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权储备货币即与任何国家主权脱钩的“具有稳定的定制基准且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并以此作为国际储备和贸易的结算工具。

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已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以下简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为了在伦敦G20峰会上占据一个更有利的地位，世界各大经济体近来纷纷加紧展开从舆论攻势到实际政策等各方面的博弈。目前来看，针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及治理方案，国际上的主要经济大国明显分成了三派意见：美、日、英三国主张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注入——也就是所谓“救市”——稳定住岌岌可危的金融市场；以法、德两国为代表的欧洲则对救市的效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必须尽早改革现行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以中、印、俄、巴等“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大国则既不否认救市的必要性，同时又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只是其改革呼吁更多地着眼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

在此背景下，周小川文章的价值就显得非同寻常，预计这也是本次峰会上中国将要开出的最重要的药方。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周小川的建议不同于之前美、欧各怀私利的主张，它具有高度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并无显著倾向于本国利益的动机，因而又平添了几分公信力。

在文章里，周小川重提凯恩斯60年前的大胆设想，建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进行改进和扩大，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的改革，逐步创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文章的核心意思是要在未来建立一种不与任何国家主权挂钩的“世界货币”，以此作为国际储备和贸易结算的工具。文章还就它的实践操作性作了探讨，并提出了一套相应的解决方案。

应当说，这是一个看起来极其理想主义的设想，其现实障碍是不言而喻的。假如它能梦想成真，那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实际流通但却同时又承担着沟通地球上所有不同货币间交易结算使命的货币符号。而之前的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不论是黄金还是美元，实际上都是相应的那个时代中最具有稳定购买力的真实货币。这也意味着今后货币的信用将不再依托于货币中介物本身的价值或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然而，在一个至今仍完全由主权国家规则支配、“世界政府”遥不可及的“丛林式”世界体系中，发行这种“世界货币”的“世界中央银行”——权且假设它是IMF——自身的权威又托身何处呢？退一步说，就算IMF得到了全世界所有国家或主要大国的共同支持，在技术上它又如何确定“世界货币”的发行量呢？会不会由于这种“世界货币”本身的发行不当而造成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实际上，周小川的主意十分类似欧元的前身“欧洲货币单位（ECU）”。但这里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没有欧洲一体化和统一货币的预设目标，ECU的功效将是极其有限的——它本身只是一个中间过渡产物。也就是说，假如世界各国不能就未来建立统一的真实“世界货币”达成共同的追求方向，“升级版SDR”的前景就将大打折扣。

在全球经济日益不可分割、美元体系日益力不从心的当下，与其说周小川提出的是一个解决方案，还不如说他抛出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相信这个问题一定能赢得举世共鸣。最早公开类似设想的其实是俄罗斯政府，它在3月16日提出的建立“超国家储备货币”（super 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的主张，与周小川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可谓异曲同工，只是周小川的方案更为细致和具体。那么，一周以后，它会不会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联手而成为金融危机重重阴霾下伦敦城里的主旋律呢？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如何避免超主权货币的内在缺陷

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1、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2、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共同应对

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

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应尽快通过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以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

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1、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报率吸引各国参与，将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投机和市场恐慌起到更强的威慑与稳定效果。对于参与各国而言，也有利于减少所需的储备，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基金组织成员众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职责，并能对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监督的国际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由其管理成员国储备具有天然的优势。

2、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也将是推动SD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基金组织可考虑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既推动了SDR 计值资产的发展，也部分实现了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甚至可以作为增加SDR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

赶在伦敦20国金融峰会之前，中国亮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底牌。这就是周小川的所谓“超主权货币”。

如周小川所讲，“超主权货币”这一提法由来已久，70年前凯恩斯就曾主张推翻以主权货币为锚的国际货币体系，改为锚住由30种主要商品构成的国际市场一揽子商品价格。

要纠正的是，“超主权货币”的历史比周小川所说的还要长。到底有多长，周小川自己稍稍动动脑筋就可以得出答案：由于白银与黄金都是超越主权的货币，因此，银本位和金本位，都是锚住“超主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这起码可以将“超主权货币”的历史上溯到14世纪。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国际货币体系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超主权货币”，并且直到主权货币成为世界货币之前都是如此。

