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英语：Khitay）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

“契丹”之名，始见于北齐天保五年（554年）成书的《魏书》。而汉文记契丹事，以《资治通鉴》为最早，东晋义熙元年（406年）初，“燕王熙袭契丹”。契丹称号见于朝鲜《三国史记》更早，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已有契丹人犯高句丽“北边，陷八部落”。《新唐书》等明确指出：“至元魏，自号曰契丹。”有的学者则认为汉以来即有契丹之号。有的学者认为契丹一词出于宇文氏酋长名字之演变，约当西晋末东晋初，其异名已显，意为“镔铁”。一般认为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其含义众说纷纭，通行说法为“镔铁”之意。另外说法有：“切断”说、“刀剑”说、“奇首之领地”说、“酋名”说、“寒冷”说、“大中”说、“草原、沙漠或与森林相关的意义”说等等。

由于金帐汗国自13世纪至15世纪长期是欧洲的霸主，而蒙古人称中国北方为契丹，后该词泛指中国。在一些国家的语言例如俄语中至今犹称中国为“契丹”。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读音分别为Kitay，Kita1a，Cathay），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Khata），相传哥伦布航海的目的就是找寻传说中的契丹。

对于契丹族的起源，相传北方大草原流淌着两条河，一条从大兴安岭南端奔腾而下，契丹人称其为西拉木伦河，亦称“黄水”，文献上写作“潢河”；另一条河自医巫闾山西端而来，名为老哈河，亦称“土河”。契丹民族就兴起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这一地区民族的迁徙、融合呈现出十分频繁复杂的状态。

契丹人关于自己始祖有这样的传说，一位久居天宫的“天女”倍感天宫的枯燥寂寞，她驾着青牛车，从“平地松林”沿潢水顺流而下。恰巧，一位“仙人”乘着一匹雪白的宝马，从“马盂山”随土河一直向东信马由缰。青牛和白马在潢水与土河的交汇处的木叶山相遇了。天女和仙人，叱走青牛，松开马缰，相对走来。两人相爱并结合，繁衍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八部，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库莫奚庐出库真率三千余落请交市，献马千匹许之，处之于营丘。契丹、库莫奚降，署其大人为归善王。”北燕灭亡后，亦常以名马文皮贡献北魏，并进行贸易。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这无疑是有关青牛白马传说的最权威、最准确的记述。由此可知，契丹族发源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

契丹最早记载见于《魏书》。《魏书》在记载与北魏政权联系和交往的各民族时，首次为契丹和与它关系密切的库莫奚（也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原与契丹同属一支，后分开，再后又被契丹吞并）立了专传。此后，《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文献通考》《宋会要》等，都有关于契丹人活动情况的专门记录。上述文献在记载契丹人的起源时，大致有“匈奴说”和“东胡说”两种意见。这两说又派生出另两说：一说“是匈奴和鲜卑融合的产物”，一说“起源于鲜卑系的别部而不是鲜卑的直接后裔”。

契丹来源于鲜卑或鲜卑宇文部，出自当时人和稍后唐朝人之笔；契丹为“匈奴之种”，则是数百年后宋代人的说法。当然，鲜卑族的成分很庞杂，其中确实有人认为契丹为东胡系统东部鲜卑宇文部之裔，来自匈奴的“余种”，宇文部更是如此。东汉永元元年（89年）至永元十七年（105年），匈奴被汉将耿夔击破，北单于逃走后，鲜卑进据匈奴故地，“有十余万落”未逃走的匈奴人加入了鲜卑。然10余万落匈奴人并未继续以匈奴为号，而“皆自号鲜卑”了。此后，在与原东胡种的鲜卑人长期错居杂处中，由于相互通婚等影响，差别越来越不明显，它在形成过程中虽有一个主源，但仍是多源多流的。

契丹族日益兴盛，并向南发展。北齐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四年（553年）亲率大军攻击南下的契丹部落，俘获10余万人、数十万头牲畜。契丹部族损失惨重，后又受到突厥的侵扰，因而“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隋初又分别臣附于隋朝与突厥，逐渐得到恢复，游牧于辽西地区，诸部落平时各自“逐寒暑，随水草畜牧。隋大业元年（605年），契丹族南下营州（今辽宁朝阳）地区时，又遭到在隋将主使下突厥的袭击，4万人被俘，再次受到重创。

