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指在草原上形成的一种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现代考古发掘逐渐证明，游牧诞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

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

现代考古发掘逐渐证明，游牧诞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远晚于农耕的诞生。

世界上第一个游牧民族是斯基泰人。最早的原始初民，按一般的考古学观点起源于非洲大陆，在漫长的地质史时期，由于气候的改变引起生存环境的变更以及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压力的逐渐增加而逐步迁移到其他的大陆，并且由于地理隔绝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亚人种。

这些原始初民所属的就是原始采集狩猎文明，在生存压力并不大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进行或长或短的迁移，以获得更丰厚的食物，这从对非洲一些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较推论。

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虽然缓慢但仍然不断增长的人口，生存压力变大，许多物产并不那么丰富地区的部族不得不采取强度更大的劳动，而对于草原地区来说，采集的基础原本非常薄弱，部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依靠捕猎，不得不跟随着兽群的迁徙而迁徙，以便获得足够的肉食。

在这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蓄养动物比起单纯地追猎野生动物来说更有保障，养畜业便慢慢发展起来。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也许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但在生存压力不那么大的时期，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发展畜业并不怎么合算，于是畜业的产生只有在凭采集狩猎无法获得足够丰厚的回报之后了。

马的驯化则更为游牧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对于放牧的畜群能够更加便捷、省力地控制。

游牧民族使用的牧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为套马竿，又称 “套竿”。蒙古语称“兀兀儿合”。据《元朝秘史》载，早在13世纪初蒙古汗国建立前，就已出现了这种工具，一直沿用。

套马竿木质坚韧，总长约300厘米，顶端拴有套形皮绳。它既可用于套马，也可用于狩猎时套其他动物。每逢捕捉马匹时，牧民持竿跨马，冲入马群，看准马匹，抖开绳套，将马颈套住勒紧，随马奔驰，直至马匹力竭驯服为止。

（图册参考资料）

钱穆：“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农耕文化，二、游牧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安定的，平稳的。”

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

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中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游牧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如有学者认为，畜牧民的出现才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标志，而畜牧民是从既种植谷物、又驯养家畜的人群中发展来的。

因此，最早出现的不是游牧部落，而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畜牧民；随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才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

然而，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指导意义即在于此。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踪迹中游牧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而从事游牧业的人群由部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国家。

游牧从起源到游牧国家的形成、演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

公元前202年刘邦推西汉，崛起于北方的匈奴就不断对中原王朝施加军事侵略与政治压力。这是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政权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对峙。刚结束内战尚处于劣势的汉朝为了休养生息，积蓄力量采取的“和亲”政策以安抚匈奴。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执政。汉初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国力空前强大，汉武帝为消除匈奴对汉的威胁，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征战，通过一系列战争打击匈奴，将其驱逐到大漠以北，从此 “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后来霍去病深入漠北至狼居胥山（蒙古国的肯特山脉）。

公元89年（东汉永元元年）夏六月开始，窦宪、耿秉率军队在涿邪山（今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今蒙古国额布根山），北单于大败逃走，汉军追击，俘杀一万三千余人，北匈奴先后有二十余万人归降。

窦宪、耿秉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由班固撰写《封燕然山铭》文，刻石纪功而还。

公元207年，东汉末年丞相曹操北破乌桓，将东胡各少数民族迁徙到河北地区；公元216年，又将附汉的南匈奴安置在并州，分五部加以统治。

五胡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相继建立的许多政权。隋朝灭亡后，唐朝曾经控制整个蒙古高原和西域，从出土的突厥碑文记载唐朝统治整个蒙古高原仅有60多年，岭北先后被突厥、回纥(回鹘)、黠戛斯统治，西南吐蕃国也与唐朝有过战争 ，但也有交流。

公元907年，契丹族建立辽政权，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

公元986年，宋太宗发动第二次北伐，要夺回幽燕，彻底统一中国，但是北宋在与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的战争中互有胜负。辽朝、北宋被东北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攻灭。辽朝剩余势力在西北建立西辽，宋朝势力则在长江以南建立南宋，延续国祚。而西夏则在蒙古人的进攻下彻底灭亡。。

公元1206年，在蒙古高原上以铁木真为首的蒙古部落强大起来，建立了蒙古帝国。

公元1234年，金帝国在蒙古与南宋联合进攻下灭亡，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都处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

1276年，攻占南宋统治中心临安，南宋正统王朝灭亡。

1279年3月19日，南宋军队在崖山海战中被元军消灭，宋朝彻底灭亡，这是少数民族第一次建立大一统的王朝。

元朝时期，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双重激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元朝在统了中国98年后，便在席卷全国的元末农民起义的狂潮中灭亡。元末义军领袖之一朱元璋在与群雄及元廷的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建立明朝。

