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直接来源于明末清初形成的满洲区域共同体。“满洲”不仅仅由女真人组成，还有相当数量的汉人、蒙古人、锡伯人和朝鲜人等。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中互相影响，渐渐融合成为一体。最终形成了“满洲”族，现今简称满族。

满族，旧称满洲族，族人旧称旗人。1635年，皇太极将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各个民族纳入八旗之下，满族雏形自此形成。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洲族改称满族。

满族历史据推测最早可以追述到7000年前的肃慎新开流文化和茶啊冲文化时期。

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据一些专家推测是现代满族一脉相承的祖先。

公元前22世纪肃慎文明的中心在喜都，早期肃慎王国的第二代王室开始在此修建土坯城墙和宫殿，此时已有人口约千户。我国考古学界认为今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南端的莺歌岭原始社会遗址，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于西周时期，当是肃慎的文化遗存。出土了许多石器和陶器，其中有陶猪、陶狗、陶熊。猪的饲养，说明古时民族部落已经过着相对稳定的以原始农业为基础兼渔猎的原始生活。

陶猪、陶狗、陶熊是作为陪葬品埋入坟墓的，是对死者灵魂崇拜的一种有力的证明。”

肃慎自公元前22世纪的舜禹时便见诸史籍。

《山海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

《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即肃慎）来朝，贡弓矢。”禹定九州时，周武王、成王时，肃慎均派使来贡，最著名的贡品为“楛矢石砮”。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前清朝朝在东北方向上的全部领土，大致上西迄贝加尔湖、叶尼赛河、勒拿河一线，南至山海关，东临太平洋，北抵北冰洋沿岸，囊括整个亚洲东北部海岸线，包括楚克奇半岛、堪察加半岛、库页岛、千岛群岛的广阔地区是满族先民的发祥地。

史书关于通古斯族系和中原往来最早的记载见于周代，周武王时，肃慎人贡献过“楷矢石奢”。成王时，肃慎又派使来贡。成王命大臣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汉代以后，不同朝代的史书上分别记载的挹娄(汉、三国)、勿吉(南北朝)、靺鞨(隋、唐)、渤海、女真(宋、元、明)。

渤海国7世纪末（唐代中期）粟末靺鞨（满族先人的一部）领袖大祚荣建立了渤海国。其统辖地域北至松花江下游、南至朝鲜半岛北部、东临大海、西南达今辽宁省北部及东部。

建国初期有编户十余万，人口数十万，后期人口逐渐增至五百万左右。从而获得了“海东盛国”的称誉。到9世纪末，渤海国被辽所灭。

辽代时期，东北地区分别有南女真（熟女真）、北女真、生女真、黄龙府女真、顺化女真、长白山女真等等，这些女真部族之间并不相互统属。

其中生女真的完颜部逐渐强大，建立金朝（1115年－1234年），或称大金、金国。创始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女真完颜部领袖），都城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

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后迁都中都（今北京），再迁都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天兴三年（1234年）时灭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合进攻，共经历9位帝王。

金朝是当时占领中国华北、东北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其全盛时代的统治范围为：东北到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堪察加一带，包括库页岛、千岛群岛；西北到河套地区；西边接壤西夏；南边以秦岭到淮河一线与南宋交界。

金朝在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女真各部也很紧密的集合在一起，人们对一个统一的女真民族的认识更加清晰，在金朝统治中原时期，进入中原的女真人虽逐渐汉化但保持着相对的民族独立性，直到1234年金朝被蒙古帝国所灭，当初留在东北以及后来陆续回到东北的女真人后来发展为今天的满族。

明代女真分为建州、海西（扈伦）、东海（野人）女真三部。

1616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落，建立后金。

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的族号，改称“满洲”，将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蒙古、汉、呼尔哈、索伦、朝鲜等多个民族纳入八旗之下，现代满族雏形自此形成。同时，也有一部分辽代女真的后人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加入满族， 建国后被划分成锡伯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但他们是今天满族的近亲（通古斯族系）。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被编入八旗的还有当时相当数量的辽东汉人、蒙古人，少部分朝鲜人，甚至一些俄罗斯人，在八旗内部长期融合的过程中，他们已彻底融入了满族。

建州女真人被称为“佛满洲”（旧满洲），其他 人则被称为“依彻满洲”（新满洲）。

1636年，皇太极将国号改为 “清”，同时也改元“崇德”。

1644年入关灭李自成，入主中原，建立了覆盖明朝东北、关内领土及西北的清朝。

民国成立之后，满洲正式改称满族，成为中华民国“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成员之一。

当时满族的境遇已大不如前，许多人不得不将名字更改为汉姓汉名，靠隐瞒族籍以避免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京旗满族通常用组织协会、社团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

当时八旗各有“生计处”以寻求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的途径。除此之外还有满族同进会、八旗生计维持会、宗族生计维持会、旗籍生计研究会、共和旗族生计同仁会、两翼八旗生计研究会、内务府三旗共和协进社、外三营生计协进会、八旗生计讨论会。

抗战胜利后，由溥儒主持创立满族文化协进会，后改名北京满族协会，大部分为原满族抗战建国会会员，他们继续为满族获得平等待遇而努力，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局限仍然收效甚微。

不过，在满族协会对会员的登记过程中，将他们的老姓、所冠汉姓、职业、生活情况等信息进行了记录，这些信息为日后的满族研究，尤其是京旗满族姓氏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1952年，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承认满族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恢复了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应有的待遇。

许多之前隐瞒民族身份的满族人恢复了民族身份，满族的人口数量也因此成倍增长。在清代隶属于满洲八旗的一些锡伯、索伦等在当代则成为了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不属于满族的独立民族。

