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937年—975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李昪在江南地区建立的王朝，定都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传三世历一帝二主，享国三十八年，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

昪元元年（937年），徐知诰代吴称帝，国号“齐”，史称“徐齐”，定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号江宁府，改年升元。次年，徐知诰改姓名为李昪，以扬州府为东都，旋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中兴元年（958年），李璟去除帝号，称国主。

南宋陆游曾编纂《南唐书》。清人陈鳣编撰《续唐书》，本乎明陈霆《唐余纪传》之旨，以为后唐、南唐两朝，复兴唐祚，下启宋朝，应当作为五代十国之正统所在。

唐末天下大乱，藩镇割据混战。其中，杨行密掌握的淮南镇是当江南最具实力的藩镇。但在其子杨渥嗣权位后，政治混乱，人心不稳。重臣徐温通过权力斗争逐渐独掌大权达20年之久。其间杨氏虽有立国称王（所建之国史称杨吴），但不过是徐氏控制下的傀儡。天祐九年（后梁乾化二年，912年），徐温升任行军司马、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天祐十二年（915年），吴封徐温为齐国公、两浙都招讨使，始镇润州。总领升、润、常、宣、歙、池六州之地。他在润州建立霸府，留其子徐知训为行军副使，专擅朝政，但朝廷大事由徐温遥控。天祐十四年（917年），徐温迁治金陵。后徐知训被朱瑾杀死，徐温的养子徐知诰（李昪）从润州先入广陵，得专政事。徐知诰执政后，为了收揽民心，宽缓刑法，推广恩信，还建造延宾亭用以接待四方之士。宋齐丘、骆知祥、王令谋等人都成了他的重要谋士，尽管徐温身居金陵遥秉大政，但人心已大多归向徐知诰。

武义元年（919年），杨隆演称吴国王，任命徐温为大丞相。徐知诰（李昪）为左仆射、参知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顺义元年（921年），徐知诰被吴王杨溥任命为同平章事，遥领江州（今江西九江）观察使。不久，南吴升江州为奉化军，任命徐知诰为奉化军节度使。徐温的行军司马徐玠多次劝徐温以自己的儿子代替徐知诰，徐温派其子徐知询到广陵，计划代替徐知诰秉政。顺义七年（927年），徐温病卒，徐知询回金陵，徐玠反而为徐知诰谋划，诬陷并惩治徐知询罪状，斩杀他的客将周廷望，以徐知询为右统军。同年杨溥称帝，拜徐知诰（李昪）为太尉、中书令，实权仍在徐知诰手中。拜徐温的儿子徐知询为辅国大将军、金陵尹，治理徐温旧镇。

大和三年（932年），徐知诰担任镇海、宁国节度使，出镇金陵，并沿用当年徐温的做法，任命儿子徐景通（李璟）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诸军事，将他留在广陵辅理朝政。

在杨吴后期，著名的北方人士如韩熙载、常梦锡、马仁裕、王彦铸、高越、高远、江文蔚等，都在此时聚集于徐氏身边。其次，江南一带的著名人士如宋齐丘、陈觉、查文徽、冯延巳、冯延鲁、边镐、游简言、何敬涂等，也在此时由徐知诰提拔起来。经过苦心经营，徐知诰不仅完全获得了杨氏旧臣的支持，而且触合了北方人与江南人两大势力，所谓“羽翼大成，伸佐弥众”。天祚元年（935年），南吴加封徐知诰为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齐王，并将升州、润州等十州之地划为齐国。徐知诰推掉尚父、丞相之职，并在次年开设大元帅府，设置官员。这时，闽国、南汉等国都遣使者前来，劝徐知诰称帝。天祚三年（937年），徐知诰（李昪）建立齐国，设置宗庙社稷，以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十月，杨溥派遣次子、摄太尉杨璘传位于徐知诰（李昪），国号齐，改元升元。

升元二年（938年），徐知诰恢复李姓，改名为昪，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又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他为唐高祖、唐太宗立庙，追尊父祖四代为皇帝，自言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为四代祖，追尊为孝静皇帝，庙号定宗；曾祖李超为孝平皇帝，庙号成宗；祖父李志为孝安皇帝，庙号惠宗；父亲李荣为孝德皇帝，庙号庆宗。改奉徐温为义父，并对徐氏子孙大加封赏。改金陵府为江宁府，以府治为宫，以城为都。以金陵为国都，以原来的杨吴都城扬州为东都。南唐是十国里面积最大的政权，此时的南唐北面、西北面与中原政权以淮河至大别山一线为界；西面与楚相隔，长江沿岸有蕲州、黄州和鄂州；南面隔南岭与南汉分界，东南面，早期的南唐隔武夷山与闽国为邻；东面与东北面，在苏州、无锡一带与吴越国相望。

南唐立国后，烈祖李昪以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休兵罢战，敦睦邻国，甚至于当吴越国发生大火，宫室铠甲几乎烧尽，将领们纷纷建议乘机攻取，扫除后患之时，他仍然坚定地不施侵略，还让使者送金币前去慰问。同时结好契丹以牵制中原政权。江南地区于是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社会生产逐渐复苏并迅速发展。同时，政府轻徭薄赋，劝课农桑，鼓励商业。商人以茶、丝与中原交换羊、马，又经海上与契丹贸易。在手工业方面，南唐的纺织业、印染业、矿冶业、制茶、造纸、晒盐、造船、金银陶瓷、文具制造等，均有突出成就。不仅产量高，而且工艺精细，涌现出许多名产上品。

烈祖的“息兵安民”国策，造就了江淮地区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南唐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南唐也是一个艺术的王朝，它在文学、美术、书法、音乐等诸方面都取得了卓绝的成就。李昪设太学，兴科举，广建书院、画院。安定、富强的南唐，成为饱经战乱沧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栖身之所。江北士人多流落至此，“儒衣书服盛于南唐”，“文物有元和之风”。“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南唐的社会文化之盛，在五代十国甚至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割据政权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军事方面，李昪坚持自守，为时机成熟攻时中原不受邻国牵制，因而不轻易与邻为衅。

