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北白象镇双庙村）人。早年留学日本8年。1931年毕业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教授政治学。次年转任南京《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兼中国政治学校教授。全面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

1932年初，以国民政府外交部为背景的《外交评论》创刊，该刊聘请高宗武为特约撰述人，为他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外交评论》创刊号上，高宗武以《最近日本之总观察》一文打开了国人的视野，全文洋洋万言，全景式地介绍了“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四个方面的情况，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此后，他一连在《外交评论》上发表了14篇文章，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一个崭新的“日本通”的形象就此树立在公众面前。

1932年11月，蒋介石决定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素孚众望的社会著名人士出任专员。高宗武以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被延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一举跻身于名流之列，这对他的自信心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1934年5月，高宗武被调到外交部，出任亚洲司日本科科长；6月，加亚洲司帮办衔；1935年5月，升任亚洲司司长，时年仅29岁。

在全面抗战前的中日交涉中，高宗武有过一次得意之作。“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发行邮票，使用伪满年号的日戳，国民政府以事关政治立场，指令东北邮局所有员工撤退，关内外邮务为之断绝。日本方面屡次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实现关内外通邮，迫使国民政府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为了缓解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1934年11月，外交部指派高宗武赴北平与日伪代表谈判。高宗武凭借个人灵巧的智慧，与日伪方面议定了关内外《通邮协定大纲》，规定在山海关及古北口各设邮件转递局一所，转递出入关邮件；进关邮件均贴用特制之邮票；邮件、包裹、汇兑单据等，均不得盖有伪“满洲国”字样。这样，关内外通邮问题绕过了政治障碍而得以解决，高宗武一时号称对日外交的能手。

1936年9月至12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举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谈，预备性会谈由高宗武与川樾茂对阵。这场会谈最终不欢而散，但以配角身份出场的高宗武却又一次在日本人面前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川樾茂公开扬言，以后遇事专找高宗武谈，无形中抬高了高宗武的地位。

年轻的高宗武自信心暴涨，曾经对日本人口出狂言：“由于我是亚洲司司长，必然要妥善处理日本提出的取缔排日的要求以及降低关税之类的事务性交涉，但实际上，我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我的愿望在于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变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高宗武正躺在上海杨树浦医院养病，他感到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临了，于是从病榻上一跃而起，伺机等候出击的时机。

7月31日中午时分，蒋介石在南京召见高宗武，想听听他对中日形势的看法。高宗武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请求承担对日最后交涉的重任，要以自己的热诚去说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看着眼前这个集狂妄与稚气于一身的高宗武，蒋介石一时未置可否。这天下午，刚刚从外地返回南京的汪精卫也急急地召见高宗武，与他作了一番长谈，对他的想法表示了几分赞许。当晚，高宗武找到“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请他通过“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协助，直接沟通与近卫文麿的联系，结果如泥牛入海，毫无音讯。

战火很快从华北烧到了上海，南京开始遭受日机的空袭。位于南京西流湾8号国民政府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周佛海的公馆，有一处坚固的地下室，高宗武与一群悲观的政客与文人，成天聚集在那里。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主张当胜败未分之际，最好进行外交，以外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一向以“日本通”出名的高宗武被这群人奉为座上宾。他们这群人的想法与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不谋而合，无形中便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高宗武多次拜见汪精卫，主动请命，要求赴沪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接洽停战。汪精卫将高宗武起草的对日外交进行步骤与要点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的答复是时机未到，令高宗武十分沮丧。

11月20日，高宗武告别已成危城的南京，溯江而上，向汉口转移。此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调停中日战事，高宗武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派遣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赴上海，秘密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试图让日方降低条件，从内部促成陶德曼调停。结果，他的这一努力再次归于失败。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要一直打到国民政府崩溃为止，气焰极其嚣张。两天以后，中日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两国外交关系为之断绝。

一向活跃的高宗武眼看就要赋闲了，他实在耐不住寂寞，频频与周佛海商议，挖空心思地想创造奇迹，重新打开与日本的谈判之门。周佛海对抗战的前途悲观至极，经常哀叹再打下去“吾辈不知死于何处”，高宗武的想法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已经担任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的周佛海，乘便向蒋介石进言：高宗武是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把他留在汉口是没有用的，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日本的情报。蒋介石没有觉察到周佛海隐秘的内心动机，采纳了他的建议，还从每月的军事机密费中支出6000元港币，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长罗君强奉命为高宗武开了一张军用出差证明书，信笔填上了“高特派员宗武”的字样。

