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胡，是中国东北的古老游牧民族。自商代初年到西汉，东胡存在大约1300年。东北汉族、东胡、濊貊、肃慎被称为古代东北四大民族。东胡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东胡是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

《辞海》记载东胡：“古族名。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以来，南邻燕国，后为燕将秦开所破，迁于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燕筑长城以防其侵袭。秦末，东胡强盛，其首领曾向匈奴要求名马、阏氏和土地，后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居乌桓山的一支称为乌桓；退居鲜卑山的一支称鲜卑。”

史学家认为东胡是一个古阿尔泰语词（蒙古-通古斯语）Toung-gu（s）的音译，正确的读法是“通古（斯）”，就是，“东胡”为“通古（斯）”一词的异写。在古阿尔泰蒙语中t、d；h、g往往不分，互相通用，因此“通古”被读成了“东胡”可能是有着一定的语言学基础的。而“通古”的“通”意为柳树丛，“古”为河流，“通古”的直译意为“柳条河”或“河岸上长满柳树的河”，加上表示多数词性的词尾“s”后就演化为居住在河边的族群的族称——“通古斯”，作为族称，意思是居住在河岸长满柳树河流边的族群，或者可以理解为是“住在柳河流域的人们”，事实上，一开始是指居住在辽河上游柳河流域的族群，是在匈奴东进之前就已经获得了这一称谓，这个称谓应该是他们的自称，就是自称为“住在柳河边的人”。匈奴东进后才成为匈奴的近邻，并被匈奴所灭。东胡并非因为在匈奴东而被称为东胡。“东胡”至少包含两个语族的族群：其一是蒙古语族；其二是通古斯语族。因而，败走后逐渐分化出两个或三个（甚至更多）与现代有关的民族。即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满族。近代以后，“通古斯”（东胡）一词，则专指现代的鄂温克民族，鄂温克族又可称为通古斯族。不过这种说法几乎没有史学界学者认同，是部分语言学家提出的说法。

实际上东胡一名最早见于成书年代可能是先秦的《逸周书》，《逸周书·王会篇》提到“东胡黄罴 山戎戎菽”。古东胡族曾是活动在滦河中上游及其东北部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它包括了许多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和匈奴一样，同属北方游牧民族。东胡，并非东胡族人自命之名，因《逸周书》记载了从周文王至东周周景王时期的事情，故成书时间最早是在东周。东周时期匈奴人自称胡，当时中原人把活动在匈奴（胡）之东的部族，皆称为“东胡”，因此《逸周书》的作者把当时人们对东胡的称呼写进书中顺理成章。而之后的史记匈奴列传和辞海都明确指明东胡“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实际上东胡出现在历史上很早，但是因为《逸周书》成书在战国，作者写作都会采用当时的称呼，所以称之为东胡，至于以前东胡叫什么，或者说这个部落群有没有统一的名称目前已不可考证，期待有新的考古发现来填补空白。

在商朝（约公元前十六—十一世纪），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

“东胡”一名最早见于成书年代可能是先秦的《逸周书》，《逸周书·王会篇》提到“东胡黄罴 山戎戎菽”，据近人考证认为，早在商初东胡就活动在商王朝的北方。在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发掘的东胡人墓葬被认为是对上述说法的旁证。

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东胡从有史记载以来，和中原的燕国和赵国的接触比较频繁。

春秋时期，东胡居住在燕国北部，和中原的燕国和赵国的接触比较频繁。燕国的东北从上谷（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一带，经常遭受东胡的侵扰。东胡和赵国也是战事频繁。战国时期，东胡居住在燕国和赵国北部，这个时期东胡最为强盛，号称“控弦之士二十万”。燕国曾大败过东胡，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燕国便从今河北怀来直到辽宁的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以防东胡。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用以防御东胡的南下。赵国的大将李牧在击败匈奴的同时，又一次战败东胡。

秦汉之际，东胡逐渐衰落。匈奴刚刚兴起时，也受东胡的敲诈勒索。匈奴的冒顿单于刚即位时，东胡恃强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冒顿单于采用麻痹敌人的做法，对东胡的要求一一满足。冒顿单于趁东胡王轻敌之际，向东胡发动进攻，大破东胡。从此东胡部落联盟瓦解，东胡各部成为匈奴的种族奴隶。当然，东胡各族并未就此消亡，如后来退居乌桓山的乌桓族和退居鲜卑山的鲜卑族，就是东胡主要的部落集团。

从此东胡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1820年代的法国汉学家连萨认为东胡即是通古斯语族，英国人巴克尔与法国人沙畹也有此说法，亦说通古斯民族起源于东胡。

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主要活动在当时燕国（现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

东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如东胡、乌桓、鲜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此外还有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

