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大学（The Great China University）是由1924年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三百余名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初名大厦大学，“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抗战期间先后内迁至庐山、贵阳、赤水，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联合大学，光复后迁回上海。1951年10月，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大夏大学文、理、教育学科与光华大学相关系科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

1924年4月，厦门大学发生学潮。6月1日，三百余位师生为争取民主办校而奔赴上海筹建新校。其时，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9名离校教授与学生共同成立了“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聘马君武为校长，王伯群任董事长，成为当时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

建校初期，学校倡导苦教、苦学、苦干的“三苦精神”以及“师生合作”、“读书救国”，并制定了“自强不息”的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学校先后设立过五个学院以及三个专修科，包括文学院：国文系、英文系、历史社会系；理学院（后改称理工学院）：数理系、化学系、土木工程系；教育学院：教育系、教育心理系、社会教育系；商学院：银行系、会计系、工商管理系；法学院：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师范专修科：国学组、英文组、史地组、数理组；体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1925年11月，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还联合兄弟院校的学生成立了上海第一个新闻学子研究组织——上海报学社。大夏大学1928年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广告学系，1937年又创建新闻学系。

1931年，东北大学建筑系随东北大学南迁，归并于上海大夏大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央大学（现为东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建筑系三四年级学生到上海，由陈植向大夏大学磋商借读，陈植和童寯继续教设计，作为二人校友的江元仁也曾出手帮助，教授工程。

大夏大学当时的校董有吴稚晖、吴铁城、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傅式说、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孙科、居正、王正廷、黄绍、梁寒操、杨永泰等政治人物，教授更是囊括马君武、厉麟似、郭沫若、田汉、邵力子、何炳松、李石岑、曾昭抡、朱经农、艾伟、吴泽霖、王蘧常、马宗荣、夏元瑮、谢六逸、吴泽、周昌寿、姚雪垠、戈公振、曹聚仁、程湘帆、何昌寿、邵家麟、陆梅僧等知名学者，甚至连上海大亨杜月笙、虞洽卿也曾屡次资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良好的办学实力，使得大夏大学获享“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美誉。

1951年7月17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宣布，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的文、理、教育学科成为新校基础。大夏的国文系、外文系、历史社会系、数理系、化学系、教育系、教育心理系、社会教育系和师范专修科并入华东师大，学校档案也一并移交。10月16日，以大夏大学原址为校址的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成立暨开学典礼。大夏附中则和光华附中合并为华东师大附中（今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同年，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会计专修科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中，原大夏大学法学院（部分）随复旦大学政治系、法律系并入新组成的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

1985年，上海大夏大学校友会在华东师大正式成立。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在60周年校庆之际将大夏大学建校日（6月1日）确定为学校每年的纪念日。

1924年夏，王伯群捐资创办大夏大学，教授们请王伯群出面组织校董会，聘请马君武、吴稚晖、王毓祥等7人为校董。7月成立筹备处，租用宜昌路115号为临时宿舍，劳勃生路启和里全部房屋为师生员工宿舍，小沙渡路201号（今西康路）为校本部。9月20日在槟榔路潘家花园举行第一次开学典礼，9月22日正式上课；当时有学生229人，多为原厦大离校学生。10月22日，大夏大学董事会正式成立，公推王伯群为主席董事（后改称董事长），马君武为校长。

建校伊始，大夏大学设文科、理科、教育科、商科和预科，后增设附设大夏中学、附设女子幼稚师范学校、师范专修科和法科，是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

大夏创办之初，以租来的弄堂房作为教室，但并非长久之计。当时，只能是一边开学上课，一边筹设新址。不久，学校在胶州路上借得二亩多的土地，马君武校长以吴淞的私人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得二万两银子作为建筑费用；另外地主也拿出二万两，以后由学校按月向地主支付利息，并约定十年后造成的房子无代价给地主。

1925年5月中旬开始兴建新校舍。五卅惨案发生后，大夏学生因为参加游行示威而被捕20余人，校舍被租界英军占领，学校被迫迁槟榔路（今安远路）的临时校舍。9月，位于胶州路301号的新校舍落成，学校随即全部迁入。但形势的发展，让原来计划行不通了。一方面，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在学生中更掀起爱国热潮，同时也遭遇了军阀以及外国军队的镇压，处于租借的校舍已经很不安全了。另一方面，随着学校声誉提高，大夏学生人数激增，1928年秋季学期时学生人数已达千人以上，胶州路校舍已无法承载。1927年初，马君武应邀去筹建广西大学，辞去大夏校长职务。大夏改校长制为委员会制，王伯群兼任委员长。1928年后又改回校长制，王伯群担任校长。由于学校发展迅速，管理层决定择地建立永久性校舍。

从1929年3月起，大夏陆续在沪西梵王渡中山路旁购地近三百亩。当年夏天，由前校长马君武、欧元怀、王毓祥先生率领几位华侨同学去南洋一带募集建设新校舍的经费。王伯群校长则以六万七千余两银子（合当时11万余元）资助建筑教学大楼，并以中山路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贷建筑费32万元。1930年初，中山路校舍开始动工，同年9月一期建筑完工，包括：教学大楼“群贤堂”，可供2000人同时上课；“群策斋”、“群力斋”两栋男生宿舍以及女生宿舍“群英斋”，3栋宿舍各可容700余人；还有教职员宿舍12幢，以及浴室、饭厅等。于是，大夏大学随即迁入，将胶州路校舍交给大夏附中使用。接着，在新校址上又继续兴建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理科实验室、医疗室、各类运动场等，至1932年大体完工，建筑总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此外，在学校西南部，另有四百亩土地，辟为大夏新村，为教职员自建住宅之用（抗日战争前已建成30余所）；还有巨商荣宗敬捐赠的丽娃栗妲河蜿蜒秀丽，更为校园增添了美景。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大夏大学尤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设施较完备而著称。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大夏被迫内迁。王伯群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大夏大学与同为私立大学的复旦大学合并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校长由复旦大学代理校长钱永铭、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担任。联大照教育部令分为两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由复旦大学副校长吴南轩、大夏大学教务长吴泽霖领导，迁往江西庐山；第二部，称复旦大夏第二联合大学，由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复旦大学教务长章益领导，迁往贵州贵阳。至于两校学生则按自愿原则，自择一校就读。