周小川一定不是主张国际货币体系倒退回金银本位的时代，但从他以颇为赞赏的语气谈论凯恩斯的“超主权货币”方案来看，他并不清楚国际货币体系一以贯之的改革路线。

在很大程度上，白银之所以从17世纪开始渐渐退出国际货币体系，是由于此前出现的白银供给快速扩张随着北美和日本的白银产量减少而结束。金本位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世界黄金产量出现了历史上最强劲的增长期，另一方面是黄金的价值量远远超过了白银，由此解决了储备货币供给不足与世界贸易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

到19世纪末出现的黄金汇兑本位制，是对以往的“超主权货币”的第一次否决。尽管此时的黄金并没有彻底退出国际清算体系，并且依然是重要的储备货币，但国际货币体系还是由此进入了由主权货币及主权国债务

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其中的原因依然是“超主权货币”的供给不足。到20世纪初，与当年的白银情况相类似，世界黄金产量的增长链条突然被打断，但世界贸易总量却依然在增长。于是，当黄金供给不能满足世界贸易增长需要的时候，不得不以纸币替代实物货币。之所以没有从黄金汇兑本位制一步跨入完全的主权货币阶段，原因是防止各种主权货币之间的竞相贬值而威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质，是美元汇兑本位制。虽然这一体系仍与黄金沾边，但不是锚住黄金，而是锚住美元。必须承认，布体系是二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必然选择，原因是当时只有美国的主权信用存在扩张空间。这实际上也给出了国际货币体系在主权货币时代的改革路线：哪一个（或多个）国家的主权信用扩张空间巨大，该等主权货币就应当成为储备货币。当然，其目的依然是满足世界贸易以及由贸易增长推动的世界经济增长的需要。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信用的最高等级是主权信用。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货币体系自黄金汇兑本位制以后一直寻找强势的主权货币作为其存在支撑点的原因。

那么，周小川所说的“超主权货币”究竟要锚住什么呢？

可以肯定，受周小川赞赏的凯恩斯方案绝对行不通，相反会大大加剧国际货币体系的波动性。原因是凯恩斯的方案，其实是主张将国际储备货币锚住一揽子商品价格。众所周知，商品市场是最容易操纵的。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周小川的“超主权货币”似乎依然是锚住美元，只是在此基础上增加其它国家的表决权而已。

在现代社会，以国家主权为主导的中央银行对有效的货币政策运作都存在无数困境，那么与国家主权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一定会更多。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发表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说，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反映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他认为，创造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将需要很长时间。短期内，国际社会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

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汇率激烈的波动所带来的负增强机制更是明显，世界各国更是希望有一种有效的国际储备货币来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安排，尽管经过不断变迁与演进，但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让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更是暴露无遗。可以说，正是这意义上，周小川行长希望建立起一种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体系。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建立这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何以可能？

一般来说，现代货币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建立主权国家信用担保基础上，离开了主权国家的信用担保，信用货币是无法确立的，更不用说成为交易结算、贮藏及投资的工具。现在，我们希望建立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是否有可能呢？有人会认为，不是有欧元为样板吗？不是有SDR吗？

但是，实际上，尽管欧元已经有近十年的历史，其在欧洲经济中的作用也明显，但是欧元的结果如何仍然是相当不确定的，如果欧元各国出现政治上的利益冲突，欧元功能与作用立即会弱化。近几个月来，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向欧洲蔓延，欧元弱化表象开始在显示出来。这也就是近几个月欧元快速贬值的原因所在。不过，欧元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建立在长期的政治协商基础上的。

我们现在再回到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设想上。对于这种货币的设想，由于它是与国家主权相脱钩的，或是没有国家主权为信用担保的，因此，这种国际储备货币一定是世界各国政治协商的结果。可以说，即使这种政治协商可以进行，但是由于当前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十分巨大，各国在这种政治协商中的利益诉求是相差很远的。因此，在这种政治协商中要达到各国认可的一致意见是不容易的。即使能够达到这种一致意见，其成本也是十分昂贵的。

