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宫调，是说唱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属于中国宋、金、元时期的一种大型说唱文学。是从变文和教坊大曲、杂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集若干套不同宫调的曲子轮递歌唱而得名。诸宫调以说唱为主，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弹词”或“弦索”。

诸宫调是中国宋代一种说唱伎艺，因集若干套不同宫调的曲子轮递歌唱，故名。宫，是中国古代各种音阶中的第—级音，以宫作为音阶起点的曲子称为宫调。由多种宫调组合成—个完整的长曲，就是诸宫调。

诸宫调又称“话本”，像《西厢记诸宫调》卷一以“这本话儿”代指将要说唱的故事；120回本《水浒传》第51回写诸宫调演员白秀英的开场白：“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这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缊藉的格范，唤作《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这说明诸宫调与民间说话是孪生的艺术种类。诸宫调作品出现的代言体叙事，与小说话本对人物声口的模拟，有着密切的关系。

诸宫调与前此的说唱、歌舞均有渊源关系。它继承了唐代变文韵散相间的体制，发展了以同一词调重复多遍并间以说白的鼓子词，以一诗一词交替演唱并与歌舞结合的“转踏”和集合若干同一宫调的曲调为一套曲的“唱赚”的结构。比起上述鼓子词、转踏和唱赚来，诸宫调篇幅更大，结构也更加宏传，可以表现更为复杂的内容。一方面，它既能象长篇叙事诗一样，使故事得到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它的部分唱词又兼有代言体特征，能造成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由于它交互使用具有不同宫调、声情的曲子，又为表达比较丰富的感情内容提供了条件。它是由说唱、歌舞到戏曲的演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

诸宫调始于北宋。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熙宁元年间“泽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有“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的记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崇宁、大观以来“京瓦伎艺”有“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诸宫调大约在宋金对峙期间已经成熟，并达到极高的水平。现存金中叶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可以说就是它的代表作品之一。

至南宋时，《梦粱录》记载“说唱诸宫调……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于上鼓板无二也”。据《梦粱录》、《武林旧事》、《夷坚志》等书记载，南渡以后，当时在都城临安（今杭州）的诸宫调艺人知姓名者约6、7人。诸宫调传至南方以后，由于曲调腔谱的变化，产生了南诸宫调。如《永乐大典》中的戏文《张协状元》，有一段诸宫调曲词即是南诸宫调。同时，传入北方金邦的燕京等地，在音乐上也有一些变化。南宋时诸宫调相当流行，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所载“诸色伎艺人”中，有“诸宫调传奇”一项，提到当时诸宫调演员有“高郎妇”等四人。同书卷十“官本杂剧段数”中有以诸宫调演唱的官本杂剧《诸宫调卦册儿》、《诸宫调霸王》二种诸宫调在元代仍较流行。

从元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亭》来看，宋末元初还有“冲州撞府”、四处流动“作场”演出的诸宫调班子在活动。元代夏庭芝《青楼集》中记载杂剧演员赵真真、杨玉娥、秦玉莲、秦小莲等曾唱诸宫调。但到元代末年,诸宫调逐渐趋向衰落。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载：“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诸宫调遂趋于衰落。

元杂剧进入兴盛时期，诸宫调开始衰亡。久而久之，渐渐为人们所陌生。

明清两代，人们已不知诸宫调为何物，以至对《董西厢》的称呼纷纭杂乱。朱权称之为“北曲”（《太和正音谱》），胡应麟称之为“传奇”（《少室山房笔丛》），徐渭称之为“弹唱词”（《北本西厢记题记》），沈德符谓之“院本”（《顾曲杂言》），毛奇龄谓之“?弹词”（《西河词话》），梁廷谓之“弦索”（《曲话》）。可见明清时人对诸宫调已茫然不知。诸宫调徒存其名，其实（作品实体）已被丢失。作品实体被丢失的原因主要在于诸宫调在元杂剧兴盛之后很快衰落下去，作品纷纷佚散。

《董西厢》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而由于钟嗣成的《录鬼簿》称之为“乐府”，以致后人不知它为诸宫调作品。虽然王伯成的《天宝遗事》为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指明是诸宫调，但由于只残存曲辞，且已“曲化”，与《董西厢》这部“词体”诸宫调作品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人们以《天宝遗事》为参照时，很难将《董西厢》与诸宫调联系进来。又由于明清的学者所能见到的诸宫调作品只有这两部，无法探寻出诸宫调由“词体”向“曲体”进化的轨迹。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不知《董西厢》为何种艺术作品，只得胡乱揣猜，以至出现如此五花八门的称谓。