联大第一部在上海报刊上刊登“通告”，其内容为：“本联合大学决定开办第一第二两部。第一部定于十月二十五日在江西庐山牯岭开学，设立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社会学系、史地系、新闻学系；理学院：化学系、数理系、土木工程系、生物学系；法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教育学院：教育行政系、教育心理系、社会教育系；商学院：会计学系、银行学系、工商管理系；师范专修科：史地组、自然组。凡我复旦、大夏两校新旧同学，望于是日前到牯岭校址报到。两校学生现居上海者，于赴牯岭以前，望至海格路复旦附中内联大上海办事处登记。第二部设于贵州贵阳，开学日期容后公布。他校学生愿来联大借读者，可携带证明文件及二寸半身照片三张，往牯岭本校或上海办事处接洽。”

所以，复旦、大夏组成的联合大学是在1937年9月上旬得教育部长王世杰同意后，于10月25日在江西庐山牯岭正式开学上课的，比“西南联大”（1938年4月2日才开始命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早半年。

不久，日军进犯江西，复旦再迁重庆北碚，大夏迁到贵阳，两校之间的联合解体。在贵阳的大夏大学，最初假当地讲武堂上课，嗣后打算兴建校舍，1939年贵州省政府曾拨贵阳花溪公地，后加上当地人士的捐赠，共有约两千亩。1940年8月，新校舍开工建筑，但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需要一提的是，1942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遂奔走各方与各校董商议，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仍得保存原名与维持其私立性质。

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大夏三迁赤水。王伯群校长因迁校劳累成疾，于同年12月逝世于重庆。孙科在重庆召开校董会，推选贵州省教育厅长欧元怀为校长，王毓祥为副校长。1945年3月，大夏师生和公物到达赤水，赤水地方人士与教育界同仁热情赞助，立即让出文昌宫大庙给大夏作校本部，还有贵州省立赤水中学、私立博文中学、县立女子中学都分别借给大夏一部分校舍，首先安置好教室、图书馆、职工宿舍、办公室和厨房、饭厅、学生宿舍，在短短一个月内便正式上课。

大夏大学大部分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内迁贵阳、赤水，部分师生则在上海租界内坚持办学，大夏的这两支分别被称作“黔校”和“沪校”。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抗日战争时期，大夏大学还曾有过一座 “港校”。

在《大夏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中，曾任国民政府驻港澳专员的大夏校友周尚讲述了他在香港创办大夏大学的始末：“当时香港尚称安定，但大学很少，有些侨胞中学毕业后再想深造，就无大学可进……何不利用苟安环境，借鉴大夏之光，办一所香港大夏大学？一则可以满足有志升学青年的要求，二则可以为抗战培育人才，三则可以提高港澳侨胞的觉悟与文化，为收回租地做准备……”

周尚得到了旅港澳的校董校友的鼓励和支持，因而下定决心，历经周折，得到了教育署长沙立斯和港督杨慕琦的批准，于1940年夏天“将大夏大学的校牌耸立在圣士提女子中学门前了”。根据周尚的叙述，当时上课时间则是利用女中下课后的下午三时到晚间十时，而知名学者戴望舒等常前来义务授课。

周尚提到的“圣士提女子中学”通常译为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是香港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学，1906年由英国圣公会海外传道会建立，1924年搬迁至校址列提顿道2号。

遗憾的是，1941年女中校舍被日军占领，校长和英籍教师被监禁于赤柱战俘营，学生则全部返家，大夏大学港校自然也无以为继。然而，具有“三苦”精神的大夏人，却已经在香港教育史上留下了短暂而辉煌的一笔。

大夏内迁之后，仍留沪上的吴浩然和1938年由贵阳派回上海的鲁继曾、邵家麟等先生，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向实业家虞洽卿借得重华新村房舍，设立大夏大学沪校，使无法转往内地的一些学生得以继续学业。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大夏师生同赤水民众欢欣鼓舞，举行提灯火炬游行，欢庆胜利。1946年9月，大夏师生及公物安然回到上海，直至1949年始终保持私立大学性质并保留校名至1951年。

抗战初期，上海大夏中山路校舍毁于炮火者甚多（按1946年币值算，大夏大学中山路的校舍、实验仪器损毁及师生迁移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7987万元）；日寇甚至占领大夏大学校园，改为伪沪西法院，将群贤堂等处用于关押欧美侨民；幸群贤堂、群策斋等尚存。抗战胜利后加以修缮整理，1946年春季学期，沪校即开始在此上课；秋季学期时，在贵州的大夏师生也陆续回沪。之后，学校曾重建大礼堂“思群堂”与女生宿舍“群英斋”，并在群力斋废址上建造平房数排名为“新力斋”，在教职员宿舍区造了几排平房。还计划另造新图书馆，已购置了不少建筑材料，因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而没有造成。

在1951年高校院系调整中，大夏大学文、理、教育学科和学校档案均归并入在大夏大学中山北路校园原址上创办的华东师范大学；由大夏大学移交给华东师大的校舍，共计建筑面积17606平米。大夏大学附中则和光华大学附中合并为华东师大附中。

首任校长

马君武（1880-1940），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学者、诗人。原名道凝，改名和，号君武。桂林人。幼苦学，及长入广西体用学堂。1900年赴新加坡见康有为，衔命回广西策应唐才常起义。1901年自费赴日本读书，为广西第一个留学生。初与梁启超办《新民从报》，旋追随孙中山革命。1902年与章太炎等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十二周年纪念会”。1903年入日本京都大学学应用化学。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为首批盟员，参加起草同盟会章程，被选为执行部书记长。1906年回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7年赴德国入柏林工业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辛亥革命前夕回国，值上海起义，出任《民立报》主笔，呼号革命。旋被推为江苏省代表，出席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创建中华民国，推选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民国始元，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和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二次革命失败后再赴德国入柏林农科大学。1916年回国，次年随孙中山南下护法，任军政府交通部部长及广州石井兵工厂部工程师，1921年任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随军入桂讨陆，7月任广西省长。次年被迫撤退，从此转入学界。1924年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1925年任国立北京工业大学校长。1926年1月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1928年回广西创办广西大学，任校长。1932年兼任两广硫酸厂厂长。1937年抗战爆发，任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及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复任广西大学校长，次年病逝于任上。生平译著甚丰，主要有：《物种起源》、《达尔文》、《民约论》、《弥勒约翰之说》、《赋税论》、《唯心派钜子黑智儿之学说》、《代数学》、《矿物学》等书。