还有，不仅建立这样一种脱钩国家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要通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即使可以通过政治协商能够建立起这种国际储备货币，同样要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管理运作这种货币的问题。

再就是，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它要行使计价、结算、贮藏及投资的功能，那么它的定价如何来进行。是否可能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价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但实际上，这设想是好，要实施起来同样是不容易。因为，选择代表性篮子里的商品，各国生产出来的这样商品所内含的要素价格是会相差很远的。在这种情况下，以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价基础建立起来的国际储备货币也就无法准确地反映各国货币的比值关系。

其实，作为一种国际储备及计价货币，比如美元，并非仅是政治角力的结果，而且更多是市场选择的使然。事实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与以往任何一种世界货币有很大不同。比如，美元的国际货币是通过一系列条约来实现的；它是通过美国向全球提供市场开放的方式来实现的，而美国金融市场的效率支持了美元本位国际化；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理论上同样存在特里芬难题，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但是，当面临这种困境时，美国能够寻求其解决的方式。当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更重要的还在于美国国家经济竞争力，在于美国综合国力。

因此，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这是必须的。但这种创造性改革必须站立在现实的基础上。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困境，我们更多的是如何面对既有的现实，并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上寻求现实目标之路。这样，理想才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在全球第二次金融峰会召开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应创造可保币值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在文中，周小川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他提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的基础上，建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以克服现行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调节全球的流动性。

的确，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便是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在1971年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终止美元与黄金挂钩之后，制约美元发行的唯一障碍被彻底扫除，印刷钞票完全成了美联储的权力。其结果是，一方面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发行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是美国的货币，却的确是全世界的麻烦。就此而论，周小川行长提出摆脱美元、建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就人类货币史而言，在英镑和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之前，无论是银本位，还是金本位，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性都是超主权的。

美元独步天下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之后，人类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不下数十起，无不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今天已经36年了，但人类至今还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具有长期内在稳定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以避免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而周小川行长提出以IMF的特别提款权为基础，将之改造成超越主权的储备货币的设想，无疑是人类进行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因此，在第二次全球金融峰会召开之际，周小川行长重提特别提款权，提出对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我相信这种努力肯定会得到国际社会的称赞。

然而，就目前国际金融秩序的现状而言，这种努力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IMF从成立以来，一直是美元霸权的最好诠释者。根据IMF的决策机制，拥有16%以上投票权的美国有绝对的否决权，这就决定了设立在华盛顿的IMF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无法承担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能。其次，IMF在不改造的情况下，根本难以取得对全球货币供给的控制权。第三，IMF根本无法对全球流动性的供应进行配置，使之既不至于过量，也不至于过少。第四，IMF无法合理配置全球货币供给。这四个致命的缺陷，决定了特别提款权从1969年创立以来就一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因为美元的流动性一直处于爆炸的状态，特别提款权根本没有发挥国际储备的机会，其在储备资产方面的意义非常有限，直到2002年，其在IMF会员的非黄金储备中所占比例不足1.25%。

因此，就中国的金融外交而言，首要的不是去主张创设什么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而应如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所倡导的，对IMF进行改造，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同时对美元的发行，通过国际机制加以限制。目前IMF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美国、欧盟和日本手中，中国的份额甚至不如比利时与荷兰的总和，根本无法反映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与实力。可以说，彻底改造IMF，是将特别提款权改造成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必要前提。否则，所谓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只是一个虚幻的、不可靠的空中楼阁，可能外表极为华丽，但毫无根基，一阵强风就可以将其摧毁，更不用说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7日表示，中国政府应力争在G8峰会上讨论超主权国际货币。那么超主权货币到底有可能实现吗？

事实上，自古以来，货币向来就是超主权的，从通用货币“黄金”，到网络游戏里的虚拟货币。如果把货币和主权挂钩，那么该主权就会享受到超越所有其他玩家的支配地位，很明显处于该地位的国家必定会把这种优势用到极致，以至于整套体系无法维持，最终逃不掉崩溃的命运。