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为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武德二年（619年），酋长大贺咄罗率军进攻平州。武德六年（623年）遣使到长安，给唐高祖进贡名马、丰貂，但其政治立场仍趋向于突厥颉利可汗。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大贺摩会率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唐朝皇帝曾赐给契丹首领旗鼓，后来成为契丹可汗权位的象征。又于贞观三年（629年），以室韦、契丹族人置师州。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后唐太宗以契丹人为松漠都督府（在今赤峰、通辽一带），以大贺窟哥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但其孙大贺阿卜固在位时却开始伙同奚族骚扰唐朝边境，被擒送洛阳。唐高宗以窟哥孙子枯莫离为左卫将军、弹汗州刺史，封归顺郡王；另一孙子李尽忠为武卫大将军、松漠都督，继统契丹八部。

武周建立后，契丹受不了压迫，于是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十二日，尽忠与其妻弟孙万荣反，攻陷营州，杀营州都督赵文翙，尽忠自立为无上可汗，这是契丹人首次称汗。武则天大怒，改尽忠名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并派兵围剿，却被尽忠击败。后尽忠病死，李万荣（即孙万荣）继位，继续尽忠的事业。不久万荣兵败，被家奴杀死。开元二年（714年），尽忠堂弟李失活与奚族首领李大酺到长安见唐玄宗，玄宗恢复松漠府，以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吾卫大将军，并将永乐公主嫁给他。

开元六年（718年）失活死，堂弟李娑固袭位。静析军副使可突于骁勇，深得众心，娑固很忌惮他，欲除之而后快。开元八年（720年）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投奔营州，联合李大酺反击可突于，却均被可突于擒杀。可突于立娑固堂弟李郁于为主，唐玄宗令袭爵，并赐以燕郡公主。郁于病死，其弟李吐于袭爵，仍以燕郡公主为妻。吐于忌惮可突于，携燕郡公主来唐，不敢复回松漠。可突于复立尽忠弟李邵固为主，唐玄宗拜邵固左羽林军员外大将军、静析军经略大使，改封广化郡王，赐以东华公主。邵固回松漠后，派可突于入朝进贡，中书侍郎李元纮不礼遇他，可突于不悦。开元十八年（730年），可突于杀邵固，立遥辇屈列为王，率部落并裹胁奚族投降突厥，东华公主逃跑投靠平卢军。可突于连续废立可汗，甚至不再从大贺氏家族选立可汗，可汗人选从此转入遥辇氏家族。

可突于立遥辇屈列（又名楷特）为洼可汗，并与奚族投降突厥。开元二十年（732年），唐军大破契丹，俘获甚众，可突于逃跑，奚族投降。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可突于复进兵，又被打败，属下六千人被杀。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六月，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张守珪进逼可突于，可突于先诈降，后又欲投奔突厥。十二月，张守珪派遣管记王悔和契丹衙官李过折联络，李过折夜斩可突于、屈烈数十人，归降唐朝。

唐玄宗拜李过折北平郡王，授特进，检校松漠都督。当年，可突于余党泥礼（即耶律涅里或耶律雅里，耶律阿保机之始祖）弑杀李过折及其子，屠灭其家，其子李剌干逃至安东都护府，唐朝拜为左骁卫将军。泥礼任夷离堇（夷离堇掌兵权），杀过折后自任松漠都督即契丹主，后来禅位给遥辇俎里（汉名李怀秀），立李怀秀为阻午可汗，自此耶律氏世袭夷离堇职位。天宝四年（745年），后突厥灭亡，契丹投降唐朝，唐玄宗赐汉名李怀秀，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赐以静乐公主。半年后，怀秀不堪安禄山欺凌，杀公主与奚一起反唐。之后，与安禄山多次交战，胜负参半。天宝五年（746年），唐朝封胡剌可汗遥辇楷落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楷落在位至安史之乱结束，唐朝与契丹之间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