直到本世纪初，丢失的诸宫调实体才被找回。大学者王国维第一个发现《董西厢》就是诸宫调作品。他在1908年成书的《曲录》中仍将《董西厢》与《天宝遗事》并归于“传奇部”，直到1912年才考证《董西厢》为诸宫调作品: “此编（《董西厢》）之为诸宫调有三证:本书卷一《太平赚词》云:“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此开卷自叙作词缘起，而自云在诸宫调里，其证一也。

元凌云翰《柘轩词》有《定风波》词赋《崔莺莺传》云:“翻残 金旧日诸宫调本，才入时人听。”则金人所赋《西厢词》为诸宫调，其证二也。此书体例，求之古曲，无一相似。独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见于《雍熙乐府》、《九宫大成》所选者大致相同。而元钟嗣成《录鬼簿》卷上于王伯成条下注云:“有《天宝遗事》诸宫调行于世。”王词既为诸宫调，则董词之为诸宫调无疑。

王国维的考证是有力的。不久，《刘知远诸宫调》和戏文《张协状元》先后被发现，证明了王国维的判断是正确的。丢失已久的诸宫调作品实体被重新找回，无疑是学术界一件重大的事情，王国维功不可没。从此词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诸宫调研究。王国维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正如郑振铎在《宋金元诸宫调考》中所说:“诸宫调的研究，自当以王氏为开始。”

《刘知远诸宫调》是于1907年至1908年在新疆黑水古城发现的。郑振铎从向达那里获得一部手抄本，后又在赵斐云处见到原书的影片。1932年，郑振铎写成了《宋金元诸宫调考》，奠定了我国诸宫调研究的基础。此后，诸宫调这一艺术样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注意。

诸宫调以唱为主，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记载，诸宫调为北宋熙宁至元祐年间泽州（今山西晋城）人孔三传首创，这是一种以调性变化（兼调高和调式两方面）丰富而得名的说唱音乐。它最早是在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创立的。

约在北宋神宗熙宁至哲宗元年间，山西晋城(时称泽州)艺人孔三传来到文艺演出百花竞放的东京，最先创造了诸宫调。其表现形式有说有唱，以唱为主。说的部分为白话散文，唱的部分就是按不同宫调曲谱规格创作的韵文，音乐上吸收了前代乐曲及宋代民间小调的精华。伴奏可少可多，可以是一两件小乐器，也可以是由多种乐器组成的乐队。《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一书中列举的诸宫调著名演员，第一个就是孔三传，此外还有耍秀才。《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一节中清楚地说明了它的源处：“诸宫调本京师(开封)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这一新颖活泼的文艺样式，不论是在瓦子勾栏，还是在达官贵人的府第，都很受欢迎。可惜当时的作品没有被流传下来。

诸宫调在宋都东京创立后，不但使整个宋代说唱曲艺艺术更加多姿多彩，而且影响波及到后世戏曲。元杂剧的形成直接受诸宫调影响，就是从现代戏曲和许多说唱结合的曲艺节目中，仍可以看到诸宫调的影子。

据宋代王灼著《碧鸡漫志》卷二记载：“……兖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既然“士大夫皆能诵之”，可见诸宫调这种说唱艺术在当时的文人阶层中非常流行。然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载：“《诸宫调》的编写者大都不是文人而是民间艺人”。无论诸宫调的创作者及欣赏者是何人，从现存的诸宫调都不难看出，它的歌词内容是较文人化的，它的措辞也非常典雅，与通俗、朴实、简洁的民歌歌词有着很大差别的。这种“雅”的特点也还是因为其乐曲来源——大曲、词调，大都是文人音乐的缘故。

虽然诸宫调这种说唱形式到明代已经衰落，正如《辍耕录》中所述，金章宗时董西厢虽世代未远，但罕有人能解之。话虽如此，诸宫调却为南北曲音乐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流行的说唱体文学形式之一，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以说唱长篇故事，因此称为“诸宫调”或“诸般宫调”。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弹词”或“弦索”。

诸宫调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演唱时采取歌唱和说白相间的方式，基本上属叙事体，其中唱词有接近代言体的部分。诸宫调将唐宋以来的大曲、词调、缠令、缠达、唱赚以及当时北方流行的民间乐曲，按其声律高低归入各个不同的宫调，用以说唱故事。《东京梦华录》记载孔三传、耍秀才曾在京都汴梁（今开封）演唱。诸宫调每段曲词唱完后有较短的说白，以便另起宫调接唱下去。曲词可长可短，比较灵活；又可用一、二套曲子连续演唱长篇故事，容量极大，状物写景，绘声绘色，语言通俗生动，在艺术上超越了以往的各种说唱艺术，获得了人们的喜爱。

