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中国古代官名。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即节制调度的军事长官，初设时为负责管理调度军需的支度使，同时兼管理屯田的营田使，主管军事、防御外敌，唐朝天宝后，又兼所在道监督州县之采访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到唐朝后期势力大大加强，已经到独揽大权的地步，如唐玄宗时期边镇十节拥兵四十九万，而中央禁军不过十二万人，形成了典型的外重内轻的政治、财政与军事格局。

隋文帝开皇中，废郡为州，以州统县。唐承隋制，高祖“武德初，边要之地置总管以统军，加号使持节，盖汉刺史之任”（《新唐书·百官志》）。

自武德至天宝以前，边防之制，自军城镇守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都督。高宗永徽以后，都督使持节者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

睿宗景云二年（711 年）以贺拔延嗣充河西度使，自此接乎开元、天宝之间，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缘边之地凡八节度使——关中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河北幽州节度使、河西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碛西节度使、岭南节度使，外任之重无比焉。肃宗至德以后，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节度使之号。”（谢维新《合璧事类》）

“节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判官二人、掌书记一人、参谋随军四人。”（《旧唐书·职官志》）“节度使掌总军旅，专诛杀。初授，具币秣兵仗、请兵部辞见……辞曰：赐以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相送，次一驿，辄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送，迎于道左。”（《文献通考职官考》）

节度使“有以亲王遥领者：如开元十五年（727 年）以庆王谭为凉州都督兼河西节度大使；忠王俊为单于大都护兼朔方节度大使之类是也。有以宰相遥领者：如兵部尚书河西节度所大使知节度事萧嵩，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如故。又李林甫遥领陇右节度，杨国忠遥领岭南节度，是也”。（《文献通考·职官考》）

宋初承五代旧规，节度使除本州府外，还统领一州或数州府，称为支郡，实际上是个半独立的小王国。赵匡胤、宋太宗采取各种政策，削弱节度使的军、政、财权，以加强中央集权。此后，节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治理政事，而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授予宗室、外戚、少数民族首领和文武大臣，对武将更是晋升的“极致”，礼遇优厚。辽、金分别于大州或节镇诸州置节度使，掌管军民两政。元代废。

从高宗、武后以来，均田制渐趋破坏，流民、逃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玄宗时期曾采用很多种办法试图解决。一是重申均田法令，严禁流徙；二是检括客户，听其所在落籍；三是招募流民客户充军。在这几种办法中，前两种都失败了，而募流民客户为兵的办法虽能诱得“通逃者”“争出应募”，暂时解决了社会问题，却使这批人渐渐成为雇佣兵而不可卒去。于是，由于均田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唐兵制从府兵的征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节度使制度的开端，是从唐开元、天宝年间所设立的缘边节度使。这和当时的边疆形势是分不开的。在这以前，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东突厥之后，实际上对外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的扩张进攻的。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 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国，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

自唐太宗起至唐高宗末年，唐边境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唐太宗在位时，采用的是主动出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骑兵进行长途奔袭、击其不备为战术原则。唐太宗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主要是拥有一支比游牧民族更为精锐的骑兵部队。《新唐书·兵志》明确指出：“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唐太宗去世后，唐周边军事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骑兵开始不断袭扰唐边境地区。面对周边军事态势呈现的这种新特点，变唐太宗时期的军事进攻战略为军事防御战略逐渐成为唐统治集团的共识。

在变唐太宗军事进攻战略为军事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唐政府进行了如下军事防御战略部署：在西部，长寿元年（692），唐政府在安西四镇部署了一支军队，控制经塔里木通往中亚的商路，防御吐蕃、突厥的突袭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在北部，唐政府在天山北侧经伊犁河谷通往中亚的路线上驻扎军队，防御突骑施、黠戛斯和东北突厥的侵犯。在沿关中和河东两道的北部边境，唐政府沿黄河北道建立了由常备军和永久性堡垒构成的防御体系，以应付东突厥默啜的掠夺。唐玄宗即位后，继续在易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尤其是陇右、河东和东北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开元五年（717）又在今辽东营州恢复都督府，部署了强大军事力量。到开元十年，驻守边疆的军队已多达六十余万人。

