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文学，蒙古族约341万人（1982），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分布在东北三省、新疆、甘肃、青海等地。宁夏、云南和其他省区也有少数聚居和散居。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通用蒙文和汉文。

历史发展

蒙古族文学历史悠久，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和歌谣祝赞等，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氏族社会和奴隶制初期部落民的渔猎畜牧业生产，原始部落之间激烈频繁的征战，以及古代劳动者渴求征服自然力和社会邪恶势力的理想和愿望。像《勇士古那干》、《江格尔》这些古老的英雄史诗，以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的面貌，对后代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到元朝建立前后，蒙古族的政治经济得以空前发展，同中原的汉族、国内各少数民族以至欧亚各国加强了经济文化联系，因此，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大大发扬，形成了民族文艺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史传文学名著《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优秀民间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孤儿传》，抒情歌谣《母子歌》(即《金宫桦皮书》)、《阿莱钦柏之歌》等的出现，标志着作家文学的兴起和各类民间文学的持续繁荣。这些作品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现了生气勃勃的社会生活画面，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游牧民族特有的生产方式和风土人情，以及封建牧主经济上升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随着文学题材内容的变化，古代神话和史诗中神异的勇士为成吉思汗和他的将士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现实人物所代替。新生的封建主所从事的民族统一事业，下阶层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各类文学作品中都受到热情的肯定和赞美。

但是，这个文学繁荣期未能长久地持续下去。随着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的解体，蒙古族地区的分裂割据局面又重新开始。从元末以至整个明代，蒙古封建主从欧亚和中原广大地区相继退回大漠南北。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大为削弱，从此蒙古族文学进入了一个所谓“风雪期”。虽然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并未因此而中断，但在蒙古各部和各个聚居区，文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旷日持久的封建割据激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鲜明地表现在文学史上第一篇短篇小说《乌巴什洪吉台》和带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史书《黄金史》当中。在这一时期，传记式长篇英雄史诗《格斯尔传》也经过长期口头流传而形成书面作品。这部优秀作品脱胎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但在蒙古地区世代流传，已充分地蒙古化了，成为一部富有蒙古民族特色的独立之作。清朝统一中国，蒙古族的混战割据局面逐步结束，社会趋于稳定。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的恢复，汉族古典文学（主要是诗词和明清小说）和藏族民间文学（如民间故事、格言谚语）对蒙古族文学影响日深。许多汉藏文学作品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说唐》和《格萨尔王传》等被改编或再创作，以蒙古说书和故事的形式广为传播，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这一部分作品数量大，影响广，已经成为蒙古族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尹湛纳希画像 　　

鸦片战争前后，内蒙古地区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运动高涨，共同的命运把中国各民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扩大和深化，这就为近代蒙古族文学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很快出现了蒙古族文学史上的第二个高峰。这时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尹湛纳希兄弟跃居文坛，以作品的丰富多样，体裁的新颖独创揭开了近代文学的序幕。尹湛纳希是一位杰出的作家、诗人和学者，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继承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学习《三国志演义》、《红楼梦》、《镜花缘》等汉族章回小说的艺术结构与表现手法，开创了蒙古族长篇小说的新形式。他以毕生精力继承父亲的未竟事业，完成了历史小说《青史演义》，独立写成了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和《红运泪》。同时通过小说序言和各种杂文提出了自己颇有见地的文艺主张。他的长兄古拉兰萨则刻意追求汉族古典诗词的形式和意境，以句式整齐、韵律严格的蒙文诗词，有力地表达了他抗击英帝国主义的爱国热忱和不媚世俗的高尚品格。在此以前，优秀的翻译家和文艺批评家哈斯宝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红楼梦》节译为四十回的蒙文本《新译红楼梦》，并在此书的序言、读法、总录和四十篇回批中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近年来，哈斯宝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注目，被誉为《红楼梦》评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内蒙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浪潮，以鄂尔多斯高原的“独归龙”运动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这期间流传的“独归龙”民歌和民间故事，几乎传遍了蒙古族广大的地区。讽刺笑话巴拉根仓的故事，以及谴责诗人丹金旺吉拉、贺什格巴图等人的诗歌，从各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这个风起云涌的历史时代的面貌，有力地抨击了帝国主义和本民族的僧俗封建势力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行。 尹湛纳希手稿 　　蒙古族现代文学是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烈火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直接同民族的存亡、人民的命运相联系，富于强烈的时代精神。歌颂起义英雄的民间叙事诗《嘎达梅林》，斗争矛头直指僧俗统治者的沙格德尔的故事，控诉王爷诺颜（官吏）压迫剥削罪行和洋鬼子侵华暴行的鄂尔多斯民歌，以及内蒙东部沦陷区流行的抗日反满民歌《国兵歌》等，都是发自人民肺腑的歌唱。在抗日根据地产生的革命民间故事、红色歌谣和革命戏剧，更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饱满的爱国热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在作家文学中，著名诗人纳·赛音朝克图（赛春嘎）以大量诗歌和散文抒发了热爱民族和故乡的感情，从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长为有影响的革命作家。此后，一批年轻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也在解放战争中崭露头角，逐步成长为蒙古族革命新文艺的中坚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的新生带来了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学的空前繁荣。一支运用蒙汉文创作的作家队伍形成并壮大起来，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小说家玛拉沁夫、阿·敖德斯尔、安柯钦夫(漠南)、扎拉嘎胡，剧作家朝克图纳仁、云照光等都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继他们之后，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文学新人在题材、风格和文学观念上锐意创新，已经在文学的各个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可喜成绩。此外，蒙古族民间文学、古典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史诗《格斯尔》、《江格尔》陆续发现了许多新版本或新篇章，著名民间艺人琶杰演唱的长诗《英雄格斯尔可汗》得到了记录整理。古典名著《蒙古秘史》、《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经过校勘考订，先后出版。这些作品被译成汉文以后，在全国各民族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民族风格　

