,其特点是词句简练易懂,意义明确。内容包括故事、传说、诗歌、祝赞词、谚语、谜语等种类,其中以诗歌最为突出。蒙古人未使用文字以前,各部之间的信使来往都用押韵的隐喻诗歌传递。这些诗歌极富想象力和比喻技巧。民间还广泛地流传着诸多的英雄史诗。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思想艺术水平代表了蒙古口头文学的最高成就。
1240年成书的《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历史文学巨著,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方面,都反映了当时蒙古书面文学发展的水平。该书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的伟大业绩,歌颂了新兴的蒙古汗国,反映了13世纪蒙古社会的发展状况。在写作技巧上,搜集和吸收了民间口头文学的精华,把编年史体例与文学的形象描写结合在一起,系统地叙述了蒙古500年的历史。《蒙古秘史》开启了蒙古书面文学的新纪元。
在此期间,蒙古族传说已渐渐脱出神话思维的古老方式,转向现实的理性思维,获得新生机,如图绕成吉思汗的历史话动产生的《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传说》《孤儿舌战成吉思汗九卿》《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一系列新的传说。都充满现实的理性精神。在传统民歌的基础上,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和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的英雄史诗相结合,产生了散韵结合,以韵为主的新的叙事文学体裁——民间叙事诗。古老的祝赞词和民歌,包括畜牧业劳动习俗歌、反映兵役的民歌、反映宴飨礼俗的祝赞等又有新的发展。《成吉思汗的箴言》和《智慧的钥匙》的出现标志着蒙古族箴言(必力格)训谕文学也发展到新的阶段。
元朝时,蒙古族佛教文学是在蒙译印藏佛教经籍、学习和吸收印藏佛教文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创作不但对这一时期蒙古族书面文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对后来蒙古族佛教文学以及世俗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此时异军突起,成就可观。据现有资料考证,留存作品的作家不少于40人,创作的题材丰富多样,反映出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生活和思想感情,主要体裁有诗歌、散曲、杂剧等。元世祖、元文宗、梁王等帝王、宗室都曾用汉文写诗撰文;伯颜泰不华、聂镛、阿盖的诗歌创作各有特色,达到一定思想艺术水平;诗人萨都剌有“一代诗人之冠”的美称;散曲作家有阿鲁威、童童、杨景贤等。此外,郝天挺月鲁不花买闾不忽木孛罗等人的诗歌、散曲也各有特色。
教育
蒙古人拥有重视家庭祖训和学校教育的传统。每个家庭的父母都承担着对子女讲授其氏族部落历史的义务。因为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系谱的习俗,他们视系谱为财产,而且形成人们共同遵守的规矩,世代相传。同时,每个家庭还各自有祖先传下来的训教,用以教育后代。
学校教育始于13世纪初。据《元史·塔塔统阿传》记载,1204年成吉思汗俘获了乃蛮部太阳汗的掌玺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命他给诸王子弟教授畏兀儿文字,以书写国语。窝阔台汗时期,术赤曾派畏兀儿人阔儿吉恩去教授蒙古儿童。忽必烈于1269年设置诸路蒙古字学,1271年立京师蒙古国子学。元顺帝时也曾颁诏兴举蒙古字学。同时在中央还设有蒙古司业、蒙古博士、助教、教授、学正等学官;在诸路设有蒙古学正、蒙古字学教授,或设蒙古提举学校官,掌管教学事宜。另外统治者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如中统年间,忽必烈曾谕令:“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并给入校学习的生员以一定照顾,如除命有司割地给诸路蒙古学生员饩廪外,并免杂役,官给纸札饮食,学成之后,并量授官职等。