升元七年（943年），烈祖李昪驾崩，子李景继位，改名李璟（916-961），即南唐元宗，有保大、中兴、交泰三个年号。这段时期南唐与吴越间战火频发，而吴越国的军事行动往往与中原政权互相呼应。此时南唐的邻国闽也正在内战。

保大二年（944年）二月，闽将连重遇、朱文进弑杀其君王延羲，朱文进自立为帝。李璟乘乱派查文徽及待诏臧循发兵攻打闽的建州。在建州称帝的王延政听说南唐要入侵，派人欺骗福州守将说：“南唐军帮助我征讨逆贼。”福州百姓和守将们相信了他的话，于保大三年（945年）杀死朱文进等人向王延政归降，王延政恢复原先的国号闽，派侄子王继昌镇守福州。查文徽屯兵建阳，福州守将李仁达杀王继昌自称留后，泉州守将留从效也杀刺史黄绍颇，并送钱物给查文徽。

保大四年（946年）八月，查文徽乘胜攻克建、汀、泉、漳四州，王延政战败，闽国灭亡。李璟分出延平、剑浦、富沙三县，设置剑州，迁王延政家族到金陵。以王延政为饶州节度使、李仁达为福州节度使、留从效为清源军节度使。

保大五年（947年），契丹灭后晋，中原无主。契丹与南唐早有往来，耶律德光派人告诉南唐，欲与南唐继先世之好，将册命唐为中原主。李璟派人婉拒，并派兵部侍郎贾潭报聘契丹。李璟请求契丹允许南唐派人到长安修复唐朝皇帝陵寝，被契丹拒绝。同时，晋密州刺史皇甫晖、棣州刺史王建都因为躲避契丹而率众奔南唐，淮北贼帅也多请命于唐，然而陈觉等疲兵东南，无暇北顾，李璟及南唐群臣无不悔恨。契丹北归后，李璟下诏以左右卫圣统军、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商议进取中原，听说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进入汴梁，只好将北伐之事作罢。

保大六年（948年），后汉李守贞反叛于河中，派其客将朱元前来求援，李璟以润州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抚使，出兵攻沭阳，听说李守贞已失败，于是回师。当时，后汉隐帝刘承祐年幼，中原衰弱，淮北群盗大多送钱物给李璟，李璟派皇甫晖出海、泗各州招纳他们。

保大九年（951年），楚国内乱，楚王马希广被其兄马希萼杀死，马希萼称臣于南唐，不久马希萼又被其弟马希崇推翻废黜。这时中原处于后汉、后周朝代交替的混乱之季，李璟见有机可趁，派皇甫晖出海、泗诸州招纳正相互混战的各路豪强武装和因战乱四散的流民从军。十月，南唐发兵灭南楚，除南部数州为南汉乘机占有外，楚地全归南唐，这时南唐的幅员达到巅峰，据有今江西全省，以及安徽、江苏、福建、湖北和湖南大部或部分地区。南唐将马氏家族全部迁到金陵，李璟以马希萼为洪州节度使、马希崇为舒州节度使，以边镐为湖南节度使。但南唐军还未站稳脚跟就在次年十月被楚将刘言起兵击败，后刘言被其部下周行逢和王进逵杀死，周行逢及其子周保权又先后统治湖南，南唐的楚地得而复失。

保大十三年（955年）十一月，后周皇帝柴荣准备亲征南唐，先派李谷统领韩令坤等十二位将军出征。同时下诏要求吴越王钱弘俶出兵常州，以牵制南唐军力。周世宗扎营于淝水的北面，将浮桥迁至下蔡。李璟派林仁肇等争夺，但没成功，而周军攻取滁州。李璟感到恐惧，派泗州牙将王知朗到徐州，称唐皇帝奉送书信，愿意献出贡赋，以兄长之礼侍奉，周世宗不答。请求割让寿、濠、泗、楚、光、海六州给后周，以此请求撤兵。周世宗不答复，后周分兵袭击攻下扬州、泰州。

保大十四年（956年）三月，李璟又派司空孙晟、礼部尚书王崇质奉表后周，言辞更加谦卑驯服，周世宗还是不答，之前派遣的钟谟等以及孙晟、王崇质都在行在所。而钟谟等请求回南唐取李璟奉表，将江北地区全部割让，周世宗同意，派王崇质、李德明等回去，这才赐书答复李璟。李德明等回后，大力称赞周世宗英武，李璟不高兴。宋齐丘、陈觉等都认为割地没有好处，而说李德明卖国图利。丧权辱国的李璟大怒，斩李德明。派元帅齐王李景达与陈觉、边镐、许文缜率兵奔赴寿春，李景达的部将朱元等又得到舒、蕲、泰三州。因不赞同李谷持重的策略，柴荣改命李重进为淮南道行营指挥使，自己则领赵匡胤等主动出击南唐，取得正阳（今安徽颍上西南）之战的胜利，且派兵攻取了南唐的滁（今安徽滁县）、扬（今江苏扬州）、泰（今属江苏）、光（今河南潢川）、舒（今安徽潜山）等州。后因雨季来临，留李重进军继续围攻寿州（今安徽寿县），柴荣则班师回开封。

保大十五年（957年）二月，柴荣因南唐援军抵达、周军不利，于是再度南征，大败南唐援军于紫金山寨，消灭唐军四万人，缴获船舰数百艘及众多钱、帛、器械。三月，寿州弹尽粮绝，向周军投降。柴荣随后自下蔡回开封。十一月，柴荣亲率诸军第三次征南唐，攻濠州（今安徽凤阳西北），败唐军于涡口。一鼓作气，向东横扫沿淮城栅，所向披靡。十二月，泗州（今安徽泗县东南）守将举城投降，柴荣亲率水陆大军东下，得唐军舰船三百余艘，加之周军数百艘舰船，水陆俱奔，所向皆捷，连降南唐的濠州、涟水、亳州等地。

