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1882年1月26日—1967年12月25日），原名景奎，字仲辉，笔名力子，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上海大学副校长，并与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南社。1916年他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主笔十年，并兼编《觉悟》副刊。五四运动后，他参与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于1926年11月退出中国共产党。

邵力子（1882—1967），原名闻泰，字仲辉，笔名力子，浙江会稽（今绍兴）人。

幼年就学于私塾，清朝末年曾考中“举人”。他追求新时化、新思想、新文化。

17岁进上海求志学堂学习。18岁考入广方言馆学法文，后考入苏州中西学堂学习。21岁参加乡试中举，为陕西候补知县，得“文魁”匾。1903年在邵家溇四德庵创办强明小学。1905年在浙江吴兴南浔镇执教。

1905年以后，先后求学于上海震旦公学，复旦公学和南洋公学，随后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并与于右任等在日本创办《神州日报》，宣传民主革命，反对封建帝制。

1910年回国后去陕西高等学校任教，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陕西当局迫害，被驱逐出境。

1912年，他与于右任等创办《民立报》，担任编辑兼《民声报》记者，大力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军阀统治。

1915年，因揭露袁世凯复辟、卖国的罪行，《民立报》被封闭停办。他再接再厉，在讨袁声中又筹办《生活日报》，和陈英士、叶楚伧等办《民国日报》，邵力子任主笔，同时兼编该报《觉悟》副刊。这一时期，邵力子写了不少文章，号召推翻旧制度、旧文化、旧文学，向旧社会作斗争。他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改革教育，发展科学，向新文化进军。同时倡导革命，反对军阀割据，向帝国主义斗争。五卅运动以前，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还发表过许多共产党人如恽代英、邓中夏、肖楚女、杨贤江、蒋光慈等的著述，刊载了纪念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文章，介绍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肯定了这一时期的《民国日报》作出的贡献。

邵力子在“五四”运动时，既是《民国日报》的主笔，也是复旦大学的教师。1919年5月5日清晨，他在报社接到北京电讯，得悉“五四”运动爆发后，立即赶赴复旦大学，亲自敲钟召开全校师生紧急大会，即席作报告，讲时事，揭露北洋军阀的种种卖国行径，使听众受到很大的激励。会后，他积极参加了上海各界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

邵力子不仅是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战士，还是一贯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老人。他作为国民党重要的一员，无论是负责地方行政工作，还是担任高级幕僚工作；无论是参与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或是进行各种外事活动，一贯遵循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维护和平团结。他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一切争端，并为和平而奔走。西安事变以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谈判，邵力子作为国民党谈判代表之一，在1937年7月的庐山谈判中，和张冲等国民党代表一起，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就国共两党关系，包括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问题、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等问题，进行谈判，几经周折，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毛主席亲自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邵力子和张群、王世杰等国民党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等进行谈判，双方签署了会谈纪要，达成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邵力子是国民党代表之一，参与通过了政协决议，做了有利于人民的工作。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向整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1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遭到广大人民强烈反对，邵力子当时也拒绝参加，这对一位重要的国民党党员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经过两年半的内战，国民党主力军队大部被歼，政治、经济濒临全面崩溃。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总统”，同意以毛主席所提八项条件进行和平谈判。和平老人邵力子又被国民党政府特派为和谈代表。后经双方联系，确定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先来北平，就有关和谈时间、地点及通邮、通航等问题进行商谈。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前来北平交换意见。邵力子当时表示，“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

1949年3月24日，国民党当局决定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再次指派邵力子为和谈代表。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为代表和屈武等为顾问的代表团到达北平，与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聂荣臻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正式和谈，商定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但国民党政府却拒不签字，和谈遭受失败。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于当晚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国民党当局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值得注意的是当南京政府急电询问代表团归期，代表团讨论是否南返时，邵力子首先发言，表示不再南返的坚决态度。实际上，在此以前，他已把夫人傅学文接来北平，早作留平不返的具体准备，坚决站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方面来了。

邵力子1949年10月出席了首届人民政协会议，参加开国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并历任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同时在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苏友好协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任各种重要职务。

1954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出发，就提出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邵力子是民革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他一贯热心民革组织的工作，关心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通过广播和新闻报道，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号召去台人员认清前途，掌握命运，邵力子始终坚持和平奋斗的信念，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奋斗不懈。

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1933年4月，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原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专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

由于蒋介石当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于不顾，只想剿灭共产党，在他的淫威下，邵力子又不好违背，只得打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对于抵御日寇的事在报上一概不闻不问。

毛泽东阅读当地的报纸，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两周年了，陕西省政府也无什么大反应，回想邵力子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曾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广泛影响，何以现在一变如此？想到这儿，也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于9月8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顺颂勋祺！

毛泽东

九月八日

邵力子收到此信不久———12月12日，“西安事变”就发生了。由于邵力子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延安的中共首要人物共过事，了解他们，因此，他赞成毛泽东、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西安事变”的结束，都曾起过有益的作用。

蒋介石是深知邵力子底细的人。“西安事变”以后，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党宣传部长，并在会上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建议。没过多久，邵力子的学生孙寒冰送来了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请示是否可以刊登。这又把邵力子难住了。他知道，如果刊登出来，蒋介石肯定要恼火的，CC特务也会加以攻击。但是，他毕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与毛泽东有过交往，共过事，去年又曾收到过毛泽东的亲笔信。因此感到，当前国共合作，如果把《毛泽东自传》刊登出来，对于帮助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很有好处的。他和傅学文商量下来，决定刊登。孙寒冰马上在《文摘》上将《毛泽东自传》刊登了出来，一时轰动了全国，有识之士无不钦佩邵力子的超人勇气和魄力。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受蒋介石邀请，从延安坐飞机来重庆谈判。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以及张澜、郭沫若等各界要人都来机场欢迎。邵力子与毛泽东已近20年未见面了，这次重逢，彼此都十分高兴，握手之后，就在机场合拍了一张照片。