1980年代，成立了新宾、岫岩、凤城、青龙、丰宁、伊通、清原、北镇、围场、宽城、本溪、宽甸、桓仁、满族自治县。

满族人初无文字，受契丹政权节制初期亦鲜通契丹语文。

大致从完颜阿骨打祖辈颇剌淑（金肃宗）起始习契丹语；

1119年（金天辅三年）诏令颁行由完颜希尹和叶鲁仿依契丹大字和汉字为基础创立的女真文字，后世谓女真大字。

1138年（金天眷元年）熙宗完颜亶参照契丹字创制颁布另一种女真文字，后世称女真小字。

金代女真文字在金朝灭亡后曾一直沿用到明朝初年，明廷会同馆所编《女真译语》为这种文字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但金代女真文与辽代契丹文一样，是借用汉语文习惯创制的孤立表意字，而女真语属多音节黏着语，语音加缀，动词变格的频率相当高，孤立的表意字并不能很好与语言相适应。金代女真文缺少格助词，也不能表示动词词尾变化，长期以来只能用于书写官方公文，根本不能表达口语，教学难度大，加之明朝民族政策到16世纪初就逐渐失传了。

满语来源于古代女真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典型的黏着语。

满文是1599年清太祖命满族语言学者额尔德尼借用蒙古字母创制的新型文字，被称为“老满文”“无圈点满文”或“额氏满文”。

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又命另一位学者达海加以改进。在字母右侧上加“圈”加“点”，以更加方便读写。被称之为“有圈点的满文”、“新满文”或“达氏满文”。

满族人在入主中原之后，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与汉族交往密切，逐渐学习汉族年代久远的语言、文字。

除一些语言学者和东北地区部分村落的满族老人之外，满族人通用汉语。新疆的锡伯族人（通古斯民族）使用的锡伯文是民国36年（1947年）在满文基础上改变而成的，一直沿用至今。

在故宫研究满文档案的人大多数是锡伯族人。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三家子满族村，建立了全国第一所满语学校（政府）、哈尔滨阿城区的公办学校了组建了满文中专，黑龙江大学也建立了满文专业等。哈尔滨工程大学成立了满通古斯语言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满族文化交流协会。

八旗制度是清朝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满语为gusa（汉音固山）。满洲人运用此军事组织制度建立了清朝。在平时，人们从事耕作、狩猎等活动；在战时则应征为兵，起源于女真族的狩猎组织──牛彔。具有旗籍的家族人员称为旗人。到19世纪末随着清朝的解体，八旗军事组织制度不复 存在。但一部分八旗的后代仍自称为旗人。八旗的军事组织制度是由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所制定。努尔哈赤起初将自己的军队分编为四旗，四旗均以不同颜色的旗帜作为识别，成为“正黄旗”等。随军队壮大，又将四旗加上边框，成为“镶黄旗”等，形成八旗。满人靠着这军事组织制度，于1636年建立清朝。

满族的宗教信仰比较多元化。早期满族及其前身民族基本上以萨满教为主。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接触中原文化之后，除了保留了一些萨满教习俗之外，满族人受中原民间信仰影响最大。佛教和基督教也各有一定影响。当代满族以无宗教人士为主。

古代满族信仰萨满教，神职人员分为管祭祀的家萨满和跳神的萨满。早期满族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是“巫”的意思，是多神论。萨满教信奉世界为三层，上层为“天堂”，诸神所居：中层为人类所居；下层为“地狱”，鬼神所居。人类的祸福是诸神赐给的。猎人离家外出捕猎，要祷告诸神。祷告猎神，求得能多捕获一些猎物；祷告路神，求得在密山中不迷路；祷告福神，求得在山里少受痛苦。

早期满族人敬的神多达一百多种，大多是女神，只有几个是男神。经常出现的男神是猎神。各种神都有偶像，有的是泥塑的，有的是木制的，也有用布缝的。猎神身材魁梧，佩带弓箭，嘴边还有两缕小胡，形象逼真。

猎人祭神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先竖起一个杆子，再用土堆起一个高两米的土台子，猎人排到台前，推选一位有威望的长者，在土台上钉牲祭祀，祷告诸神，然后奔向山区。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我国北方各民族原来都信仰过萨满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承受着社会与经济的变迁，这种教在许多民族中已被佛教(喇嘛教)和伊斯兰教所取代。惟有满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直到解放时还信仰它。萨满教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内容和祭祀活动仪式。

满族先人对自然的崇拜是同狩猎生活和采集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条件下，衣食都取之于野兽，人们把狩猎所获取的野兽，视为主宰野兽的“神灵”的恩赐，因而加以崇拜。

满族的先人当时还不理解人类的起源，认为某种动物与他们的氏族有着血缘联系，于是视作自己的祖先，因而对它加以崇拜，这叫作图腾崇拜。

满族的先人，随着灵魂观念的发展，逐渐形成对死者及周年的悼念活动。于是有了自己的祖先的“神”。人们既然创造了这些被崇拜的神，必然把自己的安危与福祸寄托在这些神的身上。于是逐渐形成祈求“神灵”的各种祭祀活动。这便产生了交往于人和神之间的使者——萨满。

萨满教信仰的“神”有几十种，其中属于自然崇拜的“神”有天神、地神、风神、雨神、雷神、火神。还有来源于众多动物名目的神。所有这些“神”，都有自己的偶体和偶像。比如“熊神”是以一张熊皮为其偶体。有的削木为偶，有的以石为偶，有的把被崇拜的“神”绘制在纸上或布上。

这些偶像还不是真正的“神”，只能做为象征而存在，要通过这些偶像与真正的“神”打交道，需要能通“神”的萨满。可见萨满是古代社会中作为现实世界和超自然的世界之间的交往者。