交泰元年（958年）正月，柴荣亲自率军攻克楚州（今江苏淮安）。二月，再破扬州，继续扩大战果。三月，前往泰州、广陵、迎銮江口，大败唐军。南唐元宗李璟遣使求和，进献贡品，被迫献上四州之地，画江为界，每年进献贡物十万，以求罢兵。至此，淮南之战结束。柴荣悉平南唐江北的淮南之地，南唐的江北十四州、六十县都被后周夺取。五月，李璟下令去掉帝号，改称国主，使用后周年号，当时为后周显德五年。

显德六年（959年）九月，太子李弘冀去世，李璟封第六子李从嘉（李煜）为吴王，居住东宫。钟谟说李从嘉轻浮放纵，请立纪国公李从善，李璟大怒，贬钟谟为国子司业，立李从嘉为太子。周世宗派人对李璟说：“我与江南，大义已定，但顾虑后世不能容纳你，可以在我在世时修造城隍、整治要害为子孙计。”李璟于是修葺各城，计划迁都于洪州，群臣都不想南迁，只有枢密使唐镐赞同迁都，于是南唐升洪州为南昌，建南都。

建隆元年（960年），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篡夺后周政权，建立北宋，是为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李璟留太子从嘉监国，自己迁往南都南昌府。但洪州地方狭窄，宫府营廨都不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员，群臣日夜想回金陵，李璟后悔愤怒不已。唐镐因支持迁都惭愧害怕，生病而死。李璟筹划迁回金陵，还没启程就已经得病，在同年六月二十八日死于南昌府的长春殿，时年四十六岁。以丧事回金陵，太子李从嘉在金陵继位，更名为李煜。北宋同意恢复李璟皇帝名号，上谥号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号“元宗”。

乾德元年（963年）四月，泉州副使陈洪进废张汉思，自称留后，李煜就以陈洪进为节度使，以维持泉州对南唐的隶属关系。七月，李煜奉诏入京面见宋太祖。十二月，李煜上表宋廷，请求罢除诏书的不名之礼（李煜继位后，尊奉宋廷，故宋对南唐的诏书不直呼李煜的名讳），改为直呼姓名，未得许可。

乾德四年（966年）八月，李煜遣龚慎仪持诏书出使南汉，相约臣服宋朝，龚慎仪至南汉，被扣留。开宝四年（971年）十月，宋太祖灭南汉，屯兵汉阳，李煜非常恐惧，遣其弟郑王李从善朝贡，上表奏请罢除诏书不直呼姓名的礼遇，宋太祖同意，但扣留李从善。同年，有商人告密，宋军于荆南建造战舰千艘，请求派人秘密焚烧北宋战船，李煜惧怕惹祸，没有批复。时国家形势紧迫，李煜忧心似焚，每天与臣下设宴酣饮，忧愁悲歌不已。

开宝五年（972年）正月，李煜下令贬损仪制：下“诏”改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改为司会府，御史台改为司宪府，翰林改为文馆，枢密院改为光政院；降诸“王”为“公”，避讳宋朝，以示尊崇。元宗时，虽臣服后周，但金陵台殿皆设鸱吻（殿脊的兽头）；乾德年间，宋朝使者到来，李煜就撤去，使者走后再复原；至此，遂撤去一应器物，不再使用。太祖晋封李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并在汴阳坊赏赐宅院，暗示李煜入京降宋。李煜遣户部尚书冯延鲁为李从善所受封赐道谢，冯延鲁入汴京，因病未能朝见宋太祖而返。

开宝六年（973年）夏，宋太祖赵匡胤遣翰林院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李煜上表愿接受北宋册封爵位，被拒。十月，内史舍人潘佑感于国运衰弱，上书极言劝谏李平为尚书令，徐铉、张洎进言“李平妖言惑众，煽动潘佑犯上”，李煜遣人收捕，潘佑在家中自杀，李平亦自缢狱中。

主词条：宋灭南唐之战

北宋灭南汉后，置南唐于三面包围之中。后主李煜为自保，明臣服，暗备战，在遣使向宋请受策封的同时，将兵力署在长江中下游各要点，以防宋军进攻。

开宝七年（974年），李煜上表宋太祖求放李从善归国，宋太祖不许。同年秋，宋太祖先后派梁迥、李穆出使南唐，以祭天为由，诏李煜前往汴京，李煜托病不从。宋太祖闻信，即遣颖州团练使曹翰兵出江陵，又命宣徽南院使曹彬等随后出师，水陆并进；李煜亦筑城聚粮，大举备战。闰十月，宋军攻下南唐的池州，李煜下令全城戒严，并停止沿用北宋年号，改为干支纪年。这时吴越军乘机进犯南唐的常州、润州，李煜遣使质问，说以唇亡齿寒之理，吴越王钱俶不答，转送李煜书信至宋廷。闰十月初五，宋军轻取池州（今安徽贵池）。十三日，在铜陵（今属安徽）击败南唐军一部，获得战舰200余艘。之后，宋军连克芜湖（今属安徽）、当涂（今属安徽），在采石矶（今安徽当涂北采石）击败南唐守军2万余人，俘获马步军副都部署杨收、兵马都监孙震等千余人，抢占要隘。随后，曹彬命令郝守溶率兵丁工匠于采石矶架通跨江浮桥，保障后续部队渡江。李煜闻讯后，急忙派遣镇海节度使郑彦华率水军万人和天德都虞侯杜真领步兵万人阻击，与宋军遭遇，南唐军在新寨（今江苏江宁附近）战败。十一月十五日，西路军攻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昌）击败南唐3000余人；东路军围攻常州（今属江苏），攻占利城寨（今江苏江阴）。

开宝八年（975年）正月初八，宋军各路全线出击。黄州兵马都监武宁谦等渡过长江，攻占樊山寨（今湖北鄂城西）；正月十七日，曹彬率大军攻南唐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水陆军10余万人前依秦淮河、背靠江宁城列阵防守。潘美为了不失战机，没有等到渡河船只齐备，就命令步骑兵涉水进攻；行营马军都指挥使李汉琼亦率部渡过秦淮河，以大舰载芦苇，对南唐水寨实施火攻，歼灭南唐军数万人进逼江宁城下。没多久，南唐军再次反击，企图沿江而上夺取采石浮桥，又被潘美率军击破，神卫都军头郑宾等被俘。正月二十日，赵匡胤命令京西转运使李符益调运荆湖军粮到江宁城下，补给宋军。

