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是五代后蜀文学家赵崇祚编选的晚唐至五代词总集，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全书共分十卷，书前有蜀人欧阳炯所写序文，书中选录了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十八家词作共五百首。由于花间派词人继承了温庭筠的词风，因此他的词收录最多，共计六十六首，并且放在全书开头。所收词多反映君臣花间尊前宴享娱乐的生活，风格偏于浓艳华丽绮罗香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若干描写南方风土人情之作，语言优美，接近民歌风格。

《花间集》是一部专录晚唐五代尤其是后蜀词人之作的词选集，上起唐开成元年（836），下至后晋天福五年（940）。卷首有后蜀武德军节度判官欧阳炯所撰《花间集序》。全书收录了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夐、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十八家词五百首，分十卷编排，每卷五十首（其中卷六收五十一首，卷九收四十九首，稍有例外），以人系词，词以调分。因为要整齐每卷五十首词的规制，所以同一词人的作品时有分置两卷的情形。此书为西蜀词的代表，其中所收的词家或来自蜀，或曾仕于蜀。其中的作品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容与格调：用艳丽的词句、光采的颜色描写女性的美态、装饰，表达她们的相思情绪，给予各种肉体上的强烈暗示。也有一些词作摆脱了这种色情风气，如温庭筠的部分词注重内在真实的情感，而非仅为外表的浓艳浮夸，另外也有一些风格清新、情意深刻的作品。

注：《花间集》原本十卷，明代闵映璧以正德十六年（1521）苏州陆元大翻刻本为底本刊刻《汤显祖批评花间集》时，把原来的十卷合并成了四卷，所收作家、作品的顺序没有变动，今从之。参考资料：

《花间集》与中国前期的诗文创作有很大差异，这是和时代有关的。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动乱，四分五裂，衰落腐败的社会政治局势使得一切理想和希望都化为泡影，儒家刚健有为的思想逐渐隐淡。文人心头笼罩着悲观失落的阴影，人生得不到向上、向外的发展，迫使他们将生命力投放到自我的感性欲望中，在其中获得消磨时光的娱乐和自我生命的抚慰。与此同时，审美追求也在发生变化，审美格调渐趋低沉，审美情趣逐步转向世俗生活与感官享受，重娱乐消遣而轻功利教化、重欣赏而不重实用的文学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儒家传统自然流畅、清新明朗、昂扬阔大的美学风貌逐渐被低靡幽微、矫饰苦涩、浓艳晦昧的词风格调所替代，并染上了浓重的世俗化和享乐化的色彩。

填词风气在晚唐已十分普遍，唐代文人为避乱纷纷入蜀，填词风气也由中原带入蜀地。西蜀偏安一隅，前主王衍、后主孟昶相继耽于声色，经常与前来避难的文人狎客一起行酒作乐，在各种宴会游乐时创作了大量描写女子容貌和情态的歌词，以供入乐传唱。后蜀广政三年（940），由赵崇祚将这些歌词收集起来，编成了《花间集》十卷。据集前西蜀词人欧阳炯叙引，知其所收为“诗客曲子词”，也就是文人所作的歌词；入选标准则是“名高《白雪》”“响遏行云”，即用语华丽、格调高雅，适合公子佳人传达情意。而编集的目的，则是为当时和后代文人雅士、闺媛佳丽提供按拍引歌的范本。

从题材来看，《花间集》中选辑的词作绝大部分都是描写男女之情及闺中生活的。全书的第一首，即卷一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自是温词的代表作，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花间集》所收词的代表。这种由于题材的特殊而被后来评论者称为风格“侧艳”的作品，从积极的方面看，确有其“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的一面，如卷五牛希济的《生查子·春山烟欲收》：“春山烟欲收，天澹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便将一对情人将别未别时的心绪表现得颇为细致传神。但由于全书大部分作品均围绕着一两个比较单一的主题落笔，这种对于艳情的集中渲染又使得《花间集》在整体上显得有些单调。

除了描写男女相思、偎红倚翠、闺中幽怨、伤离惜别之类的作品，《花间集》中也收入了少量写景抒怀之作。如卷六欧阳炯的《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抒发“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的历史感慨，卷十李珣的《渔歌子·荻花秋》畅叙“水为乡，蓬作舍，鱼羹稻饭常餐也。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的人生志向，卷五毛文锡的《甘州遍·秋风紧》、卷八孙光宪的《定西番·鸡禄山前游骑》写边塞风光，卷八孙光宪的《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写农村景象，卷九鹿虔扆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抒写“暗伤亡国”之情，卷十李珣的《南乡子十七首》和卷六欧阳炯的《南乡子八首》歌咏南方风土人情，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花间集》集中表现了文人在传统诗文中无法表达的内心深处隐约幽细的复杂情感，他们对个体幸福、世俗享受、爱情的渴望、感官的宣泄，都充分展露出来了。

