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原名杜月生，后因章太炎建议而改名镛，号月笙，江苏省川沙厅（今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人。中国近代上海青帮头目。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五，杜月笙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厅（今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南的杜家宅，取名杜月生。其四岁丧母，六岁时，父亲也去世了。留下他依靠外祖母抚养，舅父是个木匠，生活也很艰难。所以，他只上过半年私塾就辍学了。他伸手讨过饭，舅父朱扬声曾给他钱去贩卖大饼油条，但“寡人好赌”的他不仅常常把本利输光，而且有时摸舅父的钱，结果被赶出了大门，到处流浪。约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从高桥流浪到了上海滩。

他先投靠在十六铺一家水果行当账房的伯父杜阿庆处，由伯父介绍进另一家水果行当学徒；做不上半年，不得老板的欢心，被轰出了门。回到高桥，在一家肉铺里当下手，又因为赌博，被停了生意。这样，再度到了上海。

杜月生在这群人里，先是向他被赶出的宝大水果行讨些烂水果，再到码头停泊的水果船上捞些新鲜的，在小街巷及烟馆等处叫卖。生活很凄苦，偶然剩几文钱，还要和朋友一起赌博。在这一时期，他得了两个诨名：“水果月生”和“蜡光月生”。这样混了一段时间后，他结识了不少人，还参加了码头上的小帮派，和他们一起欺骗敲诈初到上海的农民，偷盗码头上的行李。

约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六铺码头有个青帮“大亨”陈世昌，他看杜月生年纪轻，又很机灵，就将他收在门下。杜月笙拜他为老头子（干爹），杜月生这样算正式“在帮”了。依仗帮会势力，他与流氓们合伙在轮船码头干些敲诈勒索、走私贩毒的行当。同时，以其在上海滩上黑社会内历练时久，为法租界巡捕房雇为包探。

民国七年（1918年），杜月生经陈世昌的同辈弟兄黄振亿的介绍，到当时上海滩大流氓头子、时任法租界警务处督察长的黄金荣家里做杂务。依靠他的头脑灵活、八面玲珑，很快讨得黄金荣的老婆林桂生赏识。当时淞沪护军都督使何丰林等人私下集资开办了一家包运贩卖鸦片的公司，杜月生认为这个公司有军阀为后台，肯定能够赚钱，遂鼓动林桂生以黄金荣的名义入股，不出两年，即为黄金荣赚得200万元。由此，黄金荣对杜月生的“才干”始加注意，并赏其5万元为酬谢。此后，黄金荣又推举其在法租界内运销鸦片，并将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的经营权交给了杜月生。

当时，上海的烟土走私由以英租界探目沈杏山为首的“大八股党”操控。他们先从抢劫烟土开始，渐与土商达成协议，由土商支付数额巨大的“保护费”，由大八股党负责烟土运送安全。杜月笙欲与大八股党争夺烟土之利，于是找来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杨启堂、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八人，组织“小八股党”，建成一支流氓武装。在与大八股党的争夺中，他们或明抢，或暗劫，至民国八年（1919年）初，“小八股党”最终取代“大八股党”，执上海烟土行业之牛耳，杜月笙由此名声大振。

民国十四年（1925年）7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等联合潮州帮烟土商，办起了专营鸦片的“三鑫公司”，由该公司派遣保镖人员，包办法租界的烟土经销。当时因黄金荣身为法租界的督察长，不宜公开出面办这个公司，便由杜月笙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张啸林与杜月笙的青帮弟兄范回春担任副总经理。同年，黄金荣因在看戏时与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争风吃醋，开罪了这位公子，被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遣众便衣痛打一顿。之后，又将其绑架至龙华护军使署看守所里。杜月笙与张啸林居间设法营救。杜月笙向法租界各大土商索取巨款，由张啸林出面向何丰林、卢小嘉赔礼求情，再由杜月笙往请青帮“大”字辈的老头子张镜湖出面疏通，终于平息了卢小嘉的怒气，把黄金荣放了出来。黄金荣为感谢杜月笙、张啸林之“救命之恩”，乃与二人结拜成把兄弟。由此，黄金荣、杜月笙与张啸林这三位上海滩头的大流氓头子联合一体，成为当时上海黑社会中最具影响的势力。杜月笙也从此开始独当一面，自立门户了。同年，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