苏可汗时契丹依附回纥，自苏可汗开始唐朝不再册封契丹首领为松漠都督。鲜质可汗时曾七次遣使至长安朝贡唐朝，昭古可汗时遣使四次。会昌二年（842年）唐朝破回鹘，耶澜可汗遥辇屈戍内附。咸通年间，巴剌可汗习尔之遣使者到长安朝贡之后，契丹部落在一百年的低谷后又逐渐强大。

痕德廑可汗遥辇钦德时契丹征服了奚、室韦，多次入侵幽州、蓟州，结果遭割据势力刘仁恭报复。刘仁恭火烧草原，致使契丹损失很多良马。钦德只好献良马求牧地，刘仁恭同意了。后又违约入侵，刘守光戍守平州，契丹率万骑，刘守光议和，伏兵擒其大将。钦德纳马五千以赎大将，刘守光不许。钦德十年不敢近边。痕德可汗死于天祐三年（906年）十二月。迭剌部的耶律氏家族兴起，世代担任契丹部夷离堇，权威日盛。到了痕德廑可汗时期，耶律阿保机担任夷离堇，在钦德死后，阿保机不再从遥辇氏家族选择可汗，而是把旗鼓收归自己所有，自己担任了契丹部的可汗，从此，可汗的选立就转入迭剌部耶律氏家族了。

痕德廑可汗死后，唐天祐四年（907年），耶律阿保机成为可汗，可汗选立转入迭剌部耶律氏家族。本来按照原始的军事民主制和选汗制，一旦可汗之位转入一个家族，那么这个家族的成年男子都有机会当可汗。但是阿保机在位时期，羡慕中原王朝文化，希望可以和中原皇帝那样采取终身制，所以到了改选之年拒绝让出汗位。所以在汗位的诱惑下，阿保机的几位弟弟决定逼迫他进行选举，于是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的三次“诸弟之乱”。阿保机凭借他的智慧和可敦述律平的辅助，成功地粉碎了他弟弟们发动的一次次叛乱。

内部稳定之后，其他七个部落的首领不服，也希望当可汗。于是阿保机在述律平的帮助下，引诱七部首领来盐池赴宴，成功杀死七部首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池之变”，从而清除了反对势力，统一了契丹八部。辽神册元年（916年），阿保机称皇帝，建国号“大契丹国”，年号神册，阿保机即辽太祖，从此契丹的可汗成为历史。

辽太祖掠夺中原的人口，收留因河北战乱的流民，在草原上按照中原风格建立城敦以安置他们。并且任用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与卢文进等汉人为佐命功臣。从此辽的建国规划多出韩延徽之手。他建议阿保机发展农业，以稳定对所属部族的统治；他为之起草政治制度，加强军权；更为之谋划军事，兼并党项、室韦等部，为契丹奠定了创国大业。辽神册三年（918年）耶律阿保机建皇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的波罗城）。两年后创建契丹大字并推行之。在军事方面，耶律阿保机于辽天赞四年（925年）东征渤海国。耶律阿保机一直有南侵中原的意图，天赞二年（923年）春，耶律阿保机派次子、新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尧骨）率军进攻幽州。耶律德光久攻幽州不下，转师南侵，虽然攻占曲阳（今曲阳西）、北平（今完县东南）等地，但幽州仍在坚守，契丹军遂于当年五月退兵北返。辽天显五年（930年），东丹王耶律倍南逃后唐，辽太宗耶律德光统一了契丹。

辽天显十一年（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自称儿皇帝、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请求辽太宗耶律德光支援攻打后唐。辽太宗遂亲率5万骑兵协助石敬瑭攻灭后唐，石敬瑭得以建国后晋。契丹获得燕云十六州后，将燕云十六州建设成为进一步南下的基地。辽会同七年（944年）石重贵不愿向契丹臣服。辽太宗趁机率军南下，意图一统中国。辽大同元年（947年）正月十日，契丹军攻克后晋首都开封，后晋亡，契丹国占领大部分的中原地区。二月，辽太宗改国号为大辽，表明了辽太宗直接统治中原的意图。