从文学风格的表现方式上看，《花间集》所收词作又有一种值得称道的长处，即真率而不过于雕琢造作。像卷五毛文锡《醉花间·休相问》以“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起首，写女子“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的相思苦恼；卷七顾夐《荷叶杯·记得那时相见》叠用“羞么羞”一词作结，描写女子“泥人无语不抬头”的羞怯姿态，均语辞浅显而神情毕现。又如卷二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通篇大半皆用口语，却能为读者造就一种难得的客里思乡氛围。作品表达的情感细腻丰富，往往能挖掘到人物深层的精神世界，形成“深”的词境。它改变了唐民间词以及中唐文人词比较直露的抒情方式，情景交融，以曲折委婉的手法达情，形成了独特的婉约词风。

《花间集》是较早以描写女性为中心的文学作品。虽然是由男性的角度来揣摩、表现女性心理，但它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女性化审美心理特征。词人的审美情感和意象均带有女性化的特点，词人对具有女性特征的事物表现出了特殊的审美情趣。他们以女性的眼光或口吻观察事物，抒发情怀；《花间集》中所写女性，无论是神女仙子，还是古代名媛姝丽，抑或是现实生活中的各色女子，个个都是天生丽质、娇艳绝伦的美人。他们采用多角度、多层面的审视方法，从女性的容貌、体态、服饰和才能诸方面描绘、赞美女性的形体美和内心美。他们细致入微地描写女性的起居、环境、装束、容貌、体态、心理；他们同情男权压力下女性的不公平命运，赞美女性生命的绚丽多彩，哀悼女性红颜易老。在《花间集》中，红粉佳人几乎成了所有作品的主人公，其基本表现手法也是尽量运用富有女性色彩的艳丽妩媚的语汇。词人们一方面仔细揣摩和感受以歌妓为主体的女性的苦闷与寂寞、欢乐与愁怨；另一方面，则用充满女性色彩的语言去表现这些女性丰富而隐秘的内心世界。《花间集》中这种女性化审美心理及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使其带有了一种特殊的女性文化特征。

《花间集》在题材取向与风格呈现形式方面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与花间词所产生的时代与地域有着颇为密切的联系。词的兴起与发达，本与乐歌燕集相关，唐末五代乃词从民间逐步走向士大夫文人圈的转折时代，此时的词作所出产的场景，多为“绮筵公子”与“绣幌佳人”聚会歌吟之所，故词的主题难脱“侧艳”也是必然之势。同时像后蜀那样偏居稳定的小环境，又适宜滋生歌舞升平、关注自我的文学。然而也正因其尚处在词从民间向士大夫文人圈转折的时代，所以一方面唐代民间曲子词格律不规范的原生态得以逐渐修正，另一方面在文学表达上仍不失其源于民间的鲜活与生动。

《花间集》是中国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历来被奉为倚声填词的鼻祖和典范。在1900年敦煌石室藏《云谣集》发现之前，《花间集》曾被认为是最早的词集。《花间集》鲜明地体现了词的发展、演变、成熟、定型的历史进程，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主题取向、审美风尚和艺术成就，同时也规定了词体文学的文学特性和美学特征，奠定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规定了词的发展方向。《花间集》对后世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词史上是一块里程碑，标志着词体已正式登上文坛，从此，中国古代文学诗词并立的格局形成。由于集中所收词大多具有用“清绝之辞”来表现女子“娇娆之态”的特点，后人即把这类作品称作“花间体”或“花间词”。花间词派亦因《花间集》而得名，代表人物是温庭筠和韦庄，并称“温韦”，其中温庭筠又有“花间鼻祖”之称。

《花间集》是宋词的先导，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同时又以题材、音律、情趣、表现方法和艺术风格等特点和诗、曲划界，成为“词别是一家”理论之所由出。明清以来的一些词论，也常是从总结《花间集》某些艺术特点而生发开来。至于清代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等，高谈寄托，尊奉温、韦，以花间为正宗，虽然不一定符合赵崇祚编辑此集的初衷，但都与花间词某些艺术特色有联系。此外，唐末五代词家的作品因《花间集》得以流传后世，对研究词的产生与发展演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历代研究者所瞩目。

五代后蜀欧阳炯《花间集序》：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北宋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演山居士新词序》：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词是也。至唐末，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谛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思道覃思精诣，专以《花间》所集为准，其自得处，未易咫尺可论。

南宋晁谦之《花间集跋》：皆唐末才士长短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嗟呼！虽文之靡，无补于世，亦可谓工矣。

南宋陆游《渭南文集·跋花间集》：《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耶？……又，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词自温飞卿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

南宋林景熙《霁山文集·胡汲古乐府序》：唐人《花间集》，不过香奁组织之辞，词家争幕效之，粉泽相高，不知其靡，谓乐府体固然也。一见铁心石肠之士，哗然非笑，以为是不足涉吾地。其习而为者，亦必毁刚毁直，然后宛转合宫商，妩媚中绳尺，乐府反为情性害矣。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啴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

明代汤显祖《玉茗堂评花间集序》：《诗余》流遍人间，枣梨充栋，而讥评赏鉴之者亦复称是，不若留心《花间》者之寥寥也。余于《牡丹亭》亭梦之暇，结习不忘，试取而点次之、评骘之，期世之有志风雅者，与《诗余》互赏。而唐调之反而乐府，而骚赋，而三百篇也。