大夏首任校长马君武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工学博士的化学家，又长期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其声望之高可以想见。1924年11月，他出任大夏大学校长，并亲自讲授化学课程，就完全是尽义务的，他从未要学校支付薪金或车马费，而且为了建筑胶州路301号的校舍，还把自己在吴淞路的房地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1929年夏，他已离开大夏，还带领欧元怀等去南洋募捐以帮助大夏建筑中山路校舍，这种精神，堪称楷模。

第二任校长

王伯群（1885-1944），贵州兴义人，原名文选，字荫泰。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加入同盟会。清定统三年（1911）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创办上海大共和报。后参加护国和护法运动。民国元年，与章炳麟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称统一党）。1919年南北议和时，任南方代表。1922年春，任贵州省省长。1924年捐资创办大夏大学，并任董事长。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曾为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1927年后历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以及贵州省省长、交通大学校长、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大夏大学校长、中美航空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等职。

大夏第二任校长王伯群虽然也曾留学日本并进过研究院，但因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所以不以学术见长，但最初作为大夏的董事长，也主张大夏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1927年继马君武任大夏校长之后，就始终认为校长最主要的责职，就在于为学生选聘优质教师。在他任校长期间，把这些精神贯彻始终，为大夏具有较好的师资条件而不懈努力。在王伯群的执掌下，大夏拥有沪校、黔校，并短暂开设香港分校，同时在上海、贵阳、南宁和重庆开办大夏附中，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第三任校长

欧元怀（1893-1978），莆田市城厢区人，字愧安。1915年赴美国，先后在西南大学文理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2年毕业回国，历任厦门大学教育主任兼总务长、大夏大学副校长、上海市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教育委员、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大夏大学校长兼董事长等职。解放初任“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事务委员，并被邀为上海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欧元怀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因创办大夏大学，成绩显著，贡献杰出，美国西南大学特赠予荣誉博士学位。

大夏第三任校长欧元怀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修习教育学科并为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所赏识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深刻认识师资力量对一所学校具有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意义。他作为大夏的创始人，毕生为大夏物色优良的教师不遗余力。

大夏大学建校27年，培养学生近20000名，毕业生6000余人。包括一批为国为民的有识之士，如熊映楚，曾是武汉农民运动的重要干部；雷经天、陈国柱分别是广西、福建建党干部之一；吴亮平，最早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罗俊，中国合作经济事业的先驱者；江景波，同济大学原校长、民盟中央原副主席；陈赓仪，水利部原副部长；叶公琦，上海市前副市长。学校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专家学者，如两院院士刘思职、郭大力、周扬、陈子元、胡和生、李瑞麟、刘伯里等，作家姚雪垠、历史学家陈旭麓，翻译家戈宝权，电影导演陈鲤庭，儿童文学家陈伯吹、任溶溶，古典文学评论家王元化，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政治活动家冯白驹、杜星垣、华联奎、徐惟诚等，还有不少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

在三位校长的主持下，大夏大学历年来聘请了大批学识渊博的知名教授为学生授课：

物理学家夏元瑮是爱因斯坦的学生，也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相对论，他曾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1924年来大夏大学任物理学教授，1938—1944年任贵阳大夏大学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并亲自为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学、光学、电学、热学、电子论、相对论、量子力学、波动力学、理论物理、近代物理、解析几何、高等微积分、群论、科学通论等课程，直至1944年8月18日在大夏任教时逝世，可以说是为大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伯群校长对夏教授逝世感到悲痛欲绝，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曾明令褒扬夏元瑮教授，大夏大学还曾为夏元瑮教授发起遗属养育金运动，建立夏元瑮教授奖学金等。

社会学家吴泽霖先生，1928年初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同时向他发出聘请。论条件，当时的大夏大学还在艰苦创业之中，无法与早已是名校的清华大学相比，但大夏师生朝气蓬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却使他深为感动，因而宁愿选择在大夏。不久，燕京大学又以相当可观的待遇为条件，两次邀聘吴先生，吴先生以“我应当帮助大夏”作答。在大夏期间，他不仅为学生讲授社会学方面的课程，还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并先后发表了许多社会学的论著、译著和教材。抗战军兴，他随同大夏师生内迁，曾任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的教务长，继而又至贵州任贵阳大夏大学的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历史社会系系主任和社会研究部主任。在此期间，他组织学生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民族分布、民族习俗和民族关系，将调查所得材料写成民族学的论著，还为大夏建立起“民族文物陈列室”。吴泽霖先生也成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学者，至1941年，他才离开大夏至西南联大任教。

儿童教育专家沈百英先生与其他许多教授不同，沈先生既未出国留学，甚至还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一名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但杜威先生曾听他一课，对他的教学评价甚高，由此风闻全国。在他担任尚公小学校长期间，大夏大学教育系的同学前去参观，大家对他十分钦佩，欧元怀校长得知之后，即不拘沈先生的学历，邀请他来大夏为教育系学生讲授《小学教材教法》。沈先生上课总是以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大家要热爱儿童教育事业，然后以生动而具体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授在教学中怎样循循善诱使儿童饶有兴味地学习各种知识。此后，沈先生又在光华大学、沪江大学等校任教，成为上海的名牌教授。1951年后，他继续在华东师大任教，直到他以90高龄退休。

其他硕学名师举不胜举，只能从略。

从愚园路一路往西，到长宁路，再到中山西路往北，过苏州河，就是如今的华东师范大学。算算路程绝不超过2公里，坐公交车的话仅两站路。这便是当年王伯群经办大夏大学的地方。

王伯群在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期间，尽管公务繁忙，但他一直钟情于教育事业，从1924年起，他一直担任大夏大学的董事长和校长。他多方筹集资金，建设上海大夏大学的新校园。1932年卸任交通部长后，他将余生全部精力都奉献给大夏大学。

所谓大夏大学，系1924年春厦门大学的部分学生为争取民主办校而集体北上所创。当厦大师生来到上海后，请求王伯群支持办学，他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最初，校址设在胶州路。如今华东师大所在的位置，则是王伯群几经挑选广筹经费所得。其中，66.9亩的丽娃河周边地块，是王伯群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到1930年，大夏大学中山路校基已达300亩，校舍轮奂崇宏，教学声誉卓隆，蔚为海上私校之巨擘，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不仅广置土地以建大楼，王伯群还延请大师以办大学。当时的知名学者马君武、吴泽霖、谢六逸、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等，都曾在大夏担任教授。乃至群贤毕至。当然，王伯群对于学者的遴选有一套自己的法则。比如1933年初，蔡元培给王伯群写了一封推荐信，力荐研究印度哲学和宋明理学的大家熊十力来大夏任教。可王伯群复信称，“惟敝校下学期所有学程早已订定，限於经济未能增开。……”婉拒了。