蒙古族文学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毛毡帐裙”“食唯肉酪”的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自然景色，使蒙古族文学散发着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别具一种雄浑刚健之美。古代传说《化铁熔山》描绘了蒙古族祖先冲出深山野谷，奔向广阔草原的英雄壮举，再现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生活图景。史诗《江格尔》中出现的蒙古奴隶制带着明显的民族和地方特点，它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激烈频繁的部落战争和血亲复仇的阵痛中诞生的。《蒙古秘史》所展示的生活场景、历史画面和人物性格，更是任何别的游牧民族所不可能具有的。13世纪前后蒙古诸部征战杀伐的雄壮场面，成吉思汗驰骋万里的戎马生涯，蒙古十三翼骑兵神出鬼没的战略战术，还有氏族社会的各种遗迹──抢婚、结拜“安答”（盟友）、血缘氏族的财产分配方式，萨满教祝祷火神、太阳神和“悬肉祭天”的仪式等等，这一幅幅奇妙的风俗画和风景画构成了这部世界游牧民族中罕见的史传文学独特的风格情调，它的出现和流传，对于蒙古族文学风格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 　　蒙古族向以勇武慓悍著称于世。文学的传统主题和风格情调是歌颂勇敢和坚强，赞美正义的反抗斗争。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的主角巴特尔（或者智勇的可汗、王子），是原始部落民集体力量的化身。他们总是见义勇为，疾恶如仇，为降服象征着破坏性的自然力和社会恶势力的“蟒古思”（魔鬼）而跨马出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消灭了顽敌，胜利返乡。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英雄人物则主要是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漩涡中接受严峻的考验。他们成年累月地驰逐在草原戈壁之上，投身到激烈的征战当中，发挥了最大的历史主动性。这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到了近现代又有了崭新的时代内容，一贫如洗的行脚僧沙格德尔面对王爷诺颜（官吏）的皮鞭、棍棒、公堂和牢狱，嘻笑怒骂，仗义执言，勇敢地揭露僧俗统治者们鱼肉百姓的罪恶，表现了最可宝贵的硬骨头精神。机智人物巴拉根仓的英雄性格，则主要表现为从精神上压倒一切自炫“仁智”“圣明”的压迫剥削者，毫不容情地揭露他们的伪善、贪婪和狡诈，让他们在真理正义面前一败涂地。从个人反抗到“独归龙”式地聚众起义，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雨中，内蒙古各地先后涌现出了一批农牧民集体暴动的领袖人物，席尼喇嘛、嗄达梅林这样一些历史人物，经过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他们的斗争经历在《席尼喇嘛的故事》、《独归龙》民歌和《嗄达梅林》民间叙事诗中被赋予了浓重的传奇色彩，成为人民群众的口碑。

《乌兰·巴特尔的故事》插图 　　

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迅速成长起来的蒙古族革命新文学，继承发扬了本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对蒙古族人民，在历史上，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英勇斗争精神，给予了热烈地歌颂。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小说集《花的草原》、《遥远的戈壁》，长诗《狂欢之歌》、《生命的礼花》，话剧剧本《金鹰》，电影文学《鄂尔多斯风暴》等。 　　

蒙古族文学的英雄主义总是和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美好思想，在史诗《江格尔》中是草原故乡人寿年丰，通过勇士们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和平安宁，在《格斯尔》里则是引来大海之水灌溉沙漠，“施用法力把远山变近，把近山变远”，毫不费力地选择水草丰美的牧场，让五种牲畜覆盖住黄河之滨的广漠原野。这种理想的归宿，往往表现为喜剧的结局。史诗是勇士惩治了魔王，从此阖家团聚，部落安宁，人畜两旺；民间故事和民间长诗中则是备受奴役的骏马冲破奴隶主的追捕，胜利地逃向了人畜咸宜的汉地；或是贪心的牧主人财两空，贫苦的奴仆赢得了成群的牛羊、雪白的毡房。 　　