开宝八年（975年）二月，宋军攻克金陵关城。三月，吴越进逼常州，诛杀皇甫继勋，权知州事禹万诚献城投降。六月，宋与吴越会师，进发润州，留后刘澄投降。洪州节度使朱令赟率兵十五万前往救援，行至皖口，遭遇宋军。朱令赟下令焚烧宋船，不料北风大作，反而烧至自身，朱令赟与战櫂都虞候王晖皆被擒（皖口之战）。外援既灭，北宋军尽围金陵，昼夜攻城，金陵米粮匮乏，死者不可胜数。李煜两次派遣徐铉出使北宋，进奉大批钱物，求宋缓兵，宋太祖答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十二月，金陵失守，守将呙彦、马承信、马承俊等力战而死，右内史侍郎陈乔自缢，李煜奉表投降，南唐灭亡。

五代十国时期，唐代形成的行政空间基本被打破，行政制度相对混乱。南唐所辖的地区主要有：今安徽、江西、江苏大部、福建、湖南、湖北局部。南唐疆域的变化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保持杨吴边域。从南唐昇元元年（937年）至保大三年（945年），这一时期，大体上保持了杨吴的疆域。其北面、西北面与中原政权以淮河至大别山一线为界；西面与楚相隔，长江沿岸有薪州、黄州和鄂州；南面隔南岭与南汉分界，东南面，早期的南唐隔武夷山与闽国为邻；东面与东北面，在苏州、无锡一带与吴越国相望。

第二阶段：开辟拓展疆域。在经过伐闽之战后，闽国灭亡，领土分属吴越与南唐，今福建境内建、汀、泉、漳诸州归附南唐。南唐虽然在泉州设清源节度使，但由于南唐将领留从效拥兵自立，南唐在该地区的统治名存实亡。

第三阶段：偏处江南一隅。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南唐在淮南败于后周，李璟尽献江北土地，南唐疆域以长江为界，只剩下长江以南。

李昪代吴之后，鉴于唐末和杨吴时期较为频繁出现的方镇动乱和抗命朝廷的状况，遂继续保持了杨行密、徐温时期的保境安民的措施，进一步削弱武将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同时李昪本人更是在统治集团中，大范围地启用文人，一些方镇的长官也由文人出任，从人事上消除唐末以来武人跋扈专权的影响。作为地方行政制度，南唐实行节度使制度，与中原政权一样，作为地方机构的节度使制以军镇为名，设置情况如次：

原来为唐制，南唐相沿的藩镇有：润州，镇海军；宣州，宁国军；洪州，镇南军。

杨吴时期始设，南唐沿用的有：江宁府，健康军；江州，奉化军；抚州，昭武军；虔州，百胜军。

南唐时期新设的有：楚州，顺化军；泗州，静淮军；江阴县，江阴军；天长县，建武军；寿州，清淮军；濠州，定远军；建州，永安军（保大十四年，956年）改为忠义军；泉州，清源军；当涂县，雄远军（后设新和州亦称该名）；庐州，保信军；饶州，永平军；池州，康化军。

南唐基本上承袭《唐六典》设官立制模式，三省六部构成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作为出令，封驳，执行的三权分立。尚书省设左右仆射各一人，为尚书省长官，掌全国政务，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分有侍郎、侍中、员外郎。

李昪以杨吴丞相的身份篡权，因此特别惧怕宰相权重。李昪采取一系列巩固皇权、分割相权的措施，一是不使宰相任上时间太长，以防宰相权力过重。南唐在中央设置枢密院，烈祖李昪时隶属于门下省，到后主李煜时改名为“光政院”，军政、财政的大权全归枢密院，宰相不过虚位而已，形同虚设。除此之外，南唐统治者还适应临时需要，设置一些特殊机构以处理机要政务。如南唐元宗初年，设置“宣政院”于内廷；后主时，设置“澄心堂”掌机要大权。最后，烈祖为了防止宰相专权，采取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的办法，以皇帝加强对朝政的控制。

南唐地方行政，仍为州县二级。州县长官皆由中央指派，此外又有通判一职，对州县行政进行干预。通判设置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据现存资料，至少在元宗时期已有此职。州长官为刺史，县长官为县令，县下设场，再细化为镇、乡。另沿唐制，以监管理盐务和铁务。南唐初袭杨吴旧壤，保大三年（945年）南取王闽镡州、建州等地，不久又灭楚，使南唐疆域大于杨吴，最强盛时达到三十六个州。

后周显德五年（958年），被后周取走江北的扬州、雄州、海州、楚州、和州、滁州、泗州、濠州、寿州、庐州、泰州、舒州、蕲州、黄州、光州，共十五州，六十多个县。实有两府二十一州三军。其中，雄州、剑州为南唐新置，筠州为复置州，相当于今江苏、安徽江南地区及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省部分地区，南唐后期则划江为守，全在江南地区。

南唐时期实行两都制。杨吴时期，以扬州为都城，后以金陵为西都。南唐建立后，也采用两都制，改金陵府为江宁府，称西都，扬州仍为东部。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李璨割江北之地给后周以后，又升洪州治所南昌为南昌府，是为南都。

李昪即位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立法活动。首先，升元元年（937年），李昪“诏狱讼未经本处立决者，毋得诣圈诉，丁丑改辞状司为清讼院”，“辞状司”的改名反映了这时候的南唐社会诉讼案件的繁多，同时也表明李昪对诉讼案件的重视。

升元三年（939年）七月丙午，李昪“命有司作《升元格》与吴令并行”，《升元格》的颁行，说明李昪对格的重视。格是依据制救拟定的法律文本。三年之后，升元六年（942年）秋九月庚寅，南唐“颁布《升元删定条》，用来约束百姓。《升元删定条》自李昪即位之初下令编修，前后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全文共三十卷，体例基本仿《唐律》。《升元格》与《升元删定条》原文均已亡佚，详细内容不得而知。此外，为了克服五代刑法苛酷之弊，南唐还恢复了“三覆五奏的司法程序。