可以说，熊十力名气够大，但一定是某些方面不符合担任专职教授的要求，而绝非仅仅是因为经费筹措上无法满足熊十力。对于当年的大夏大学来说，尽管其董事长兼校长系国府要员，却并不因此而拒绝各方持不同意见者的身影。比如鲁迅。

1930年，鲁迅应大夏学生之邀请，来到大夏大学讲演。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从《民国日报》上看到这则消息，立即发公函给私立大夏大学，要求彻查。蒋梦麟与王伯群当时都是政府部长，王伯群还是国民政府委员，在级别上压过蒋梦麟一头，可蒋梦麟竟然发来“铁面无私”的公函，可见事态相当严重了。然而，王伯群并没有将邀请鲁迅前来的学生交给国民政府教育部。他回了一封报告，称：“有学生数十人组织乐天文艺社，以研究文艺为宗旨，不时请文艺界名家演讲以增学识。”还称学生们“以鲁迅在文艺界亦负有相当声望，来校演讲，于学生研究文艺之兴趣上不无裨益，遂准如所请。”换言之，请鲁迅来演讲，是经过校方同意的，“此次请鲁迅演讲之动机纯为研究文艺”，由此将鲁迅来校之事给搪塞过去了。

虽然鲁迅和王伯群两人在当时是持不同政见者，但作为教育家的王伯群，能够真正以办大学之心，去对待一个作家，实属难能可贵。亦给群贤堂上增加了一次贤达发话的机会。

大夏大学是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最长的一所大学，也是深入贵州社会最为切实的高校。自播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办学8年，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迁去时300余名师生，离开时有1800余名师生，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伯群倡导大夏要在促进西南文化发展和资源开发方面作出贡献。“我大夏大学之抗战建国工作，自当遵从抗战建国纲领”，“然我大夏大学之在西南，为贵州最高学府，所负使命，既重且大。”大夏当“协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他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和当地政府联合开展建设实验，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

大夏在学术上对贵州最大的贡献，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由吴泽霖和陈国钧负责，吴泽霖是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奠基与发展时期的重要学者，其苗族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陈国钧也是著名的民族学家，留学荷兰，归国后在大夏大学任教，在社会研究部协助吴泽霖工作。

大夏大学社会调查部组织“西南边区考察团”，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先后到贵州的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云、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以及广西的三江、融县等地调查社会状况和民族资料，先后出版了《炉山黑苗的生活》、《威宁大花苗语字汇》、《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大夏大学这些民族调查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仍具有现实意义。

服务当地社会 重视中学教育

自1937年内迁入贵州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8年，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大夏大学迁入贵州的专家教授，半数以上都有留学背景，在各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大夏大学一方面从事教学，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事务，着手改革、重建贵州教育体系。

从1937年到1946年，大夏大学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这部分毕业生中很多人应聘到贵州各部门工作，六个行政区均有大夏大学毕业生担任重要教育工作岗位，如省教育厅职员、各县教育科科长、师范学校校长、省和县立中学校长、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以及各级中小学教导主任及教员、各保甲职员训练所教育长等。尤其是理学院毕业生充实了贵州各中学的数理化教师队伍，改变了贵州缺少理科教师的局面。土木工程系也为贵州的路桥建筑培养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其他如法学院、商学院也为贵州培养了很多人才。

1938年6月，大夏校长王伯群在贵阳主持增设大夏大学附属中学，开辟了学校生源，也为大夏大学教育等学科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此时的大夏附中成为城内唯一一所中学，故而在招生时报考的学生非常踊跃，生源极好；加之授课老师都是大学部的教授、讲师以及大学部毕业生，教学质量高，大夏附中很快在贵阳声誉鹊起。

1944年冬，大夏大学迁往赤水后，鉴于大学部已迁离贵阳，“大夏附中”一称已不合实际，大夏附中主任吴照恩便向政府申请改名为大夏中学，获准。世人皆知王伯群为大夏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在大夏附中主任吴照恩眼中，王校长同样重视中等教育。吴照恩之子吴尚志记得，父亲生前提过很多次，说王校长说了，“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各方面都需要人才。大学部造就的是高级人才，附中部应该培养中级技术人才，故要设法开办职业班。增设工科、商科、幼儿师范及艺术科等科，培养中级人才以应国家急需。”

1946年，大夏大学迁回上海，大夏董事长孙科提出建议，将大夏中学改为伯群中学，以纪念王伯群先生。大夏中学随即更名为伯群中学。这所中学仍留在贵阳，后来并入贵阳一中（今贵州省实验中学）。

贵州师大是大夏精神的传承者

大夏大学迁黔之前，由教育科升格的教育学院是大夏规模最大的学院，共培养出425名教育学人才，另附设有两年制师范专修科，共训练了994名师资力量。来黔以后的大夏教院依然有声有色，一批暂避西南的著名教育学者纷涌云集，如生产教育专家邰爽秋，教育心理学家艾伟，教育行政专家郑通和，社会教育专家马宗荣，职业教育专家曾慎等，当年提起来，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不但著作等身，且均任过教育行政首长或在其他大学担任过教授，教育学院毕业生更遍布于贵州各地方中小学校、各级教育机关。

声名显赫的教育学院乃私立大夏首屈一指之王牌。然而在1941年，教育部令大夏大学停办教育学院。1941年10月15日出刊的《大夏周报》对大夏大学此次院系调整有详细记载：“本校黔部前奉令，教育学院自三十年度（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起停办，法商学院合并，理学院土木工程系裁撤。教育部对调整所涉院系学生之处置，亦有明令指示如下：教育学系学生分发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社教系学生分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职教系学生分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土木系学生分发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至此，历史悠久的大夏教育学院宣告终结（后大夏重设教育学院）。导致如此结果的，有个历史大背景和现实小背景。

