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慕琦（Sir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年6月30日—1974年5月12日），英国资深殖民地官员，1909年至1928年间于锡兰任职，官至首席助理辅政司兼锡兰行政局秘书，后来先后于塞拉利昂及巴勒斯坦托管地服务，期间曾任塞拉利昂护督及署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杨慕琦自1933年至1938年任巴巴多斯总督，1938年至1941年任坦噶尼喀地区总督，两段总督任内以推行改革著称，获得英廷肯定。

战后杨慕琦爵士试图在香港推行称之为“杨慕琦计划”的政治改革，计划成立民选市议会下放政府权力，但碍于地区局势及其他客观条件所限，他复任仅一年而于1947年5月退休后，有关改革未获继任港督葛量洪爵士支持，使改善陷入停顿状态，后来更以流产告终，此后香港长时间也再没推行重大政治改革。杨慕琦，英国殖民地官员。1933年至1938年在任巴巴多斯总督，期间推行不少改革，贡献良多。在1941年9月，杨慕琦获委任为第21任香港总督，惟日本随后在同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继而入侵香港，最终杨爵士在12月25日向日军投降，沦为战俘，开展了香港3年零8个月艰辛的“日据时期”。杨慕琦在战后1946年复任港督，任内提出“杨慕琦计划”，试图改革香港政治，但碍于中国大陆局势不稳，方案以流产告终。

杨慕琦在1886年6月3日生于英属印度，是威廉·麦克沃思·杨慕琦爵士，KCSI（Sir William Mackworth Young，1840年—1924年）在第二段婚姻中，与弗朗西丝·玛丽·埃杰顿（Frances Mary Egerton）所生之第三子。弗朗西丝之父亲罗伯特·艾尔斯·埃杰顿爵士（Sir Robert Eyles Egerton）曾经担任旁遮普的副总督。

至于杨慕琦的父亲W·麦克沃思·杨慕琦爵士是印度的殖民地官员，曾先后担任迈索尔的驻留官（Resident）、古尔格（今果达古）的首席专员以及旁遮普副总督。

虽然生于印度，但杨慕琦早年却被送回英国英格兰接受教育，曾经先后入读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英皇学院。毕业以后，杨慕琦在1909年到英属锡兰加入当地的公务员体系，从而展开其殖民地公职生涯。后来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杨慕琦遂在翌年从军。

大战完结后，杨慕琦重回锡兰的殖民地政府，此后一直官运亨通，除了在1923年获委任为首席助理辅政司外，又在1928年被改调到西非的塞拉利昂殖民地政府出任辅政司一职。自1930年至1933年，杨慕琦复被派到巴勒斯坦托管地担任政府的首席秘书，此后再次调迁，前往大西洋，在1933年8月5日起，正式出任悬缺多时的巴巴多斯总督兼三军总司令。

在他上任总督以前，巴巴多斯的主要经济命脉（蔗糖）因为长期歉收，使经济在1930年代陷入衰退，并导致失业率急升。为此，杨慕琦任内著手于解决失业问题。尽管当时政府因经济欠佳而收入减少，但他却花比以往更多的金钱到贫穷地区以发展社会服务、教育和医疗，另外，不同的委员会亦相继成立，以专注解决不同的民生问题。与此同时，杨慕琦又趁机会进行社会改革，在议会引入其他声音，以图改变农场主长期垄断经济的不公局面。

在1941年9月10日，杨慕琦获任命为第21任香港总督，接替以健康理由辞职的罗富国爵士。杨慕琦抵港后在9月25日第一次召开立法局会议，当时香港市面仍未料到两个多月后日军会入侵香港，杨慕琦更想不到三个月后自己竟为日军所掳。其实，日本早于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并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由于其时日本未与英国宣战，所以香港未受战火波及，但受内地严峻局势影响，港府虽然保持中立，但实际上自罗富国爵士港督任内，香港已经加紧备战，以防他日日本挥军南下。不过，虽说加紧备战，幅度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杨慕琦上任港督的时候，香港仅有英兵和印籍英兵约11000人，再加上本地义勇军1387人。此外，在他上任以前，英军驻远东三军总司令曾向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请示，要求增兵香港布防，但丘吉尔认为香港根本无险可守而加以拒绝，由此可见，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防守仍然十分脆弱。