这些学校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如每次乡试所取的举人和会试所取的进士中,都有蒙古族人,像忽都达儿阿察赤笃列图普颜不花朵列图买住赫德溥化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尊儒是窝阔台汗治理中原的重要措施之一。1236年,在燕京、平阳分别设立了编修所和经籍所,着力编纂经史。在汗庭内录用了一批儒士,命他们讲解《九经》等。忽必烈还在潜邸时,身边就已聚集了一大批以汉族为主的知识分子。到他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时,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如刘秉忠、许衡、姚枢、郝经、张文谦、窦默、赵璧等,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推动了蒙古国家汉化的进程。
宗教信仰
萨满教是蒙古草原的原始宗教。蒙古汗国建立后,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均传入汗国。蒙古人认为太阳、月亮、火、水、土、山川、河流等都有神灵。神灵的偶像称之为“翁棍”,用毡制成,予以供奉。偶像一般放在帐幕门口的两侧,在偶像的下面有用毛毡制作的牛、羊模型,人们视偶像为家畜的保护者,能够赐给他们乳酪和马。在毡帐内的中央位置也挂着一个偶像,它是保护神。蒙古人并且认为四方都有神灵,神无处不在。最高神灵称之为“腾格里”(又称长生天),它是一切可见和不可见事物的创造者,能够赐予人类真善美和假恶丑。当时许多人认为雷霆就是天神的怒吼。
腾格里和人之间的通话者为巫师,男巫称孛,女巫称伊都干。巫师兼星占、占卜、医师于一身,在蒙古人中颇有威望。据《出使蒙古记》所载:正如蒙哥汗所承认的,他们的占卜者是他们的教士,占卜都命令做的任何事情,必须立即执行,毫不迟延。巫师能观察天象,预言日蚀和月蚀的时间,宣布吉凶日子。军队出征,没有他们的应允,决不能轻易出动;男孩子降生时,需请占卜者预言其命运;当有人患病时,亦需请巫师念咒语。为此,巫师们用欺骗手段来伤害人命之事,时有发生。在蒙古汗国,巫师已成为人数众多的特殊阶层,他们不仅活跃在民间,而且在汗庭中也集中了很多。占卜者们人数很多,并且总是有一个首领,像是一个主教。这个首领总是把他的帐幕安置在蒙哥汗的主要帐幕前面,相距约一掷石之远。送到宫廷去的一切物品,都须由巫师拿着在两堆火之间通过,目的是起净化作用,这是巫师的职责之一。
科技
天文
蒙古民族很早就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这首先源于他们长期的游牧生活实践。据《蒙古秘史》和《世界征服者史》记载,他们掌握天象变化规律并掌握着能够准确记录纪年、月、日、时刻的方式方法。他们当中还出现了星占家。星占家(占卜者)绘制了天宫图,以观察和预测天象变化。另据拉施特《史集》记载,蒙哥大汗登基的日期就是星占家们测定出来的。在那几天中,那里的天空一直被乌云遮盖着,不断下着雨,任何人见不到太阳。而恰好在星占家选作天象观察的那个时刻,照耀世界的太阳,从乌云里面露出来了,天空绽开了与太阳相等的一块地方,星占家们便容易地测定了(行星)在地平线上的高度。月亮被太阳照射才发光的道理,在当时已为蒙古人所知,他们说太阳是月亮的母亲,因为月亮是从太阳那里得到它的光辉。蒙哥汗在位时,法国使者卢布鲁克在蒙古汗国都城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亲眼见到过星占家,他们之中有些人熟悉天文学,能预言日蚀和月蚀的时间。1233年,窝阔台汗在燕京修制浑天仪;蒙哥汗也曾下令建造了一座天文台。
医学
蒙古族有比较丰富的医学知识,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蒙古兀剌速惕、帖良古惕、客思迪迷等森林部落,就以熟悉蒙古药剂、用蒙古治病方法治愈患者而闻名于世。《蒙古秘史》也曾提到蒙古人用热敷的方法或用嘴吸取陈血的方法治疗伤口。蒙古军出征时,携带止血药,防止中矢流血身亡。如札剌台人(札剌亦儿部)朔鲁罕在野狐岭战斗中被流矢击中,成吉思汗即用哈迪儿(止血药)敷之。
军事工程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已能按照机械原理制造火炮。如成吉思汗曾问炮手虬木海说:“攻城略地,兵仗何先?”虬木海回答道:“攻城以炮石为先,力重而能及远故也。”
水利
蒙古族中有悠久的兴修水利的历史。成吉思汗在位时,弘吉剌部人图忽察儿曾修筑过堤坝,被称为答兰-图儿合黑-图忽察儿。
建筑