邵力子曾经说：“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人心思治，全国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团结一致，建设国家，岂能再启战端！”因此，他虽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国共双方看法不一致时，他就力排众议，既能基本上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又能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求同存异，使之达成协议。10月10日，终于举行了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的签字仪式。

由于邵力子在这次国共和谈的过程中为中国的和平作出了贡献，因此，他获得了“和平老人”的荣誉称号。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于6月16日创刊，由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助编。《觉悟》经常有计划地组织进步人士撰写稿件，刊载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割据的文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过重大的贡献，被誉为当时“全国报纸中四大副刊之一”。

邵力子在主编《觉悟》副刊期间，特别重视青年、学生的来稿，刊登了大量来自于青年学生和青年店员、工人的稿件，邵力子在《觉悟》上辟有“通讯”一栏，对读者的每封来信都认真答复，许多青年来信都由邵力子署名答复。邵力子在编辑部热情接待来访者，与来访青年讨论问题，毫无拘束，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向旧社会作斗争，学习、掌握科学知识，用真才实学去改造社会。大批青年、学生把邵力子当作良师益友，乐于把心里话说给他听。

《觉悟》上曾发表过一篇以《捉贼》为题的白话小说，其中有描写学生吊打小偷的情景，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1920年，在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应用机械科学习的青年学生方志敏给邵力子写信，对小说内容谈了自己的看法，受到邵力子的赏识，认为他的看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问题的本质和病根”。

邵力子及时回信勉励方志敏，希望他能写些白话文或诗歌、小说来，揭露社会的黑暗，唤醒民众。方志敏开始写起散文诗，并在酝酿构思时把内容大意写信告诉邵力子。邵力子在回信中充分肯定了方志敏的构思，并望他迅速写出诗稿。不久，方志敏便将作品向《觉悟》寄去。1922年5月和6月，《觉悟》先后发表了方志敏的白话散文诗《哭声》和《呕血》。

1922年7月，方志敏从江西九江赴上海，不久便到《民国日报》报馆拜会邵力子。当邵力子了解到方志敏在上海举目无亲、没有经济来源时，便热情地挽留方志敏在家中小住，让方志敏与其在复旦大学就读的儿子邵遂初同室，还安排方志敏到报馆做夜班校对工作。后来方志敏搬到民国日报社租用的房子里去住，仍然时常到邵力子家里来拜访。

在邵力子的帮助下，方志敏到大学旁听邵力子、恽代英等主讲的课，还结识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找到了中共党组织和领导机关。不久，方志敏创作了一部白话小说，邵力子读后，将此作品取名为《谋事》，还亲自撰写了《随感录》，对作品作了肯定评价，认为文章是方志敏到上海以后的真实写照，真切感人，并决定在《觉悟》上予以刊载。

8月，已经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方志敏根据组织决定，返回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出版《青年声》周报，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后来，方志敏继续将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文《同情心》《我的心》寄给在上海的邵力子，邵力子大加赞赏，并于1923年在《觉悟》上刊出。

据统计，方志敏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有一半是发表于《觉悟》中。

提到计划生育，人们往往会想到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实际上邵力子提出“计划生育”概念，比马寅初早。

1921年，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全文发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法》，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由中共党员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介绍计划生育主张。他提出：“生育节制果要实行，我以为必须与节欲同时做起。”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1950年，邵力子的续弦（前妻生育5个孩子后怀上第六胎，痛苦无以名状，苦求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没有一个医生敢做堕胎手术。后来，她自己狂奔，掉胎时大出血而死亡）傅学文任中华妇女节制生育北京分会会长。邵力子把以前研读过的列宁有关节制生育方面的著作、自己过去研讨节制生育的文章找出来，进行整理、充实、提高，为夫人宣传“计划生育”充实理论和科学知识。当年，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就“光荣妈妈”进行长谈。他对“光荣妈妈”的号召而忧虑，认为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经济建设却会因为人口的超速发展而不胜负担。邵力子向李德全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他说：“中国的生产落后，而人口的发展太快，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下，这样的议论被搁置了。

1953年冬，邵力子利用政务院会议平台提出计划生育观点。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1954年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邵力子就计划生育问题第二次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环境里，人口应有限度，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控制人口的办法就是科学的医学手段，并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等。还应当从实际指导，供给有关避孕的方法和药物。”9月18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邵力子17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赞同邵力子的观点：“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应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

邵力子力促马寅初撰写《新人口论》。

马寅初知道邵力子是中国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多次公开呼吁控制人口。深受邵力子激励和鞭策的马寅初决心集中精力和时间，将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思想理论建立起来。为此，他撰写了《新人口论》专著。马寅初在书稿中指出，中国人口增殖太快，拖累了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国不仅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质量。必须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国家要进行人口普查，制定切合实际的人口政策，要提倡晚婚、避孕，实行计划生育，政府要有具体措施干涉生育等。

父亲：邵霖，科举出身，曾任江苏吴江县县丞。

叔父：邵莲坡

孙女：邵黎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