蒙古族传统的审美理想是热烈地追求着崇高、阳刚和壮美，相对地说，秀美、阴柔、纤巧则不受推崇。这种美学趣味是由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造成的。蒙古族历史上连绵不断地征战，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锻炼了全民族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游牧经济的不安定性和自然力的强大，培养了牧民“人定胜天”的坚强意志；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广漠无垠的草原景色，在大自然的交响乐中是一种高昂、健劲、强烈的主旋律。这些都不能不对民族的性格心理、气质感情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了蒙古族文学的鲜明风格和特殊的发展规律。 　　

蒙古族文学的民族特色还从它的语言、体裁和艺术技巧诸方面鲜明地呈现出来。蒙古语凝炼、简洁而富有音乐性。在人民口语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成的文学语言，最适于表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传达他们特有的心理素质。英雄史诗的语言雄浑瑰丽，史传文学的语言简练隽永，民间故事的语言淳朴自然，歌谣祝赞的语言刚健清新。这种多样而又统一的艺术语言富于特殊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亲切感和自豪感。蒙古族文学擅长于大刀阔斧地塑造人物形象，渲染烘托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氛。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传统，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蒙古族文学的体裁也是丰富多样的。散文形式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传文学、小说、剧本、电影文学和报告文学等。诗歌韵文形式在蒙古族文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主要有歌谣、祝词、赞词、史诗、民间叙事诗、好力宝、说书、格言、谚语、谜语、诗词等。其中，史诗、说书，以及关于祝祷、婚嫁、竞赛、出征等的各类仪式歌，都从文艺形式上补充丰富了中国文学史。蒙古语特别富于音乐性，历史上早就形成了广泛流行的吟诵传统。如节日庆典上艺人吟唱祝词赞词，德高望重的长者朗读《格斯尔》，沙格德尔等行吟诗人即兴创作讽刺谴责诗，宫廷使者向敌方口诵战表檄文等。韵文作品的形式特征非常鲜明：押头韵或头、腹、尾三韵并押，四行为节，交叉换韵，对仗工整，反复吟咏。富比兴，多夸张。许多作品还采取了散韵相间，抒情(韵)叙事（白）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以散文为主，韵文为辅的作品（如《蒙古秘史》），多是用散文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中间穿插着大量的诗歌祝赞来抒发强烈饱满的感情；以韵文为主散文为辅的作品（如说书和叙事诗），其韵文则兼有状物、摹人、抒情三种功能，散文仅起说明和衔接的作用。即使是纯粹的散文作品，许多段落也往往蕴含着内在的韵律节奏，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记忆和传诵。 　　

在民族文学交流中发展繁荣　

各民族文学之间日益增强的联系，对蒙古族历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远在成吉思汗时代，汉族旅行家和诗人长春真人（邱处机），契丹诗人、学者和政治家耶律楚材等就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了蒙古地区。从元朝开始，蒙古人的汉文创作逐渐成为本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陆续产生了剧作家杨景贤、散文政论作家法式善，诗人梦麟，翻译家和文学批评家哈斯宝等。近代以来，蒙汉文学交流在更加深广的程度上迅速发展。蒙古族作家从汉族古典诗词、明清小说以至理论批评中汲取了思想营养，开拓了题材范围，丰富了艺术技巧，陆续创作出本民族历史上第一批长篇小说和韵律严整的蒙文诗词，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文艺杂论和小说评点。同时，民间艺人也愈来愈多地采用汉族古典小说和故事传说为演唱内容，通过创造性的改编，使蒙古说书的题材范围大为开阔，演唱技巧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总之，蒙汉文学交流极大地丰富了本民族的文艺传统，为近代文学高潮的出现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支年轻的作家队伍成长壮大起来。他们都有比较坚实的民族生活根基，经历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同时又都受到了汉族文化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新文学的有益滋养。鲁迅、郭沫若、茅盾以及许多当代优秀作家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一批蒙汉兼通的作家还能够运用两种文字进行写作。 　　

蒙藏文学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元、明或者更早的历史年代。《格斯尔》的故事从藏族传入蒙古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流传加工和再创作过程，最后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随着蒙藏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佛教东渐，藏族和印度的宗教文学和民间文艺也在蒙古族中间广泛传播，影响日深。从著名的文史典籍《黄金史》、《蒙古源流》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藏族文化影响的痕迹。此外，蒙古族和西北各少数民族也有长期的历史渊源关系，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们同色目人之间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早已见诸史籍。史诗《江格尔》所代表的新疆蒙古族民间文艺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其中就或隐或显地透露出某种中亚情调，从内容形式诸方面反映出民族文学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鲜明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