辽大同元年（947年）耶律阮为帝，是为辽世宗。辽世宗在位期间，一直不忘占领中原的期望，多次对中原用兵。然而辽世宗好酒色，喜爱打猎。晚年更是任用奸佞，大兴封赏降杀，导致朝政不修，政治腐败。辽天禄五年（951年）九月，辽世宗协助北汉攻打后周，行军至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祥古山时，由于其他部队未到，先行驻扎在火神淀。其间喝酒、打人、打猎，众将很是不满。最后被耶律察割杀死于梦乡中。

辽景宗勤于政事，使辽朝出现一阵清明。辽景宗对辽穆宗时谋反的皇族采比较宽松的政策，因而谋乱者少，上层比较稳定。辽景宗对外政策仍采不主动南伐中原、仅援北汉的方针。辽景宗前期，辽朝与北宋聘史往还，互贺节日。北宋赵光义统一江南后，于辽保宁十一年（979年）亲征北汉，契丹派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名将率军与宋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成功击败宋军，宋太宗仅以身免。由于辽景宗体弱多病，有时无法上朝，军国大事大多由皇后萧绰协助处理。

辽乾亨四年（982年）辽景宗病逝，辽圣宗继位，尊萧绰为皇太后，并由萧太后摄政。当时萧太后30岁，辽圣宗12岁。萧太后先重用大臣耶律斜轸、韩德让参决大政，南面军事委派给耶律休哥，撤换一批大臣，并下令诸王不得相互宴请，要求他们无事不出门，并设法解除他们的兵权。在这些行动后，辽圣宗和萧太后的地位才稳定下来。萧太后摄政二十七年，在她执政期间进行改革，并且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少赋税，整顿吏治，训练军队，使辽朝百姓富裕，国势强盛。在民族冲突上，萧太后与辽圣宗于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亲率大军深入宋境。宋真宗因宰相寇准坚持而亲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宋军士气大振，击败辽军，辽军提出和约，成为兄弟之邦，此即澶渊之盟，从此两朝和好达一百二十年之久。之后辽圣宗结好西夏，而西夏也摇摆于宋、辽之间以图存，形成辽宋西夏三国鼎立的局势。

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辽圣宗亲政后，辽朝已进入鼎盛，基本上延续萧太后执政时的辽朝风貌。

辽太平十一年（1031年）耶律宗真即位，即辽兴宗。辽兴宗在位时，辽朝势已日益衰落。而有辽兴宗一朝，奸佞当权，政治腐败，百姓困苦，军队衰弱。面对日益衰落的国势，辽兴宗连年征战，多次征伐西夏；逼迫宋朝多交纳岁币。但是这些反而使契丹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辽道宗继位后，辽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爆发了滦河之乱。辽道宗在位期间，契丹政治腐败，国势逐渐衰落。道宗并没有进行改革图新，而且本人也腐朽奢侈，这时地主官僚急剧兼并土地，百姓痛苦不堪。辽乾统元年（1101年）正月，辽道宗去世，皇孙耶律延禧继位，即天祚帝。

辽天庆四年（1114年）春，完颜阿骨打正式起兵反辽。一开始天祚帝并未将完颜阿骨打当作一个重大威胁，但是所有他派去镇压完颜阿骨打的军队全部战败。辽天庆五年（1115年）天祚帝为了解决女真的威胁，下令亲征，但是辽军到处被女真军击败，完颜阿骨打也自称皇帝，建立金朝，即金太祖。辽朝于同年发生内乱，耶律章奴在辽上京叛乱，虽然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是分裂了辽朝内部。此后位于原渤海国的东京也发生高永昌叛乱自立，这场叛乱一直到辽天庆六年（1116年）四月才被平定。五月女真借机占领了辽东京和沈州。辽天庆七年（1117年）女真攻春州，辽军不战自败。

保大五年二月二十日（1125年3月26日），辽天祚帝在应州被为金人完颜娄室等所俘，八月被解送金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区白城子），被金太宗降为海滨王。辽朝共历时210年（包含契丹国时期），历经9位帝王。

此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在西北召集残部，控制了蒙古高原和新疆东部一带。金天会十年（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称帝，史称西辽（西方称为黑契丹或哈剌契丹）。最后金兴定二年（1218年）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灭亡，立国凡87年。西辽灭亡后，又有少部分契丹人在西辽贵族八剌黑的带领下，在今伊朗南部临近波斯湾的克尔曼地区建立了受制于蒙古大汗和伊儿汗国的起儿漫王朝，存在近80年，俗称“后西辽”。由耶律大石率领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后来可能融合于回鹘、蒙古和中亚当地人中了。