唐所防御的对手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部队。在战争中，他们往往投入数以万计的精于骑射的骑兵，急风暴雨而来，风驰电掣而去，忽而抢此、忽而掠彼，飘忽不定。要想在这种不太持久的战争中占据主动，就需要有庞大而且指挥灵活、快速反应的边防军队。于是，唐政府开始改革原来那种被地方政府控制的无数以几百人为单位的小镇（或戍）的军事部署，驻有集中指挥的庞大集团军的边防重镇便应运而生。起初，这种集团军是由原隶属于各卫的府兵和临时征集起来的新兵组成，统帅则于出征时从正式官员或京师禁军将领及其部属中临时任命。若组成如此规模庞大的集团军，短期内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有许多工作如动员、训练、向前线运兵，军队的供应和装备等都需要花费时间。待这些工作安排就绪之后，敌人早已在抢掠后跑得无影无踪。所以，仅有指挥灵活、反应快速、规模庞大的集团军还不能完全满足战争的需要，还必须在边境军镇驻守常备军，时时处处防范来犯之敌。仪凤二年（677）唐政府于关内、河东诸州召募长期服役的健儿驻防于唐蕃边境西北部的中亚，以时刻防范吐蕃骑兵的突然袭击，长期服役的健儿开始取代定期轮番防边的府兵。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用召募的“长征宿卫”取代了轮番宿卫京师的的府兵。开元二十五年（737），被征戍边的士兵又改为“长征健儿”。但是，诸边防重镇到底各需要多少兵力，中央政府往往并不十分清楚，当政府分配的兵额不足时，各节度使自行就地募兵就成为必然。自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镇节度使下的军队都相继变成了募兵。募兵的来源相当复杂，其中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职业的流浪人、亡命无赖以及走投无路或无依无靠之徒。这些士兵一般都终身从军，兄弟相继，父子相承，世代以军旅为家。因为藩镇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赏罚、升降等权利，士兵们对藩镇节度使的依赖性也很强，他们“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于是，藩镇节度使们便逐渐培养起只忠于自己的亲兵部队，拥有了军权。

唐边防驻军的后勤供应主要依靠政府，但如此众多的边防驻军的后勤供应，仅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保障后勤供应，后勤供应制度就必须进行改革。具体方法是用屯田的收入解决军队的部分供应，以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仪凤二年（677），唐政府于今甘肃和四川西北部唐蕃边境建立了屯田组织，随着常备军数量的不断增加，屯田制度在各军驻地全面展开。据《通典》记载，凡天下诸军州营屯总九百九十二。以“每五十顷为一屯”折合田亩则为四万九千六百顷。天宝八年，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而“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居各道之冠。以朔方十万军计，每人平均五点六石，朔方节度使的军粮供应通过屯田大部分得到了解决。起初，屯田生产的粮食由中央政府的度支支配，如屡敬德兼管的“营田事宜”，就隶属于中央户部。这种制度使常备军将领不能及时解决自己防区内军队的后勤供应，影响了他们调动、指挥军队的权力，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如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大夫四镇经略安抚使郭虔瓘“奏请募关中兵一万人往安西讨击，皆给公乘兼供熟食”。韦凑当时就指出：“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骁勇，远资荒服。又一万征人行六千里，咸给递驮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户口渐少，凉州以往，沙碛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济”，结果是“虔瓘竟无克获之功”。在这种情况下，唐政府不得不把防区的财政权力转给各防区的常备军将领。后来，唐政府又把食盐资源的管理权交给节度使。开元十五年，朔方节度使兼关内盐池使。据《新唐书》五四《食货志》载，朔方节度使管内的盐州、灵州、会州、安北都护府共有十三池。这些盐池所产之盐，除一部分上贡朝廷外，一部分用来满足当地驻军的需求。如胡洛池除“供振武、天德两军及营田水运官健”外，剩余部分则卖给当地和外地人民。开元时，当政府开征盐税时，盐税也就成了节度使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天宝元年，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营田，河北海运使。这样，藩镇节度使拥有了更多的财政权。

战争形势要求必须对原属各级地方政府控制的府兵行政体制进行改革，重新组成人数众多、防御范围广、能统一调动、灵活性更强的几个集团军，集团军的临时指挥为总管、大都督等，他们“得以军事专杀”，事罢即省。边镇将领的防区因此得到进一步扩大。