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章太炎的建议下，杜月生改名为杜月笙。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设计活埋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从而获得了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杜月笙任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等职，虽然都是没有军权的虚衔，但其社会地位却因此极大提高。9月，杜月笙担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

民国十八年（1929年），杜月笙升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同年，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人士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使得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民国十九年（1930年），杜月笙在家乡浦东高桥镇高南乡陆家堰买地五十亩，委托高桥创新营造厂厂主谢秉衡建造杜氏家祠。

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8日至10日，杜月笙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祠”典礼。仪仗队有五千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天。开酒席三日，每日千桌。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多个国民党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举行恒社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520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杜月笙担任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同时，他还当上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杜月笙当上了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杜月笙致电张学良，向他施加压力，宣称愿意自身为人质换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杜月笙又专程赴南京晋谒蒋介石，向蒋介石表示慰问。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从欧洲归国途中，特至上海与杜月笙会面，向他提出诱人的条件，进行经济诱降，杜月笙对此予以拒绝。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7月22日，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出面，杜月笙参与组织成立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及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华者考虑到杜月笙在上海的显赫地位和影响，对其多方进行拉拢。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杜月笙再度拒绝，离开上海，只身前往香港避难。12月初，他又专程赶赴武汉面见蒋介石，被蒋委任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分管第九赈济区事务。领命之后，杜月笙回到香港，成立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自任主任。同时还在香港挂出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办事处的牌子。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吴开先奉命至上海整顿国民党地下组织，成立了“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吴开先自任书记长，杜月笙则以其在上海的金融工商、党政、特务系统及黑帮势力中的特殊影响，被蒋介石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杜月笙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杜月笙迁居重庆，他在重庆重建恒社总社，并在西南各重要城市建立分社。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3月，杜月笙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自任董事长，由华中各地抢购物资内运经销。同时他还将中国通商银行迁到重庆，自任总经理。同年秋，他又亲至内江、成都、宝鸡、西安、洛阳等地，设立通商银行分行，各分行内皆设恒社分社。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杜月笙又与戴笠商议，并经蒋介石认可成立通济公司。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杜月笙回到上海。10月开始，即着手整顿“恒社”。整顿后的“恒社”，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发展分支组织，人数亦大大增加，社员上至中央部长、司长，下至董事长、报社社长、律师、特务，遍布全国。这一时期，杜月笙势力进一步膨胀，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职衔计70个左右。除“国大”代表、上海市参议员等公职外，所任职衔，涉及文化教育、金融工商、交通电气等各行各业。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在选举前夕，杜月笙发动其徒众，四处收买拉拢，威胁利诱，当选为议长。但恰在此时，他的心腹万墨林因囤积居奇，被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逮捕。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杜月笙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无奈让出已到手的议长职位。这使得杜月笙大发牢骚，“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10月，杜月笙将所谓的“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任常务理事。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杜月笙因屡遭国民党打击而去香港躲避一时，随即与潘汉年秘密会谈，保证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时，黑社会不予捣乱，也请共产党给予宽大处理。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春，杜月笙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行宪国大”，力捧蒋介石当选总统。同年夏，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9月初，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此外，蒋经国还将万墨林传去训话。杜月笙凄凉地感到“该是他们（蒋介石集团）要我下台的时候了”。后来，杜月笙指使其门下四处收罗证据，证明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所拥有的扬子公司也从事同样勾当，逼蒋经国就范。蒋经国无法，只得将杜维屏判处6个月徒刑，此事草草收场。