大部分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在辽朝灭亡后则沦为金朝的臣民。金朝女真族统治者在灭辽过程中，先强行迁徙部分契丹人至今东北中部和北部地区。因统治者女真族受够了契丹族的压迫，故反过来对契丹族实施歧视政策。将其姓氏耶律改变移刺，萧改为石抹。女真统治者也有用赐国姓完颜的方法拉拢契丹上层贵族人物的情况。

蒙元时期，元朝为统一中国，开疆辟壤，动员契丹兵马参加灭金、灭南宋的战争。契丹人也对女真亡其国十分不满，遂积极参战，而且屡建战功。从地域来看，蒙元时期的契丹人主要部分仍分布在故地，即今内蒙古的赤峰市、通辽市和辽宁、吉林一带。但随着蒙古人破西夏、灭金、降高丽、平大理、亡宋、西征等战争的进行，部分契丹人被征调出征，离开了上述地区，开始遍布整个中国，他们有的被安排在各地驻防，有的留在当地做官并定居下来。

部落联盟时期，契丹族部落联盟首领的产生，是在部落联盟长的家族成员中选举，采用的是世选的方式。契丹旧制，部落联盟首领可汗及八部酋长夷离堇（也称大人，后称大王），每三年推选一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契丹社会逐渐进入奴隶制社会，这种三年一代的旧制也逐渐遭到破坏。耶律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后，继续扩展势力，逐渐建立与完善契丹的政治制度，以契丹制（国制）统治契丹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并吸收汉族文化制度，发展农垦，建立州县，以汉制管理汉人事务，迅速向封建制过渡。

进入辽朝后，民族成分复杂。为了有效地治理被征服地区和被统治民族，契丹统治者逐渐形成了适应本国基本情况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经穆、景、圣三朝，统治制度逐渐完备，机构逐渐完善。辽朝统治的基本方针是“因俗而治”，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而它的统治体制也就同时具有“行国”和“城国”的基本属性。

历史传说契丹族由八个部落发展起来。这时期部落之间“不相统制”，尚未进入部落联盟阶段。但八部同族，相互间具有凝聚力，为了抵御共同的敌人，各部之间有联合的必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契丹族自身也需要联合起来向外拓展势力。隋朝时期，契丹各部组织有了变化，即出现松散的联盟；其时契丹族“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战，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部落联盟的职权范围仅限于共同的军事行动，各部的畜牧生产则不在管理范围内。

隋大业元年（605年），联合突厥偷袭契丹部落，“尽获其男女四万口，杀其男子，以女子及畜产之半赐突厥，余收之以归。”经过这次打击，契丹势力严重削弱。为了生存、发展，契丹各部间的松散联盟形势向固定、永久性联盟形式转化。唐朝时期，契丹族各部已形成稳固的部落联盟，即初期的大贺氏部落联盟和后期的遥辇氏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的职权范围除军事行动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司法各项。“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这表明，部落联盟时期开始出现具体的管理机构。

契丹族世代狩猎游牧，使他们养成了精于骑射，勇敢强悍，崇智、尚武的民族精神。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拓展空间，不断对外发动战争，进行掠夺，战争成为他们谋生计的重要手段。“有事则以攻占为务，闲暇则以畋鱼为生。”契丹人的军事决策过程，集中表现为由兴兵议合转制化为军事集权制。

隋朝，契丹人“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必合符契。”唐朝，“若有征发，诸部皆需议合”、“战则同行，猎则别部”。这说明：第一，在根据战争需要调动各部族军队时，各部酋帅在一起讨论、商量，达成协议，谓之“议合”。在大贺氏、遥辇氏时代，议事会由联盟长主持。第二，调动军队必须履行“合符契”的手续。辽代的“符契”为“金鱼符”。据《辽史》记载：“金鱼符七枚，黄金铸，长六寸，各有字号，每鱼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将，使者执右半，大小、长短、字号合同，然后发兵。”“金鱼符”与中原的“虎符”作用相同。分成两半，分别由联盟长和部落军的酋帅掌握。此信物验合后方能生效。这种“议合制”在辽建国前已经成为定制。对所有的部族军都发生约束力。整个过程体现了平等的气氛、民主的机制，至少带有军事民主制的色彩。