景云年间，为与吐蕃、后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民族作战，唐政府再次对西北、东北边境的军事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将节度使任职长期化、职权辖区化、镇所固定化、官衔正式化，即把那里的数州并为一个军事战略防区，组建边防重镇，命大总管或大都督等持节长期镇守。开元、天宝年间，节度使的数目进一步增多，唐沿边境置安西、北庭、河西三节度使防御西部边境；置朔方、河东、范阳三节度使防御北部边境；置平卢节度使防御东部边境；置陇右、剑南二节度使防御西部边境。藩镇节度使虽然有了其辖区的兵权和财权，由于还没有行政权，对他们完成军事任务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原来，唐政府经常临时派出观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巡按使、按抚使、存抚使、采访处置使等到各道巡察，对地方州县官吏实行监察，然后将情况汇报中央政府，其职权仅限于“监察”。

开元二十一年（733），各道分置采访使，采访使成为常设机构，负责检查本道刑狱和监察地方州县官吏，处置使则有便宜从事的大权。例如开元二年（714）王晙、薛讷互相配合先后在大来谷、洮水等地联系大破吐蕃军，杀获数万吐蕃军。天宝六年（747）高仙芝率1万唐军远征小勃律，大破吐蕃军，消灭近10万吐蕃军，俘获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

为避免地方官对节度使军事行动的影响，从天宝中开始，唐政府将一道置“节度使与采访使”各“一人”的体制，改为由藩镇节度使“一人兼领之”的体制，“州刺使尽为”节度使“所属”。这是唐玄宗根据北部边防军事需要对节度使权力的又一次扩大。天宝年间，安禄山除任范阳长史充任范阳节度使外，还兼任河北采访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等。这样，藩镇节度使便拥有了其辖区内数州的行政权。不但如此，有的还兼数道的节度使。

在显庆五年讨伐百济 ，总章二年平高句丽，达到了颠峰状态。在这段时间，征讨是由行军总管和大总管统领部 队临时出征，事毕则解。所以杜佑说“……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 ”，缘边都督“其在边疆，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参见《通典· 兵典·总序》），和后来的缘边重兵的节度使大不相同。

但是从高宗仪凤年间开始，到景云、开元之际，边疆形势就逐渐发生变化了。唐廷的目的变成了守住开拓的疆土。从七世纪后期，唐廷发动的两次攻灭吐蕃的作战失败。在仪凤三年时，无将帅才的李敬玄作为主帅率领大军与吐蕃战于青海之上，副将刘审礼率领少量前锋战没，李敬玄不发兵援救，黑齿常之率领唐军击败堵截的吐蕃军，唐朝大军主力返回。从此时开始才“少发兵募，且以备边”，“且令大将镇抚，蓄养将士”。到了武后时期，狄仁杰更提出“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认为“当今要者，莫若令边城谨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武威”。黑齿常之坐镇青海东部的河源军，吐蕃论赞婆率3万吐蕃军入寇，黑齿常之率领三千骑兵袭击吐蕃军，斩首二千级，缴获羊马数万，论赞婆被打的单骑逃走。黑齿常之在河源置烽七十所，垦田五千顷，岁收粟斛百余万，因此粮草充足兵士精锐。论赞婆在青海附近扎营，黑齿常之攻破之，烧掉了吐蕃论赞婆的所有粮仓，缴获大量羊、马、铠甲。黑齿常之在河源军七年的时间里，吐蕃非常畏惧他。

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唐朝控制漠南漠北。武则天时期，后突厥壮大，再次占据漠南漠北。后突厥汗国非常强大之时，唐中宗景龙二年，张仁愿在漠南突厥之地建立三受降城体系。三受降城体系是唐朝建立的进攻型军事重镇体系，使突厥汗国的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地区成为唐朝北疆内的军事地区，被唐朝控制。后突厥默啜可汗无力返回漠南，不得不返回漠北。唐朝张仁愿建立三受降城体系，严重削弱了后突厥汗国。自唐朝张仁愿建立三受降城体系取漠南后，后突厥汗国的国力大为削弱，最后被唐朝与回纥联合攻灭。后突厥汗国的衰弱与灭亡，唐朝张仁愿建立三受降城是其重要原因。