1949年初，杜月笙与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张澜等人频繁接触，商讨时局与个人前途。杜月笙曾考虑过留在上海，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难以完全相信共产党能不究前嫌。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他去台湾。5月1日，杜月笙决定既不留在上海，也不投奔台湾，而是选择留在香港。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昏迷，醒后即叫家人请来秘书胡叙五口述遗嘱。杜月笙脑子十分清醒，遗嘱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杜月笙拿出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全部予以烧毁，并告戒后人不得追讨余债。只留下了十万现金，每个老婆各拿一万，儿子一万，未嫁的女儿六千，已经出嫁的四千。据其女杜美如说，杜月笙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杜月笙口述一阵后，叫秘书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自己的名字：杜镛。8月16日下午4时50分，杜月笙于香港病逝，终年63岁。8月19日，举行大殓。蒋介石亲自为杜月笙书写了挽额“义节聿昭”，杜月笙的棺材被送到香港东华医院义庄停放。1952年10月25日，姚玉兰携子女把杜月笙的灵柩从香港运往台湾，于27日抵达基隆。许世英、李石曾、洪兰友及亲友恒社三百多人在码头迎接并祭奠。灵柩到了台湾后，暂寄极乐殡仪馆。何应钦、郑介民、毛人凤等人成立了“杜月笙先生灵榇安厝委员会”，于1953年6月28日进行了安厝仪式，葬于台北县汐止镇（今新北市汐止区）大尖山麓。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杜月笙参与发起了“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并担任常任委员，也做过一些抵制、查禁日货的工作。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企图通过诱骗国民政府与之谈判，行缓兵之计。杜月笙则居中为这次外交谈判穿针引线。但在全国人民和第十九路军的抗日热潮的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从事与抗战有关的慰劳、救济任务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和“上海市地方协会”。在淞沪抗战期间，他会同黄炎培等代表上海各界慰劳第十九路军。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22日，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出面，杜月笙参与组织成立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及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及众人的努力下，共筹得救国捐150余万元，认购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乎占全部发行量的1/6。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每当有国民党军队开到上海，杜月笙必定带上大批上海人民捐献的慰劳品，前去慰劳军队。此间，杜月笙也曾对共产党表示过合作的态度，将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10月，他领导的抗敌救援会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赠送了防毒面具1000套。并表示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他同时要求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姚惠泉为中国共产党募集教育文化经费，并且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间，杜月笙与戴笠合谋，利用帮会组织建立了“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由其任主任，辖下建立“淞沪别动总队司令部”，拥有一支有一万人参加的“别动队”。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其中，第三支队在青浦参加了与日军的战斗。12月初，杜月笙专程赶赴武汉面见蒋介石，被蒋委任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分管第九赈济区事务。领命之后，杜月笙回到香港，成立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自任主任。同时还在香港挂出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办事处的牌子，以此为掩护，从事动员、组织、安排一些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迁居香港，并负责沟通国民政府与上海等沦陷区的联系。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杜月笙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杜月笙坐镇香港，指挥其留在上海的门徒，迫使虞洽卿等人离上海赴重庆。同时他还制止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并请其协助吴开先在上海活动。约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底，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蒋介石为此特拨款20万元给杜月笙以为酬劳。除此以外，杜月笙还积极支持军统局上海区的锄奸活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0月，杜月笙党徒成功策动朱升源将时任伪上海市市长的傅筱庵杀死。此前，与黄金荣、杜月笙同为上海三大亨的张啸林由于公开投敌，被杜月笙的徒弟林怀部刺杀。尽管杜月笙对此事一向讳莫如深，但事前必经他默认无疑。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随即控制上海。蒋介石派杨虎和陈群联络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欲借助上海的流氓势力发动反革命政变，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杜月笙与黄金荣等积极招兵买马，收罗党羽，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蒋介石反共走卒。4月11日，杜月笙以“有机密大事商议”为由，“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宴。结果汪寿华一走进杜月笙住宅，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杜月笙手下捂住口鼻，装进麻袋，押上汽车，运到枫林桥活埋。4月12日，杜月笙亲自督战，组织流氓恶棍从南、北两路袭击工人纠察队。此外，杜月笙还将获取的情报预先通知蒋介石，使得工人游行队伍在宝山路三德里附近，遭到预伏的蒋介石军卫生队镇压，造成骇人听闻的宝山路大屠杀事件。杜月笙还派弟子芮庆荣率领“行动大队”，仅在4月14日一天，便捕捉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一千多人。4月下旬，杜月笙亲率“行动大队”专程去宁波协助蒋鼎文“清党”。为表彰杜月笙等人在上海“清共之役”的功劳，蒋介石委任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并单独召见杜月笙。从此，杜月笙建立了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蒋介石一些不便出面的事，也由杜月笙代劳。为巩固在上海滩的地位，扩展在全国的影响，凡国民党的要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吴铁城，杜月笙莫不曲意奉承，极力巴结。他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特别是上海市重要部门的官员更是打成一片。不仅如此，杜月笙还特别注意取悦法租界的外国权贵，由此，他在上海滩乃至全国的影响和地位迅速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大亨”。