辽朝建国后，适应君主集权制度的需要，为了统一调动军队、统一指挥，这种“兴兵议合制”的方式向以皇帝为首的军事集权制转化。皇帝不仅控制行政大权、财政大权、立法和司法权，而且还牢牢地控制了军队，掌握军权。并建立了一系列由皇帝控制的军事机构、制定了一套调动军队的严格手续。所以晋王李存勖不得不承认，契丹军队“法严”，“中国（指中原）所不及也”。

契丹文是辽朝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形式。但现时已缺少类似的文献。契丹大字相传于辽神册五年（920年）由辽太祖下令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创制，应有三千余字；契丹小字由辽太祖弟耶律迭剌参考回鹘文对大字加以改变而成。小字为拼音文字，约五百个发音符号。契丹小字较大字简便，原字虽少，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契丹族创字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觉，对其他民族也有不少影响，例如西夏创造党项文字、金朝创造女真文字、元朝创造八思巴文字。契丹字的通行直到金明昌二年（1191年）金章宗废除为止。

契丹人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评论事物和品评人物。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著帐郎君子弟。

契丹画家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和东丹王耶律倍所画多入宋内府，被誉为“神品”。耶律倍“多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国衣冠”；画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他的作品甚为五代人所喜，甚至争相购买。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射骑图》和流传到美国的《人骑图》、《射鹿图》。胡瑰所画“穹庐部落、帐幕旗旆、弧矢鞍鞯，或随水草放牧，或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他画契丹人马，“用狼毫制笔，疏渲鬃尾，细密有力。至于穹庐什物，各尽其妙”。他的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卓歇图》，流传到海外的《出猎图》、《回猎图》，也有人列为他的画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学有父风”，与其父的画品“殆未可分真赝也”。

契丹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无论婚丧嫁娶，还是祭祀礼仪，节日活动，都要歌舞相伴。在契丹族初兴之际，其音乐歌舞艺术尚很原始，具有很多原始游猎经济和原始宗教文化特色。随着契丹社会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民族不断的文化交流，契丹族中也出现了表演性歌舞。辽建国后，大量吸收中原文化艺术，民间歌舞活动也逐渐繁荣起来，并进一步推动了契丹本民族乐舞艺术的发展。

契丹统治者崇信佛教，自太祖以来一代胜似一代，至道宗时达到极盛。百多年间，契丹皇族和高级僧侣投入巨资，请能工巧匠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与寺院密不可分的辽塔和佛教法器也大量出现。内蒙古地区现存著名的辽塔有中京大明塔、上京南塔、庆州白塔、丰州万部华严经塔等。

在庆州白塔内出土的释迦涅盘石雕像、万部华严经塔砖雕菩萨头像、白瓷迦叶、阿难像等文物，都是辽朝佛教艺术的代表作。

契丹各部的农业，大约出现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朝在给大贺氏联盟首领的敕书中常常农牧并提，说明这时联盟中某些部落已经有了简单粗放的农业。迭剌部的农业生产当始于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即遥辇氏联盟的中后期。

辽朝的土地有公田和私田两类。在沿边设置的屯田自然是公田。募民耕种的在官闲田也是公田，百姓领种十年以后，要对朝廷缴纳租赋。至于所说的“占田置业入税”则是私田了。估计屯田多集中在北部沿边，私田则多在辽国南境。在契丹的汉人依然是以男耕女织的方法维持家庭收入。安置在契丹腹心地区，建立许多头下军州。除少部分需上缴，其余收入皆归头下主所有。辽廷为了鼓励人民开辟荒地，立例若成功开辟农地可免租赋十年，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

契丹的畜牧业十分发达，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契丹等游牧民族牧养的牲畜，羊、马为多，牛、驼次之。四至八月，牧草繁茂，是他们放牧的黄金季节。冬季则驱牲畜迁于朝阳背风的平沙处。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契丹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群牧由北枢密院管辖，设林牙掌管部籍，另有马群、牛群太保等负责掌管群牧的具体事务，朝廷定期验检簿籍，以了解牲畜繁息情况，以牲畜数量的增减考察群牧官政绩的优劣，决定升黜。群牧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辽朝武装力量的强弱。