诸宫调其原始形式是由不同宫调（调高与调式）的隽曲联缀而成，各曲之间插有说白，例如南戏《张协状元》开头所插的诸宫调就用《凤时春》（南仙吕宫）、《小重山》（南双调）、《浪淘沙》（南越调）、《卫思园》、《遶池游》（南商调）等五个不同宫调的隽曲联成，各曲间也插有说白。以后它在发展中又不断吸收了其他歌曲艺术的新因素（如唱赚等），其曲式也不断得到丰富，例如《刘知远诸宫调》除用了不同宫调的集曲以外，还用了不同宫调的套曲。北宋末年是诸宫调的鼎盛期。诸宫调虽然产生于北方，随着宋朝南渡，也传到了南方，遂有南北诸宫调之分。

南北诸宫调的区别主要是曲调腔谱的变化。据研究者的意见，南诸宫调伴奏乐器主要是笛子；北诸宫调则是琵琶和筝。《董解元西厢记》就是北诸宫调，所有又称为《弦索西厢》；南戏《张协状元》中有一段诸宫调曲词即是南诸宫调。现代诸宫调作品保存最为完整者为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残缺不全者为《刘知远诸宫调》。诸宫调的出现，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

套曲的形式有两种：一为同宫调的一个曲调重复二次或三次后接尾声，一为同宫调的若干个不同曲调接尾声成为缠令的形式，所以这种诸宫调已是一种由不同宫调的单曲与套曲联成的大型套曲了

诸宫调与传统的说唱艺术一脉相承。它的曲辞仍属唐宋词系统。它的说白受 到说话的影响。它还吸收了鼓子词、大曲、宋杂剧、缠令、唱赚等伎艺的长处， 以丰富自己的艺术体制。

诸宫调具有自己独特的音乐体制。从宫调和曲牌看，它上承宋词而下启南北曲。它的音乐单 位的组合形式有种：一曲独用、一曲带尾和多曲带尾。它的演唱方式为一人表演 到底，其伴奏乐器主要是打击乐器，如锣鼓、拍板、方响等。诸宫调曲调来自唐、宋词调，唐、宋大曲，宋代唱赚的缠令以及当时流行的其他俗曲。

从今存的诸宫调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曲式包含有：单个曲牌的只曲；由一支曲牌反复或多次反复再加上尾声而构成的短套形式；用属于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接而成的套曲形式。这几种曲式，视故事内容情节的需要，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并间以说白，以说唱长篇故事。

随着宋室南迁，诸宫调传到南方。如元代无名氏作南戏《张协状元》（《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其戏文开始部分由末色所唱诸宫调一段就是实例之一。诸宫调所用的伴奏乐器，宋时主要用鼓、板、笛；金、元时，有加用弦乐器和其他打击乐器，因此后来的明、清人又称诸宫调为“弹词”或“弹唱词”。

诸宫调的演唱方式，据《梦粱录》记载，早期是用鼓、板、笛等伴奏的。诸宫调在宋代表演时，一般由讲唱者自己击鼓，另外由他人用笛、拍板等乐器伴奏（宋洪迈《夷坚志》），有时也可以单用水盏伴奏。《水浒全传》第51回描写艺人白秀英演唱时，自击锣和拍板打拍，旁有琵琶或筝伴奏，已改用弦索乐器。诸宫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每段曲词唱完后，有较短的说白，以便另起宫调接唱下曲。每段曲词或用双曲，或用双曲带尾声，或连用同宫调的数曲带尾声，以组成套曲，个别处只用单曲演唱。由于每段曲词可长可短，比较灵活，可用一、二百套曲子连续演唱，便于说唱长篇故事，状物写景、刻画人物都能绘声绘色，加以语言通俗生动，每回书的结尾都留下悬念，很能吸引听众，在艺术上超越了以往的各种说唱艺术形式。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期的集诸家之大成、由不同宫调构成的大型说唱形式。诸宫调名称的由来是因其使用了多种宫调，多曲联缀，且体制宏大，长于表现较为复杂的故事情节。可惜大部分诸宫调在传承过程中流失了，现今所能见到的“诸宫调”本子已经很少，连断章残篇在内只有宋代《刘智远诸宫调》、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等。后者简称“董《西厢》”，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作品，全部的文字和三分之一的乐谱现存于《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调》中。

今见《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董《西厢》均收录在北词部分。这应该与它吸取了当时的北方音乐不无关系。对这些现存的北词《西厢记》曲调简单分析之后，不难看出两点显著的特征：