在东北方面，由于奚和契丹起兵反唐。唐朝杨玄基、张九节等人平定契丹、奚。唐廷于朔方置云中守捉和大同军镇之。自奚和契丹号曰两蕃之后，唐廷多次调发大军与战。唐朝李祎、张守珪等人多次平定契丹、奚。唐朝加紧的地方边区的军镇建设。范阳的清来军、威武军以及平卢军陆续设置的。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唐朝内部宫廷政变此起彼伏，所以对外部军事行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到了玄宗朝设立缘边节度使，正是这一形势的延伸。开元之际，大都护府实际上已经被八节度使所代替，缘边驻扎数十万镇兵。

而从开元年间到安禄山反叛，是唐朝又一个对外取得大量军事胜利的时期，与周边各族四面作战：在北面攻灭后突厥汗国，攻灭突骑施汗国和阿布思；东北与契丹、奚作战，契丹、奚多次臣服于唐朝；在西面多次大破吐蕃，唐朝王晙、张孝嵩、张思礼、李祎、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等多次大胜吐蕃军，或者杀敌数万，或者开拓疆土，在东边将战线推到青海湖以西，在西北将吐蕃赶出大小勃律，从东到西北压制吐蕃。

唐朝张守珪大破契丹，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传首。契丹、奚再次臣服于唐朝。之后，唐朝将两个外姓贵族女封为公主，和亲契丹、奚的首领。节度使安禄山为了取得边功，故意多次杀掠契丹、奚，导致契丹、奚杀死两个公主（假公主）造反。安禄山发兵击破契丹、奚。随后安禄山多次与契丹、奚交战，先败后胜，擒获奚王李日越。安禄山不断与契丹、奚交战。唐朝仍然要在东北集结大批精兵。屯集巨额军费，故范阳军能冠八镇之首，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因此自开元以来，边军城镇日多，这些军镇设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行军留镇，一种是派兵镇守。天宝元年时期，缘边军镇八十余处，以八节度使统之。同时，由于募兵制的抬头，军队素质也随之变化，军队对将领有了更多的依附性。唐初以防丁、行人为主，军城镇戍为辅的防御体系，就是这么逐渐演变，逐渐形成了节度使制度。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采访使制度的设立和二使归一。如果把缘边节度使与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割据等量齐观，简单地看成边疆节度使向内地的移植，就太浅薄了。

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而得名。节度一词出现甚早，意为节制调度。唐代节度使渊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都督。北周及隋改称总管。唐代称都督。贞观以后，内地都督府并多省罢，唯军事活动频繁的地区尚存，以统州、县、镇戍。镇戍是经常性的防御据点，比较分散，兵力单弱，故每遇战事发生，必须由朝廷派遣行军总管统率出征或备御。规模较大的战役，又设置行军元帅或行军大总管统领诸总管。

唐高宗、武后时期，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和改变临时征调的困难，这类屯戍军设置愈多，并逐渐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驻地和较大兵力的军、镇、守捉，各自置使。行军大总管也逐渐演变成统率诸军、镇、守捉的大军区军事长官，于是长驻专任的节度使应时出现。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新唐书·百官志四》载：“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持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驿则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印迎于道左。”

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立了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十个节度使，范阳（北京地区，即古幽州）节度使是节度使中兵力最大的。此时的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往往封郡王。朝廷任命节度使，要授予其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

至玄宗开元、天宝间，北方逐渐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

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七四六年，任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朔方、河东节度使，掌握天下劲兵，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外重内轻，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

节度使初置时，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

安史之乱后，根据历史学家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之后，唐朝才失去对大部分藩镇的控制，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

五代时期，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都取决于节度使，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国君主均为节度使。

宋建立后，宋太祖有惩于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割据一方、相互混战的教训，对各节度使采用了赏钱夺权的办法，给予功臣银钱田地，要求他们解除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时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节度使石守信对禁军的控制。并派遣文臣知军州事，限制了节度使节制郡县的权力；又以转运使接管了节度使的财政权利；将地方上强壮的士兵编入禁军。凡此种种，节度使徒坐空城而已。

之后，节度使一般作为宰相卸任之后的荣誉职务，称“某某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谓“使相”。也用于武臣的加官，南宋时，有加至三镇者，就是说名义上兼任了三个地方的节度使，如护国、宁武、保静军节度使刘光世、静江、宁武、靖海军节度使张俊、镇南、武安、宁国军节度使韩世忠等。