萨满非世袭，上一代萨满死后相隔数年后，产生出下一代萨满。新萨满被认为是上一代萨满的“神灵”选择的。因而婴儿出生时未脱胞者、神经错乱者、久病不愈者，被认为是当萨满的征兆。学习当萨满者，要学会祭神的祷词，熟悉萨满宗教活动的内容。最后考试时，跳得神智不清，才被认定这是萨满“神灵”已附体，这才取得进行宗教活动的资格。

萨满必须有“神帽”、“神衣”、“神鼓”等一套用具。“神帽”以铜条或铁条为帽架，帽顶前侧有一只铜制的鹰，后侧是两根铜制鹿角，角*的多少表明萨满的品级。“神衣”是紧身对襟长袍，一般用鹿皮制作，周身上下缀有铜镜、小镜、腰铃等。下身后侧是飘带。“神鼓”以板条做鼓边，用山羊皮、小牛皮或狍皮做鼓面。此外还有神刀、神杖等用具。萨满跳起”神来，有节奏地敲“神鼓”，大小铜镜和腰铃相击作响，飘带四飞，俨然如沙场上的勇士，用以显示“神灵”的威严。

萨满的宗教活动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声称“消除灾祸，保佑人的安全”，为祭家消除灾祸。第二，声称“为病人祭神驱鬼”，这是萨满经常性的宗教活动。根据患者的症状，如果认为是“外来的鬼”致病时，在大门外或村边上生起篝火，萨满在篝火边“跳神”，并做象征性的射击，表示“驱鬼”。如果认为是触犯某一种神致病时，便杀猪、杀牛或杀羊进行祭礼，由萨满主持献祭，“请求神的宽恕”。遇到病危的患者，认为其“灵魂”已经离开肉体，到了“阴间世界”，便在夜间祭祀，萨满的“神”到“阴间”把病人的“魂”带回来附还于肉体。据说不管你患了何种病，病情多么严重，萨满都可以用不同的办法给你治好。第三，声称能“祈求生产丰收”。不同地区的生产活动方式不同，祈求生产丰收的宗教活动的形式也不同。狩猎的人长期捕获不着野兽时便供祭萨满的“神”。祭祀时先用柳条做成鹿、猪等模型，萨满披挂上阵，做拉弓射箭的模样，于是鹿、猪模型纷纷射倒，这时猎人便可以上山，据说马上便能获得大批猎物。如果遇到旱灾、虫灾或水灾。萨满当然也有办法，他们又披挂起来，去祭祀“河神”、“虫神”，于是便风调雨顺，害虫绝迹，牲畜兴旺，五谷丰登。

萨满向每一种“神”祈祷，都有不同的祷词。祷词中有各种“神”出身历史、丰功伟绩以及这位神仙的性情爱好等，从而使每一种神都有了各自不同的“高大形象”。祭祀不同的“神”都有不同的祭祀方式。有的“神”在白天供祭，有的“神”必须在夜间供祭，有的“神”需在室内供祭，有的“神”必须在野外供祭，有的“神”喜欢猪、羊、牛等家畜，有的“神”则喜欢飞禽或鱼类。供品一定要适合“神”的不同口味，供错了不但不灵，还会引起“神”的愤怒，带来灾难。萨满的宗教活动不仅使萨满教的内容更加复杂化。而且使各种“神”的形象也定型化了。

满洲族中信仰基督教者较少。基督教乃西方的宗教，早在唐朝时即开始传入中国，称景教元朝时称也里可温教(基督教)人数有所增加。清初，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西方殖民者向海外扩张，便加快了在中国传教的步伐。由于其教义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多有症牾，引起各方的警惕。

清统治者对西方传教活动，最初曾采取抵制和限制政策，康、雍、乾三朝均下过禁教令，只准许那些尊重中国传统、遵守中国法令者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因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受到限制，比起佛教、道教等，信徒不多。不过，由于清初以来，一些来华传教士利用研究中国儒学经典，介绍西方科学知识，随和中国习俗的方式穿插进行传教，逐渐引起朝廷上层人物和知识阶层的兴趣，因而中国信徒有所增加，其中也有少数满洲族人士。

应该指出的是，在信徒中竟有王、贝勒等皇族贵胄，如宗室最早信奉天主教的是和硕简亲王德沛(1688—1752年)，他是清显祖塔克世之五世孙，舒尔哈齐的后代。雍正时曾被封镇国将军、历官兵部左侍郎、甘肃巡抚、湖广、闽浙、两广总督、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吏部尚书等职。乾隆十三年(1748年)袭封和硕简亲王，是满洲族贵族中宣传西方科学的哲学家，著有《实践录》、《周易补注》等书，为时人所称道。他加入天主教大约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之前。相继信奉耶稣教的还有宗室贝勒苏努诸子。

苏努(1648—1725年)乃是努尔哈赤四世孙，褚英的后代，初袭辅国公，曾官宗人府左宗人、纂修玉牒总裁官、镶红旗满洲都统兼奉天将军。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为贝子，六十一年(1722年)封为贝勒。因参与康熙诸子皇位之争，被雍正治罪，发遣右卫(今山西右玉县)，死于贬所。他共有十三子，其中有九人于康、雍年间先后加入耶稣教，均接受洗礼起了教名，其中书尔陈、苏尔金、库尔陈、乌尔陈、勒什亨等五人信教最坚定。