明初洪武时期明军把元廷驱赶至岭北地区，史称“北元”、“残元”。朱元璋在漠南地区先后设置了卫所40多处分别为九大塞王统御。后朱棣撤消诸卫所，把诸赛王以及卫所的兵力大部分划归自己麾下，朱棣在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时对金幼孜等人说：“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其认为撤漠南诸卫集中兵力消灭北元才是一劳永逸，何福曾请求朱棣复置东胜卫，但朱棣不以为然，只在此年九月给何福的批复中写道：“尔奏欲立东胜卫，此策甚喜，须俟镇虏、定边，诸卫皆定然后立之，则永远无虞。”朱棣认为设置卫所是要等到明军消灭岭北行省的残元政权并继承确定元朝的北方边界后再办的事情。

朱棣也在东北设立奴尔干都司，以治理东北各民族，扩大了明朝版图。由于明成祖在北伐途中病逝，当年洪武帝在漠南设置的诸卫所尚未恢复。

宣德时，北方蒙古族通过卫所旧地对明朝的威胁日增，土木堡之变甚至使明朝的皇帝被瓦刺首领也先俘获，但在其后的交战、谈判中，北方蒙古族逐渐和明朝恢复了交流。

西北的蒙古人也建立了亦力把里、叶尔羌等割据政权。

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大军攻占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杀，明朝灭亡。同年，已由渔猎转变为农耕的满族建立的清朝乘机入关。

清朝军队在数年后攻灭南明各政权和大顺、大西等农民军政权，夺取全国政权。

1678年，葛尔丹（蒙古人）正式建立准噶尔汗国，并开始向塔里木，蒙古高原和西藏扩张，与清朝发生冲突。1755年，清朝趁准噶尔内乱之机出兵，逐渐攻占新疆。1760年冬天，准噶尔汗国灭亡。

（图册参考资料）

北匈奴在东汉时期被汉朝消灭，南匈奴内附汉朝，逐渐被其他民族同化；羯人为匈奴的一部分(也有说法为为匈奴的奴仆)，公元4世纪灭亡。

秦汉之际，东胡恃强，势凌匈奴，一再向匈奴索取名马、阏氏、土地。后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部众逃散，分为两支，退居乌桓山的支族称“乌桓”，退居大鲜卑山的支族称“鲜卑”。

有可能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曾归柔然统领，后灭亡了柔然，建立了国家。在国家被回鹘人和汉人所灭，部分向西迁移。

主体由丁零人构成，融入了铁勒和高车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将突厥主体灭亡。之后回鹘汗国与唐帝国关系良好。回鹘国内衰败后，向四周迁移，后来分别归降西夏和西辽，在与南疆的居民融合后，形成维吾尔族。

（图册参考资料）

游牧经济是一种流动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经济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畜牧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

游牧民族人口是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人的部落，加上牛马畜生，必要要居住在水草丰美的草场，特别在贫瘠的漠北，这样的草场是有数的。这些部落虽然游牧，但也不是没有地盘概念，哪片草场属于哪个部落的，都是有划分的，部落不可能经常做大规模迁徙。而且部落与部落间，各部落与单于汗庭间也都是有势力范围的。如铁木真经历合兰真沙陀之战后只剩下4千6百余人。他逃到贝尔湖以东才避过一劫。并在当年秋天突袭王汗驻地，三天后完全消灭克烈部。成吉思汗之所以成功是把蒙古高原上所有不同族源的游牧部落统一。

现在人看岭北历史的问题是把历史上的蒙古人想象成一个统一的实体，用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下来想象15、16世纪的历史这是错误的。正如雍正皇所说：“中国（汉族）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成吉思汗统一游牧民族后草场采用了和亲拉拢、诸王分封制赏赐有功劳的部将与部落，不再是以往牧场部落之间的互相兼并。

传统观点和西方学术界观点一般认为，对环境的破坏是连年的征战造成的。比如，农耕文明在对抗游牧民族侵扰中，曾经有对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场采用焦土、洒盐等破坏性战术的记录；而游牧民族对农牧交集区域的劫掠破坏则更为严重，比如《西洋世界军事史》中描述，“有人认为中亚的气候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突然变得干燥起来，到了公元500年到了顶点，有人认为是游牧性的侵入破坏了水道之所致。

派希克（T.Peisker）说：为了使一个水草田的拥有者，不敢不向他们纳贡，他们只要攻占主要的水道即可。而这些游牧民族又常常的盲目的抢劫和毁灭一切东西。

一次侵扰就可以使几百个水草田化为灰烬和沙漠。

进一步说，游牧民族不仅使中亚的无数城市和乡村变成了废墟，更使草原变成了赤地，因为无意识的取火而滥伐树木，终于使流沙扩大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