第一，多为眼起腔式，即弱拍起唱。这是北方音乐所具备的显著特征之一。

第二，这些曲调较多的终止在羽音，属于羽终止群体音乐。为什么会较多地终止在羽音呢？这与曲调来源有关。诸宫调主要来自唐、宋大曲与词调的演变。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空前繁盛的朝代，当时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于是，蒙古乐、西域乐、印度乐等都相继传入，从而促进了唐代音乐的蓬勃发展。在我们所接触的民间音乐中，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及外来音乐大都以羽群体音乐最具特色，因此诸宫调突出的羽调式特点很可能就是在唐朝中国各民族音乐与外来音乐大融合之后的产物。可见，诸宫调的这两点音乐特征和它的曲调来源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今存诸宫调有12世纪初金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演述五代时后汉高祖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全文共12则，今存不足 5则。金章宗时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是迄今唯一保存完整的诸宫调作品。上述二种诸宫调,在创作时间上与两宋相值,所用宫调亦与宋教坊所用比较接近，表现了前期诸宫调在音乐上与宋代伎乐的承继关系。另外,元杂剧作家王伯成有《天宝遗事诸宫调》，以李隆基、杨玉环的故事为题材。今存54套曲及零星支曲,见于《雍熙乐府》、《九宫大成谱》、《太和正音谱》和《北词广正谱》中。《天宝遗事诸宫调》所用宫调、曲调以及曲子的联套方式（包括套曲长短和曲调的配合）均与元曲接近，说明了诸宫调到元代在音乐上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元曲的互相影响。

从现存资料看，诸宫调在北方，特别在金朝，曾有过长足的发展。宋、金诸宫调的内容颇为丰富。元人杨立斋套数〔般涉调·哨遍〕中载:“张五牛商正叔编双渐小卿”。《西厢记诸宫调》曲文中提到《崔韬逢雌虎》、《郑子遇妖狐》、《井底引银瓶》、《双女夺夫》、《离魂倩女》、《谒浆崔护》、《柳毅传书》等。元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中提及《三国志》、《五代史》、《七国志》、《六臂哪吒》等，可以看出诸宫调内容涉及烟粉、灵怪、朴刀、杆棒、神话历史等内容，题材相当广泛。

诸宫调的文学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它的题材大致可分三类：历史题材、爱情、题材和家庭婚姻题材。其中有些题材对后世的戏剧、小说具有开启作用。诸宫调 具有通俗文学的艺术特性，表现为语言的通俗化、思想内容的世俗化和审美趣味 的大众化。诸宫调作用所表现的主题，对后代影响较大，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刘知远诸宫调》不知撰人，仅存残本。原书共有12卷，现只剩下一头一尾，共计5卷。作品叙述刘知远发及其与妻子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其具体情节、细节与《五代史平话》及南戏《白兔记》，均互有出入。语言质朴，文句时有错讹，当非文人手笔。

《天书遗事诸宫调》，元王伯成撰。原作已经失传。今存辑佚本，共60套，只有曲词，没有说白。作品叙述天宝年间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以及“安史之乱”所导致的二人的生死离别；其间有对李、杨悲剧命运的同情，亦有对杨玉环、安禄山“私情暗通”的谴责，还含有对“玄宗无道”的批判，思想内容较为复杂。其文辞则以典雅流畅见长。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又称为《西厢记弹词》或《弦索西厢》，通称《董西厢》。《董西厢》是今存宋金时期唯一完整的全本，也是中国文学中最长的韵文作品之一，堪称一部爱情的史诗，代表了宋金时代说唱文学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也是王实甫《西厢记》以前写崔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的最完美的作品。董解元的生平事迹无可考。据《录鬼簿》和《辍耕录》的记载，知道他大约生活于金代中叶金章宗时期（1190年—1208年）。“解元”是金、元时期对读书人的敬称，而非乡试头名的“解元”。他是一个接近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生性放荡不羁，视礼教如粪土，他文学修养深厚，对唐代传奇、宋代词和民间诸宫调了若指掌。《董西厢》的题材来源于唐元稹的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原作是一个男子负心，怒乱终弃，给女子带来侮辱伤害的悲剧。

《董西厢》结构宏伟，情节富于变化，它把原作不足三千字的传奇改为五多字的说唱文学作品，扩充为包含十四种宫调的一百九十三套组曲的有说有唱的长篇，它彻底改变了故事结局，把一出始乱终弃的悲剧改成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纠正了原作认为莺莺是“尤物”和称许张生始乱终弃的行径为“善补过”的封建观念。并增添了佛殿奇逢、月下联吟、闹道场、张生害相思、莺莺问病、长亭送别、村店惊梦等许多情节。同时，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等人物形象也立体丰满了起来，不再单一刻板。因为这许多改动，崔张的故事在传奇性之外，又多了反封建这一主题。