“大背景”是1938年教育部出台的《师范学院规程》，《规程》规定：“各公私立大学教育院系均奉部令停止招收新生，原有设备及学生或改组为师范学院，或予裁撤，或分年停闭，自后即不再核准私立大学附设教育院系。”对《规程》，时任大夏大学副校长的欧元怀教授日后在《西迁·复员·校庆》的回忆文中的评论是，政府试图垄断师资和教育思想，从而间接统治青年与儿童的思想。

至于“现实的小背景”，指的是教育部为改变贵州师资力量薄弱之状况，决定筹设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通常新兴师范学院，需四年栽培方有人才成果，但因国民政府决心迫切，特办之下的大夏教育学院只能服从国家意志，将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四个年级之学生全数并入新校，国立贵阳师院一经创办即得毕业生。

大夏没有教育学院的支撑，这在经济萧肃背景下无异釜底抽薪。但若以大夏牺牲教育学院来振兴贵州教育的观点来论，教育学院可视作大夏赠予黔省最珍贵的礼物，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便是大夏教育精神在黔地的继承者。

值得一提的是，国立贵阳师院成立后，院址仅有10亩规模，且租借文化路院舍当校舍，远不堪用。首任院长王克仁写信给王伯群校长，请求租借大夏花溪校舍并临时搭建厨房、厕所，王伯群回信同意，理由是“贵阳师院培植地方师资，发展国家教育，与本校所负使命并无二致”；此后，大夏大学迁回上海后，大夏在筑之全部校舍全部划归该院为正式院址，即南明河畔讲武堂旧址。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于1950年改名为贵阳师范学院，再于1985年更名为现贵州师范大学。在黔“寻找王伯群校长”期间，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在贵州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姜萍的带领下，参观考察校史馆，了解了这段曲折的变迁史。参观完毕，他也认为：“大夏直接遗留下来的学科遗产，在贵州师大得到见证。”

在大夏大学办学史上，大夏的历史定位有几种说法：一是上海四大著名私立大学（大夏、复旦、光华、大同）；二是“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三是“北南开，南大夏”之说（两校均以教育学见长）。

大夏大学的教育学素来有名。早在1924年大夏初创，即有教育科和师范专修科之设，学校创始人欧元怀、王毓祥、鲁继曾等均为大名鼎鼎的教育学家。据民国元年十月教育部所颁布的大学令，“凡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等七科”，没有规定教育科的设立，大夏因率先设置教育科而名声鹊起。1929年大夏成立教育学院，是中国高校创办教育学院最早、学科最完备的大学之一。大夏大学教育系科在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前，经历了“教育科、教育学院、文学院下设教育学系、重设教育学院”四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以下特征：培养目标上注重学术性和社会应用性结合；课程设置上注重面向实践，必修选修结合；教师队伍以国外留学生为主；生源稳定，占学校总人数比例较高；教学管理标准规范且不失灵活；学生活动注重理论和实践有机统一。

大夏提出民族教育复兴发展纲要，坚持“复兴民族”与“教育强国”发展理念，在教育制度的制定，教育理念的知行上，极有远见——实施导师制。这个制度是大夏培养学生最成功的一种教学制度，是国内高校最早实施导师制的大学，成为大夏人才培养的魅力和特色所在。在导师制教学下，导师首先是关注学生的心智等训练和培养。其次是关注学生对学习知识的理解，培养他们探索和创新精神。此即为“大夏教你有中之无”的内在含义。

实施通识教育。譬如文科课程，普通必修学程上，除了国文、英文、历史，还有涵盖化学、物理或生物的自然科学，而理科生则要涉及英文及演说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生“文理兼修”。

大夏校长王伯群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在学科设置上，积极服务国家和社会。如理工学院重视化学系，支持民族工业发展，为民族企业天厨味精等提供技术研发和支持；土木工程系培养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法学院、商学院培养了很多法学和管理人才；增设盐务专修科，为国家培养盐务人员；开设体育专修科，培养体育人才。

从1941年《教育杂志》的“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一书等，能了解大夏大学当时的盛况。之所以解放后关注度不够，主要是因为1951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改名为华东师范大学。此外，王伯群、孙科等学校高层为国民党高级官员，800多名校友迁往台湾，解放后由于政党政治等原因，长期被遮蔽。

20世纪40年代末，江山易帜，大夏大学部分师生、校友南下香港，50年代初在香港成立“光夏书院”，创办人是原上海私立光夏中学校长、私立光夏商业专科学校校长王裕凯先生（大夏毕业生，曾任大夏大学秘书长、教育学院院长），以及鲁继曾先生（大夏毕业生，教育家，曾任大夏大学教务长兼教育学院院长）、潘宗尧先生（大夏毕业生，教育家，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私立新夏中学）、何德明先生（大夏毕业生，教育家、出版家，曾任光夏书院教授兼附中主任）等一批大夏人。在“光夏”的名义下将大夏大学的一支血脉带到了香港，融入了香港的教育历史。

光夏书院的校名以及其创办人王裕凯与大夏大学的密切关系，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它与大夏大学的渊源关系———大夏创校人之一王毓祥先生在《大夏校舍第一座（今华东师范大学群贤堂）奠基记》述大夏校名由来基为“名新校为大夏，以志校史之蝉脱，兼表光大华夏之至意”，而当时担任光夏书院教授的潘宗尧先生所撰《光夏书院简史》即明确指出“光夏书院原是上海大夏大学”。

1956年6月，广侨书院、平正会计专科学校、华侨书院、文化书院、光夏书院五校达成合并共识，于1956年6月合并成立“联合书院”，定址香港坚道147号。1963年，联合书院与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在联邦制框架下，联合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成员书院之一。

王伯群与大夏大学西迁

1924年夏，王伯群在上海期间，在厦门大学读书的兴义人何应炳来访，说到因为学潮，厦门大学许多教授愤而辞职，300多学生到了上海，请原厦大的部分教授另组新校，解决失学问题。何应炳是何应钦的弟弟，而王伯群的妹妹又是何应钦的妻子，他们是姻亲关系，王伯群听后对失学青年表示同情，愿意尽力解决失学问题。经何纵炎介绍，王伯群与厦大教授欧元怀见了面，决定创办一所大学，并拿出2000银币租校舍、登招生广告、制教具等，当年秋天开学。学校定名为大夏大学，含有是从厦门大学走出来的及光大华夏之意。欧阳怀后来回忆说：“伯群先生的资助，在大夏经费毫无着落的时候，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大夏首任校长马君武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工学博士的化学家，又长期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其声望之高可以想见。1924年11月，他出任大夏大学校长，并亲自讲授化学课程，完全是尽义务，从未要学校支付薪金或车马费，而且为了建筑胶州路301号校舍，还把自己在吴淞路的房地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1929年夏，他已离开大夏，还带领欧元怀等去南洋募捐，以帮助大夏建筑中山路校舍，这种精神，堪称楷模。

