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是拼读音节的过程，就是按照普通话音节的构成规律，把声母、介母、韵母急速连续拼合并加上声调而成为一个音节。

20世纪初期中文主要的音译系统是由19世纪中叶时英国人威妥玛创建的威妥玛式拼音法，该系统是一应用于拼写中文普通话的罗马拼音系统。中国民族知识分子采用拉丁字母设计汉语的注音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新文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36年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时，发现徐特立正在苏区进行汉语拉丁化拼音方案的试验，并称这套方案基本能满足汉语拼音化的改革。此事被记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这套拼音方案也成为1949年建国后大陆文字改革的基石之一。

根据毛泽东关于制定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从1952年3月开始了以制定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为主的研究工作。

1954年10月，周恩来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并指示：拼音方案可以采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标出四声。

在试制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前后，1950年到1955年，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共633人寄来了655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从中选择了264种，编印成《各地人士寄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汇编》两册，作为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参考资料。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汉字笔画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速记式、图案式、数字形式。

1956年9月26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发言。发言指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罗马字母，这是确定了的。因为拉丁字母是现代大多数的民族语言中所公用的字母，并且是为中国知识界所已经熟悉的一种字母。……拼音方案，在目前主要的用途，是为了给汉字注音和用作教学普通话的工具。

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全国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后，两年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地方协商委员会组织了广泛的讨论，并且由国务院组织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加以审核修订，最后又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加以审议，现在由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准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讨论和批准，并且决定登报公布，让全国人民事先知道。应用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来帮助识字和统一读音，对于改进学校语文教学，推广普通话，扫除文盲，都将起推进作用。对于少数民族制定文字和学习汉语方面，也有重大意义。因此，这个方案草案在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之后，可以在师范、中小学校，成人补习学校，扫盲教育和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并在实践过程中继续求得完善化。具体办法，将由教育部、文化部及其他有关单位会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分别拟定，报告国务院批准施行。

——《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

1958年1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恩来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报告规定了中国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并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1958年1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始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2月3日，吴玉章在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经过讨论后，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议案，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主任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决定：一、批准汉语拼音方案。二、原则同意吴玉章主任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认为应该继续简化汉字，积极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应该首先在师范、中、小学校进行教学，积累教学经验，同时在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并且在实践过程中继续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联合颁发了《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草案）》。

1977年9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通过了《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关于推荐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地名作为中国地理名称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的决议》。大会认识到：《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法定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中国已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拼写法”；注意到：《汉语拼音方案》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是健全的，也极宜作为中国地理名称罗马字母拼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汉语拼音版）》、《汉语拼音中国地名手册（英汉对照）》以及其他资料已经在中国出版；《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考虑到：经过一个适当的过渡时期后，在国际上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理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依据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推荐：采用汉语拼音作为国际上用罗马字母拼写中国地理名称的（惟一）系统。

1978年9月26日，国务院批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等单位的《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从1979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文件、书刊中的人名、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一律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是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消除我国人名地名在罗马字母拼写法方面长期存在混乱现象的重要措施。”中国大陆此后即直接以汉语拼音“统一”大陆地方译名，在未开展广泛咨询公众的情况下，不论发音是否与普通话相似程度，一律汉语拼音化，只有拉萨、内蒙古、乌鲁木齐、哈尔滨等少数地方获保留传统发音译名，像广州、汕头、厦门等原来使用粤音和潮汕发音、闽南发音的拼写统统取缔。同日，国务院批转文字改革委员会、外交部、测绘总局、地名委员会《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人名地名作为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实施说明》第三条规定：“在各外语中地名的专名部分原则上音译，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通名部分（如省、市、自治区、江、河、湖、海等）采取意译。但在专名是单音节时，其通名应视作专名的一部分，先音译，后重复意译。例如珠江，须翻译成“Zhujiang River”。但若按此规定，石室圣心大教堂也不能使用1888年开始使用的英文名称“Sacred Heart Cathedral”，而应该叫“Shi Shi”，这引起了很大争议。

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从1979年6月15日起，联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从这一天起，秘书处起草、翻译或发出的各种文件都用汉语拼音书写中国名称。”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地名委员会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音规则（草案）》。

1981年1月，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局发表公告称，“目前国际上虽然在拼写中国地名（包括台湾的地名）时，大多数使用了汉语拼音方案，但他们在对台电信联系等方面，还是沿用旧拼法。根据中央最近确定的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和鉴于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台湾地名存在的实际问题，我们的意见是：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坚持我国在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的提案，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地名；同时，又要承认现实，方便使用，有利于对台工作。今后我国向外提供罗马字母地名以及出版汉语拼音版地图时，台湾地名可以在汉语拼音方案拼法的后面括注惯用旧拼法，作为过渡。在我对台邮电联系时，台湾地名也可单独使用惯用旧拼法，作为一种变通的过渡办法。”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出ISO 7098号文件（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采用《汉语拼音方案》进行中文罗马字母拼写，1991年修订。

1984年12月25日，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局联合发布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拼写规则（汉语部分）》。