雍正五年(1727年)4月，五大臣曾议奏：“苏努之子乌尔珠等与阿其那(康熙帝第八子允)等结党乱政，复私入西洋邪教，请将乌尔陈等凌迟处死。”同年秋七月，已革贝勒苏努涂抹圣祖谕，经王、大臣、刑部参奏，得旨：“苏努怙恶不悛，竟令其子苏尔金、库尔陈、乌尔陈信从西洋之教。谕令悛改，伊竟抗称：‘愿甘正法，不能改教。’今又查出昔年圣祖批奏摺，敢于狂书涂抹，见者发指。即应照大逆律概行正法，但伊子孙多至四十人，悉行正法，则有所不忍。倘分别去留，又何从分别。暂免其死，仍照前禁锢”。 同年七月二十五日雍正帝上谕中又写道：“苏尔金、库尔陈、乌尔陈信从西洋外国之教，经朕屡次降旨谕令悛改。伊竟公然抗违，奏称愿甘正法，不肯改易。似此忘本背君，藐视国法，丧心蔑理，闻者莫不骇异。”

当年，乌尔陈、苏尔金即被折磨死去，足见他们一经信教便至死不渝。以上是满洲族中以显赫身份而加入基督教的一些著名人物，至于那些不露声明的信教者也当不在少数，到了清朝末年满洲族中信奉基督教的人数则更多。

由于历史的原因，蒙古族在清朝的地位仅次于满族。为了巩固满蒙之间政治上的联盟，满蒙上层历来有通婚的惯例。清朝许多皇帝都是由蒙古格格作皇后，比如皇太极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和历史上著名的孝庄皇后，都是蒙古族科尔沁部族的格格。由于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喇嘛教），所以喇嘛教很快传入满族。入关前大清就在盛京修有实胜寺，并常去祭拜；入关后在北京修有雍和宫，在承德避暑山庄有许多喇嘛寺。佛教神祗还被纳入萨满祭祀

在松花江上游吉林乌拉一带的满族聚居地，仍流传着一句古谚——“鹰狗无价”。在某些满族姓氏的宗谱上，绘有振翅起飞的鹰图案，甚至在其先人的墓碑上，也刻有鹰的形象。在善于讲古的满族老人的口碑中，鹰是拯救其先祖女真人的神灵。在保留有野神祭的满族宗族中，鹰神为众动物神灵之首神，在其神帽上，也有鹰的金属模型，这一切都是往昔崇鹰习俗的遗风。

满族先民的崇鹰习俗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这可以从某些考古文物中得到印证。1972年夏天，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大小兴凯湖发现了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其出土的文物中反映原始宗教的艺术品有三件：一为用兽骨雕成的鹰头；二为骨角雕成的游鱼；三为陶塑的人首像。骨雕鹰头，是一件七厘米长的圆雕，系用坚硬的石器在兽骨上精心雕磨而成。整个体势呈弯月形，鹰的眼、口部雕琢清晰，手法简洁古拙，构成一种寻觅和猎取食物的神态。经测定，这个造型生动的骨雕鹰首至少有5至6千年的历史。如从艺术角度观察，现代人仍被原始初民善于观察、捕捉动物形象的绝好技艺而折服、倾倒。但是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在人类的文化意识中，艺术——审美观念还未独立出来，也就是说它还没有脱离宗教意识的襁褓。在这个时代，初民群团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斗争，这个时期的“艺术”品在我们今人眼光中，主要反映的是蒙上宗教与神话色彩的生存意识。新开流文化遗址的所在地，正是满族先民肃慎人的故土。因此，我们将其中的骨雕鹰首作为满族先民崇鹰习俗的最早的例证，大致是不错的。

满族及其先民在其漫长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多种宗教的影响，如道教、佛教(或喇嘛教)，但是，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一一萨满教。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某些满族姓氏，如尼玛察氏、石克特立氏、奚赫特里氏、库雅喇氏等，被称为“没扣香的姓氏”，他们还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原始形态的萨满教，其主要特征是保留了野神祭礼。野神即动物神，包括水鸟、乌鸦、虎、熊、蟒、野猪、刺猬等几十种灵禽神兽，而以鹰神作为首神。可见，满族历史悠久的崇鹰习俗，已使鹰升华为宗教崇拜的主神之一。六千年前的骨雕鹰首的文化生命一直延续到近世。

生活中的鹰能凌空展翅，日行千里，而满族的先人们的思维比现实中的鹰飞翔得更加高远。因为在它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信念，折射出人类早期人本主义的晨光，所以鹰就升华为神鹰。鹰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升华与高扬，这种精神是满族能迅速掘起，并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内在的文化原因之一。

二十世纪以来，满族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传统的服饰已十分鲜见了。但从电影、电视和博物馆里，我们还常常可以欣赏到往日旗装的风采。其中妇女头上又宽又长、似扇非扇、似冠非冠的头饰―汉语称为“旗头”、满语称为“答拉赤”这种头饰全世界为满族妇女所独有，从而成为典型的民族服饰特征，十分引人注目。

满族男性的传统发型是把前颅、两鬓的头发全部剃光，仅后颅留下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使臣申忠一路过赫图阿拉，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详载：“女真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镊去”清初时发型普遍为金钱鼠尾式，清中叶后，出现了留发越来越多的趋势，但仍然远少于清末及清装剧留半头的发型。

过去，满族妇女幼年时要同男孩一样学习骑射，发饰与男孩也类似多剃去头顶四周头发，只留部分头发编成两条丫头辫子，垂于两鬓，一直到16岁成年时方可蓄发。婚后则开始绾大盆头、架子头、两把头等式发髻，其中以两把头较为典型。两把头就是把头发束在头顶，分成两绺，各绾成一个发髻，然后再将后面的余发绾成一个“燕尾式”的长扁髻。平时，发髻上横插长二三十厘米、宽二三厘米的被称为“大扁方”的头簪，喜庆吉日或接待贵客时便要戴上答拉赤。