随着师生人数逐年增多，因无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原校舍已不够用，决定另选新址扩建，需经费40万银币，王伯群独自承担一期费用10万银币，购地200亩及一期工程完成。建成占地三百余亩的校舍，包括教学大楼（群贤堂）、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婉蜒秀丽的校河（丽娃河）等。王伯群具有超强的学校经营能力和募捐能力。到1932年底，学校捐款总额38万，其中王伯群一人捐款17万。群贤堂11.7万，他募捐了8.2万。66.9亩的丽娃河是王伯群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他还跟杜月笙、贺敬之等募得办学款项。同时，他向企业家卢作孚、军界、政界、银行界广为募集。甚至连杜月笙也曾屡次资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大夏大学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与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并称为上海私立大学的“四大金刚”。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决定西迁。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后庐山联大迁重庆，与贵阳相距不远，遂解除联合，各恢复原校名。大夏之所以迁贵阳，一因贵州交通闭塞，抗战前没有一所完整的大学，大夏应该迁到这种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的地方；二是因为王伯群是贵州人，有爱乡观念，又对家乡情况熟悉，容易取得各方的支持。大夏迁黔后以原讲武学堂为校址，即今河滨公园对面的黔剧团及贵州教育学院一带，它对促进贵州高等教育，培养地方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

大夏西迁贵州后，报考学生大多是沦陷区逃亡的青年及西南地区贫困山区青年，他们的经济条件远非战前江浙沪富庶地区可比，大夏如果学费过高，生源就枯竭，很多学生往往少交学费或缓交学费。偏偏王伯群出于家乡情感，对品学兼优而出身贫寒的学生不舍放弃，这样大夏的经费严重不足，每个学期收费顶多能维持前3个月。王伯群多方筹措，甚至将私款借出，每学期要借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抗战时期物价飞涨，这学期借出下学期收回，数目相同而实际价值已降低，带来的损失不言而喻。

1940年，大夏大学择定于贵阳城郊花溪辟地2000余亩为固定校址，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大夏经济上的困难与日俱增，王伯群殚精竭力，维持至1942年，深感经费支绌，校董会难于支撑。王与部分校董和学校领导交换意见，认为要摆脱困难，并为长远打算，无妨试请改为国立，但必须保存大夏的校名，随即向教育部提出了申请。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对这个申请置之不理，主要原因是过去在上海时，CC派企图渗透大夏，被王伯群以学校乃私立不能介入政治为由拒绝。今大夏面临难关，竟然求到CC派的头子门下，陈立夫势必不愿帮忙。王见教育部没有反应，乃至重庆与校董何应钦商量。何对改国立不甚赞同，认为保持私立，学校能够独立自主，少受政潮影响，人事稳定，教授安心，有利于学术的自由探讨。若不改国立，又不能解和今后之危。而经费筹措，何实爱莫能助。最后，只好采取两全之策，何将大夏申请改国立事，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讨论，如不获准，则请政府适当拨款补助。

1942年2月，在行政院一次例会上，何应钦将大夏改国立事作为提案提出，请讨论决定。会上有人主张交付审查后再议。何说：“此案无审查之必要，能改国立则改，不能改则拨款补助。会上即可决定之事，何须交付审查迁延时间。”当时会议主持人蒋介石同意了何的意见，即在大夏申请书上批示，“改国立原则可行，交教育部切实整理院系呈核。”按此批语，行政院已同意大夏改国立。至于整理院系，那是既然改国立之后必然要有一番手续。殊知教育部奉到批示后，既不尊重大夏请求保存校名的意见，也不征求捐资创办人同意，竟擅自决定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为国立贵州大学。并内定教育部秘书主任张延休为校长。他们明知大夏请改国立案是何应钦提出，经蒋介石亲手批示原则同意的，却乘蒋、何两人因事不能出席的一次行政院例会上，提出来囫囵通过。

当行政院通过大夏改为国立贵州大学这一消息传出时，立即激起大夏师生、校董、校友们的愤慨，舆论哗然。特别是在校学生，抗议最为强烈。王伯群为表示自己的态度，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他说：“大夏是我一手扶植成长起来的，在18年的岁月里，我当了15年校长，对大夏耗尽心血，但我一无所求。对大夏的爱护，我不落人后。大夏的成败荣辱，与我分不开，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能把学校完整地迁回上海去。教育部设立贵州大学，那是他们的事，让他们去办，与我们大夏无关。教育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如人身自由一样，是受法律保护的，是不容许他人或集团侵犯的。我们有团结一致的全体师生员工和分布各地的广大校友，还有全国各公、私立大学和舆论的支持，任何力量、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我的学校。”王伯群的讲话，受到全体学生热烈拥护，同时也鼓舞了大家维护学校尊严的斗志和信心。接着，王伯群与教授代表金企渊、校友代表王裕凯亲赴重庆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质问。王说：“大夏乃私人出钱所办，并非政府所办。公立学校，政府可以任意为之。今政府对私立学校未经征得捐资创办人之同意，而欲收归公有，于法何据？今日施之于大夏者，焉知明日不施于其他私立大学？试问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有此先例吗？”其他私立大学闻讯，也对大夏拒改国立表示支持。后经何应钦向行政院提请复议，才收回成命。大夏仍保存私立性质。大夏经过这场风波，深知求助当时政府是无望的，乃决心自力更生。为加强阵容，壮大声势，以应付当时之险恶环境，1942年下半年，大夏在领导班子上作了人事调整：一、董事长职推孙科担任；二、王伯群以校董兼校长身份抓学校工作；三、副校长欧元怀出任贵州省教育厅长；四、训导长一职改由法学院教授傅启学担任。从上述这番人事调整，不难看出是为抵制教育部。同时，也为摆脱大夏困难，打开新的局面。

1942年5月，行政院决议在国立贵州农工学院的基础上，增设文理、法商两个学院，成立国立贵州大学。大夏大学虽然未并入国立贵州大学，但贵大北校区子弟学校后面仍有一条“大夏路”。因为大夏大学在入黔之初，便在花溪勘察了两千亩地作为永久校址，至1944年秋，大夏花溪校舍第一期完工。但由于当年黔南事变爆发，大夏前往赤水办学，其两千亩土地中的一部分，就成了现今贵大花溪北校区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一条“大夏路”是对昔日大夏大学的纪念。