明代闵映璧《花间集跋》：忽一友出袖中二小书授余，曰：“旦暮玩阅之，吟咏之，牢骚不平之气，庶几稍什其一二。”余视之，则杨升庵、汤海若两先生所批选《草堂诗余》《花间集》也。于是散发披襟，遍历吴楚闽粤间，登山涉水，临风对月，靡不以此二书相校雠。始知宇宙之精英，人情之机巧，包括殆尽，而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宁独在《风》《雅》乎？嗟嗟《风》《雅》而下，一变为排律，再变为乐府，为弹词。若元人之《会真》《琵琶》，幽闺秀襦，非乐府中所称脍炙人口者，然亦不过摭拾二书之绪余云。

清代朱彝尊《书〈花间集〉后》：方兵戈俶扰之会，道路梗塞，而词章乃得远播。选者不以境外为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见当日文网之疏矣！

清代王士祯《花草蒙拾》：或问花间之妙，曰：“蹙金结绣而无痕迹。”……花间字法，最著意设色，异纹细艳，非后人纂组所及。

清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诗余体变自唐，而盛行于五代。自宋以后，体制益繁，选录益众。而溯源星宿，当以此集为最古。唐末名家词曲，俱赖以仅存。其中《渔父词》《杨柳枝》《浪淘沙》诸调，唐人仍载入诗集，盖诗与词之转变在此数调故也。于作者不题名而题官，盖即《文选》书字之遗意。惟一人之词，时割数首入前后卷，以就每卷五十首之数，则体例为古所未有耳。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欧阳炯在《花间集》的序文里，就说这个歌词是“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文抽丽锦”是说他们写出来的歌词，好像是一匹美丽的丝织锦缎，这么美丽的歌词，就交给那美丽的歌女，举起来她们的纤纤的玉指，而她们手中所拿的是唱歌的拍板，“拍按香檀”是檀香木，用檀香木做的拍板。最早的歌词，《花间集》里所谓的诗客曲子词，是在这样的场合写的，交给妙龄的少女去演唱的美丽的歌词，当然要适合歌唱的背景。所以写的是爱情的歌词，是相思离别、伤春怨别的歌词。

《花间集》行世后，对于词的创作与词的研究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词的创作达到高峰的宋代，《花间集》是士人填词的最常用的范本，“花间词”被视为词家学习的楷模与词品正宗。这种对于《花间集》的崇奉发展到近现代，则又因为历史现实的因素而走向反面，由于书中所收多为儿女情长之作，颇遭时人非议，甚而斥之为“淫词”。即使在当代，一些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中，仍有观点说它是“反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的，“是中国淫词的代表”，“是宫体和娼风的混合物”等。但不论是正面的推崇抑或是反面的贬斥，《花间集》作为中国词学史上的一部独特著作而引人注目，是显而易见的。

《花间集》的版本有二三十种，主要有以下几个系统：⑴晁本系统，为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晁谦之跋本，是现存最早的南宋刊本。明正德十六年（1521）陆元大本即依此本翻刻，清末吴昌绶双照楼刻本、邵武徐氏刻本则均据陆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晁刻原本影印。⑵鄂本系统，为南宋淳熙十一、十二年（1184、1185）鄂州公文纸背印本。旧藏聊城杨氏海源阁。清光绪十九年（1893），王鹏运《四印斋丛书》本即据海源阁藏本影写翻刻。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也依此本排印。⑶陆游跋本系统，为开禧刻本。有开禧元年（1205）陆游二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曾引及陆游跋语，可知其著录者即此本。明初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集》本似也据此本，但已合十卷为二卷。明末汲古阁《词苑英华》本也用此本。至于宋刻原本，未见近代藏书家著录，不知其存佚。⑷汤本系统，朱墨套印闵氏汤评本，于明末传入日本，与前述版本皆有不同，只有四卷，其余未动。⑸其它版本，明清时期还有许多坊间刻本和石印本，但都杂芜不精，字律多舛，流传不广。另有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商务印书馆1938年增订四版、中州书画社1983年修订版的华钟彦的《花间集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1981年再版、1998年重印的李一氓的《花间集校》，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李谊的《花间集注释》，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的杨景龙的《花间集校注》等。

此外，《花间集》已有英、日译本各两种：英译本之一为Glen Baxter于1952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Hua Chien Chi: Songs of Tenth Century China》，另一种是Lois Fusek译，1982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Chi》。日译本分别由中田勇次郎和花崎采琰翻译，前者作为《中国的名著》之一刊于1961年，后者由东京樱枫楼刊于1971年。

赵崇祚，字宏基，事后蜀主孟昶（934—965在位），官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少卿。《四库全书总目》谓“蜀有赵崇韬，为中书令廷隐之子，崇祚疑即其兄弟行”。饶宗颐《词集考》又考得后蜀有赵崇溥，与崇祚、崇韬皆广政时人。编有《花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