辽、金都仿唐制置节度使，往往有名无实，地位也远不如宋朝的使相高。元朝将节度使废除。

唐节度使一词出现甚早，意为节制调度。东汉安帝永初二年 (108)，梁懂受命主持西方军事，为诸军节度使。曹魏景元四年 (263)，魏军伐蜀，由司马昭指授节度。唐代也很早就用此语以明确指挥权限，如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蒲城河北诸道总管及东讨诸府兵均受其节度，但尚未用作职衔。唐代节度使渊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都督。持节都督出征时是一军统帅，屯驻时是军区首脑，对所统将领及州郡长吏都有节制以至生杀之权。南北朝时，刺史大都加持节都督，辖区既狭，权任亦轻，北周及隋改称总管。隋荆、益、并、扬四大总管辖数十州，事权很重，但只管军事。隋明帝杨广废总管，唐初恢复，仍称都督，而自贞观以后，内地都督府并多省罢，惟军事活动频繁的地区尚存，以统州、县、镇戍。

镇戍是经常性的防御据点，比较分散，兵力单弱，故每遇战事发生，必须由朝廷另行调发府兵、兵募，派遣大将统率出征或备御。这些大将称为行军总管；规模较大的战役，又设置行军元帅或行军大总管统领诸总管。早在唐初，已在军事要地留驻部分征行军队，并每年派遣士兵轮番戍守。唐高宗、武后时期，唐朝与突厥、吐蕃、契丹的战事频繁。军、镇、守捉使是差遣的，还保留征行的组织。与此同时，行军大总管也逐渐演变成统率诸军、镇、守捉的大军区军事长官，原来有“行军”含义的“道”，如葱山道、交河道、昆山道，也演变为大军区的道，如朔方道、陇右道等。于是长驻专任的节度使应时出现。高宗以后，由中央派出的行军总管或经略大使，常受敕节度诸军，因而渐获诸军节度大使的名称，但还不是固定职衔。节度使成为固定职衔是从睿宗景云二年(711)四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开始的。至玄宗开元、天宝间，北方逐渐形成平卢、 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八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十镇，始成为固定军区，各有受其统属之州、军、镇、城、守捉。节度使为差遣职名，例以所驻州都督、大都督长史或都护为其本官。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节度使例兼管内调度军需之支度使及管理屯田之营田使。天宝后，又兼所在道监督州县之采访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于是外重内轻，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安史乱起，唐廷为了平叛，内地也相继设置节镇，增至二十余道，不置节度使处亦置防御使,防御使不赐旌节，多以采访使兼领。其后，采访使改名观察使，例兼都团练使或都防御使，兼理军民，成为地位略低于节度使的地方军政长官。

节度使的僚佐有副使、支使、行军司马、判官、推官等，将校有押衙、虞侯、兵马使等。由于观察使是采访使的改名，故唐代后期节度使例兼所在道的观察使。节度使的僚属，都由节度使辟举，然后上报朝廷批准。所统州县长吏虽由中央任命，而实际则听命于节镇。遇刺史位阙，节镇常遣上佐摄职，然后报请朝廷正授。地方财政收入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送使部分常占最大份额。安史之乱后，根据历史学家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之后，唐朝才失去对大部分藩镇的控制，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节度使林立，他们拥兵称雄，互相兼并。其中武力最强、在唐亡后建号称帝者，先后有五代；其余割据一方，立国改元（也有未改元者）自传子孙者为十国。而五代十国境内之节度使亦多桀骜跋扈，节度使部下更多悍将骄卒，逐帅杀使之军变事件不断发生。

宋初承五代旧规，节度使除本州府外，还统领一州或数州府，称为支郡，辖区内的军、政、财权，由节度使独揽，实际上是个半独立的小王国。

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炅采取各种政策，削弱节度使的军、政、财权，以加强中央集权。乾德三年(965)，令各地赋税收入除日常军费所需外，全部运送中央，剥夺了节度使擅自处理地方赋税的财权。同年还命令诸州府选送精兵给中央，削弱了地方的兵权。宋太祖在平定湖南时，便命令湖南各州府直属中央，不再隶属于节度使。太宗又于太平兴国二年 (977)诏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直属中央，节度使所领只是一州府，宋政府又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此后，节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治理政事，而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授予宗室、外戚、少数民族节镇诸州置节度使，掌管军民两政。此外，辽圣宗耶律隆绪亦将统领上京、中京地区契丹及奚族的五十一部首领令隐改称节度使。金于胡里改等路亦设节度使，管辖部族事务。元代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