正因为英方相信日本不会宣战的关系，虽然大批难民从内地涌入香港，但市面情况则仍然一概如旧。后来加拿大在1941年11月派遣一批为数1975人的援军驻守香港，可是杨慕琦亦未有任何进一步的增兵行动，而他本人甚至在12月6日前往半岛酒店出席慈善舞会，香港表面上可谓一片歌舞升平。

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突袭美国位于太平洋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遂一触即发。珍珠港事件发生当日，杨慕琦始悟情势不妙，于是颁布动员令，并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翌日12月8日（因时差关系，实际上仅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之内），日军首次进攻香港，率先在上午8时30分以战机轰炸启德机场，香港仅有的五架空军飞机遂遭彻底损毁。此后不出48小时，英军虽然奋力防守，无奈寡不敌众，驻港英军“兵败如山倒”，新界防线全数崩溃。到12月12日，九龙半岛已经完全陷落，日方于是在12月13日派员到香港岛，以大炮和空袭为威胁，迫使英方投降，结果被杨慕琦当面加以拒绝。

杨慕琦拒降以后，日军再度大肆进行空袭，并成功在12月18日和12月19日，分别在三个不同地方登陆香港岛，与英军展开激烈战斗。到12月21日，丘吉尔曾致电报到香港，鼓励守军抵抗到底，并表示守军“不要有任何投降的设想”，惟当时英兵已经溃败，边战边退。自12月21日至12月24日，英军虽然作出最后的顽强反抗，但始终未能击退日军。在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杨慕琦发表圣诞文告，鼓励士兵奋战。但到下午3时，守将莫德庇少将向他表示英方已再无力还击，杨慕琦于是先设计送走所有军政要员离开香港，并决定投降。

在12月25日下午4时，英方前线开始举白旗，一小时后，英方派员到日方司令部请求投降，但由于日方要求英方投递降书，所以英方要至晚上6时20分才正式投降。结果，杨慕琦乘天星小轮渡过维多利亚港，在当日晚上7时与日方在九龙半岛酒店内举行投降仪式。投降仪式由酒井隆中将主持受降，而英方代表则有杨慕琦和司令莫德庇等人。由于空袭导致停电，所以杨慕琦要在灰暗的烛光下签署无条件投降的降书。自此，香港正式沦陷，开展长达3年零8个月的艰苦岁月。至于杨慕琦向日军投降当日，由于正值圣诞节，所以史称当日为“黑色圣诞节”。由开战至此，两者仅距18日而已。

杨慕琦投降翌日，英方正式全面停火。而杨慕琦本人自签署投降条款当日即沦为日本的战俘，并先后被囚禁于香港赤柱和中国东北沈阳的战俘营。一直到1945年8月，随着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杨慕琦才获得释放。释放以后，杨慕琦未有立即复任港督，而是先回英格兰休养，并由前辅政司詹逊组织临时政府。不久以后，又由夏悫少将组织军政府，进行军法管治。

香港光复半年以后，杨慕琦在1946年5月1日重新复任香港总督，结束了临时军法管治。在同一日的立法局会议上，杨慕琦又大胆提出政改方案，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到是年10月，杨慕琦正式推出建议书，当中建议香港应设立一个市议会（Municipal Council），三分之二议员为民选，其余三分一则属委任；另外，在民选议员部份中，一半由华人直选，而另一半则由洋人直选。构想中的市议会最初可负责管理消防、康乐场地和市政局，到日后情况许可的话，更可以管理教育、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甚至于公共事业。