民国十八年（1929年），杜月笙开办中汇银行，并以此为基础，采用笼络金融界人士、仰仗官僚资本、动用流氓势力等手法，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与此同时，他还采取同样手法，插足面粉、航运、棉纱业，获得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等头衔。最终，杜月笙通过打、拉上海市商会中的有力人物王晓籁、骆清华，使得当时的商会会长虞洽卿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渐生退意。经过杜月笙一番活动后，王晓籁被推举为上海市商会会长，而杜月笙则在幕后操纵。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际，杜月笙协助上海市长吴铁城破坏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阻挠学生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下旬，杜月笙与国民党当局联手策划，逮捕了力主抗日的救国会领袖“七君子”，其后又对“七君子”多次进行政治诱降和迫降。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初，杜月笙在香港与戴笠合伙成立了“港记公司”，负责运销国民政府在川、康、滇一带以禁烟为名掠夺的鸦片烟土。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杜月笙成立通济公司，以国统区的战略物资换取沦陷区的棉纱，被人们指责为趁机大发“国难财”，同时这种行为还大大缓解了日本侵略军战略物资的匮乏。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杜月笙对国民党军政势力未抵达上海前的重大问题， “均周密策划”，积极协助蒋介石争夺胜利果实。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杜月笙又与军统负责人郑介民勾结，将所谓的“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任常务理事，积极指挥帮会组织，配合国民党特务，打击共产党和进步力量。

民国将领范绍增：①他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能根据不同类型性格的人，运用不同的手法去对待。使一些人和他见面后，总爱与他交往。②杜月笙捧人的手段的确很有一套，这对他的成名有极大帮助，他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③杜能够成名，为很多人所称道，主要是他善于耍“两面三刀”的手段。④他的文化程度和我差不多，正楷字还能认识一些，略带行草便认不出来了。但他对写自己的名字，却下过一番功夫，看他的签名，倒也像读过几年书的样子。他说话一向不急躁，以后更装得斯斯文文，在公开场合和交情不够的客人面前，他是不随便多讲话的，以免露出马脚。故初次和他见面又不了解他的出身的人，是一下识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的。⑤杜月笙在旧中国能享所谓“盛名”达三十余年，长期得到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等的信任，以及大资本家的支持，关键是靠反共。