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

辽东是产铁要地，促进契丹冶铁业的发展。初期，曾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契丹的陶艺受唐朝影响，墓葬出土文物则显示部分宋代器皿及其他器皿自国外输入，但金、银器制作亦采用唐、宋的金属打制和镀金技术。

契丹瓷器是在契丹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吸收北方系统的瓷器技法而烧制的，在五代和北宋时期南北诸窑的产品中独树一帜。其中，具有契丹族传统工艺的仿皮囊式鸡冠壶可谓辽瓷中的典型器物。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此外，如内蒙古博物馆馆藏的三彩摩羯壶、“官”字款镶金口白瓷盘、绿釉刻花凤首瓶等瓷器，皆为辽瓷中的佳品。2008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这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契丹族的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土文化与内地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契丹贵族墓葬中大量出土金银器。如赤峰市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花式口圈足金杯、金花工艺御赐“万岁台”石砚、金花银唾盂、摩羯纹金花银碗，哲盟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鎏金道教银冠、錾花银靴、金銙银碟躞带等，皆是契丹金器中之上品。

五代后唐末年，辽太宗接受石敬瑭的请求，协助他建立后晋取代后唐，以获得燕云十六州与后晋的臣服。不久又南征中原，灭后晋以建立辽朝。至此辽朝与中原的外交关系首度转为辽朝居上，中原臣服的状态。之后辽朝衰退，后周与北宋为了燕云十六州又相继北伐，双方恢复对峙的局面。辽朝采取防御策略，并且扶持北汉对抗中原的北伐，屡次抵御中原的进攻。直到辽圣宗时，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度发动南征，率辽军直逼北宋的澶州。最后双方订立澶渊之盟，从此，宋辽和平相处直至北宋末年。

辽重熙十一年（1042年）辽兴宗乘宋夏战争后北宋内外交困之际，率重兵陈列辽宋边界，并派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去宋朝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宋朝派富弼与辽方使节谈判，双方于九月达成协议，此即重熙增币。最后增加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了结这次索地之争。辽兴宗还派耶律仁先和刘六符再次使宋争得一个“纳”字，即岁币是宋方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宋臣富弼建议宋仁宗答应要求，并且要求辽朝约束西夏作为条件以破坏辽与西夏的关系，最后使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劳民伤灾。辽朝晚期因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入侵，加上朝廷内部分裂与内斗，使辽朝有意与北宋和谈。但是北宋已经与金朝建立海上之盟而共同伐辽，所以拒绝和谈，最后辽朝亡于金朝。

公元10世纪初，契丹就攻陷了渤海控制的辽东；辽天赞四年（925年）末，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率大军亲征渤海，次年春攻陷上京龙泉府及渤海全境，大諲撰投降，渤海国灭亡。

阿保机灭渤海国以后，改渤海国为东丹国，以长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作为由渤海国到契丹直接统治的过渡阶段。辽乾亨四年（982年），契丹撤销东丹国，改为东京道。

辽朝于（926年）灭渤海国后与高丽接触。辽会同五年（942年）送给高丽50匹骆驼，但遭高丽太祖拒绝。辽使被放逐到孤岛，所送骆驼也都被饿死（万夫桥事件）。至此辽朝多次袭扰高丽边界，辽统和十一年（993年），辽圣宗率大军越过鸭绿江入侵高丽。最后双方和谈，在高丽同意断绝与宋的联盟后，辽圣宗率军北返，双方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高丽发生军变。辽圣宗趁机入侵高丽，最后在攻下开城后北返。辽开泰七年（1018年），辽朝率大军再度东征高丽。双方之后谈和，以后辽朝再也没有入侵高丽。