南唐虽然偏安江南，但长期以来宣称自己是唐朝的余胤，所以南唐的军制也一直是模仿中原王朝和晚唐时期的模式，其基本编制和后周相仿，也有中央禁军、节度使镇军和各地乡兵之分。

南唐的地方部队，也就是镇军和乡兵，也和周边各政权不同。南唐各州各县都有州县兵，分由刺史、团练使、指挥使等官员统率。因此，南唐不存在方镇军队，节度使统率的镇军，也就是州县兵。乡兵则类似于今民兵、后备役。

南唐禁军一反包括后周在内的周边各国加强侍卫诸军的做法，它的六部禁军的战斗力反而比侍卫诸军强，其六部禁军的主要作用和大唐时期的神策军相似，负有宿卫和野战的双重任务。

禁军兵制，以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每厢应为两万五千人，厢最高长官为都指挥使，有正副之分，厢之上设有番号军，每番号军设有左右两厢，番号军归中央统辖。南唐禁军往往冠以雄武﹑龙武﹑神武等名号。六军置有统军、副统军、都虞侯等将官，由于地位重要，其将领往往兼领节度使、同平章事、中书令、侍中等职官。大将军、将军设置较少。可以肯定的是，南唐大将军之职有虚设的情形，主要安置降主、勋臣，具有加官性质。左右厢各置都指挥使。

南唐与南汉、吴越、马楚和后蜀等国之间也有交易往来，商人的足迹遍布周边国家。南唐得国，李昪既需稳定内部，又坚持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与吴越的关系有了更明显的改善。升元五年（941年），吴越都城发生火灾，宫室府库焚毁殆尽，吴越王钱元瓘受惊，狂疾大发。以宋齐丘为首的土著势力竭力劝说李昪乘机出兵攻灭吴越。李昪力排众议，不仅遣使至吴越唁慰，而且厚赠以金帛，帮助吴越度过难关。其后，李昪归还了所擒获的吴越将士，吴越亦遣返吴国败将，双方“通好不绝，境内赖以休息”。

保大三年（945年）南唐灭闽国的建州之役以后，李弘义据福州，名义上隶属南唐，暗地里招兵买马，以图久计。保大四年（946年）六月，南唐直趋福州城下。李弘义见形势危急，奉表向吴越乞师。福州之役，南唐旷日持久而功亏一篑。南唐士卒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南唐军败退以后，福州为吴越控制。留从效见有机可乘，决意割据。回到泉州之后，留从效设酒宴款待南唐屯驻泉州的军将，把他们统统赶出泉州。李璟因福州新败，无力制裁，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即拜留从效为检校太傅，以图羁縻。不久，留从效兄留从愿在漳州发动兵变，杀死漳州刺史，归附留从效。李升泉州为清源军，以漳州隶之，以留从效为节度使。

南唐得国以后，李昪与楚国互通聘好，使者往来不绝，双方关系相当平和。当时，南汉曾遣使至南唐，谋求与南唐合兵攻灭楚国，然后平分其土地。李昪没有应允。他的考虑，同处理与吴越的关系一样，虽然楚国内部极不稳定，取之“易如拾芥”，但在南唐不具备夺取中原的条件之下，派兵“经防”已属得不偿失；一旦中原乘虚而入，恐其祸不止于损兵折将而已。维持现状，维持平衡，对任何一方都将有利。

马殷去世后，马氏诸子内乱加剧，争夺王位，自相残杀。保大九年（951年），李璟任命边镐为湖南安抚使，相机进讨。九月，边镐由萍乡（今江西萍乡）攻入境。龙回关（今湖南长沙东）一战，大破楚军。马希崇势穷出降，马希无以为计，也向边镐投降。与此同时，武昌节度使刘仁赡率水军攻克岳州，于是楚国全境平定。同年十月，刘言遣王逵、周行逢进攻长沙。益阳一战，南唐军大溃，李建期阵亡。楚人乘胜南下，直逼长沙城。边镐支持不住，逃归洪州，驻楚屯成各部亦相继逃散，唯独与南汉军相峙于桂州的张峦所部，且战且行，得以全军而还。将近二年的辛苦经营，至此又化为乌有。

南唐得国，正值闽国与后晋、南汉、吴越关系紧张之时。内外交困之局，迫使闽国不得不在邻国之中另寻出路。因此，李昇受禅之际，闽国主动遣使劝进，以图修好。李昪亦顺水推舟，派使者往聘，双方关系遂渐趋好转。但是，唐闽改弦，吴越存惧，其中的影响并不全是正面的。

李璟初年，闽国内乱加剧。王延政拥兵占据建州称帝，国号大殷，遣其将陈望等人进攻闽都福州。保大二年（944年）三月，朱文进、连重遇合谋杀死闽景宗王羲，朱文进自立为闽王，占据福州，与王延政互相断杀。消息传来，宋齐丘党人跃跃欲试。枢密使查文徽首先倡议出兵攻取建州。保大三年（945年）八月，建州城已经被围数月。吴越援兵不至，城内无食，人心离散。南唐军先锋桥道使王建封率先攻入城内。王延政出降，闽国灭亡。

闽国统治者横征暴敛，闽人不堪其苦，闻南唐大军来攻，争相“伐木开道”以迎之，从而为南唐夺取建州提供了方便条件。但是，查文徽诸人以灭闽为功，纵兵大肆抢掠，将建州宫室庐舍焚毁殆尽，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城破之夕，寒雨突降，居民冻饿而死者枕藉于道，闽人大失所望，为南唐军队下一步的行动制造了无形的障碍。

南唐灭楚后，南唐驻守楚地军队需要大量给养，一时也难以解决。由于南唐吞并楚国，与虎视桂州一带的南汉，也可能发生冲突。保大十年（952年）三月，南汉出兵夺取桂州，大将张峦与侯训率兵万余人出战，企图夺回失地，却被南汉军杀得大败。