旗头，满语称之为“答拉赤”它是满族妇女在一般礼仪或婚礼场合佩带的头饰。具体做法是以铁丝或竹藤为帽架，用青素缎、青绒或青纱为面，蒙裹成的长约三十多厘米、宽约十多厘米的扇形头饰。佩戴时固定在发髻之上即可。上面还常绣图案、镶珠宝或插饰各种花朵、缀挂长长的缨穗。此头饰多为满族上层妇女所用，一般民家女子结婚、节日、或祭祀祖先时方以为饰。戴上这种宽长的装饰品，限制了脖颈的扭动，使之身体挺直，再加上长长的旗装和高底旗鞋，使她们走起路来纤纤碎步，分外稳重、文雅。

除“旗装”、“答拉赤”外，满族妇女的“旗鞋”也极富特色。旧时满族妇女与汉族人不同，她们崇尚脚力劲健、登山行马，拒绝缠足陋习而以大脚“天足”为美。由此在鞋袜装饰上获得了充足的创艺空间，“旗鞋”便从而产生。这种装饰以精美刺绣的旗鞋以木为底，鞋根起于中央，这种鞋俗称“旗鞋”或通称“高底鞋”。“高底鞋”主要又分两种，一种叫“花盆底”鞋；另一种叫“马蹄底”鞋。其木底高跟一般在5－10厘米左右，有的可达14－16厘米，最高的可达25厘米左右。

一般用白布包裹，然后镶在鞋底中间脚心的部位。因跟底的形状不同通常区分的两种样式：一种是上敞下敛，根底为椭圆形，倒梯状的外形远看很象花盆另一种则上细下宽、前平后圆，其外形及落地印痕皆似倒行的马蹄印。“花盆底”和“马蹄底”因此而得名，又统称“高底鞋”。除鞋帮上饰以蝉蝶等刺绣纹样或装饰片外，木跟不着地的部分也常用刺绣、金银或串珠加以装饰。有的鞋尖处还饰有丝线编成的绒毛球或穗子，穗子最长者可及地。这种鞋的高跟木底极为坚固，常常是鞋面破了，而鞋底仍完好无损，还可再用。高底旗鞋在民间多为十六岁以上的满族青年、中年女子在礼仪场合穿用，老年妇女的旗鞋，多以平木为底，称“平底鞋”，其前端着地处稍削，以便行走。而在官僚贵族当中无论青年、中年、或老年妇女均可穿着高底鞋。在现代社会这种鞋除用于文艺表演外平时都已不穿了。

满族自古就有“削木为履”的习俗。关于这种高底鞋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过去满族妇女经常上山采集野果、蘑菇等，为防虫蛇叮咬，便在鞋底绑缚木块，后来制做的日益精巧，发展成了高底鞋。

另外还有一种传说，说是满族的先民为了渡过一片泥塘，夺回被敌人占领的城池，便学着白鹤的样子，在鞋上绑上了高高的树杈子，终于取得了胜利，达到了报仇雪恨、发展壮大的目的。人们为了不忘那些苦难的日子，纪念高脚木鞋的功劳，妇女们便穿上了这种鞋，并世代相传，越做越精致美观，成了后来这种样子。

历史上满族男子喜穿青蓝色的长法的时装，和过去满族女子的服装大不相同。

满族妇女所著鞋子绣有漂亮花饰，鞋底中央垫有10公分高的木质鞋跟，满族妇女穿着这样的鞋走起路来，可保持昂首挺胸的身姿和腰肢摇曳的步态。满族妇女的发式变化很大，姑娘时代，只简单地把头发在脑后挽一下。长到快出嫁时，就要把头发梳成辫子并挽成单发髻，结婚后的发式有双髻式、单髻式等多种，双髻式发型把头发从头顶分梳为前后两部分。前髻梳成平顶状，以便戴冠，颈后髻梳成燕尾状，在胫后伸展开来，它使得颈子总要保持挺直的状态。

旗装是满族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穿着的服饰，它裁剪简单，园领，前后襟宽大，而袖子较窄，四片裁制，衣衩较长，便于上马下马；窄窄的袖子，便于射箭。图为满族妇女在旗袍外套穿的马甲。绣有精致图案。穿旗袍跳宫廷舞的满族妇女。穿着传统满族旗袍的男子，包括带箭袖的长装和一袭马甲，以及满族男性的帽子。

满族的住房，过去一般院内有一影壁，立有供神用的“索伦杆”。满洲族传统住房一般为西、中、东三间，大门朝南开，西间称西上屋，中间称堂屋，东间称东下屋。西上屋设南、西、北三面炕。

满族人的住宅，也有独特之处。满族人还喜欢睡火炕。家家户户都是南北大炕，屋子西面沿着山墙还有一溜儿窄炕，把南北炕联了起来，俗称“万字炕”。

他们以西炕为尊，南炕为大，北炕为小。南炕居长辈老人，北炕住小辈；西炕则为祖宗神位，墙上供着祖先神板，炕上设摆香案，一般不住人，最忌小辈和妇女坐，只有老人与亲姑爷可以坐。满族房舍的南北西三面，“皆辟大窗户”，且分上下两层，窗棱以万字或工字为格，窗外糊纸，开关朝外，“恐夜间虎来，易于闯入”，居室内没有地桌，只有炕桌，吃饭、写字都用它。此外，房梁上常悬着悠车，用桦木皮（木威）成长方形或椭圆形，出生的婴儿就放在里面睡觉，母亲边悠车边哼着摇篮曲。所以有民谣说：“东北有三怪：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烟袋，生了孩子吊起来。”

颁金节：是满族“族庆”之日。1635年农历10月13日，皇太极发布谕旨，正式改族名“女真”为“满洲”，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1989年10月，在丹东“首届满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把每年的12月3日定为“颁金节”。各地满族同胞在农历十月十三日满族命名日自发地举行纪念活动，以示纪念满族的诞生。但活动时使用的名称不尽相同，或称“命名日”， 或称“诞生日”，或称“纪念日”等。