中国近现代外交家许世英题挽联：班生投笔，卜式输财，历济难危昭史乘；范式凭棺，伯牙碎轸，忍教生死隔襟期。

中国近现代政治家王宠惠题挽联：心期克复，身待升平，胡天弗愁遗，竟神游海天一角；名满寰区，功毗匡济，其殁而不朽，岂俯同战国四贤。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以杜月笙为首的黑帮势力是不同于中国社会其他地区黑帮社会的独特产物。他们的能量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任何一股黑社会势力。在旧上海经济畸形发展的病态社会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青帮首领、都市大亨，利用租界的特殊背景，成为上海滩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新式流氓帮会集团，这个在特殊时期下形成的特殊的社会势力阶层，已经褪去了身上浓重的宗法色彩，变得与西方社会的生存法则和游戏规则更加接近。三大亨的人生轨迹又是不一样的。张啸林连最基本的民族气节也没有守住，黄金荣的民族气节是守住了，但是作为老派的帮会人物，他无法走出自己收徒敛财的传统圈子。杜月笙和其门徒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利益集团的关系，而非依附关系。这一点从其徒众称呼其为“先生”，而他的弟子被叫做“学生”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正因为此，才会在下层社会流传这样一句话，“要像杜先生那样做人。”旧上海的无序给了杜月笙从底层爬进上流社会的机会，旧上海的活力为杜月笙的飞黄腾达提供了最为充足的空间，在病态社会的温床中杜月笙成功地成为三百年帮会第一人。

《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朱小平：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在抗战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

当代传记文学作家徐铸成著《杜月笙正传》：历史上任何英雄、豪杰、圣人、哲士，乃至大奸大猾，恐怕都不敢说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事物总是发展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我想，只有我们这位杜“闻人”，在他那个“社会”里，可以那么说。历史上有不少“游侠豪士”，上海更出现过不少“大亨”“闻人”，但像他这样“八面威风”、名闻中外的，可以说没有。而从“三座大山”被推倒，社会制度彻底改变以后，再要出现这么一个传奇人物，肯定也不可能了。……纵观杜的一生，从“水果月生”到君临“十里洋场”的“第一号闻人”，从贩卖鸦片到经营各个行业的“纯粹商人”、工商界巨子，历卢永祥、孙传芳、张宗昌、蒋介石等几个时期，经几十年而不衰不倒，看来，“应顺潮流”，是他的成功“要诀”之一。看他最后的几年，也还在新旧中彷徨挣扎，至少并不是想当旧时代的“忠贞不贰之臣”。

刘峰、吴金良主编《中华慈善大典》：杜月笙闻名天下，对民国政治有影响，有贡献。但他毕竟曾是帮派人物，靠烟赌发迹，受其惠者甚多，受其害者也多，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有恩有怨。他热心救济事业，但也热衷于名利；他既懂得以利求名，又善于以名贸利。因此，救济事业对他来说，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为了自身利益，他做了很多坏事，也做过一些好事，因此，对他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社会的具体环境。但无论怎么说，他的慈善行为客观上对民国社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抑恶扬善”应是评判杜月笙的正确公允的态度。

媒体评论人梁宏达：杜月笙一辈子从底层摸爬滚打起家，梦想成为人上人，他也按照自己的江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他也有点儿私心在里面，但是总的来说，杜月笙这个人一生很传奇，也很复杂。

杜月笙成名后，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

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其在上海的侄儿的官司之事，写信向杜月笙求助。杜月笙早就想结识章太炎，正苦无门路呢，这真是天赐良机。他当即派人打通关节，将章太炎侄儿解围出来。然后，他借机亲赴苏州，登门拜访章太炎。谈话间，章太炎取出《周礼·大司乐疏》，找到了杜月笙名字的出典。杜月笙在此之前，一直用父亲为他取的小名“月生”。章太炎指着古书上的出典，念道：“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西方之乐谓镛，镛者功也。”然后，合上书说：“杜先生，您的大名应该叫‘镛’，再在您的‘生’字上加个‘竹’字头，‘月笙’作号。这样，一面保存了小名的原意，一面寓有‘发扬光大’之意……”。杜月笙一听喜之不尽。此后，凡正式场合，他都用“杜镛”二字签名，以装点门面，平时就用“月笙”了。