柔然出自于鲜卑，《魏书·蠕蠕传》中记载：“蠕蠕（即柔然），东胡之苗裔也。”。库莫奚和契丹也是出于鲜卑，库莫奚，《魏书·库莫奚传》说它是“其先，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契丹原先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一起游牧后从鲜卑分离出去，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西拉木仑河）及土河（老哈河）流域一带。室韦，《北史·室韦传》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室韦）”。“蒙古”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室韦传》，传中称它为“蒙兀室韦”，是居于望建河（额尔古纳河）南岸的一个部落，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辽史》中所载的契丹语和蒙古语差不多，清末著名蒙古史学者沈曾植，经过用鲜卑语和蒙古语相比较之后，说“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从地域上看，鲜卑起源于今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而后来的室韦的活动地区也在额尔古纳河这一带，可见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是属于东胡这一族系的。

考古人员在东北老哈河流域发现过不少东胡的遗址。从出土的随葬物和兵器等物件来看，多为青铜制品，说明了东胡处于青铜时代，其中出土的双侧曲刃青铜短剑，与中原地区铜制形制完全不同，它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据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另外，从辽宁朝阳十二台子出土的铜饰具和人面形铜饰牌，也被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

1958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一批铜器，其中最具特征的青铜短剑，双侧曲刃的特点虽仍然保存，但有的刃部已成直线型，而匈奴的剑，刃部一般都是直线型的，这说明东胡早期文化逐渐受到匈奴文化影响。

东胡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后来大漠南北的很多民族都使用它，如蒙古族语言，它就源自东胡语言，所以有很多语言多起源于它。

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猪、狗、羊、马、鹿、兔等来看，说明当时东胡的畜牧业很发达，而且还兼狩猎；从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石锄、石铲等来看，说明当时的农业也有所发展，但在社会经济中未必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东胡活动地区出土的战国时代各国的货币来看，说明东胡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较多。

关于东胡的起源，历史记载简略而且混乱，因此长期以来能说清的研究者甚少。大体有以下几种争议的说法：

唐尹知章注《管子》称：“屠何，东胡之先也。”此说与《逸周书》《管子》等书记载：东胡与屠何并列的史料相矛盾。东胡与屠何应为并存的两族，屠何在今辽西，东胡则在今东蒙。屠何不能是东胡之先。

张博泉《东北历代疆域史》中说：“东胡春秋时为山戎，入战国后统称为东胡。”主此说者大都认为东胡之名始见于战国。然据《逸周书》东胡之称周初已经出现，《山海经》记载东胡出现于史的时间也不能晚至战国，《史记——匈奴列传》及《逸周书》更将东胡与山戎并列，因此，东胡与山戎应为并列的两族。山戎在大凌河流域上游，东胡则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齐桓公破山戎后，东胡一度曾南下占山戎之地，秦开破东胡，东胡北却千里，复退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山戎可能有些入东胡者，但不足以说明山戎为东胡之先。

土方的确切方位一时还难以定论，也没有更多足以证明土方是东胡之先的史料，只能作为一说留以备考。 从考古上看，东胡一族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一带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对东胡的考古文化一般学者都认为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范围为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南诸地，一度曾分布更西南些，这与东胡的活动范围是一致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存在的时间是周初至战国，也与东胡活动的时间相当。有人认为东胡始见于战国是没有根据的，史料证明东胡于周初及春秋已见于史。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有殉犬的习俗，与文献所载乌桓以犬殉葬相符合。夏家店上层文化诸遗址发现的铜版上的人形皆秃顶不蓄发，与东胡各族“以髡头为轻便”相合。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前身是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富河文化，富河文化的时间距今大约五千三百年。它的文化特征为：陶器器形简单，纹饰为之形纹，石器多大型打制的砍砸器，细石器较多，是一种游牧狩猎的文化。这一文化的存在及其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渊源关系，证明了东胡的先人在西拉木伦河一带的活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只是不知道他们当时的名称而已。而众所周知的东胡称呼应是在战国时期出现的。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称呼。

东胡强盛之时，“控弦之士十余万”，以每户五人出一控弦之士计算，东胡盛时的人口达到一百余万。这一百余万人的分布范围，大约东到辽河，南到赤峰附近，西到泺河，北到乌力吉木仁河。

如果从考古文化来看，一般学者都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前身富河文化是东胡文化的代表，表现为陶器器形简单，纹饰为之形纹，大型石器多打制的砍砸器，箭镞类细石器较多，这些特征表现出与呼伦贝尔地区扎赉诺尔文化以及哈克文化的一致性，扎赉诺尔文化为公元前11400年——7000年，哈克文化为公元前7000——5000年前，可以断定，富河文化是哈克文化的传承，而哈文化则是扎赉诺尔文化的传承，因此，东胡人实际上扎赉诺尔人的后裔。东胡人的民族成分据此可以说既包括现代的蒙古族，还包括现代的通古斯语族，从整体上说是东胡是一个蒙古语族族群与通古斯语族群联合的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古代氏族部落国家的名称，其次才是民族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