开山节：满族人民在每年秋季中秋以后，或农历9月中旬（具体时间不定）为采集草药获得丰收而进行的祝福活动。在过去东北满族村落中每年开山节都要面对长白山，进行祝福祷告，感谢山神给予采药人的丰富恩赐，再这一时期采到的人参则要供奉在自家的神龛中。

春节：满族春节源于汉族习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天命三年（1618年）起兵进入辽阳、沈阳地区，在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满族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皇太极继位后，顺治元年（ 1644年）清军入山海关定都北京，大批满族居民迁移关内，与汉族杂居共处，在经济文化彼此交流，互相影响，关系密切。天长日久，汉族许多习俗文化被满族人民所吸收，满族遂也过起汉族的传统节日。

小年：满族过小年的习俗与汉族不同。腊月二十三日（汉族是二十四）为“小年”。

《满文老档》

清代皇太极时期以满文撰写的官修史书（档册）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共180卷。主要记述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关系、宫廷生活、习俗、天文、地理等等。《满文老档》史料原始，记事广泛，内容丰富，对《清实录》等书的校订补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研究清史、满族史、东北地方史和满族语言文字演进史提供了较系统而翔实的资料。

《八旗通志》

由鄂尔泰等奉旨撰写。雍正五年（1727年），鄂尔泰等奉命修《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铁保等奉赦续修。至嘉庆四年（1799年），历时12年完成。该书分八志、八表、八列记叙清太祖努尔哈赤至清世宗时八旗沿革、社会及军事组织、人物传略等项。对研究八旗制度十分有价值。

《御制五体清文鉴》

清代官修满、藏、蒙古、汉、维吾尔五种文字对照辞书。成书于乾隆末年。内容丰富，是中国少数民族辞书中的巨著。

《尼山萨满》

史诗《尼山萨满》也叫《音姜珊蛮》。满族著名史诗。流传于黑龙江流域。讲的是一个女萨满为从阴间救一少年的魂，经历重重难关的故事。有多种手抄本流传。

满族喜欢贴窗花。用各种彩纸剪成各种鸟兽花卉，古今人物，贴在窗户上，栩栩如生，充满活力。还有另外一种剪纸艺术，就是挂笺，或称挂钱。过春节时，家家户户用五色彩纸，剪成长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不等的纸块，中间髅刻云纹字画，如丰、寿、福字，下端剪成犬牙穗头，悬挂于门窗横额、室内大梁等处，五彩缤纷，喜气洋洋。最早挂笺是祭祖场所的装饰品，一般都是单数。传闻自家宗族祖先是从长白山几道沟来的就挂几张。黑龙江宁安、海伦，吉林东辽等地的剪纸艺术在全国艺坛上享有盛誉。

满族民间工艺。或称“钉线”，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农村。以家织布和棉线为原料剪缝而成，黑白色为主调，间用他色。纹饰以榴开百子、吉庆有余、葫芦盘长、福寿长春、八宝等吉祥图案为主，多配以较粗重的黑色边饰，常绣于枕顶、荷包、幔帐、坐垫之上。

满族人能歌善舞。其先世靺鞨人的舞蹈具有战斗风格。女真人的习俗，“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大金国志》卷39）明代女真人乘兴起舞，并有琵琶伴奏，大家拍手而歌，特别是在节庆宴会上，主客男女轮番起舞，节奏和谐，一人领唱，众人皆呼：“空齐”相和。进入辽、沈后，更多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歌舞形式。久居关东的满族人，经常举行群众性的歌舞活动。曾盛于北京，流传到关东的“子弟书”始创于八旗子弟，为满族人所喜爱的文艺形式。晚清以来，涌现出了许多满族曲艺表演艺术家。驰名艺坛的有赵星垣、双厚坪、金万昌、谢芮芝、品正三、常澍田、程树棠、荣剑尘、常宝馥、连阔如、侯宝林、关学增等。这些曲艺表演家，其表演艺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九折十八式是本民族的传统舞蹈。舞蹈的特点，多由狩猎、战斗的动作演变而来。如隆兴舞，要选一些身体强壮的人，穿豹皮唱满族歌，伴以箫鼓。舞者一半人扮在虎、豹等兽，一半人骑假马追射，称作“隆庆舞”，逢喜庆宴会，主、客男女轮番起舞，举一袖于额，后一袖为背，盘旋进退，一人唱歌，大家呼“空齐”相合。九折十八式，姿势复杂繁多，有打渔的姿势，穿针、织网的资势，欢庆的资势，单奔马，打猎姿势；双奔马、出征的姿势；大小盘龙、龙戏水的姿势，怪蟒出洞，龙蠕动的姿势。十八式，即十八个舞蹈动作

中国清代宫中宴会上表演的满族舞蹈。莽式分男莽式和女莽式。跳莽式必有歌唱

和，一人领唱，众人以“空齐”之声相和，加强节奏，故也有人称之为莽式空齐舞。舞蹈粗犷有力，动作幅度较大，多是骑士步，这与满族先民尚武有关。

满族民间舞蹈。由数名腰系铜铃男子表演。表演时打着响板，扭动腰铃，使板声、铃声相和。源于满族早期骑射生活。

庆隆舞是在丰收年景和庆祝大典中进行的一种场面性舞蹈，是清朝宫廷舞蹈中最具满族特点的舞蹈，留有民间舞蹈的深刻痕迹。庆隆舞喜起舞和扬烈舞，源于莽势舞。乾隆年间命此名。用于宫廷

内元旦、万寿节、除夕及皇帝大婚等所举行的盛大筵宴上，多由王公大臣与司舞者共同表演。舞蹈规模颇大，包括乐器伴奏多达百人。

又称“五魁舞”，是满族民间一种庆贺舞蹈。源于满族早期的狩猎生活，多于丰收、狩猎归来时表演。该舞蹈由五人分别头戴虎、豹、熊、鹿、狍的面具做拟兽的跑跳动作，欢快有趣。

