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开先（1899－1990），字启人，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早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上海大学读书，后毕业于上海法学院。

吴开先，1898年生于江苏青蒲县，上海法科大学经济科第一期毕业。曾任松江中学教员，后至上海创办“君毅中学”，自任校长。

192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北伐前，任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交通科干事。国民革命军底定京、沪后，转任青浦县政府秘书，由于县长高尔松为共产党员，吴开先曾策动群众运动，以打倒土豪劣绅名义，展开斗争，使地方秩序一时陷入混乱之中。

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吴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反共文章，又回到上海市党部，担任组织部秘书一段时期。此后至抗战前，吴步步高升，自1929年始出任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多年。

1931年5月，出席国民会议，同年任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次年3月，任立法院立法委员。

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翌年7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爆发后，吴开先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第一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跃身为一中央高级党务工作人员。在汪精卫等人脱离重庆，出河内转抵上海，开展筹组“和平政权”关头，吴开先奉派潜伏上海，从事破坏活动，成为潜伏沧陷区的重要人物之一，日伪视之为眼中钉，必欲获之而后快。

1939年到上海任行政院上海市统一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书记长，督导东南各省市党务工作。

1939年8月28日，吴开先奉派赴抵上海，潜伏法租界，任务为重振趋于衰败的党务与地下工作，主持地下抗日活动。国民党采纳吴开先的建议，决定成立“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以吴开先、杜月笙、蒋伯诚、戴笠、吴绍澍五人为常务委员，并任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吴开先为书记长。杜月笙和戴笠都不在上海，所以委员会工作实际由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负责。

1939年11月起，适值汪、日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秘约谈判之际，吴开先等人即奉渝方指示，采取严厉举动加以制裁。

日伪布下天罗地网，锲而不舍，逮捕吴开先。吴开先于1942年3月20日被捕，10月29日出狱，计系狱八月余。出狱后一个月，移居上海寓所，乘监视稍松弛时，于11月28日撰写一份被捕系狱经过报告，密交可靠的人送到重庆，呈给朱家骅部长。

据吴开先报告，其行踪所以暴露，主要是由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上海情形激变，切均成动乱状态。中央欠各单位经费既多，而各方面需款孔急。他背负中央重责，自不容坐视，只好四出设法筹款应急。致为敌人侦知。加上与重庆通讯之电信密码本，被敌方检查台研破，故他筹款情形也为其掌握，遂加紧查。

1943年3月15日，朱家骅接到吴开先电告，已获全部自由，一切不复受限制，正作离开上海之准备，约月底启程返渝。实际启程日期是在4月6日，由曾任暨南大学日文教授袁文彰陪同搭机离沪，取道广州湾经廉江，至桂林返渝。渝方饬令各有关人员沿途照应，或提供汽车代步，或差人引导随行，或预购机票，俾能顺利返回重庆。是月下旬吴开先安抵桂林，再转返重庆，确实时间，有待追查。

吴开先获释回重庆后，脱离黑暗中的地下工作，继续投入抗战行列。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

1946年1月，出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兼市党部委员；11月，担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1月，从地方到中央，任职社会部政务次长。

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政策顾问。

杜月笙，( 1888-1951)，原名月生，后更名镛，上海人，上海青帮大亨。

1934年，李玉山因投机黄金生意失败，挪用纱厂资金，被解除沙市纱厂领导职务。杜月笙被聘任为沙市纱厂第二任董事长。在任期间，他借助江浙财团的金融力量，化解了沙市纱厂的危机。抗战前，沙市纱厂取得了可观的赢利。杜月笙于解放前去了香港，1951年在香港病逝。

吴开先初到上海担负党务方面的重任，杜月笙已久闻其大名，曾一再在他的门生、在市党部担任要职的陈君毅面前提及。陈君毅了解杜月笙的想法，便主动地去向吴开先游说，希望吴开先去见见杜月笙。可是，吴开先却一再推托，直到第三次，才终于见面。初次见面，杜月笙便将吴开先当作要好朋友看待，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之后遇有重大的问题，或则邀吴开先来，或则利用电话筹商，吴开先渐渐被杜月笙诚恳的态度所感动，于是成了杜月笙的最高顾问之一。“一·二八”事变后，杜月笙出任抗敌后援会副会长、东北难民救济会会长和沪战善后救济委员会委员诸要职。但凡劳军、救济种种事项，杜月笙经常找吴开先商量，而且言听计从，对于吴开先的主张非常尊重。从这时开始，杜、吴二人关系越交越深。

吴开先和杜月笙之交情，“有水乳交融之状”。上海发生过几起大工潮，如法租界水电工潮、英美烟公司工潮等，两人都能密切合作，居中调解劳资纠纷，发挥大作用，声势颇盛。吴开先也因而有“上海的党皇帝”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