1986年1月23日国务院发布《地名管理条例》，“第八条：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以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统一规范。拼写细则，由中国地名委员会制定。”

“前音（声母）轻短后音（韵母）重，两音相连猛一碰。”拼音时要牢记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配合规律：

声母n及零声母与开口呼、齐齿呼、撮口呼都有拼合关系。

声母f、g、k、h、zh、ch、r、z、c、s只同开口呼、合口呼相拼。

声母j、x、q只同齐齿呼、撮口呼相拼。

声母b、p、m、d、t不同撮口呼相拼。

开口呼、合口呼韵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声母都有拼合关系。

撮口呼韵母只同j、q、x、n、l及零声母有拼合关系。

拼音时还要注意读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音值。要读声母本音，不要念呼读音（教学中，在声母后面配上不同的元音，而发出的音叫呼读音）；要把韵母作为一个整体来读，不要把韵头、韵腹、韵尾分解开再临时拼合；要看清调号，读准调值。

声韵两拼法——把韵母当作一个整体，拿来跟声母相拼。如：h-ào→（浩）。

声母两拼法——先找准声母发音部位，摆好发音的架势，然后一口气念出韵母，拼成音节。如：拼读bā（巴），先闭上双唇，憋住一口气，摆好发b音的姿势，然后一口念出a，成为音节。

三拼连读法——是把带介音的音节分析成声、介、韵三个部件，拼音时连读成一个音节。如：q-i-áng→qiáng（强）

声介合母和韵母连接法--是把声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来，构成一个拼音部件，再同随后的韵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

有a不放过，（即韵母（也可说元音）中凡是有a的，标在a上。如ao，标在a上）

没有a找o、e，（没有a，但有o或e的，标在o或e上。如ou标在o上，ei标在e上）

i、u都有标尾巴，（i和u并列时，标在后面。比如iu，标在u上，gui，标在i上）

单个韵母不必说。（单个的韵母，当然就标它上面了）

有a标a，

没a标o、e，

i、u并列标在后。

在24个韵母中有3个是介母：i、u、ü

注意：“ü”，如果和“n、l”在一起时仍用“nü、lü”，如果和“j、q、x、y”在一起时仍用“ju、qu、xu、yu”。

注意：“yu”是整体认读音节。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唐代守温和尚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音的三十六字母，说明当时中国的语音分析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汉字来表示这些声母和韵母，因此，这样的字母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

1500年前我国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曾经使用“小经”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比唐代守温用汉字来表示声母和韵母又进了一步。共有36个字，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带有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小经“同时也为东乡、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

《西字奇迹》这本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作“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

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末年朝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难者”，而切音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这样一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

《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王照（1859-1933）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启发开始拟定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国，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他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汉文俗话并行，互相补助，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狱，得到释放后全力推行他的官话字母，“十年之中，坚忍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钦佩。

劳乃宣（1842-1921），音韵学家，他积极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访言的方案，统称“合声简字”。推广这种“合声简字”的成绩十分显著，“不识字之妇女村氓，一旦能阅读书报，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视，其欣快几乎无可名状”。

虽然不想用它来代替汉字，但是他们希望切音字能够成为一种拼音文字，与汉字分工，并行使用。然而，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切音字运动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

①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部首作为拼音符号。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

②速记系：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1896年到1897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速记系。

③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年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拉丁系。

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会议开了三个多月。在这次会议上，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这套注音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比双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几乎减少了一半。

会议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不能与汉字并行使用。黎锦熙明确指出，注音字母的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

注音字母通过之后，搁置了五年，才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从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国使用了近40年的时间。这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层官员中有人觉得“注音字母”的名称不好，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强调这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

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高度评价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说：“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四十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用”。

于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言论，而且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分不清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在学术上是错误的，因而受到了陈独秀的批评。陈独秀指出，语言和文字“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绝不能混淆，所以，是“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语言乎”还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书之”的意见。

这个意见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钱玄同也接受陈独秀的意见，一同倡导国语罗马字，开始了国语罗马字运动。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汉字改革专号》，采用罗马字的呼声达到高潮，国语罗马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的论文，否定汉字，说“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为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所以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惟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该革命！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满足于注音字母，认为“汉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应该采用罗马字母。

黎锦熙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提出“词儿连书”的问题，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赵元任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提出了“国语罗马字的草稿”，使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示音节的声调，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号，并提出了系统的词儿连写规则。

1923年8月，教育部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员和一些语言学者自动组织“数人会”，提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与注音字母两相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在国语罗马字运动中，出版了一些读物，如《国语留声片读本》等。

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式对照。但是，国语罗马字始终没有走出知识阶层的圈子，没有在社会上普遍推行，它的影响远不如注音字母。

国语罗马字一直在台湾使用，1984年台湾发表国语罗马字修订草案，征求意见之后，于1986年1月28日正式公布，名称为《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改用于《汉语拼音方案》相同的符号标调法来表示声调。