单鼓腰铃系艺人们口头的称呼，亦称“打单鼓子 ”或“耍腰铃”。是一种腰缠许多小铃，手持“单鼓”（或“抓鼓”）而舞的祭祀舞蹈。满族信仰萨满教并尊奉“鹰神”、“蟒神”、“乌鸦神”等。逢年过节，祭祖之日先将“佛头妈妈”请上神位，后由“查玛”开始起舞，他们头戴帽，身扎腰铃，手持抓鼓边跳神舞边唱神歌。他们先在屋里跳，然后到院外跳。祭祖内容一是悼念祖先功德，二是保佑天下太平，三是祝愿风调雨顺，四是祈祷病除灾消。

古时满族人用于自娱的一种拍击膜鸣乐器，因鼓身有八个角而得名，又称单鼓。鼓体扁小，鼓面呈八角形，代表当时清朝的八旗。鼓框用八块乌木、紫檀木、红木、花梨木和骨片拼粘而成；一说是八旗首领各献一块最好的木料嵌拼而成。七面框边内各嵌两至三枚小铜钹，一面嵌钉柱缀鼓穗，寓意五谷丰登。八角鼓明代中叶以后开始流传北京。除满族、汉族使用外，还流传于云南省大理、剑川等白族人民聚居地区。白族八角鼓又称金钱鼓，有八角和六角形两种。演奏时，左手举鼓，右手掌击，用于民间歌舞伴奏。

剧种。又名“八角鼓戏”。由满族曲艺八角鼓发展而来。满族先民在骑射渔猎之暇围在篝火旁，边说边唱边舞，并扣击自制八角鼓相和，娱其情志，逐步形成说、唱、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清兵入关后，八角鼓和洋琴、琵琶、四弦、锣鼓等配合，吸收诸宫调、杂剧及各地民歌、小曲，形成牌子曲剧。多演唱历史和民间故事。

相声自全堂八角鼓中拆分而出，主要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有单口、对口、群口相声等表演形式。由于相声融合了八角鼓、子弟书等满族曲艺，故尤其在满族群体中广受喜爱。相声界满族名家辈出，有阿彦涛、恩绪、裕二福、裕德隆、郭启儒、常宝堃、赵佩茹、侯宝林、王凤山、侯耀文、王平、徐德亮等名家名角。

满族弹拨乐器。木制，琴头饰有龙首，弦轴左右各一，音箱为长方形，底有孔，音箱上安覆手，框绘龙纹。清朝宫廷用于演奏宴乐。

满族弹拨乐器。檀木质，方槽，琴头雕大顶花，其尾端雕刻花纹，琴杆正面为指板，尾端护弦揭兽皮为之。左手持琴，右手拇指、食指戴骨指甲拨弦，有弹、挑、分、扫、砸、搓儿等技巧。清宫廷中用于演奏宴乐，民间用于伴奏鼓

除了八角鼓和子弟书之外，满族还有本民族语言的说部艺术“乌勒本”流行于东北地区。它的体裁主要有两大种类，一是广藏于满族民众中之口碑民间文学传说故事，如《尼山萨满传》；二是谣谚以及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浑宏的长篇说部艺术。舞蹈方面则有满族秧歌，至今仍为东北地区各民族人士所喜爱。

满族民歌内容丰富，较之汉族民歌，多了一些渔、猎、牧劳动和八旗兵出征及思念亲人内容歌曲。其歌词语言通俗、活泼，其旋律质朴、简明。农村中的满族民歌这一特征更为明显。满族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歌唱，活泼动情的小唱几乎涉及到满族整个人生礼俗，唱出了他们的愿望和心声。自降生听《悠摇车》，稍大一些学唱《小板凳》、《河河沿》，童年的《抓嘎拉哈歌》，少年的放牧山歌，青年的情歌、结婚的喜歌，出征的战歌，围猎的猎歌，以及丰收喜庆，岁时节日，祝福贺寿，凯旋庆功，悲欢离合都有歌，其音乐风格多彩多姿，但基调豪放，朗爽，即使表现哀婉情绪的音乐，也不失其刚健强劲的内质。

满族民歌有摇篮曲、儿歌、情歌、劳动歌、风俗歌、山歌、小调、喜歌、战歌、叙事歌等等，形式多样，内容几乎包括其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音乐也各有特色。

18世纪中期，八旗子弟创作了一种新的鼓词，配合鼓板、三弦演唱，名为“清音子弟书”。

摇篮曲，也称“悠悠调”。在满族中流传最广，几乎每个满族孩子都是在这种优扬、平稳的曲调中成长起来的。流传的《摇篮曲》有满语的，汉语的，最多还是满、汉语兼有的。

劳动歌，满族先民在渔猎时，常吹牛角或海螺为号，敲锣打鼓，声势浩大。猎毕，就在野外歌舞欢宴，富有节奏的劳动号子发展成旋律流畅的劳动歌，容纳了广阔的生活场景。

山歌，满族人用热烈奔放的山歌，抒发其对家乡和劳动的热爱，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劳动歌。其中赞美富饶壮丽河山的山歌称为“夸山调”，节奏自由强烈，曲调高昂开阔，情绪奔放，酣畅。《靠山调》、《爬山调》等曲调被八角鼓、单弦等曲艺广泛吸收。

满族风俗歌也很有特色。如迎亲路上的“官吹”，闹洞房时唱的喜歌“拉空齐”以及丧葬仪式中的哭丧调和大量的祭祀歌都很感人动听。满族民歌在大部是五声音阶，结构简明，旋律流畅，感情真挚。