1938年2月22日，高宗武终于飞出了令他窒息的汉口，抵达香港，重新活跃起来。他在香港开了一家“宗记洋行”作为掩护，稍事布置，又马不停蹄地转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试图尽快沟通与日本的联系。

高宗武在上海刚一落脚，便与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取得了联系。松本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情报界把他看作是近卫的私人驻华代表，是个重量级的人物。松本与高宗武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有同窗之谊，与高宗武早就相熟。高宗武急切地向松本重治打探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内情，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何时能重开谈判之门？松本告诉他，占领南京让日本人发狂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的外交僵局是打不开的！

正当高宗武一筹莫展之际，一别数月的部下董道宁出现在他的面前。董道宁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他生于中国，长于日本，平常总是以“日华人”自居。高宗武派他到上海活动，毫无进展，他竟然在刚刚卸去“满铁”职务、专门从事特务活动的西义显的协助下，像回老家一样很轻率地去了一趟日本，与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搭上了线。影佐写了两封措辞暧昧的书信，托董道宁带给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与张群。

影佐的信件使高宗武大为兴奋，似乎捕捉到了一丝打开僵局的希望。

3月28日，高宗武带着初次出击的成果从香港飞回汉口，将影佐的信件交侍从室直接呈给了蒋介石。4月5日，蒋介石召见了高宗武。

4月14日，高宗武第二次从汉口飞赴香港，西义显早已从上海赶来等候。高宗武告诉西义显，蒋介石看了影佐的信后，表示了如下的意见：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东北、内蒙可以留待他日协商，河北、察哈尔则须绝对交还中国，日本应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

西义显将信将疑，觉得上述意见不像是蒋介石亲口说的，更像是高宗武凭着自己的自信与胆略，以蒋介石的口气而作的回答。但他还是迅速返回东京，向日军参谋本部传递了这一信息。日本军方执意要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对西义显的传话不屑一顾，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5月30日，高宗武满心失落地飞回汉口，汇报“所事渺茫”。此时，恰好传来了日本近卫内阁改组的消息，“卢沟桥事变”时主张不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蒋介石嗅出了一丝“和平”的气息，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名义给宇垣发了贺电，一面令高宗武立即飞港，再次向日本方面传话，告诉他们：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即使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蒋介石意在向日本显示实力，促使日本主动求和，以争取有利。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高宗武虽然身为外交官，但骨子里却充溢着一股自由知识分子的习气，从来就不是一个甘于奉命行事、听差候遣的角儿，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高宗武两赴香港，并不满足于做蒋介石的传声筒，而是主动寻求与日本打开僵局的办法。自开战以来，高宗武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内心里早就服膺于汪精卫了。他向松本重治和西义显透露，汉口有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派”，势力正在成长起来。他还与日方人员相约共同参与“和平运动”，以出场秩序的先后，称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次郎，西义显的助手伊藤芳男为三郎，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高宗武两次返回汉口，在等候蒋介石召见的日子里，大量时间是在与汪精卫、周佛海密谋实现“和平”的办法。就在蒋介石派高宗武三赴香港的前夕，极度悲观的周佛海急了，劝高宗武不要再通过别人传话了，干脆自己直接上日本去联系。

6月6日，高宗武第三次从汉口飞抵香港。这一次，他完全超出了蒋介石的安排，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了。

6月14日，在香港浅水湾饭店，高宗武与西义显沟通交流，提出了一条打开中日僵局的危险思路：推戴汪精卫，使之成为蒋介石与日本之间媾和的媒介。

6月17日，高宗武又与抵达香港的松本重治会谈，将蒋介石口授的两点意见告诉他。松本反问高宗武，那究竟有何善策能打开目前的僵局呢？高宗武向松本重治敞开心扉，以充满幻想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全面设想。他认为：首要之点在于日本撤兵；日本撤兵声明一发表，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然后各地的杂牌军，如云南的龙云，广东、四川的将领以及山西的阎锡山等，就会从各方面响应，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