唐末兵燹使淮南成为重灾区，扬州被坏尤为惨烈。昔日繁华都市，“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不仅城中，“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辐数百里，人烟断绝”。

在南唐经济发展中，随着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的新格局在江苏地区逐渐形成。南方优良作物品种北上，蔚成大势。江南地区是稻米之乡，光州、扬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时已广种稻米，不仅产量提高，品种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声名。北方传统优良品种南渐势头也有增无减。在江南地区，北方的小麦已普遍种植，出现了“极目青青垄麦齐”的景象。桑树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之谓。

茶叶的生产以光州、扬州、常州和润州的茶园闻名于当时。宜兴产茶历史久远，“阳羡茶”向为江淮名品，早在三国孙吴时代就驰名江南，当时称为“国山茶”，后来又有“阳羡贡茶”，“毗陵茶”，“阳羡紫笋”和“晋陵紫笋”等称谓。唐肃宗年间，列“阳羡紫笋”（阳羡紫笋因鲜芽色紫形似笋而得名）为进贡珍品，茶圣陆羽认为“淮南茶，光州上”，阳羡茶“芳香冠世产”，可为贡品。常州刺史李栖筠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在鼋画溪旁造起茶舍，每年采制茶叶万两进贡，品饮阳羡茶成为风行的时尚。南唐时“阳羡茶”依旧为名茶，后随着产茶区域的南移，产于建州的京铤茶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贡品，朝廷方罢“阳羡茶”。

在南方国家中，南唐对于农业的开发最具力度。其时，南唐皇家府库充盈，“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国家农桑之盛，前所未有，农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南北无出其右者。在正确的政策之后，兴修水利对于地处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权，是开发南方，改善生存环境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第一要项。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模式的渐渐成型，标志农业经济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苏区域形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渐渐这才显示出新鲜的活力。

江南农业在商业过程中扬长避短，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使南方较早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似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农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较高的平台。

杨吴时以纺织品输税，极大地刺激了纺织品生产，及至南唐，盛况空前。润州的方纹绫，水波绫，技术高超。民间机杼普及，织工无数。不少人技术过人，不仅在南唐境内做工，而且在邻国也有分布。润州的锦工享有盛名，润州人徐绾在杭州发动叛乱，城中有三百余锦工，全是润州人，钱镠长子元瑛恐怕他们参与徐绾叛乱，宣布“王令百工悉免工作”。南唐官府里设有作坊，品种众多，数量也很大。

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可见国库藏量之巨。对封官的奖赏，也多奖励帛品。监察御史张宪上书，李煜“赐帛三十段，以旌敢言”。纺织业不仅是一种手工业品种，而且是国家管理中的重要物质基础。南唐升元三年（939年）诏书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李煜崇佛，施事寺院亦多丝帛，可见南唐丝织品的富余存量。

淮南扬州和楚州是古代主要的盐业产地。扬州以江都、海陵著名，楚州以盐城、涟水产量最大。尤其是扬州，地处南北通衢，自古盐商巨富云集，为全国盐业集散中心，唐代已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南唐立国后，以盐业为重要资本，制盐业成为江淮社会经济的大宗。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南唐改置泰州，置海陵监，加强了对盐业的管理。又在楚州设置盐城监，“管盐亭百二十三”。至北宋统一，盐城“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泰州海陵盐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淮南盐利在南唐统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后周南征取得南唐淮南数州后，南唐盐场尽失，经济遭到沉重阻遏。李璟上表称愿意“尽献江北郡县之未陷者，……岁输土贡数十万，而乞海陵盐南属”，周世宗“不许”，但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南唐，周世宗同意“岁给赡军盐三十万石”。从此，盐业成为后周政权牢牢节制南唐的一个经济筹码。

南唐地处江淮水乡，湖泊纵横，造船业十分发达。唐朝后期，官府的造船业由于管理不力渐渐萎缩。杨吴与南唐时期，扬州、金陵等地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官府设置造船工场，建造各类船只。

濒江临淮的地理环境，使生活视野渐渐开阔的人们扩大了生活范围，商品经济萌芽后，日常商旅贸易，生产生活需要船只开辟水路交通。比如南唐与契丹进行海上贸易。南唐升元二年（938年）契丹“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交易规模如此之大，若在陆路阻断的情况下，需要怎样的船只运输可以推知；二是随着漕运特别是盐业的发展，造船业重新出现兴盛的局面，沿海盐场的成品盐，都要输送到集散地，船只是首选的运输器具；三是出于战事的需要，直接促使南唐造船业兴旺起来。后周在大梁设立造船基地，南唐面临战争威胁，加紧了造船竞赛，既能建造硕大无比的战船巨舰，又能建造短小灵敏的侦察轻舟。从周显德三年（956年）到显德五年（958年），双方水师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较量，从文献里屡见不鲜的“皮船”，“橐船”等名称里，可以想见当时双方造船业的发达程度；四是出于外交航海的需要。由于南北交通的阻断，南唐不得不寻求向外发展。譬如南唐与契丹交好，就是为了对付中原政权开辟了海上航路。又如出于军事考虑从占城进口“猛火油”，再将此油运送到契丹，没有巨大的运输船只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南唐还与新罗、高丽、大食等国家保持联系，如此航程也需要高超的造船技术做保证。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南唐后主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南唐后主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此后宋朝、清朝也都学习南唐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

江苏地区濒江临海的优势，使南唐统治时期的手工业既有十分浓重的区域色彩。宜兴归迳一带发现的晚唐五代青瓷窑址，反映江南一带的制瓷业，无论胎质，釉色，造型还是文饰，都别具一格。南唐扬州蜀岗茶，常州紫笋茶闻名于世，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制茶业在南唐兴盛起来，南唐仅官府就有茶叶坊38处之多，专门生产高级茶品，供皇家和贵族使用。民间制茶作坊更多，境内私茶作坊有1000多处。南唐的造纸业中心在皖南，但据《江南通志》记载，当时六合县曾设立“纸务”，今六合浮桥南一带尚呼为“纸房”。由于李煜钟好宣纸，在池，歙二郡和金陵都有专门机构造澄心堂纸亦是可能的。有人从民间传说考证，宣纸中的“白鹿”品种，就是在南京制造的，这种纸即是为了纪念一位从宣城到金陵造纸名叫白鹿的青年而命名。