现在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两个，第一，既然货币已经主权化了，那么我们是否还能退回到超主权的状态，即重新使用黄金或者别的东西作为货币；第二，如果货币的主权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人民币是否可以享受到这个优势地位。

黄金的老路是不可能继续走了，世界各国官方的黄金储备总量只有3万吨，即便按历史上最高金价约每盎司1000美元计，也只值1万亿美元左右，只有中国外汇储备的一半，这么少的黄金根本就不具备世界货币的能力。即使现在真的能创造出一种新的货币，这也是各国博弈的结果，主权的印记是无法抹去的。

既然超主权货币之路已经不可行，那么中国就应该致力于将人民币变成世界货币，合理合法地占据这个不平等地位。7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下发《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本月起，上海等5城市的指定企业将获得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的资格，当条件成熟时，向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贸易融资。这是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化的最重要一步。将来不仅可以通过香港、澳门等地进行人民币结算，境内的商业银行也可以主动代理境外商业银行进行人民币资金的跨境结算。此前困扰很多出口企业的人民币结算无法享受出口退税的问题，目前也已经得到了解决。

中国目前最应该做的是，稳步向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人民币结算的便利。美元的衰落和人民币的国际化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要让人切实感觉到抛弃美元拥抱人民币的好处，这就需要中国的政府和金融界共同努力了。

首先，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仍存在诸多突出问题。有专家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人民币当前已经具备国际化条件。然而，从市场的发育程度、金融体系状况等方面来看，中国远未达到美国、日本当初的水平。中国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国际收支失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农业基础、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比较脆弱；中国还存在着制度环境方面的制约，如金融市场发育（深度、广度和国际标准化程度不足）、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都需要进一步推进。这种状况难以支撑人民币迅速实施国际化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其次，人民币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可兑换。从理论上来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所必然要求的技术性条件。这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以资本项目可兑换为基础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本身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内容。一种货币如果不能自由兑换，其在国际范围内的接受程度必然十分有限，也将成为一种高风险货币。

再次，人民币国际流通量增长不足。从技术层面来看，人民币国际流通量不足将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最大难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金本位时代，英国通过资本输出向世界各国输出了巨额的英镑；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了美元流动性；20世纪80年代，日本则通过大规模跨国投资向各国提供日元资金。近年来，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但其规模占全球的比重仍然很小，2004年为0.74%、2005年为1.3%、2006年为1.53%，这样的狭小规模显然难以支持未来人民币国际流通量的需要。

实事求是地来看，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对中国经济制度、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状况决定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要与中国整体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相一致。由此可见，现阶段中国大规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基础还不稳固、内部准备条件还不充分。

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就是要树立人民币币值稳定、流通便利、投资增值的国际形象，跻身国际货币“四大家族”，与美元、欧元、日元共同构成多元化的货币体系，并长期有效发挥国际货币的作用。借鉴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国际化发展规律，结合人民币自身特点，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采取由周边向全球循序推进的战略选择，遵循“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三步走”战略。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上述战略设想，必须统筹规划、夯实基础、循序渐进、防范风险。

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化结算货币

2008年末，国务院决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该举措可避免汇率风险，控制企业成本，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据估算，目前中国外贸结算中的美元比例仍然高达73%左右，美元在2008年的大幅波动使贸易结算风险加大，而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结算货币是稳定亚洲经济的重要缓冲器之一。2008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探讨将互换货币兑换成储备货币的可能性及比例。贸易项下结算货币的确立为中国的进出口企业扫除了汇率波动的障碍，同时在金融危机时也帮助邻国锁定汇率风险，可谓一举多得。