蒙古人逐水草迁移,以毡帐为居室,所以对制作毡帐有很高的技术。当地牧民的毡帐用白毛毡覆盖,毛毡上面涂以石灰或白粘土和骨粉,使之更为洁白,有时也把毛毡涂成黑色。覆盖在天窗周围的毛毡,饰以各种图案,门口悬挂着绣有各种颜色图案的毛毡。大汗及诸王的毡帐则涂上金色,举行宴会的毡帐可容纳2000人。
军事
军事征服
军队建设
主词条:蒙古骑兵怯薛制
(图册参考资料)
社会
社会观念
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和阶级的形成,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铭刻着深刻的私有观念和阶级的烙印。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古代,人们对社会的变化以及由这种变化而引起的新的社会现象无法解释,所以,他们就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按照蒙哥腾格里的意志安排的,从而产生了天命观。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中,将天命观作为思想武器,而萨满教也利用天命观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制造舆论。当成吉思汗登上汗位宝座后,他便成了受命于天意的“天子”。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根源是奉天命而降生的孛儿帖赤那,其始祖孛端察儿是感光而生的“天子”。成吉思汗的一言一行都是蒙哥腾格里的意志,他代天发令,代天行使职责。
蒙古百姓对蒙哥腾格里的崇拜,突出地表现在对成吉思汗的无限忠诚上。成吉思汗也极力宣扬忠君思想,为此,在蒙古的社会中,忠实于成吉思汗即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它对巩固汗国的统一和维护汗权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社会风俗
自古以来,蒙古人就善歌善舞,早在氏族社会时期,人们在欢度喜庆日子时,便以集体跳舞的形式表示庆贺。据《蒙古秘史》记载,在乃蛮部的汗斡尔朵(行宫)内已经有了乐队。另据《史集》所载,每天晚上窝阔台汗都招请弓弩手和角斗士进行射箭和摔跤比赛。据《蒙鞑备录》记载,木华黎出征时,亦以女乐随行。多以十四人等弹《大官乐》曲,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对于其他民族的乐器,诸汗亦给予重视,太祖初年,采纳河西人高智耀的建议,征用西夏旧乐。从1240年开始,令制登歌乐。摔跤、射箭、赛马是蒙古人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优秀的摔跤手被誉为孛阔(力士)。另外,打猎亦为人们所喜爱,它既是体育活动,又是军事训练,优秀射手被誉为篾儿干。
每逢大节日,蒙古族人都举行盛大的宴会。正月初一,是蒙古人的春节。这一天,他们不分男女老幼,都身着白色衣服,骑白马、饮白食(奶)。五月初九,是一年一度蒙古人第一次喝新酿制的忽迷思(指马奶,也指用马奶酿的酒)的日子,以表明新春已到。这一天,占卜者们把当地的所有白色母马集中到一起,以表示将其献给神灵,把新酿制的忽迷思洒在地上,然后举行盛大宴会。另外,当日蚀或月蚀现象消失时,则也举行盛大宴会。
外交
蒙古帝国的征服,最终成功地将前所未有的巨大疆域纳入自己统治下。其攻势被称作“蒙古旋风”。大蒙古国在鼎盛时期统治从东亚到中亚、西亚、东欧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帝国。蒙古征服冲破了亚欧各国的疆界,在客观上还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传播,最终导致了13至14世纪东、西亚地理知识的急速发展。长春真人丘处机西行时作诗:“实迹未谐霄汉举.虚名空播朔方传。直教大国垂明诏,万里风沙走极边。”而元人更是颇为自豪地说:“泊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可见东、西亚间以至前往欧洲大陆的交通在蒙元时期变得非常便利。
由于蒙古铁骑连下数十城,占领欧洲多个国家,使欧洲各国君主一度陷入恐慌。后来在19世纪出现了所谓的“黄祸论”,一些说法认为泛指所有东亚人带来的威胁时,常回溯用于13至14世纪的大蒙古国时期。英国历史学家马修·帕里斯修立在其编年史中记叙:“(蒙古人)象成群的煌虫扑向地面,他们彻底劫掠了欧洲东部;焚烧与屠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他们闪电般地攻入基督教世界,烧杀抢掠,使每个人胆战心惊,无比恐惧。”