听了高宗武的高谈阔论，西义显和松本重治都不失时机地鼓动他直接上东京去，一举实现上述规划。6月23日，高宗武离港赴沪，准备渡日。

1938年7月2日深夜，松本重治在上海汉密尔顿大厦为高宗武送行。松本摘下自己的军帽，戴在高宗武的头上，又把自己的从军记者证章别在高宗武的身上。伪装完毕，两人一同下楼上了一辆插着同盟通讯社旗帜的汽车，在夜色中向着码头方向急驰而去。当汽车开到外白渡桥日军哨兵面前时，松本从车窗中探出脑袋，高叫一声：同盟通讯！哨兵便挥手放行了。就这样，高宗武悄悄地登上了日本“皇后”号客轮，迈出了致命的一步。

7月5日，高宗武在横滨上岸，影佐祯昭迅速将他接到东京。日本人掂得出高宗武的份量，知道他是可以直接向蒋介石说话的人。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政、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分别与高宗武会谈。高宗武很想与日本外相宇垣一成谈谈，可是宇垣与日本军方势不两立，影佐祯昭不予安排。

高宗武仔细听取日本人的意见，发现日本军方丝毫也没有撤兵的打算，而是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看来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打破僵局是彻底无望的。于是，高宗武主动向日本人推出了汪精卫。据战后影佐祯昭供称，当时高宗武是这么说的：“归根结底，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

影佐祯昭与今井武夫也向高宗武表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不能随便取消，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是要请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最初的爆破任务由汪精卫来完成。如果“和平工作”走上正轨，立刻通过汪精卫的推荐，再改换成以蒋介石为正式谈判对手。

高宗武进而提出，希望以近卫文麿的名义写一封信给汪精卫，保证日本愿意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的中心。近卫认为以一国首相的地位，为时尚早，只允许由板垣征四郎写信说明此意。

高宗武在日本呆了两天，目的已达，便匆匆地经上海返回了香港。这次，高宗武可不敢回汉口复命了，他差人将自己的东渡日记、会谈记录及个人观感送回汉口，交周佛海转呈蒋介石，以试探蒋介石的态度。

高宗武的报告明确无误地传递了日本方面要求蒋介石下野、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的信息。周佛海看了一遍，赶忙送呈汪精卫。汪精卫为了向蒋介石施压，又将报告交给了蒋介石。

早在7月9日，蒋介石即得报高宗武去了日本，顿时大吃一惊，脱口说道：“太荒唐了！”他一直以为高宗武几番往返穿梭，都是在按他的部署行事，不曾逾越半步。在蒋介石看来，高宗武是有份量的外交官，此番主动赴日，即失去了姿态，等于求降。果然，几天以后，板垣征四郎公开发表蒋介石必须下野的声明，近卫内阁改组时的一丝“和平”气息顷刻间便化为乌有。7月22日，蒋介石看了高宗武的报告后，盛怒不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倭国对我变更态度，强硬威吓者，其果误认为吾内部已动摇乎？其实，与高宗武之荒谬赴倭有关。今观其报告，其误事果不浅也。”高宗武的报告，其实是借日本人之口劝蒋下野。蒋介石肺都要气炸了，明明是自己派出去的人，却为汪精卫张目，高宗武真是个混账透顶的书呆子。他叫来陈布雷，将高宗武大骂了一通，下令停发活动经费，宣布断绝一切关系。

而汪精卫却从此知道了日本人希望他出马的信息。凭着日本人撑腰，汪精卫决定撇开蒋介石，单独“跳火坑”了。他指派高宗武、梅思平为全权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人进行秘密谈判，排定了从重庆出逃的日程表，最终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高宗武将汪精卫引上了不归路。令人惊讶的是，就在汪伪政权开场的前夕，还是这个高宗武，联合陶希圣将“汪日密约”公诸报端，揭开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真面目。国民政府取消了对高宗武的汉奸通缉令。高宗武的前后行动充满了矛盾，令人困惑不解。有人认为，汪精卫后来越走越远，超过了高宗武的心理底线，他终于良心发现了。也有人认为，这是蒋介石策反的结果。更有甚者，说高宗武是一个双面间谍，一开始就是蒋介石派他将汪精卫一步步推进火坑的。而经历了一番巨大波折的高宗武，当初的那份狂妄劲头已经消磨殆尽，从此告别政治，远遁美国，对这段历史始终三缄其口，将历史的谜团留给后人去猜测。

高宗武去美国后，化名高其昌，挂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职。他在美国长期定居，以炒股为生，一直到1994年去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