《董西厢》描写了书生张珙和相国千金崔莺莺之间曲折感人的爱情故事。书生张珙上朝应试赶考，途经普救寺，遇上了前来为亡父追荐的相国千金。二人一见钟情。但是，莺莺已有婚约在身，被许配给了表兄郑恒。叛军孙飞虎率部包围寺院，提出娶莺莺为妻的无理要求。张珙挺身而出，下书白马将军解围。崔母原答应能退兵者可以娶莺莺，但事后又后悔，不愿将女儿嫁给又穷又没势力的张珙。莺莺对其母甚为不满，愤怒反抗。在聪明机智的婢女红娘的帮助下，张珙与莺莺终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走到了一起。崔母发现二人的私情后，逼着张珙上京赶考，不取得功名就不能回来见莺莺。两个有情人挥泪洒别，张珙到京考试，一举及第，衣锦荣归，终于与崔莺莺团圆，有情人终成眷属。全书以崔、张两人同老夫人的矛盾为主线，交错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方式表现他们之间的爱情纠葛和性格发展，同时巧妙地穿插其他人的活动，使故事发展丝丝入扣。尤其在故事紧要关口，故意盘马弯弓，迟回不发，惯用“忽来红娘”、“蓦地出聪”的转换写法，在山穷水尽之际，别出一段烟波。张生和崔莺莺是作者饱蘸赞美之笔塑造出来的爱情形象。

在《董西厢》里，崔莺莺不再是受尽委屈而只能寄哀婉于尺牍诗柬的柔弱人物，她的自许婚事和大胆私奔都相当大胆，作者着力表现了她的勇敢抗争和大胆追求。同时，细腻生动地揭示了她的个性特征。而张生则再也不是那个始乱终弃的薄幸郎，他是个志诚专一天真可爱的清贫书生。他想方设法接近莺莺，赁居西厢，借故搭斋，月下吟诗，大有锲而不舍的劲头。他一介书生，却想追求相府的小姐，门不当户不对，又无媒妁之言，这种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的执着表现了张生“狂”且“呆”的性格。而红娘在《董西厢》里却成为一个活跃人物。这个下层奴婢热心地为崔张奔走，勇敢机智地向老夫人斗争。她身上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幽默和斗争精神。她出于成人之美的高尚品德，出于对老夫人食言的正义抵制，对崔张爱情由冷眼旁观转而热情赞助。她是作品中对封建家长制最有冲决力量的主要形象。作为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的代表，老夫人这个人物也相当真实可信。她用封建传统思想来爱护女儿，却给女儿带来禁锢，她处处替女儿打算，却阻碍了她的幸福，她信奉礼教，但彻底败在充满青春活力的爱情手下。她的失败在所难免。在我国文学史上，《董西厢》是第一部把自由爱情当作主题并细致曲折地写出了它的全过程的成功之作，千百年来，一直是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的赞歌。

它的文学成就也很高。董词善于叙述，无论景物点染，气氛烘托还是情节发展都挥洒自如。作者还善于提炼民间活泼生动的口语，吸收古典诗词里的句法和词汇，写成朴素而流畅的曲词。《董西厢》问世后，影响巨大，它所开创的青年男女幽期密约，反抗封建家长，最后大团圆的结局，被后人多次重复创作使用。许多优秀作家如汤显祖、曹雪芹等都从中吸取养料，后代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也受它的启发。这种巨大影响，给封建统治者造成了恐怖。明清两代的卫道士都诬之为“诲淫”之作而一再加以禁毁。

诸宫调，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宋《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载有《诸宫调霸王》、《诸宫调卦册儿》 2目，可见当时已用诸宫调的曲调来演唱宋杂剧了。至元代，说唱诸宫调虽已渐趋衰落，但其曲调对北方杂剧的形成却起了重要的影响，它的重要的艺术手段，都为元杂剧所吸收。元杂剧的分为旦本、末本，一本由一个角色主唱到底，套曲的组织方式，以及多用叙述的手法描写战争场面等，都直接受到诸宫调的影响。它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由于诸宫调是一门民间艺术——市井伎艺，它很少见诸文献典籍之中。尽管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中说，“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但在士大夫文人笔下已不能见到有关孔三传这位 诸宫调创始者的详细资料。这是十分遗憾的事。然而，诸宫调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史上的地位是无论如何也忽略不了的，它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透过诸宫调，可以发现词向曲嬗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看到南北曲的艺术渊源和形成过程，可以认识中国古代音乐体系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和变化。因此，研究诸宫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