作为占GDP近四成的出口部门，结算货币的重要性在未来数年内仍是关注的重点，我们应以此次危机为契机，扩大与亚洲各贸易国之间的货币互换规模，显示出可以稳定区域内贸易的能力，进而向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成员迈进。下一步可继续扩大人民币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投资及双边贸易结算中的范围，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包括继续放宽人民币现金的出入标准，签署双边支付结算协议，扩大人民币在边境贸易结算中的地位；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开通人民币银联卡业务，进一步推动银联标识走出国门等，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在周边接壤国家和地区率先实现国际化。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制度保障。人民币目前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国际化客观上要求汇率形成机制要以市场化为基础，通过本外币间供求关系的变化发现人民币的真实价格。因此，在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上下浮动、有升有降，打破对人民币长期单边升值的心理预期。在此过程中必须密切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必须防止国外投机资本以套利为目的，对人民币发起冲击并造成人民币币值在短期内大幅波动，应采取必要干预手段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增强以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二是要密切关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所带来的人民币资产价值的重估过程，防止境内资产大幅波动对国内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三是可积极推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政策协调，加强与区域内的货币合作，正确处理人民币同东亚以及东南亚地区主要货币间的关系，尤其是与日元的关系，逐步构建区域统一的汇率机制，使人民币成为区域关键定价货币。

加大金融改革开放力度

我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效率不高，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交易、变现、结算、支付、保值、增值等需求。要进一步规范、完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以及各类二级市场等相对薄弱市场，丰富市场工具和产品，加大人民币衍生产品的创新力度，加快推出和完善人民币外汇远期和掉期产品、利率创新产品、人民币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衍生产品，建设广度（多种金融工具）、深度（发达的二级市场）和国际规范程度相统一的金融市场，使之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诸多缺陷。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顺应全球货币体系变革的客观要求，发挥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应有作用。

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扩大银行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逐渐使利率水平及其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由资金供求双方在市场上议价决定。充分发挥央票利率对短期利率市场走势的指导作用。建立一个以货币市场利率为基准，市场供求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银行通过各种市场化政策工具调控货币市场利率，进而对其它市场利率水平和结构施加有效影响的利率市场化体系。

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策略应坚定不移。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感知者、执行者和微观主体，中资金融机构承载着相当重要的使命。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提高风险控制水平，是“走出去”前的必备功课；如何在境外提供完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至于是通过开设分行还是收购境外机构，则需付诸实践。总之，只有中资金融机构成功地“走出去”，人民币才能更加通畅地在全球金融体系内流转。

加快建立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

建立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展人民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目前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单从技术角度看，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不断升温，人民币必将成为重要的价值储备货币。这就要求人民币应当具有广阔而多样的投资渠道，客观上对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提出了需要，建设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作用。

人民币与三大国际货币并存互补

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处理好与现有三大国际货币间的关系。要以“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为原则，寻求本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平衡点，积极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利益协调。在亚洲区域内积极开展与日元的合作。近年来中日双方的经贸关系日渐紧密，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中日在贸易、金融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将在今后更加充分地展开，人民币同日元的合作将是构建制度化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人民币能否实现国际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采取扩大同日本货币互换额度，并在必要时互相以本币提供信贷额度的方式加强合作。美元和欧元是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所参考的两种主要货币，而且在现有货币体系中仍占有较大份额，在短期内摆脱人民币对美元、欧元现有汇率体系会对我国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因此，要审慎处理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的关系，加强合作、相互支持，共同完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发展。

兼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独立性

人民币国际化将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一是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国际市场决定，并且国际化程度越高，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越复杂，保持稳定的难度越大；二是人民币需求函数的各种经济变量不仅源于国内，还源于国际，央行调控货币供给的复杂性和难度大为增加。三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错综复杂，人民币溢出效应使国内的货币政策在作用于国内经济变量时部分失效，从而达不到预定政策目标；而人民币回馈效应又使得他国的货币政策会波及到国内，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这些影响和变化决定了要保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可避免地会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人民币国际化渐进性、可控性的重要保障，绝不能完全放弃。因此，在国际化初期有必要保持适度的外汇管制，控制人民币出境的规模，加强资本流动监管，提高综合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的能力，保持货币政策有效性和独立性的平衡。