1944年12月初，日寇侵入贵州南部的独山。贵阳危急，眼见惨淡经营之大夏又将毁于炮火，王伯群身患胃病，心急如焚，决定动员全校师生再迁赤水。当时交通极为困难，学校图书、仪器、档案等难于运走，又必须运走，师生旅途安全也必须照顾，加上经费紧张，王伯群病情加重，急送重庆医治，终于不起，于12月20日病逝，终年59岁。王伯群临终前，留下遗嘱，内容如下：

余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于今三十余年，才力绵薄，恒少建树，正思振奋精神，努力补救，今竟一病不起，事与愿违。此后切望吾党同志在总裁领导之下，一心一德，争取胜利，以完成抗建大业。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作为一名老同盟会会员，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跃然纸上，这份遗嘱感人至深。虽然王伯群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1931年不任交通部长后，只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的虚职，专心致力于教育，但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这种对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是弥足珍贵的。

1946年，大夏大学完整地迁回上海旧址。准备返上海之前，又逢大夏大学22周年校庆，抚今思昔，想起王伯群校长长眠于重庆，6月1日，学校镌刻《大夏大学迁校纪念》碑立于赤水校内（随时代变迁，原碑已无存，后华东师大在校内重镌此碑），并举行盛大校庆活动和迁校纪念碑揭幕仪式。学校请文学院陈湛铨教授撰写了《迁校纪念碑》一文，上书其中写道“我故校长王公伯群，忠国护校，敌忾弥深”，作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将上海校内新建的大礼堂命名为“思群堂”，并刻《思群堂记》碑以志纪念。

同盟会元老王伯群尘封档案首度揭秘

大夏师生致电张学良收复东北

2015年10月15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在愚园路1182号长宁区少年宫红花楼，举行纪念王伯群诞辰130周年暨《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新书发布会。因为，这里曾是王家私宅，现为上海市优秀建筑、上海十大老洋房之一。由华东师大档案馆首度解密的几份尘封久远的档案，披露了王伯群及他所领导的大夏大学师生的抗战轶闻。

一.致电和面促张学良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伯群立即召集临时校务会议，讨论抗日救亡对策。会议决定致电张学良副司令，下令东北军以后不得再行退让防地。9月24日，大夏大学致电张：“暴日侵略辽吉，东北军不战而退，失地千里，丧权辱国，旷古未闻。大夏大学全体教授鉴于国家养兵数百万，有守土之天职，乃遇外寇袭击，竟毫无抵抗，拱手让人，又将何以为国。前曾致电张副司令。请即收复失地。”

10月8日，张学良电复大夏全体教授：“上海大夏大学全体教授公鉴：代电诵悉。外侮肆暴，愤慨同深。爱国热忱，至为佩仰。职在守土，敢惜捐糜！拜领昌言，倍当共勉。特复。张学良庚秘印。”

1932年3月6日，王伯群又代表国民党中央到北平会晤张学良，传达中央对东北伪满的意见，决定先通告国联，揭穿日本侵吞东北阴谋，请各友邦主持正义，然后决定正式明令讨伐等。

二.赴京请愿得于右任接见

1931年9月24日，大夏大学抗日救国会成立。9月30日，四百余学生抵达南京下关，步行入城，即赴国民党中央党部递请愿书五项：“一、请准备对日宣战，二、请责成东北当局收回领土，三、全国一致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四、全国学校实施军事训练，五、外交公开。”

于右任先生代表国民党中央接见了大夏大学请愿学生。于右任说：“同学此次由沪来京请愿，爱国热忱甚佩……现在中国虽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有各位热心爱国，国家很有希望……现在之战争，不在陆海空军，而在青年之精神，青年爱国，国家即可得到最后胜利，希望青年们好好培养自己能力，运用自己的力量……”

及至1932年，一二八战事爆发后，大夏大学附近为戒严区域。王伯群校长随即“嘱令男女各生迁避胶州路旧校舍，至于图书、仪器、标本及重要文件、校具，则由各处陆续运出”。

1933年秋，王伯群决定以“复兴民族”为大夏教育宗旨，强调“厉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国民道德；提倡生产教育，以救济垂危之国民经济；奖励科学教育，以发展自然之无尽宝藏；实施军事教育，以培养民族之自卫能力”。

胡适外甥在大夏大学曾两次换专业

胡适本人立书做担保

程法正1933年9月由大夏大学附中入大夏大学银行系学习，一学期后转入文学院英文系。曾休学一年。后再转为法学院法律系，1938年9月毕业。由于毕业证书须经教育部送审签发，到发放毕业证书的时间已经是1939年了。

在华东师大档案馆内程法正的学籍资料袋里，一份“胡适”亲自作为担保人的2页书信格外引人注意。

信封在拆开时有点破损，信纸的边缘也有些水渍，信封信纸泛出黄色，但这仍不失为一份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书信。书信用毛笔写就，字迹端正隽秀，收信人是当时大夏大学教务长鲁继曾——

“贵校学生程法正君于上学期在贵校大学部文学院英文系一年级修业已足一年，本学期该可升入二年级。然今暑以来，家中发生不幸，彼之大弟遭毙，又彼母之疴疾未愈，故须学生法正在家奉待，以顾家务，恐于最近期内也不得有暇，故今特具是书恳请教务长能准学生法正停学本学期，于明春开学时，当决来校报到销假，本学期不能来校受业之苦衷，实属不得意耳……”书信的落款为学生保证人胡适，以及学生家长程治平。

“现在看来，这份信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说道。据了解，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是上海滩著名的私立大学，当时入学都需要有“入学愿书”及“保证书”，前者要求学生本人签署，“入学后愿遵守学校一切规则”，后者主要是证明学生读书的经济能力以及籍贯等个人身份信息的真实性。而类似提出“休学”这样的大事则还需要有保证人提供担保。

根据学籍卡资料信息显示，程法正籍贯为安徽省绩溪县，他于1933年9月由大夏大学附中直接进入大夏大学银行系，一学期后转入文学院英文系，接着曾休学一年。后再转为法学院法律系，1938年9月毕业。当时，转院科的时候也要专门填写志愿书。在一份民国24年（即1935年）9月10日的志愿书上显示，程法正“因兴趣不同曾经具函呈请”。