杜月笙曾这样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失学儿童的痛苦经历，让他永生难忘。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很看重文化。成名后，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养，门厅高悬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时时鞭策自己。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古人的处世方式。他勤练书法，签名写得相当漂亮。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不论天气多热，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他们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其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杜月笙还曾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他还在老家浦东耗资十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后杜月笙自持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时。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

1950年4月，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准备召开董事会。杜月笙、陈光甫、宋汉章、李铭等都是商股董事，也被邀请参加。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一起征询杜月笙的意见，最后由杜月笙拍板：“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场。目前纵不可能去北京，但我们可出具委托书，委派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杜月笙的这一行动使台湾方面非常恼火，派俞鸿钧等前来，一定要杜月笙收回委托书。杜回答说：“对北京中行开会，既签委托书，则一切改变均不可能。如不见谅，有何危险，也只好认命了！”

消息传出后，震惊中外，后来史称“中行事件”。特别是台湾方面如遭雷击，对杜月笙极为不满，蒋介石更是震怒，将在台湾的杜月笙之老友，如张群、王宠惠、严家淦、洪兰友等人，召到草山别墅大加训斥，骂得狗血喷头。后来杜月笙病逝香港，蒋介石迟迟不做表态，也与此事有关。

1、不要怕被别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说明你还有用。

2、吃是实功，赌是对冲，嫖是落空。

3、英雄不怕出身低，关键要有一个好脑子。

4、做人有3碗面最是难吃：人面、场面、情面。

5、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6、蒋介石拿我当夜壶（傻瓜），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

7、原来天底下最狠的不是我姓杜的，而是他姓蒋（蒋介石）的。

8、如果日本人利用租界打中国人，我杜月笙要在两个小时内把租界全部毁灭！

（以上参考资料）

杜月笙墓位于台北县汐止镇（今新北市汐止区）大尖山下。墓地坐东南朝西北面向上海，位于秀峰国小后方，墓园上有蒋介石题字“义节聿昭”，墓园本有牌坊，上有张群题字“誉闻永彰”，后在秀峰国小建校时将牌坊拆除，而题字则镶嵌到墓园。

上海宁海西路杜公馆

杜月笙在上海时拥有多处宅第，其居住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饰最为奢华的是位于宁海西路的杜公馆。整个杜公馆由三幢建筑所组成，整个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前面为砖木结构的小楼，后面两幢为三层砖混结构。2001年4月时，被拆除了一部分，剩余部分被一家古建筑保护公司购买。2005年9月，决定将其从上海整体迁移至苏州吴江同里镇。

上海东湖路杜公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金廷荪在上海杜美路（今东湖路70号）建造了一幢花园豪宅，赠与杜月笙。据记载，该豪宅主楼的所有陈设均为法式家具，同时整个庭院又充分地体现了江南风情，建筑有着海派文化中的亦西亦中的特色。不过，杜月笙一天也没有进去住过。1950年，杜公馆改作中共华东局东湖路招待所。1954年，改作中共上海市委招待所。1982年，改为东湖宾馆。

杭州杜月笙旧居

杜月笙旧居位于今杭州西湖区孤山后山路10号，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经人介绍，杜月笙购买了此处的一幢别墅及周边土地进行改建，雅号“寂庵”。建筑面积有330平方米，高敞厅室，宽大走廊，中式屋顶，木质门窗，雕饰精细，屋数为外二内三，较为独特。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拆去围墙，曾作为干部宿舍。后又划拨给文化部门使用。后被改为“秋瑾史迹陈列馆”。1997年，被拆除重建为中国印学博物馆。

重庆杜月笙旧居

杜月笙在重庆南岸区南山公园路101号的旧居，建于20世纪30年代，建筑为砖木结构近代建筑，保存现状基本完好，为重庆市优秀近现代建筑。新中国成立初由部队代管，1958年移交市房管所，2003年由重庆南山植物园收购，现为植物园建设有限公司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