在关东广大农村流传着丰富多彩的反映满族人民劳动、祭祀、游戏、出征和日常生活的民歌、儿歌。其中有渔民号子《跑南海》、山歌《开山调》、牧歌《溜响鞭》、《喜歌》等；反映爱情的有《伊勒哈穆克》、《红绒线》、《烟荷包》、《十二月》等；游戏歌有《抓嘎拉哈》、《拍手歌》；反映出征内容的有《出征歌》、《八角鼓咚咚》；反映妇女生活的《丹查拉米》、《酸枣颗棵》；儿歌有《干草垛插金刀》、《风来咯》等。

满族历史上是一个渔猎民族，大力提倡所谓的国语骑射（国语即满语），历代皇帝反复告诫：“骑射、国语乃满族之本务（大清会典事例）”。他们“性多淳朴，地产小麦，虽知耕种，而以渔猎为生。遇冬日坚冰，足踏木板溜冰而射，其妇女尤善伏弩捕韶”。射箭是猎取食物、防御野兽侵害的工具，也是军事武器运用于战场，因而在满族社会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后金努尔哈赤把骑射作为立国之本。在他实行的八旗制度中，将满族人分别组织于各旗，平时生产，战时从征。当时人人习射，并以箭法高低为荣耻，无论王公大臣或旗丁，无不挽强善射。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斋戒迎春祭天，于院内射箭，有大臣劝谏道：“斋戒不宜射箭”，皇太极答道：“昔辽太宗祭天，曾射柳，此射不可忘也。”遂令大臣习射。

满族7岁左右的儿童即以木制弓箭练习射鹄，女子执鞭不亚于男子。满族的服饰，男子剃去周围头发，束辫和垂于脑后，穿马蹄袖袍褂，两侧开叉，腰中束带，便于骑射。

满族是一个既善于学习又善于创造的民族，为发扬祖国文化作出了贡献。

满族居住的西屋有蔓字炕，因西墙上有神龛，为尊重祖宗，在西炕上不准放空盘和空簸箕，因为祭祀时方盘装肉、簸箕装黄米面和炒黄豆面，空放是对神大不敬。同时，西炕也不准家人和客人坐。

满族忌服狗皮，忌食狗肉。这是满族（女真）非常重要的习俗，也是通古斯民族共同的习俗。对此有三种说法：一是义犬救罕王说，二是源于满族先人的风俗说，三是图腾崇拜说。

满族在院内东南树索罗杆，不得污秽，不许在神杆下拴马和喂家禽。祭祀前要进行斋戒，包括沐浴更衣，不能喝醉酒，不得食肉动荤，不参加吊丧，不到有病人家问病，不得淫邪玩乐，总之一切不吉利肮脏的事都不得参与。祭祀日子还有十二禁忌：一忌意不诚笃，一忌仪度错乱，一忌器物不洁，一忌生气口角，一忌衣冠不整，一忌闲谈外事，一忌喜笑无度，一忌长幼无序，一忌投犬顿器，一忌刀勺声响，一忌内祭未毕，不洁出屋，一忌外祭未毕，不洁入屋。哈尔滨满族在祭祀中还祭“神马”，满语称“他合马”。“神马”拉车，不许女人坐。“神马”死了，要埋葬，不许吃肉。“神马”又称“祖马”，享受很高的礼遇。

佳氏、瓜尔佳氏、马佳氏、索绰络氏、祁都冠以汉字姓了。现代满族的姓氏从历史上的八大姓基本冠以汉字姓为：佟、关、马、索、齐、富、那、郎。　除了八大姓之外还有西林觉罗氏、伊尔根觉罗氏，郭络罗氏等等，当然最最尊贵的姓氏要数爱新觉罗氏了

这些现代姓氏有的取其原来多音节姓氏中的第一字为姓，或取数音节相切，取一近音的汉字为姓。如瓜尔佳氏改姓关，索绰络氏改姓索，马隹氏改姓马，舒穆禄氏改姓舒或徐，那拉氏改姓那等。也有将原来姓氏译意为汉字取姓的，如巴颜氏改姓富，因巴颜在满族语中有富有之意。皇族爱新觉罗氏改姓金，因爱新在满语中是金子之意。

在满族的风俗习惯中，对婚礼非常讲究，一般要举行三天，即传说中的三日婚。第一天“响棚”，第二天“亮轿”，第三天“正日”。

依照满族的风俗习惯，办喜事接新娘首先要选个好时辰，即订立吉日。吉日订妥后，男方就要给女方家送去一坛老酒、一只肥猪，给女方家宴请宾客用。

婚礼第二天，依照满族的风俗习惯就是“亮轿”了，即请新娘上轿。届时，新娘要在鼓乐声中挥泪与家人告别，母亲则把新娘的洗脸水泼在花轿停放过的地方。花轿则多是用马拉的，不用人抬，轿门用红绫档帘，轿顶上要有“麒麟送子”木刻，有的还在轿的两侧装上透明镜。其次，轿内还要压轿的孩子和娶亲婆。孩子一般选8至9岁的男孩子，娶亲婆则要是夫妻双全，儿女健康的。

所谓的正日，就是新郎迎娶新娘的日子，在清晨新郎披红戴花乘轿或骑马，在伴郎陪的同下鼓乐吹奏，带领迎娶新娘的彩轿去女家迎亲。生命伊始便挂在脖子上的吉祥锁，是父母对子女健康成长的祝福，如今要女儿留下这锁表达了对女儿的恋恋不舍，同时解下这把锁，也标志着女孩子从此成人美好的新生活即将开始。

满族历史和满族文化，不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它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尤其是在中华正在和平崛起的背景下，满族文化，作为提升综合国力的软实力之一，定会发挥出她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