汤涛分析说，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程法正是一位追究自己学科兴趣的学生，但正是学分制以及导师制的实行，使得转院科甚至校际转学都变得可行。据史料记载，大夏大学学习效仿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欧美高校导师制之沿革，于1929年在学生中推行实施“导师制”，是国内高校最早实施导师制的大学。读书期间，程法正还参与“夏季学期”的学习并获得学分。

丁基（1917-1944）原名李百岑。陕西兰田人。1936年春考入大夏大学经济系。1938年2月到达延安，在陕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前往八路军120师，任晋绥军区《战斗报》特派记者。1944年9月16日，在山西方山战斗中，英勇殉国，年仅27岁。

朱敏（1929年3月-1949年4月）原名薛家德。上海吴淞人。1945年初，在上海育英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1945年秋入之江大学木工程系。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是地下党支部委员。1947年秋，考入大夏大学理工学院土木系学习。1948年2月受党派遣到四明山中共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和民运工作。1949年2月在在执行任务时与敌人遭遇，受伤被俘。在浙东解放前夕，惨遭杀害，年仅20岁。

吴志骞（1904-1939）原名吴子谦。江苏南通人。上海女子大学和上海女中校长。教育家、抗日爱国殉难烈士。1930年毕业于大夏大学教育系。1935年2月赴意大利罗马皇家大学留学。1937年7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38年2月创办上海女子大学，并任校长。1939年8月30在《中美日报》等报刊上刊登启事对汪精卫叛国求和的行为痛加指责。9月4日上午8时40分在女大体育室遭汉奸特务组织“76号”暴徒狙击，当即血流如注，被送往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同日上午11时20分殉难，年仅36岁。

张端，又名张明弟，后改名张凯君。安徽人。1934年间考入大夏大学读书，同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参加由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四十年代初，前往南昌参加新四军。1941年，在新四军过江时不幸牺牲。

张似旭。早年曾留学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三十年代曾在大夏大学商学院执教，讲授保险学课程。同时兼任美商友邦保险公司经理。是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组织成员之一。1940年7月19日，被汉奸特务组织“76号”枪杀在静安寺路起士林咖啡馆楼上。

陈亮，又名陈继岩，字希明，浙江永嘉人。大夏大学学生。1927年2月20日为迎接北伐军进上海，陈亮上街宣传演说，被军阀残酷杀害。

陈骏，浙江平阳人。大夏大学学生。1927年2月20日为迎接北伐军进上海，陈骏上街宣传演说，被军阀残酷杀害。

陈训涛，福建人。三十年代中期在大夏大学法律系读书。1941年在赣西北被反动派所杀害。

汪曼生，三十年代初大夏大学校内学生话剧团体大夏剧社（负责人是左翼戏剧家、大夏大学社会系毕业生姜敬舆）成员。1932年经组织审查前往赣东北苏区，途中，被敌人杀害 。

胡有猷，贵州人。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考入贵阳大夏大学读书，为贵阳大夏七名“民先”队员之一。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1950年与难友举行暴动时，不幸牺牲。

奚舜生，江苏扬州人。三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学读书时，就已是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夏高中毕业，由党组织调配考进大夏大学教育学院读书，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因身患严重肺病，经大夏党组织决定，于1942年冬全家回扬州开一小烟纸铺，作为地下党员掩护据点。1944年殉职。

聂汝达（1911-1949），贵州贵阳人。出身于贵阳名门世家。抗战以前1931-1937年曾在上海大夏附中和大夏大学读书，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成为进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担任过大夏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5年10月中旬，在贵阳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并被关押多年。1949年11月11日，被杀害干贵阳北郊沙桥畔，时年38岁。

郭莽西，浙江东阳人。大夏大学教授、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1949年5月20日上海解放前夕，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牺牲于上海宋公园（今闸北公园）。

钱亦石（1889.12.21-1938.1.29），湖北咸宁人。原名钱城，字介磐，笔名啸秋、史庐、谷荪、白沙、石颠、巨涛、楚囚等。著名政治学家、进步社会科学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常委兼宣传部长，主办党务干部学校。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从事理论研究。1928年转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1931年12月回国，先后任上海法政学院、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事务工作繁重，抱病工作，终因病情恶化，治疗无效；不幸于1938年1月29日逝世，时年49岁。

高仰基，广东人。1937年从广州圣心中学转学到上海大夏大学附中高中部读书，即投身抗日救亡活动，负责校内外“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的组织工作。1942年9月改名陈凌撤退到苏北根据地搞民运工作和武装斗争。1944年8月在射阳县凤凰乡处理一起叛徒投敌事件时，被暗藏的敌人杀害。

肖炳焜，贵州思南人。1937年考入大夏大学，在校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经中共重庆党组织同意，参加了“青年记者战地新闻服务队华北一支队，踏上抗日征途。1940年初奔赴晋南中条山抗日前线进行实地采访。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社任出版科科长。1942年5月日寇集中兵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忍的“铁壁合围”大扫荡。1942年6月2日随部队在山西辽县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南艾附近十字岭突围时被敌包围，在战斗中肖炳焜英勇牺牲，年仅二十八岁。

黄刚培（1913-1942），江西省临川县秋溪人。1937年秋抗战全面爆发后，转入贵阳复旦大夏第二联合大学读书，次年春复旦大夏分立后，继续留在贵阳大夏学习。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化名伍国才。囚入上饶集中营。因对敌斗争坚决，被狱中党支部吸收为秘密党员。1942年6月16日，赤石暴动前夕,被秘密杀害于福建大安，年仅29岁。

蒋松林，原名蒋文华。江苏南通人。三十年代中期在江苏省立南通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之江大学。1940年秋，转入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曾任中共大夏地下党支部委员和书记。1942年夏根据党组织关于创办江淮大学的指示撤退到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江大宣告结束后，继续留在根据地从事中学教育工作。1947年新四军北撤后，不幸被敌人“扫荡队”逮捕并杀害。

熊映楚（1905-1928），湖北黄梅人。1924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同年夏，进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学习。1925年考入大夏大学攻读理科。1928年2月被捕，同月19日在汉口英勇就义，年仅23岁。

谭雨文，又名李福荣。三十年代中期考入大夏大学学习。1943年夏初，在县城被日寇巡逻队逮捕入狱。越狱途中惨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