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676年十一月—679年六月）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宛丘“凤凰”集，众鸟数万，前后翔从，行列整齐，以色别群。676年，以陈州“凤凰”集，改元“仪凤”。共计4年。

仪凤二年（六七七），长孙讷言新增《切韵》成。《切韵》乃隋代陆法言所编，至唐大行于世。《切韵》重在分辨声韵，收文字及义训不详遂有多种增修韵书问世。讷言所增《切韵》属笺注类，以《切韵》为底本，承陆书分韵及体例，略增字数（新增字大抵出自《说文》），重点在以《说文》订补及笺注《切韵》，据《说文》加案语，记于原注之末，或解释字体，或补充训释，一变韵书而兼字书。此书流传甚广，保存至今，敦煌文书存有诸卷。

仪凤二年（六七七），唐授百济王子扶余隆光禄大夫、太常员外卿，兼熊津都督、带方郡王，使归本蕃，安辑余众。时百济之地渐为新罗占领，隆不敢入旧国，寄居高丽之境而卒，自是扶余氏散亡。

上元三年（六七六）唐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城（今辽宁辽阳），罢华人任都护府各级官职，仪凤二年（六七七），遂授原高丽王唐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都督，朝鲜郡王，使还辽东、安辑高丽余众，镇抚本蕃。高丽民先徙于内地诸州者亦皆遣返，与藏同归。唐将安东都护府再徙于新城（今辽宁抚顺北）。安东都护府两次内徙，表明唐已退出高丽。唐太宗、高宗二朝竭中国之力取高丽，既得之而不能守，究其原因，一则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二则东、北边契丹、奚、突厥渐多作梗，顾此失彼，而主要原因，则是西北边吐蕃炽盛，牵制唐朝，使之不得不在东北方采取消极退守之策，此外，尚存在高丽民反抗激烈诸因素。自此以后，唐惟有拥大同江以南地区之虚名，至开元廿四年（七三六），此虚名亦予放弃。

仪凤二年（六七七），辽东都督、朝鲜郡王高藏返辽东后，潜与靺鞨勾结谋反，事未及发，唐已知之，召藏还内地，配流邛州（今四川邛崃）。唐再散徙高丽民于河南、陇右诸州，留贫弱者于安东城旁。自是以后，高丽旧城故地渐被新罗占领，高丽余众或奔靺鞨，或投突厥，于是高丽之高氏旧族皆散亡，君长亦绝。高藏于永淳元年（六八二）卒于流所，诏送京师，赠卫尉卿，葬于颉利墓左，树碑其阡。

仪凤二年（六七七）四月，诏以河南、北干旱，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赈给。侍御史刘思立上疏曰：今麦秀蚕老，农事方殷，敕使巡抚，人冀天恩，必聚集参迎，妨害生产。既行赈给，须立簿书，更成烦扰。无驿之处，劳扰更甚。农忙时节，废须臾则亏岁计，不如委州县赈给，待秋后闲时出使查赈给政绩，行褒贬。疏奏，谧等遂不行。

仪凤二年（六七七）五月，吐蕃攻扶州临河镇（今四川南坪附近），擒镇将杜孝升，令孝升以书劝松州都督武居寂降，孝升坚决不从。吐蕃舍孝升而还。孝升复帅众坚守临河镇。唐授孝升游击将军（从五品以下），以示褒奖。八月，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十二月，诏大发兵讨吐蕃。

仪凤二年（六七七），张文瓘卒，年七十三。文瓘贝州武城（今山东武城）人。贞观初（六二七）举明经，补并州参军，长史李绩重之，比之为管（仲）萧（何）。累迁水部员外郎。时瓘兄文琮为户部侍郎，旧制，兄弟不许并居台阁，乃出瓘为云阳令。龙朔年间（六六一至六六三），授东西台舍人，参知政事。乾封二年（六六七），迁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知左史事。高宗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征讨四夷，京师养厩马万匹，帑藏渐虚，文瓘谏：劳民生怨，隋鉴未远。高宗纳之，减厩马数千。咸亨三年（六七二），改黄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不久，迁大理卿。文瓘到官旬日，断疑案四十余条，执法公正，时人比之戴胄。上元二年（六七五），拜侍中，兼太子宾客。文瓘以严正著称，诸司奏议，多所纠驳，高宗十分信赖。朝廷有大事，若卧病在家，高宗必问诸宰臣：“与文瓘议否？”未议，则遣与议之，已议，则从之。时新罗叛唐，高宗欲出兵征讨，文瓘谏曰：吐蕃扰边，兵患未解，又伐新罗，民不堪其劳，请息兵修德安百姓。曾参与撰写《永徽留本司格后》（十一卷）。有子四人，皆至三品官，时人称为“万石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