扩大金融开放与完善国内金融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要求扩大金融开放与完善国内金融体系高度的统一。如果金融开放度超过国内金融体系的承载能力，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力度过大，则易遭受外部游资的冲击，影响国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安全，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很好的例证。相反，如果对金融体系保护过度，国内金融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缺乏必要的动力，则很可能出现人民币国际化效果与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与规模不相匹配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在货物贸易领域日元国际化程度低于80年代，就是因为日本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和开放程度远远不能适应本币国际化的要求，导致日元国际化受阻。因此，在不断扩大和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必须竭力保证市场开放程度与国内金融体系的承载能力相匹配，以此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利实施。

市场演进与政府推动交互作用

从历史经验看，货币的国际化是市场演进与政策推动相结合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目前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是市场自发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市场主体投给中国发展前景最真实的“信任票”。但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而言， 仅有这种自发的市场演进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相应的政策推动和制度安排。即以市场演进为基础，辅以政府推动，共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健康发展。应当积极主动地建立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目前倡导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便是这一行动的具体体现。为了扩大区域合作，还可以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加强双边经济合作，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影响。这种制度安排一旦建立，就会产生“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效应，对巩固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具有现实作用。

综上所述，国际化是人民币的必然选择，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发展和不断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根据我国的国情及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粗略地来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遵循以下一些基本思路。

第一，努力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

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一种无法自由兑换的货币，其国际接受范围将十分有限，也将成为一种具有高度风险的货币。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我国应在进一步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基础上，选择在适当的时机加快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为人民币最终走向国际化做好必要的准备

第二，双边协议为手段

以边境贸易和投资为突破口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日元、马克国际化进程的研究和对国际贸易报价方式的研究发现：一国货币在世界上的地位，与该国出口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所占的份额有直接关系，强有力的出口和国际投资地位，可以直接推动该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广泛使用。因此，要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这是带动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的最重要力量。从近中期看，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化应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主要阶段性目标，这就需要中国货币当局和周边经济体缔结人民币境外流通的双边协议。鉴于人民币在这些经济体的流通和储藏已经是既成事实，因此双边协议的难点可能并不在于让周边经济体接受人民币及相应资产的输出，而是中国货币当局如何容忍和开放这些境外人民币向境内的回流渠道，以及人民币境外持有和流动可能产生的巨大风险。对于周边国家经济体对人民币的需求，货币当局宜采取默认态度，这可以保证自己在货币政策决策与实施方面的主动地位，换句话说，可使自己避免在再一次可能来临的全球性金融经济济波动中陷入货币政策决策和实施的被动局面。但默认不等于置之不理，必须处理好国内潜在问题，防范人民币国际化的逆转风险。在国际经济对人民币具有强烈需求时，默认等同于鼓励。

第三，启动“金融强国”战略

金融资产质量是一国货币国际竞争力的函数，而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高效率金融市场则因为能够迅速转换金融资产而给货币持有者提供一个规避货币持有风险的通道。二者综合起来可增强货币持有者对所持有货币的信心和乐观预期。金融强国战略具体包括：①消除国内金融业中存在的隐患，诸如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形成机制隐患和证券市场机能错位问题。②加快国内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形成调节人民币需求与供给的“流动资产池（liquidity asset pool）(钟伟，2002)”，以维持人民币币值和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③加快金融市场和国际化金融中心的建设,高度开放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将使一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核心和枢纽，它不仅是一个国家货币进行国际兑换和调节的重要载体和渠道，同时也是一国货币转换成国际清偿力的重要机制。④要加快全球化银行体系建设步伐, 具有发达的、遍布世界各国的银行机构不仅是保证人民币在海外存放、流通和转换的经营主体，而且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境外投资具有十分积极作用。⑤适时推出QDII（境内合格投资者制度，即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QDII有利于推动内地券商走向国际市场，有利于引导国内居民通过正常渠道参与境外证券投资，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形象，有利于引导国内证券市场逐步缩小泡沫。