辽朝与西北诸国保持着较为友好和睦的往来。辽朝西境的主要邻国西夏，长期以来，一直与辽朝保有朝贡和联姻关系。一度为辽藩属，被称为甥舅之邦。辽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也源远流长。早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就曾经率军西征，使西域诸国相继臣服。统和年间，王太妃出师西域，辽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建可敦城，作为西北的边防重镇，经过多年的经营，使辽朝的势力范围涵盖漠南、漠北与西域之地。辽朝政府对这些降附的部落属国，均采取“因迁种落，内置三部”的羁縻政策，使的这些国家互相监督，皆不愿背叛辽朝。这些都使葱岭以东的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与葱岭以西的喀喇汗国，基本上都是亲附辽朝，其与北宋的关系较疏。此外，西亚的波斯与大食在辽初也相继道使来通好。辽天赞二年（923年），波斯使来，其次年大食使来。大食国王遣使为王子请婚，未允。次年，复遣使请婚，辽圣宗以宗室之女嫁之。

契丹民族的社会与风俗，本不同于汉人。契丹在统治汉人的燕云十六州地区，则同于中原；在北方的契丹人，则依旧俗生活；介于混杂地区，就呈现两种混合型态。契丹人的仪俗很多，如拜日仪、柴册仪、再生仪、祭山、射鬼箭等。特别的生活方式就是四时的“捺钵”，辽朝皇帝带领百官的中央政权，随着一年四时，到各地巡狩，其宫帐的所在地就是“捺钵”。其他还有“头鱼宴”、“头鹅宴”等生活习惯。契丹饮食文化因地制宜，有蜜饯、果脯等，是用蜜蜡浸渍水果而成，以利保存。清朝东北仍有以欧李（野果）“渍以饧蜜”之俗，今日北京特产果脯，也是与契丹人的“蜜渍山果”“蜜晒山果”之类一脉相承。

契丹与周边各族各国的交往甚为密切，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尤其与汉文化的交融最为深入。以服饰为例，契丹人传统的服装的主要特点是窄袖、短衣、著靴、左衽、佩蹀躞带。

“髡发左衽”是古人对契丹人总体形象的高度概括，历史上，不仅契丹有髡发的习俗，在契丹之前的鲜卑族，在其之后的女真族、蒙古族也都有髡发的习俗。有人推测认为，远古牧人乘马驰逐，披散的头发容易遮挡视线，故而将其剃去或结辫，以便马上行止。

契丹人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则，即所谓“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姑舅表亲的婚姻比较普遍，并且不受行辈的限制，建国初期还有“姊亡妹续之法”。述律、拔里、乙室已三族都是与皇族耶律氏互通婚姻的家族，后族女为后、男尚主的特殊地位和它所反映的这种婚姻形态，既有早期婚姻习俗的影响，也是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普通部民遵循着同姓不婚的原则。

游牧的契丹人“随阳迁徙，岁无宁居”，居住的是便于迁徙的穹庐式毡帐，类似内蒙古牧区牧民居住的蒙古包。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的石棺上所绘的契丹住地小景，提供了这种毡帐的形制，门多东向。车马是迁徙、游牧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契丹人迁徙地，夏日选择高阜处，秋、冬、春季则选择背风向阳临水处。食物以乳肉为主，也有少量粮食。肉类可煮成“濡肉”，也可制成“腊肉”，牛、羊乳和乳制品是他们的食物和饮料。粮食则有“糜粥”。果品有桃、杏、李、葡萄等，常用蜜渍成“果脯”，夏日有西瓜，冬天有风味果品“冻梨”。饮料有乳和酒，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的酿酒业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建国后，汉人、渤海人的食品也传入了契丹，辽朝皇帝过端午节时就有渤海厨师制作的艾糕。

蒙元时期，契丹人“支风蔓衍，散处北南”，随着战争的需求而出现在大江南北，镇守在云南、四川、江浙、湖广等地。从《至顺镇江志》、《至大金陵新志》等地方志中，就可看到当时南方各地有契丹户的存在。这些契丹人分散进入南方汉地，必然要与汉族人通婚以维持家族的发展。与汉人通婚是蒙元时期契丹人婚姻的主流，契丹人改用汉姓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些改汉姓的契丹人，生活方式已与汉人没有太大区别，在婚姻和生产上受到汉人的影响加重，并世世代代与汉人通婚。到元代中后期，这部分契丹人固有的民族特征已然风化水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