根据方案，为配合市议会的设立，立法局内的官守议员议席会由原本的9席减至7席，非官守议席则增加一席至8席。在官守议席中，5人会是当然议员。而在非官守议席中，4人由非官方机构推举，另由太平绅士中选一人，商会中选一人，以及从新成立的市议会推选2人。港督仍会是立法局的主席，继续享有投票权。

方案推出以后，被通称为“杨慕琦计划”。表面上，方案虽然容易推行，但由于各界未能就市议会职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致方案迟迟未能落实。而即使华人可在方案取得利益，港府也没法得到全体华人社会的赞同。到1947年5月，杨慕琦任满离职，以61岁之龄退休返英，但其方案始终未能取得共识。

杨慕琦卸任港督以后，选择退休，未有再出任公职，晚年退居于英国英格兰的温切斯特，最后在1974年5月12日逝世，享年87岁。

其实，杨慕琦在早年的殖民地服务已显露出支持改革的作风，因此他上任巴巴多斯总督一职以后，便企图打破长久以来白人控制巴巴多斯政治的局面。例如在1936年的时候，杨慕琦就起用了当地的白人改革主义者基思·沃尔科特（Keith Walcott）为律政司，并且兼任议会议员，以便反映改革派的声音。到翌年，他又率先委任当地黑人厄尔斯金·沃德（Erskine Ward）为法官。沃德本人是民主联盟的成员，也是议会首位黑人之一，因此杨慕琦的委任特显他对民主与自由的重视。相反，巴巴多斯的保守农场主和商人却因此而倍感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改革主义者，另外又有两人是黑人，至于农场主和商人则占4人，反映出杨慕琦尽量寻求社会各界的均衡参与。委员会在同年11月发表了报告，报告表示巴巴多斯应该引入退休金制。

报告表发表以后，适逢巴巴多斯在1937年7月爆发要求推行退休金制的骚乱，杨慕琦于是借机在10月将准备多时的草案提交议会。引入退休金的草案曾在议会和立法局引发了一连串的辩论，不少地主、商人由于不愿增加财政负担而加以推搪之余，又指政府的财政状况将来可能不足以负担退休金的支出。然而，草案最终仍然得到三读通过，并在1938年5月1日起落实。法例通过以后，在巴巴多斯连续居住满20年的长者，均可在每星期取得1先令6便士的退休金。

杨慕琦在巴巴多斯的政绩斐然，得到了伦敦殖民地办公室方面的肯定。因此自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他获委任兼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护理总督一职，以接替因表现未如理想而被撤换的前总督弗莱彻爵士（Sir Arthur Fletcher）。到1938年3月，杨慕琦卸任巴巴多斯总督一职，随即调往坦噶尼喀地区，自1938年7月8日至1941年6月19日出任坦噶尼喀地区总督兼三军总司令。

杨慕琦卸任以后，由葛量洪爵士在7月25日接任港督，他上任以后，内地正值国共内战，其后中国共产党又在1949年成立新中国，两件事都触发大批难民在战后涌港。基于当时香港与邻近地区局势不稳，再加上香港前途不明朗，“杨慕琦计划”被一再拖延，至1952年10月，港府更正式宣布放弃计划。

C.M.G. （1931年）

K.C.M.G. （1934年）

G.C.M.G. （1946年）

有别于大部份香港总督，香港并没有任何道路或建筑以其名字命名。

杨慕琦有一名妻子，名叫约瑟芬·玛丽·普赖斯，CStJ（Josephine Mary Price，？—1977年4月10日），而她的父亲则名叫沃尔特·C·普赖斯（Walter C. Price）。杨慕琦和约瑟芬育有2名儿子和2名女儿，当中，以布赖恩·沃尔特·杨慕琦爵士（Sir Brian Walter Mark，1922年8月23日—）最为有名。布赖恩·沃尔特·杨慕琦爵士是英国资深教育工作者，曾长年担任查特豪斯公学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