第四，保持人民币的长期稳定

积极参与和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

尽管维持人民币的稳定，无论是升值压力下还是贬值压力下维持其稳定，都需要成本，但货币稳定的长期收益大于成本(R．A．Mundel，2002)。一方面，人民币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花费了巨大成本树立起来的信誉，不应该在周边国家经济复兴过程中遭受削弱；另一方面，要让周边国家经济体认识到，尽管中国目前在亚洲经济运行中的角色只是平衡力量，但在国际经济关系上，中国与东南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如果放弃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必然给自己带来不利。对中国来讲，一方面可以从人民币“强势”中获得货币发行收益作为人民币稳定的成本补偿，另一方面，亚洲经济的稳定反过来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因为东南亚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合作伙伴。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首先应该把精力集中在与我国经济联系紧密的东南亚国家。中国应继续承担起亚洲经济复兴的责任，由此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威望,积极参与和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

第五,应把整合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经济置于当前首要任务

由于共同的族群和历史文化背景，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事实上，外推到东南亚各国，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圈”。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外汇储备都排在世界的前茅。尤其是大陆和香港的经济已逐渐整合在一起。根据“引力模型”（the gravity model）,地理位置接壤、双边贸易比重的增加等要素将使共同货币成为可能。随着祖国实现完全统一，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成为强大的经济统一体，在条件成熟时，四种货币完全可以融合为单一货币：中国元。

各国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目前出现的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以实际经济、贸易为基础自然发展的过程，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增长的一种反映。笔者认为，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战略选择上，应根据中国的国情并借鉴各国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来设计最佳方案，以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积极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条件

中国经济必须持续稳定增长并在亚洲地区保持领先地位，继续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同时，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高层政府间的交流，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从而消除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担心和疑虑。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改进金融服务，加强对人民币跨境流通的统计监测，设立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验区。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力量。

进一步放宽人民币出入境限制

建议在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的边境毗邻地区，逐步取消人民币出入境的政策性限制，使其在有法可依的条件下，推进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区域性国际储备资产。 笔者认为，在一些边境地区地下钱庄

设立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验区

建议选择对人民币认同感较高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如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实行人民币特殊管理政策，两地居民、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资金可通过银行途径兑换为可自由兑换货币或毗邻国家货币。与此同时，对人民币兑换、跨境流动、汇率变动情况进行统计监测，以便及时、准确掌握周边国家和地区接受和使用人民币的状况。通过试验区的运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

国家对人民币境外流通采取鼓励和保护政策

一是在对外经济往来中主动使用人民币。在条件成熟时，中国企业、事业等单位，在对外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中可主动使用人民币。在发展初期可以考虑对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外商，在价格等方面酌情给予优惠。二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将那些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积极作用、对消极影响可控的资本项目挑选出来，先行试点，逐步扩大，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要进一步解决境外人民币回流的问题

如果人民币没有畅通渠道回流到我国，周边国家或地区难以将人民币作为区域储备货币。除了继续允许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以外，还可以进一步允许我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在一般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另外，可以考虑允许周边国家用人民币购买我国政府债券或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这意味著我国不仅把人民币的使用从边境贸易推广到一般贸易和政府债券的交易，而且还可以改进境外居民只能用外汇才能对我国进行投资的政策。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和部分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人民币终究要走向可兑换，还将走向国际化，这必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量，世界经济发展也将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重要机遇，人民币必将实现国际化。

对于中国而言，若以8年时间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应关注如下问题：

其一，要避免在中国发生金融危机、货币危机或较大的金融动荡。如果国际上发生类似的危机，中国应力争尽可能减少损失。

其二，要强化中国的内需增长能力。

其三，必须完成发达的金融市场的构建，力争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立足于强大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体系之上。人民币纸币体系要国际化，没有人民币运行的发达的虚拟经济市场（整体性包括股票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外汇市场）是万万不可的。

其四，应注重通过国际协议，推进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这个途径包括：大型的货币互换协议；以人民币认购国际债券；以人民币在国际上发行债券对冲外汇储备风险；建立人民币债券、人民币现货、人民币期货的全球结算系统和完善人民币的其他市场。大体上运转重点可因循先港澳台和周边国家，再主要贸易国，最后进入全球市场之程序。

其五，8年之内应避免与美元、欧元、日元有较大的汇率之争，并有效防止人民币过大幅度的升值、贬值。

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悖论”，也可以说是特里芬难题，它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在1960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书中的描述是这样的：“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