另外，扬州、润州的金银器和铜器制造堪称典范，据传李煜特命工匠打造高达六尺金莲，令宫女窅娘立于莲上，缠足翩翩而舞。

在相对分割狭小的空间里，各国特别是南方各国国用严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视招徕商贾、经营商利，征收商税，以充军国用度，商品交换空前活跃。在江南农业和各种经济行为商品化过程中，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政治功能逐渐淡化，经济功能渐渐增强。

南唐自然条件的多样化，带来了物产的丰富性，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使南唐在商业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国商茂的中心。南唐与中原划淮河为界，双方贸易活动多通过寿州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和帛，主要换取羊和马匹。

海外贸易是南唐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是重要的港口，从这里出口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占城、新罗、高丽，远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费品也从海外输入南唐。在太常博士陈致雍的《奏番国使朝见仪状》中，提到了“占城国献驯象”；“元宗时，海国进象数头，皆能拜舞山呼”。商业活动给南唐带来了充足的社会财富，直接拉动了经济发展，《钓矶立谈》说“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丰采”，并非溢美之辞。反映在政治上，南唐成为在十国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南方大国。

李昪称帝，国号为大齐时，曾铸造过“大齐通宝”，钱币界一度认为是唐末黄巢起义时铸造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李昪铸造更准确。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宝”钱，后铸“永通泉货”当十钱，此外还铸有“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

南唐初期币制稳定，烈祖李昪曾铸过“大齐通宝”（受吴主封齐王时所铸）。元宗时铸过“保大元宝”“开元通宝”等钱，均采用唐朝旧制，钱法甚好。加之当时主要行用唐朝旧钱（主要是“开元通宝”），因此，钱币流通正常，国用充足。后来，元宗屡兴兵端，国用困竭，于是铸“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钱。其中前一种每贯重3斤12两，数年后，流弊屡兴，百姓盗铸，每贯仅重1斤，“置水上不沉，虽严禁不止”。于是改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每枚重18铢。此钱行数月后，旋废。后主时期钱币紧缺现象更加严重。后主四年（964）始铸铁钱，下令每十钱以铁钱六杂铜钱四的比例使用，由于人们纷纷收藏铜钱，实际上民间贸易只用铁钱。铁的来源比铜广泛，所以民间私铸蜂起，虽重刑严禁，但“犯者益众”，至南唐末年，10枚铁钱只能换铜钱1枚，币制严重紊乱。直到宋初，江西一带仍用铁钱。

两税“惟以资产为宗”，烈祖李昪辅吴确定地税税额时，不仅以士地多少为依据，而且还参之以土地的肥瘠程度。这样定出的税额比较公正、客观。南唐初期的两税较之唐代，税额要公平合理得多。南唐中后期赋税不断变重，两税亦是如此。烈祖辅吴期间一度改两税征钱为征实物，昇元年间再度恢复征钱为主的旧制。李昪辅吴时及昇元年间，基本上是继承杨行密轻徭薄赋的政策，甚至税额比杨行密生前还要轻一些。南唐的田税当是亩税3斗，南唐中后期不仅两税税额繁重，而且还巧立名目，盘剥农民，预借就是其中手法之一。

除了正税之外，中后期其他杂税也日渐苛重，名目繁多。先说盐税，昇元初年规定，每正苗1斛，多缴3斗，授盐2斤，谓之盐米。这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既解决了百姓吃盐问题，又增加了政府收入。按照两税夏钱秋米的制度，南唐盐米应和秋税一起征收。这样看来，南唐的盐钱与盐米之征，实际上成了两税的附加税。由于此后南唐只征钱米，而无盐可俵散，遂成为一种额外的盘剥，连旧史家也认为这是害民的“暴赋”。

不仅赋税苛重，自元宗以来徭役也逐渐繁重起来。伐楚时力役暴兴，以洪、饶、抚、信等州之民最苦；攻闽时除了大征上述诸州之民力役外，虔、吉、汀等州人民也大受牵连，吃苦不少；保大十一年（953年），诏各州县修复湮废陂塘，楚、常、洪、饶、吉、筠诸州之民又受骚扰，致使整个江淮地区动荡不安。综观南唐，凡大的力役征发，莫不和战争有关。即使保大十一年（953年）的征发力役，也是由于伐闽伐楚失败，军食困难，而兴屯田修陂塘的。力役的暴兴，完全是南唐统治者盲目地开拓疆土、穷兵黩武造成的，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唐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客观事实。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唐中后期财赋主要供给地，经济基础较好，人口本来就不稀，所以户口增长的幅度不可能有惊人的变化。南唐户数能达1033617户。极胜之时，人口约500万。

杨吴时期的社会风气就由尚武向文治转变。南唐建立之后，延续了杨吴尚文的社会风气。南唐三代国主本身都喜好文艺，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而且礼遇文士，倡导文治，推行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事业的政策。在文教方面兴建学校，鼓励私学，倡导学风和推行儒学教育；倡导文学和艺术；搜集、整理文献图籍和编撰典籍；实行科举取士，大力招揽人才，重用文士。

五代十国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西蜀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西蜀有韦庄、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等收入《花间集》；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李煜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晚唐五代的词大都是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花间派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李煜前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他在国亡被俘以后写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等人为著名画家。董源、巨然擅用或浓或淡的水墨描绘江南景色，两人并称为“董、巨”，是五代北宋时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与西蜀的黄筌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形容两人作品的不同风格。此外，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亦为传世的艺术珍品。

南唐先主唐李昪以唐皇帝后裔自居，倾向于道教，在先主一朝，南唐道士较为活跃。当时最著名的道士是王栖霞，他曾师从于唐末有名的道士聂师道。后来隐居金陵东南的茅山之中。李昪将他请到金陵，赐号元博大师。李昪晚年迷信丹药。李昪向王栖霞咨询天下太平之道，王栖霞进言道：为王者应该先治心、身，方能治国，而陛下现在尚不能控制自己的性情，如何能使天下太平。然而李界对长生的渴望使他失去了素来客观冷静，直至药中毒性发作。