国语罗马字运动

稍后我国还开展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其目的是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今后在条件成熟时，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以解决中国大多数人的识字问题。当时的苏联政府把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中扫除文盲也列为苏联本国的工作任务，于是，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于1929年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引起很大反响。1931年5月，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中国拉丁化字母的方案进行了审定，并批准了这个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苏联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13条）；2、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包括：字母、拼写规则、写法规则）。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国语罗马字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标调方式上与国语罗马字不同，国语罗马字对于所有的音节都要标声调，而拉丁化新文字规定：原则上不标声调，只是在极有必要或极易混同的情况下才标声调。例如，“买”和“卖”容易混同，“买”写为mai，“卖”写为mai。于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正式开始，这个运动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拉丁化新文字的创制者和国语罗马字的创制者之间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前者叫作“北拉派”，后者叫作“国罗派”。后来他们都发现，两派在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枝节问题上有分歧。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过后，首先在华工中推行，出版书籍47种，刊印10多万册，许多华工学会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读书写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出版介绍拉丁化新文字的书籍。接着，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后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团体，甚至在海外华人中也成立了这样的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据统计，从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总共有300多个。

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还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热情赞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说：“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这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一份革命宣言。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亲自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初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毛泽东对于当时新文字运动给以极大的赞赏。毛泽东对于新文字运动是积极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i 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朱德也题了字：“大家把实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国去”。

在抗日战争的最紧急年代里，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形成一个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文化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没有被战争的炮火摧毁，反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结果。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效果很好。据吴玉章说，“延安县市冬学中，不到三个月，就扫除了1500余文盲，他们学会新文字，能写信、读书、看报，收到了很大的成绩”。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为止，历时近30年。它对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对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①只用国际通用的26个字母，不增加新字母

②尽量不用附加符号（只用了两个附加符号）；

③尽量不用变读

④采用y、w和隔音符号“'”来隔音；

⑤采用四个双字母zh、ch、sh、ng

⑥采用四个声调符号来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

⑦采用拉丁字母通用的字母表顺序，并确定了汉语拼音字母的名称。

①用于给汉字注音：从1958年秋季开始，全国小学的语文课本采用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接着，中学教科书、字典、词典以及通俗读物、扫盲课本也采用汉语拼音注音。《人民日报》等用汉语拼音字母给难字注音。1958年10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种商标图样和商品包装上加注汉语拼音字母。邮电局名、铁路站名、气象站名、城市街道名也都使用汉语拼音标注。1982年6月19日国家标准局发布了国家标准《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写法》，规定国内出版的中文书刊在封面、或首页、或封底、或版权页上加注汉语拼音书名、刊名。

②用于教学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陆续出版了利用汉语拼音编写的普通话教材、读物、字表、字典、词典，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进行全面训练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③用于字典、词典的注音、排序，书刊的索引。75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采用汉语拼音排序，正文的每一个条目都注上了汉语拼音。

④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中国已经有壮族、苗族、侗族、哈尼族、僳僳族、佤族、黎族、纳西族、土族等少数民族采用汉语拼音字母相一致的字母形式。

⑤用于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汉字的领域：《汉语拼音方案》为盲文的点字和聋哑人的手语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汉语拼音还可用于手旗通讯、灯光通信中，用同汉语拼音字母对应的手旗讯号或灯光符号来传递信息。在电子计算机输入汉字方面，拼音输入法是一种最为普及的输入方法。

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有时要大写，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

1．汉语人名：姓的第一个字母和名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如Zhang Hui（张辉）中的Z和H要大写。姓和职务、称呼等组成词语时，姓的开头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其余字母小写。如Wang lao shi（王老师）中的W要大写。“老”、“小”、“大”、“阿”等称号的开头第一字母也要大写。如Xiao Liu（小刘）中的X、L要大写。Lao Qian（老钱）中的L、Q要大写。A San（阿三）中的A和S要大写。

2．汉语地名、专有名词（如书名、机关、团体等）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如Bei jing（北京）中的B要大写，Shang hai（上海）中的S要大写，Ning bo（宁波）中的N要大写。如果专有名词是词组，要按词连写，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如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的第一个字母Z，人民的第一个字母R，共和国的第一个字母G都要大写。

3．每个整句开头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如果是诗歌，每行开头第一个字母也要大写。

4．商标和商店的名字，一般每个字母都大写。

由汉语拼音而来的汉语词汇纷纷进入英语词汇系统。例如：“Tuhao土豪”有望携手“Dama大妈”以单词形式收录进《牛津英语词典》，这则消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牛津英语词典》中有二百余个包含中文渊源的词汇。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许多汉语借词已经在英语词汇系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产生这一现象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英语开放度高，包容性强，借词庞杂；第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必然推动各种语言间的词语借用；第三，汉语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对英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归根到底，汉语词汇的大量“出口”，其深层原因是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和关注度的提高。

中山大学周海中教授认为，以汉语为来源的英语词语是汉英两种语言接触的必然产物，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华民族与英语民族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来自汉语的英语词语及表达方式必然会越来越多。