多数学者认为,出现于14世纪20年代至14世纪30年代的“黑死病”,可能是通过蒙古人的马队和探险队,也可能是由那些向西迁徙的中亚游牧民带去的。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由于气候变化长期干旱,为了生存,他们只得一路向西寻找更好的牧场。与人类一同迁徙的还有携带各种病菌的啮齿类动物,导致该种疾病快速传播到欧洲(这一时间段,在中亚和中原地区也出现了黑死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346年左右,金帐汗国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又译克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用抛石机将患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进城内。欧洲人则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鼠疫。据说在卡法的一个热那亚商人将带病的跳蚤无意间带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共和国,于是鼠疫在欧洲广泛传播,使得当时欧洲丧失了三成至五成的人口。
蒙古帝国与欧洲各国统治者和罗马教皇均有信使往来。如13世纪40年代末,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面对蒙古西征的威胁,便采取了外交解决方案,企图让蒙古大汗改宗基督教。但在1249年第一次出使时适逢贵由逝世,摄政的海迷失后只视法王的礼物为贡品,对使团颇为傲慢;第二次(1253年)所派方济各会会士卢布鲁克等相继会见了钦察汗拔都及蒙古大汗蒙哥,蒙哥还以蒙古文回致路易国书。但路易所命的两次出使,都没有达到改宗的目的,所以使得他最终放弃了与蒙古人结盟的企图。
旭烈兀在征战西亚时也曾组成了蒙古—拉丁同盟,并试图西欧基督教国家和罗马教皇加强联系,以应对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拜占庭帝国的米哈伊尔八世还分别嫁女于金帐汗国、伊利汗国,以加强彼此联系。
拔都建立的金帐汗国对俄罗斯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塑造形成了重要影响。在金帐汗国治下,罗斯各公国王公爵位的确立和继承需要得到拨都及其继任者的认可。在最初设立“达鲁花赤”(八思哈)直接征收贡税引起反感之后,金帐汗改由俄罗斯各公国王公代为征收赋税,长期进行间接统治。俄罗斯一方面遭受了蒙古人残暴、血腥的统治,社会发展迟滞、文明被重创;另一方面,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相当大程度上接受了蒙古的器物、制度、文化和思想,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大量的蒙古语借字、服饰等要素。东正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较快发展,还受到了蒙古萨满教的影响。且罗斯各国被卷入蒙古帝国遍布欧亚大陆的交通体系和经济网络中,为之后的俄罗斯统一提供了条件。在抗争蒙古帝国统治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国家认同逐渐形成并日益巩固。当金帐汗国走向分崩离析时,其属国莫斯科公国崛起并占领了从前金帐汗国中的相当一部分,发展成为后来的俄罗斯帝国
在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在蒙古军队屡次征伐后,归顺于蒙古,成为统治中国的元朝的“驸马国”,高丽国王处于元朝的监视之下,直到1356年为止,高丽都处于“元干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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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修订时间:2024-12-12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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