李昪在崇信道教的同时，也重新佛教，他鼓励翻译佛经。在昇元年间修建的寺院有牛首山幽栖寺、庐山东林院、开先寺等。李昪还推动《华严经》的翻译。中主李璟和僧人也颇有来往，唐朝以后，佛教基本完成了中国化。佛学理论对这以后的中国学术和文化影响颇大，李璟、李煜这样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的王室子弟，他们也喜欢和高僧交游。然而，这样的来往起初限于一般的探讨佛理，并没有执著的宗教热情。

直到后主时期，佛教的影响才席卷南唐。李煜浑然不理政事，却沉溺于浮屠之说，以祈求神佑。他下令在境内广修佛教寺院，又在宫中造精舍以供僧尼居住。李煜与小周后头上戴着僧帽，身上披着袈裟，整日念诵佛经。崇佛渗透到南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南唐的统治机体更为腐败，社会风气日益堕落。而李后主则对僧尼百般庇护。当时的僧尼若是做了违禁之事而被下狱，照理违戒者应被赶出佛门。而后主则说僧尼们破坏戒律，本来就是想要行婚嫁之事，如果把他们撵出佛门，岂不是中了他们的意？于是仅让违戒僧尼在佛前礼拜忏悔即可。南唐末年，举国狂热礼佛，在历史上也属罕见。

南唐升元年间对丹阳练湖的整修，是一项重大水利科技工程，向为水利史所重。唐末兵乱之后，练湖年久失修，至南唐几无灌溉之力。丹阳县令吕延桢主持疏浚整治练湖工程，“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使练湖恢复了水利功能。多雨时节，可汲纳四十八派之水；旱季可溉周围诸县，又灌注江南河，“使命商旅，舟船往来，免役牛牵”。从地域政治上看，江苏东部当时处于吴越国统治范围，但吴越对今江苏太湖地区的水利整修，得益于南唐与之共同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是南唐政策间接使然。时吴越于重要水利工程处置“撩浅军”，“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

升元元年（契丹天显十二年，937年）南唐和契丹正式建立交聘关系，至保大十五年（应历七年，957年）南唐最后一次派遣使者出使契丹，在21年间，双方往来共计41次，南唐出使契丹29次。从交聘目的、内容及各方面事态发展变化来看，双方交聘以契丹灭晋前后为分界，表现为交聘目的和内容、双方在交聘中的地位和作用前后各有不同特点。从升元元年（契丹天显十二年，937年）五月至保大二年（会同七年，944年）十二月，南唐使者出使契丹14次。南唐代吴前夕，徐知诰遣使携美女、珍玩等大量礼物修好契丹，实质在于试探、观察进而联系契丹，以谋求远交近攻夹击中原，这决定了南唐第一次遣使北方契丹就是从军事政治利益和目的出发的。南唐的主动行为适应了契丹南下中原政策的要求，故而迅速建立起与南唐的交聘关系。

南唐与契丹的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进行，以羊马等牲畜为主，也有军用物资如猛火油。“当时，契丹已灭掉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南唐与契丹之间的海上交往，走的应是从东海长江口北上，越过山东半岛，直达辽东半岛南端的南北沿海传统海路”。

南唐的城市社会生活十分丰富。金陵、扬州、润州等成为中国古代较早感受近代氛围的区域城市先驱。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产物，金陵、扬州等江淮城市的兴起虽历史久远，但在长期发展中由于缺少突变的基因，发展速度相当缓慢。究其原因，是城市商品化的程度远远不足以推进城市的脱胎换骨。

新型的经商场所不断出现，商品交易多方位化的趋势，延展了商业时空。金陵、扬州、润州等大城市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金陵城内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区。坊均为手工业作坊集中地，所谓银行，就是金银器加工场，花行是专门制作装饰用花的地方。随着交换量的增加，一些自发的新的经营场所开始形成。不但城市里商业繁荣，农村里也有很多商机。草市，圩场很是兴旺，不少圩市升为县或者置为镇，如新置海陵东洲镇，清江，海陵，如皋等升为县，泰州则升为州，成为江北重镇。说明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向沿江乡间集镇转移，具有了一定的广度，成为城市商品经济的扩展与补充。

各类城市服务性行业的兴起，扩大了商品经济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础的系统化，从较高的经济平台上为唐宋之交的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服务行业进一步细化，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强了城市的功能与活力。

南唐重商及商业的活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富商阶层，他们甚至与士大夫共同执掌国运，开历代风气之先。南唐开国元老周宗，“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成为政客与富商双料货。其交易规模巨大，闻于中原。商人与士大夫比肩于南唐的社会生活中，并对国家施加影响，南唐以往见载不多。

城市特殊消费群体的出现，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相对庞大的阶级基础。江淮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部分商贾、城市手工业者等，随着南唐在金陵建都，随着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渐，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属，经营盐，茶暴发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为金陵及其周边中心城市新的消费阶层，他们人数众多，其生活状态影响着城市的消费习惯，对江淮区域的城市经济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南唐崇尚儒风，典章健全，“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辏绛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经籍道开，文武并驾。暨升元受命，王业赫然，称明文武，莫我歧及”。可见儒风洋溢，已成气候。在南唐，几乎无士不儒，大凡儒者又各具个性，“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瞻，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工部员外郎、判太常寺，以议葬礼。烈祖李昪山陵制度，皆由江文蔚等裁定。徐锴与韩熙载同为南唐诗文大家，陆游称两人为”江左辞宗”。与其兄徐铉”其文相轧，议者方晋之二陆云“，而与后主”互为贲饰，儒者荣之“。这些名士与汤悦、张洎、刘洞、史虚白、江为、汪台符、伍乔、康仁杰、周彬、夏宝松等，都为当世所重，饮誉南北，为中原及其他九国所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